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师带我走进他小小的家用办公室。这使得祭文像是个太严肃又太尴尬的话题，仿佛医生才刚见到病人，病人就得把衣服脱光。跟人交谈可不能一开始就说：那，等你死了，我该说你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试着聊些闲话。谈天气。谈社区的旧貌。我们在办公室里走动，到处参观。书架上塞满书和文件档案，书桌上堆满信件和笔记。到处是敞开的纸箱，都是些他正在重温的、或整理的、或随便做点什么的东西。
感觉就像我已经遗忘了大部分的人生。他说。
看完这一切，可能要再花掉一生。
哦。他笑起来：说得好，说得好！
把大法师逗笑，这感觉很奇怪；我有点得意，又觉得对他失敬。近看他已经不是我小时候认识的那个彪形大汉。以前我混在座椅上的人群里望向讲坛上的他，他总是显得那么魁梧。
眼前，他站在平地上，好像小了很多，而且很脆弱。衰老使得他身高萎缩了几吋。宽阔的脸颊凹陷下去，虽然他的笑容仍然显出自信，眼睛仍然会眯成睿智而若有所思的凝视，但他用唯恐跌倒的人惯用的那种步伐行走，生死大限已经追上了他。我真想问他：还有多久？
不过，我只问起他的档案。
哦，档案里头有很多故事，是讲道时可用的点子。他说：我剪报，也剪杂志。他咧嘴一笑：我收集洋基队的报导。
我看到一个标示了老年的档案夹。还有一个极大的档案夹，标示着上帝。
你有上帝的档案？我问。
是啊。麻烦你，请把那个档案拿下来，放在近一点的地方。
我踮起脚尖，伸手去拿，小心不把其他档案弄乱。我把它放在书架较低处。
靠近你，我的上帝。他唱道。
我们终于坐定。我翻开笔记本。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养成的习惯，深深影响我的访谈方式。他点了头，眨一下眼，仿佛明白这会儿已进入更正式的阶段。他坐在一张有转轮的矮背椅上，方便他滑行到书桌或柜子前面。我坐的是厚重的绿色皮革扶手椅。椅子太软了，我几次像小孩一样陷进椅子里。
你坐得舒服吗？他问。
舒服。我撒了谎。
要吃点什么吗？
不用，谢谢。
饮料呢？
这样就很好。
那就好。
搞定了。
我没有在笔记本上写下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该问什么才恰当？人生的总结，应该怎么开始？我再瞟一眼那个上帝的档案夹不知什么缘故，它很吸引我（夹子里有什么东西？），然后，我脱口提出一个对于穿法袍的人而言根本想都不必想就能回答的问题。
你相信上帝吗？
是的，我相信。
我把答案写在本子上。
你可曾跟上帝交谈过？
固定这么做。
你都说些什么呢？
最近吗？他叹口气，然后半唱半说答道：最近我都说：上帝，我知道我快要见到你了，到时我们可以好好儿聊天。但，目前呢，上帝啊，如果你要带我走，拜托快点动手。如果你要把我留在这儿，他张开双手，望向天花板那就多给我一点力气，完成我该做的事。
他放下手，耸一耸肩膀。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谈到自己的死。我忽然发现，这与我答应的任何一场演讲邀约都不一样；我向这位老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累积起来，就成为我没有勇气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等你死了，我该说你是个怎样的人？
啊，他叹口气，又抬起头来。
怎么？上帝回答了吗？
他露出微笑。
我还在等他开口。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