犹太会堂的停车场挤满了车，找不到空位的车沿着大街排了半哩路。今天是赎罪日，犹太教一年当中最神圣的节日。据说上帝会在这一天决定，来年的生死簿（Book of Life）上谁可以存活。
庄严一如往常，但这一天永远是大法师大放异采的时刻，似乎他最精采的讲道总是保留到这天早晨。会众离开时，无不热烈讨论著大法师阐释的生命、死亡、爱与宽恕。
但今天不成。他已经八十九岁，不再讲道。他不上讲坛，只安安静静与其他做礼拜的人坐在一起。我在另外一区，坐在我父母身旁，正如同我这辈子每一次这种场合那样。
只有这一天，我看起来很像是仪式的一员。
下午的仪式进行中，我走上前去找大法师。我走过几位老同学面前，他们的面孔有点眼熟，只是头发稀疏了，或增加了过去没有的眼镜或双下巴。他们微笑，低声说哈啰，在我认出他们之前就记起我。我很想知道，他们心里是否认为我自以为走得更远而自命不凡。如果他们这样想也情有可原；我想我的表现确实会让人这样以为。
大法师坐在与走道隔了好几个座位的地方，正跟着一段有节奏的祈祷打拍子。他照例穿一件乳白色的袍子。他很不愿意在公共场合使用的助行器，靠着附近的墙摆放。莎拉坐在他身边，她看见了我之后，拍拍她丈夫。他一边拍手一边回过头来。
啊。他道：大老远从底特律赶来的人。
他的家人搀扶他站起来。
来，我们聊聊。
他慢慢挤出来，找到助行器。坐在走道两旁的人纷纷靠拢，做出预备动作，以防他需要帮助。在他们脸上可以看到既尊敬又关怀的神情。
他抓住把手，往外走。
每走几步，就要打一次招呼。二十分钟后，我们终于在他一度使用过的大办公室对面的小办公室里坐定。我不曾有机会在一年中最神圣的节日当天，私下与大法师见面。感觉很特别，我在他办公室里，而其他人都在外面。
你的妻子来了吗？他问。
她跟我家人在一起，我说。
很好。
他对我妻子一向很亲切。他也从来不因她的信仰对我不满。真是很体贴。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
哎，今天他们逼我吃东西。
谁？
医生。
那你就吃嘛。
不行啊。他一手握拳。今天我们要断食。这是我的传统。我要做我一直在做的事。
他放下拳头，那只手不自主抖个不停。
你瞧？他小声道：这就是人类的困境。我们咒骂这件事。
你是说老化？
人会变老，这事实我们可以接受。但成为一个老人却很困难。
大法师最令人难忘的一场讲道，对我而言，是他在他亲戚里年纪最大的一位姑妈过世后所发表的。那时他的父母都已去世，祖父母入土也很多年了。他站在他姑妈的坟墓旁边，起了一个非常简单却令人害怕的念头：
（接下来就轮到我了。）
当你按照长幼有序的方式来到了死亡队伍的前头，当你不能再躲在还没轮到我的遁词背后，你该怎么办？
看着大法师萎顿地坐在他的办公桌，此情此景惹我感伤，不禁想到他在他家族的名单上当排头已经很久了。
你为什么不讲道了？我问。
有件事我无法承受。他叹口气说：万一我讲错一个字，万一我在关键时刻表现失常
你不需要因此觉得不好意思。
不是我，他纠正我：是其他人。他们看到我语无伦次就会想到我快死了。我不愿意以这种方式惊吓他们。
我早该知道，他是在为我们着想。
小时候，我真的相信有一本生死簿，在天上的图书馆里，它满布灰尘。每逢一年一度的赎罪日，上帝就会拿起羽毛笔，翻开那本书打勾、打勾、打叉、打勾这个会活，那个会死。我总担心自己祈祷不够努力，必须把眼睛闭得更紧，才能发挥意志力，好让上帝的笔从这一头勾到另一头。
一般人对死亡最害怕的是什么？我问大法师。
害怕？他思索了一会儿。这么说吧，最重要的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要到哪里去？它会跟我们想像的一样吗？
这是个大问题。
是啊，而且还有别的问题。
还有什么？
他凑过来。
被人遗忘。他小声说道。
距我家不远有座墓园，那儿的墓碑有的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我从来没看过任何人到那儿献花。大多数人只进去逛一圈，看看碑上刻的文字，说：哇。看它有多老。
我在大法师办公室里想起那座墓园，因为听大法师引述了一首美丽而令人心碎的诗。作者是英国诗人哈代（Thomas Hardy），诗中讲述一个老人在墓碑间徘徊，与埋在泥土里的死者对话；新近入土的灵魂，为那些已从记忆中消失的老灵魂哀叹：
∮
他们早被世人遗忘，
等于不曾存在，
不仅失去断断续续的呼吸，
而是二度死亡。
二度死亡。养老院里那些无人探望的人，冻死街头的流浪汉。谁会为他们的死哀悼？谁会记得他们在这世界上活过？
有一次，我们去俄罗斯旅行。大法师回忆道：发现一座传统派的老会堂。里面有个老人，独自站着，念诵悼亡祷告词。我们出于礼貌，问他为谁祷告。他抬起头，答道：我在为自己祷告。
二度死亡。试想，死去以后没有人会记得你。我不知道是否就为这个原因，我们美国人才那么努力想留下痕迹。一定要出名。现在名气变得多么重要。我们唱歌，为了成名；张扬自己最见不得人的秘密，为了成名；减肥、吃虫子、甚至杀人，都为了成名。我们的年轻人把内心最私密的想法张贴在公开的网站上，把摄影机搬到卧室里。这就像在尖叫：注意我！记得我！但狼藉的名声不会持久。名字很快变得模糊，经过一段时间就被遗忘了。
那么，我问大法师，怎么避免二度死亡呢？
短期而言，他说：答案很简单。家人。藉由我的家人，我希望能存活好几代。只要他们记得我，我就仍然活着。他们为我祷告，我就仍然活着。我们一起创造了那些记忆，那些欢笑与眼泪。
但，那样还是有局限。
怎么说？
以下这句话，他用唱的。
如果我表现良好，下一代，说不定两代人会记得我。但早晚有一天他们会说：那个叫什么名字的？
我先是反驳，但随即闭上嘴。我发现我不知道我曾祖父的名字。我没见过他长什么模样。即使在关系密切的家庭里，亲情的网过了几代就会松散？
正因为如此，大法师道：信心才那么重要。那是一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抓住、爬上山再爬下来的绳子。我这个人，或许隔了若干年就没有人记得，但我的信仰和我的教诲我那些关于上帝和传故的话语却可以继续。它来自于我的父母，以及更早之前的他们的父母。如果它能传给我的孙子，再传给他们的孙子，那么我们就都，你知道
连成一气？
对啦。
我们该回去参加仪式了，我说。
是啊。好的。来帮个忙。
我意识到这儿只有我在，而他没有人帮忙就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这与他在讲坛上声若洪钟，谈笑风生，而我坐在人群中对他的表现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岁月，距离有多远呢？我试着不去想这件事。我走到他身后，笨手笨脚，数着一二三，然后托着他手肘，把他抬起来。
哎唷唷，他喘口气：老啰，老啰，老啰。
我打赌你还是可以讲出棒得不得了的道。
他抓住助行器的把手，顿了一下。
你这么认为？他问，声音很轻。
当然，我说，毫无疑问。
◇◇◇
大法师家的地下室里，有他、莎拉和其他家人的老影片胶卷。
这是他们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逗弄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夏隆。
这是几年后，跟他们的双胞胎女儿欧拉与丽娜在一起。
这是一九六〇年，他们推着婴儿车，车上坐着最小的女儿季拉。
影片的画质很粗糙，但大法师脸上快乐的表情把孩子拥在怀中，亲吻他们清晰可辨。他好像天生注定是个好父亲。他从来不打孩子，很少大声说话。他把回忆拆成一个一个充满爱的小片段：午后从圣堂漫步回家，晚上陪女儿一起做功课；漫长的安息日晚餐时家人一起聊天；夏日，把棒球从头上往后抛给他儿子。
有次他开车载夏隆和几个年轻人离开费城，准备过桥。驶近收费站的时候，他问这群男孩，有没有带护照。
护照？他们问。
你们没带护照还想进入纽泽西州？他喊道：赶快啊！躲到毯子底下！不要呼吸！不要发出一点声音！
后来他拿这件事嘲笑他们。但就在汽车后座，就在邵张毯子底下，一个新的家族故事已经成形，足够为父亲与儿子带来几十年的欢笑。传统就是这么建立的，一段记忆一段记忆建立起来。
他的儿女都已长大。他儿子是一位颇有声望的拉比，大女儿在图书馆做馆长，最小的女儿是一位老师。他们都已生儿育女。
我们拍了这张照片，全家福。大法师说：每次我觉得死亡的幽灵笼罩，就看一看这张照片，全家人对着摄影机微笑。然后我就对自己说：奥尔，干得不错。
你的不朽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