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有创意的天才投身于病态的困境可能是种坏习惯，
这么做虽然能够获得极佳的洞察力，
但对无法把心灵伤害化为有意义的艺术或思想的人，
却不是永久生活之计。
罗斯札克，《追寻奇迹》
（Theodore Roszak：In Search of the Miraculous）
◇
在美国，我们一向相信舍弃一切、回归自然，就能得到自由：
带着你的创伤到旷野疗伤、转变心情、休养等等。
就像海明威的作品中所描述的，
如果你的伤不太严重，这样做的确就能生效。
然而，这里不是密西根，也不是福克纳描述的密西西比森林。
这里是阿拉斯加。
贺格兰，《沿黑河上行》
（Edward Hoagland：Up the Black to Chalkyits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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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死在阿拉斯加，其扑朔迷离的死因经新闻媒体报导后，许多人认定这孩子必定是有什么事烦心。 《户外》杂志上关于克里斯的那篇文章引来不少回响，其中有许多信件对克里斯大加挞伐，还有我。因为身为那篇文章作者的我，竟然公然赞美人们视为愚蠢无谓的死亡。
这些持反对意见的邮件大多是阿拉斯基人寄来的。住在史坦必德小径前端小村落希利的一位居民写道：在我看来，亚历克斯是个疯子。作者描述的是一个人放弃一小笔财富、抛开亲爱的家人，放弃自己的车子、手表和地图，把最后一点钱烧光，然后步入希利以西的旷野之中。
我个人看不出克里斯的生活型态或旷野主义有什么积极正面的意义，另一名读者来信指责：刻意以简陋的装备进入旷野，经历濒死的体验，并不会让你成为比较好的人，只会让你成为好狗运的幸存者。
一名读者质疑：为什么打算在荒野中住几个月的人，竟会忘记童子军的第一信条：准备妥善？为什么会有子女造成他的父母和家庭这样永久而深沉的痛苦？
克拉库尔如果觉得亚历山大，超级游民不是疯子，那么他自己就是疯子。来自阿拉斯加北极镇的来信这么主张：克里斯太过分了，因此在阿拉斯加碰了壁。
最尖刻的批评来自一封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的信，寄自北极圈北部喀布克河畔的小村落安布勒。来信者是一名白人作家和教师，来自华府，名叫尼克．詹斯（Nick Jans）。他说明写信时已经凌晨一点，又喝了几杯老酒，因此写起来洋洋洒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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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五年来，我在旷野见过几个像克里斯这样的人。故事都一样：充满理想、精力充沛的一个年轻人高估了自己，低估了旷野，最后惹上麻烦。克里斯一点也不特别；很多这样的人在本州游荡，故事都成陈腔滥调了。唯一不同的是克里斯的结局是死亡，而他的蠢行却由媒体大加报导杰克伦敦在<生火>故事里并没有错；克里斯终究只不过是杰克伦敦书中主人翁在二十世纪的拙劣模仿者而已。他冻死是因为他不顾劝告，过于自傲
让他致死的无知，其实只要地质学会的四分仪和一本童子军手册，就可以避免。虽然我同情他的父母，但却并不怜悯他。这样任性的无知也就是不尊重大地，和艾克森石油的维德兹油轮（Exxon Valdez，在阿拉斯加近海漏油，是美国最严重的油轮漏油事件）一样的傲慢另一个准备不足、过度自负的人因缺乏应有的谦逊，在大自然里莽莽撞撞、焦虑不安。这两个例子只有程度上的不同。
克里斯做作禁欲主义和假借文学名义的姿态，加重而非减少了所犯的错误克里斯的明信片、笔记和日记读来就像中上程度、却装模作样的高中学生写的或者，是不是我忽略了什么？
阿拉斯加知识份子对这个故事的看法是，克里斯只是另一个不切实际、准备不周、缺乏经验的青年，他来到旷野，希望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却只找到蚊群和孤寂的死亡。过去这些年来，也有数十名边缘人步入阿拉斯加旷野，却再也不见踪影。有些人则深深植入阿拉斯加人共同的记忆里。
例如，有一名反文化的理想主义者，他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穿过塔纳纳村，宣称终其余生要和大自然互通声息。隆冬时分，一名田野生物学家在近托弗地的空屋内，发现了他所有的家当两支来福枪、露营装备、一本写满关于真和美和深奥生态理论等等毫无条理的胡言乱语，屋内满是雪堆，但这名年轻人却杳无踪迹。
几年后，有一名越战老兵在却克宜兹克东部的黑河建了一座小木屋，以便远离人群。到了二月，他因粮食吃光而饿死，而他显然没有企图自救，因为在下游三哩处就有一座小木屋，里面贮满了肉类。记者贺格兰写到他的死亡时指出，阿拉斯加可不是寻求隐居经验或爱好宁静风格的好地方。
【嬉皮湾市长】
还有一九八一年我在威廉王子湾岸碰到的任性天才。当时我在阿拉斯加柯多瓦外的林中露营，打算在拖网渔船上找个水手的工作，但却徒劳无功。我在那里等待机会，一直到渔猎部宣布第一个商业捕鲑季开始。一天雨天下午，我在城里和一名邋遢而浮躁、四十岁左右的人不期而遇。他留着杂乱的胡子，发长及肩，用一条肮脏的尼龙头带扎起。他快步走向我，因为肩上扛着六呎长的木头而拱着背。
我向他打招呼，他含糊地回答，然后我们停下来在毛毛雨中聊了一下。我并没有问他为什么扛一根浸湿的木头进入林间，这儿已经有很多木头了。我们诚恳地互相问候，接着就分道扬镳。
由那场简短的对话，我推断他就是本地人称为嬉皮湾市长的知名怪人嬉皮湾（Hippie Cove）是城北海岸沿线弯曲的部分，吸引了许多长发的旅人，市长在附近住了多年。嬉皮湾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像我一样，夏天才来柯多瓦，希望能找到高薪的捕鱼工作，如果不成，至少可以在鲑鱼罐工厂找到工作。但市长却与我们不同。
他的真名是吉恩．罗塞里尼（Gene Rosellini），是富裕的西雅图餐饮业者维克多．罗塞里尼（Victor Rosellini）最年长的继子，也是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五年颇受爱戴的华盛顿州长亚伯特．罗塞里尼（Albert Rosellini）的堂兄弟。吉恩年轻时是运动健将，也是聪颖的学生，他爱读书，练瑜伽，也是武术专家。在高中和大学时代，他的平均成绩是完美的满分，也曾先后在华盛顿大学和西雅图大学埋头苦读人类学、史学、哲学和语言学，累积了数百个学分，却没有取得学位，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他认为追求知识本身就是有价值的目标，不需要外在的认可。
不久，吉恩离开学术环境，离开西雅图，沿北方海岸经过英属哥伦比亚和阿拉斯加，在一九七七年抵达柯多瓦。在城边的森林间，他决定终其一生专注于伟大的人类学实验。
抵达柯多瓦十年后，他告诉《安克拉治日报》的记者黛博拉．麦可金妮（Debra Mckinney）说：我想知道，人类有没有可能不靠现代科技而生存。他怀疑，人类是否能够回到长毛象和剑齿虎出没的时代，像老祖宗那样的生活，抑或我们已脱离我们的根源太远，因而没有火药、钢铁和其他文明产物，就无法生存。吉恩以他一向注重细节的顽固天性，摒弃了生活中所有的工具，只留下自己用双手以自然材质制作的原始工具。
他相信人类已经变为退化的生物，麦可金妮解释说：他的目标就是要回归自然的状态。他永远以不同的时代来做实验罗马时代、铁器时代、铜器时代。到最后，他的生活形态有新石器时代的成分。
他以植物根部、浆果、海藻维生，用矛和陷阱猎捕野兽野禽，衣衫褴褛，忍受严冬，对于这种艰苦的生活，似乎乐在其中。他位于嬉皮湾上的房子是没有窗的茅舍，是他亲手盖的，不用锯子、也不用斧头。麦可金妮说：他可以花几天时间用尖石头磨穿木头。
仿佛自订的规律生活还不够严苛似的，吉恩在不为食物忙碌的时候，还强迫自己运动。他整天做柔软体操、举重、跑步，背上经常背着一袋石头。一年夏天，他平均每天步行十八哩。
吉恩的实验延续了十年以上，但最后他觉得促使自己这么做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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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认为，人是可能回到石器时代的，成年之后这三十年来，我一直针对这个目标安排调整自己。最后这十年，我可以说自己真切体验石器时代人类的身体、心理和情感情境。但最后还是得面对现实。我现在知道人类不可能离开大地而活。
吉恩似乎很平静地接受他的假设失败。四十九岁的他，很高兴地宣布要重新订定目标，然后他打算背着行囊，踏遍全世界：我希望每天能走十八至二十七哩，每星期七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但这个旅程并没有开始，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人们发现吉恩面朝下倒在他的小木屋里，刀子穿过心脏，验尸官说致命的伤是他自己造成的。他并没有留下遗书，也没有留下任何一点暗示，说明为什么他会在那时以那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永远没有人会知道。
【特立独行的约翰】
安克拉治日报以头版报导吉恩的死和他古怪的生活方式。相对的，约翰．莫伦．瓦特曼（John Mallon Waterman）的劳苦生活所吸引的注意就少得多。约翰生于一九五二年，在克里斯成长的华府郊区附近长大。他父亲老瓦特曼是音乐家和自由作家，小有名气，曾为数位现任总统、前总统和其他知名的华府政坛人士撰写演说词；此外，他也是登山专家，在三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教他们登山。约翰是次子，十三岁时首次攀岩。
约翰有这方面的天才，一有机会就往峭壁跑，不能去攀爬时，则着魔似地训练自己。他每天做四百个伏地挺身，疾走两哩半的路去上学；下午他步行回家，到了家门口，又掉头走回学校，再折返回家。
一九六九年，十六岁的约翰攀上麦金莱山（他称之为狄纳利（Denali），像其他阿拉斯加人一样，他喜欢这座山的亚萨巴斯卡语（Athapaskan）名字。），成为登上这座美洲最高地形第三年轻的人。接下来的几年，他在阿拉斯加、加拿大和欧洲，有更教人瞩目的成就。直到一九七三年前往费尔班克斯，在阿拉斯加大学就读时，约翰已经拥有北美洲最有前途山友的声誉。
约翰身材矮小，仅有五呎三吋高，拥有体操选手般小精灵似的脸孔，和结实、精力充沛的体魄。在朋友的印象里，他是不善交际的男孩，有粗俗的幽默感和古怪、几乎可以说躁郁的个性。
山友兼同学的詹姆斯．布莱迪（James Brady）说：我第一次碰到约翰时，他穿着黑斗篷，戴着艾尔顿，强式、镜片中央有颗星星的眼镜，在校园昂首阔步。他带着一把廉价吉他，用宽胶带黏着，为任何愿意听他演奏的人，弹唱那走了调、述说他的冒险历程的歌曲。费尔班克斯经常吸引很多古怪的人，但就算以费尔班克斯的标准来看，他还是很古怪。他格格不入，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和他来往。
要了解约翰不稳定的原因倒不难。他的父母在他少年期时离了婚；他母亲一直有严重的心理疾病；约翰的哥哥比尔和他最亲密，但比尔在少年时期因跳火车失去了一条腿。一九七三年，比尔写了一封谜般的信，模糊地提到要长期旅行，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怎么了。等到约翰学会爬山，他的八名密友和山友先后意外丧生或自杀身亡。如果说这样接二连三的不幸，对约翰年轻的心灵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并不为过。
一九七八年三月，约翰开始惊人的远征，单独攀登杭特山东南支脉，这是从没有人攀登过的路线，过去曾经有三队登山菁英尝试，却都不幸失败。记者葛林．蓝达尔（Glenn Randall）在《登山》杂志描写这次的壮举，据他报导，约翰描述他攀登时的伴侣是风、雪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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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泡蛋白般轻盈的雪檐凌空突出一哩远；垂直的冰墙，就像一桶半融化、又重新结冻的冰块那般易碎。它们使山脊两侧又窄又陡，想通过此地的最好办法是叉开双腿而行。有时候痛苦和寂寞打败了他，使他崩溃哭泣。
经过八十一天筋疲力尽的危险攀登后，约翰攀上了位于狄纳利南方的阿拉斯加山脉中，高达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三呎的杭特山山顶。他另外又费了九星期的时间下山，只比上山略轻松一点；约翰总共在山上独自过了一百四十五天，最后回到文明世界时，他身无分文，于是他向送他离开山区的飞行员克里夫．赫德森（Cliff Hudson）借了二十美元。然后回到费尔班克斯，他在那儿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洗盘子。
不过在费尔班克斯山友的小圈子里，约翰却被视为英雄。他公开做了一次攀登杭特山的幻灯片展，布莱迪描述这次的展示说：令人难忘。真是令人惊奇的演说，完全无拘无束。他滔滔不绝地诉说所有的想法和情感、对失败的害怕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让人觉得好像当时你和他一起在山上似的。在壮举之后的几个月，约翰发现，成功不但没有消除他心中的恶灵，反而更刺激了它们。
约翰开始思绪不宁。布莱迪回忆道：约翰经常自我批判，自我分析，严重到无法克制的地步。他时常带着写字板和一叠笔记纸做详细的笔记，记录他每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我记得有一次在费尔班克斯闹区遇到他，当我走近时，他就拿出笔记本，记下他见到我的时间，并且记录其实并没有什么的谈话内容。我们见面的记录就有三、四页，前面还有他当天草草记下的其他事物。他一定有一堆又一堆那样的笔记，但我相信除了对约翰之外，它们一点意义都没有。
不久，约翰参与学校理事会的竞选活动。主张学生应有无限制的性行为，以及迷幻药应予合法化。不出众人所料，他没有被选上。接着他立刻又参加另一场政治选举，代表喂饱饥饿党（Feed-the-Starving Party）参选美国总统，主张这个星球不应有人死于饥饿。
为了宣扬政见，他计画在冬天带最少的食物，单独攀登狄纳利峰的南面山脊，也就是最险峻的部分。他想要强调一般美国人饮食的浪费和不道德。为了训练，他把自己浸在装满冰块的浴缸里。
约翰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飞到卡希特纳冰河，开始登山，但只进行十四天就取消了。据说，他告诉送他前往旷野的驾驶员：带我回家，我不想死。两个月后，他又开始第二次的尝试。然而，在许多人前往阿拉斯加山登山探险活动的起点狄纳利南方的托基纳村中，他住的小屋起火烧成瓦砾，他的设备和他视为毕生心血、大量累积的笔记、诗和私人日记皆化为灰烬。
约翰被这样的损失击垮了。火灾隔日，他自行前往安克拉治精神病院，但又在两个星期后离开，他认为有某种阴谋想将他永远赶走。一九八一年冬季，他展开另一次狄纳利远征单独之旅。
仿佛单独在冬季攀登高峰还不够困难似的，这一次他决定在这场生死之赌里提高赌注，由海平面开始攀登，也就是必须先从库克湾走一百六十哩辛苦而迂回的路，才能到达山脚下。他在二月间开始由海滨向北行，但他的热忱在距山峰三十哩的露丝冰河下游就烟消云散，于是又撤回到托基纳。不过，三月间他再度下定决心，再次从事孤独的旅行。离城之前，他告诉他视为朋友的飞行员赫德森说：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那是阿拉斯加极冷的三月，到了月底，穆格斯．史敦普（Mugs Stump）在露丝冰河上游碰到了约翰。史敦普是世界知名的登山家，一九九二年去世于狄纳利；当时他刚刚在附近走完了摩西齿峰的困难新路。和约翰邂逅不久之后，史敦普到西雅图来看我。他说：约翰似乎有点心不在焉，他行为古怪，总谈些疯癫的事。他应该是在进行冬日攀登狄纳利的壮举，但身上却没带任何装备，只穿着一件廉价的连身式摩托雪车服，甚至连睡袋都没有带。他所有的食物只是一包面粉、一点糖，和一大罐的食用油。
蓝达尔在《断裂点》（Breaking Point）一书中道道：
几周来，约翰都在薛尔顿山屋附近徘回，这是位于山区中央、露丝冰河旁的一间小木屋，他的朋友凯特．布尔（Kate Bull）当时正在攀登附近的区域。布尔说约翰很疲惫，也比平时粗心，他用向赫德森借来的无线电呼叫赫德森，让他送更多补给品来，然后把借来的无线电还给赫德森。无线电是他唯一可用来求救的工具，但他说：我不再需要这个了。
四月一日约翰出现在露丝冰河的西北支流，那是他最后的踪迹。他的足迹朝着狄纳利东壁，直穿过巨大裂缝形成的迷宫而去，可见他一点也不打算克服眼前的危险。此后再也没有人看过他；大家猜测他可能踏穿薄弱的雪桥，坠入深不见底的裂缝中而身亡。国家公园管理处在他失踪后的那星期中，从空中搜索了他预定要走的路线，但毫无所获。山友后来在薛尔顿山屋内发现约翰的装备箱上有张纸片，上面写着：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三日下午一点四十二分，我最后一吻。
【极度乐观的卡尔】
或许人们无可避免地会拿克里斯和约翰互相比较；不过也有人拿克里斯和卡尔．麦可昆（Carl McCunn）的例子相较。卡尔是一名和气但散漫的德州人，一九七〇年石油荣景时，他发现阿拉斯加纵贯输油管建设计画里，有个待遇不错的工作机会，于是迁到费尔班克斯来。一九八一年三月初，当约翰最后一次攀登阿拉斯加山脉时，卡尔雇了一名飞行员，专机飞到靠近柯林河的遥远湖泊上，大约在布鲁克斯山脉南缘的育康堡东北方七十五哩处。
三十五岁的卡尔是业余摄影家，他告诉朋友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拍摄野生动物的照片。他带着五百卷底片飞入旷野，还带了点二二、点三〇︱点三〇口径的来福枪、猎枪和一千四百磅的补给品。他打算在旷野待到八月，但不知为什么他却忘了安排飞行员在夏日将尽时将他送回文明世界，结果赔上自己的生命。
这种教人惊骇的疏忽在卡尔的旧识马克．史托普（Mark Stoppel）眼中，倒不足为奇。史托普是一名费尔班克斯青年。在卡尔出发前往布鲁克斯山脉前不久，两人在油管工程中共事了九个月。
卡尔是个友善、人缘很好、很淳朴的人，史托普回忆道：他似乎很聪明，但却有爱作梦、不切实际的一面。他喜欢耍派头，喜欢喝酒、聊天、跳舞。他非常负责，但偶尔他却会一时兴起，凭冲动、虚张的勇气和派头做事。卡尔到旷野去，竟忘记安排人接他回来，倒不足为奇；光怪陆离的事我见得多了。我有几个朋友，不是淹死、惨遭谋杀，就是在奇怪的意外中丧生。在阿拉斯加，你会习惯各种奇怪的事情。
八月下旬，白昼逐渐变短，布鲁克斯山已经入秋，气候变寒，想到没有人会来载他离开山区时，卡尔开始担心。他在日记中承认：做离开此地的安排时，我想我该更有远见。他日记中的重要部分，在他死后由克拉斯．凯普斯（Kris Capps）代为发表在《费尔班克斯矿工报》上。他在日记上接着写道：我不久就可以知道结果。
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卡尔可以感受到冬日加速地降临。他的粮食补给愈来愈少，使他深深悔恨自己竟把所有的猎枪子弹丢入湖里，只留下一点。他写道：我不断地想着两个月前我丢掉的猎枪子弹，原本有五盒，当时我看着这些子弹，觉得自己带这么多来实在太傻了。 （简直自己好像是个战争贩子。）真聪明！谁知道我居然会需要它们，以保障自己不会饿死呢？
后来，在一个凛冽的九月上午，救星似乎近在眼前。当时卡尔正用剩下的子弹追捕鸭子，突然飞机的引擎声划破了寂静，很快地，飞机就在他头上盘旋。飞行员见到下面的营帐，降低高度飞了两圈靠近观察。卡尔激动地挥舞萤光橙色的睡袋袋子。那架飞机配备的是轮子而非浮筒，因此无法降落，但卡尔却确定飞行员已经看见他，并会招来一架水上飞机救他。他信心满满地在日记上写着：在他绕行一圈之后，我就不再挥手，忙着打包行李，准备拔营。
但当天并没有飞机来，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也没有。最后，卡尔查看打猎执照的背面，在这张小纸上印着紧急时和飞机沟通的手势，才了解为什么没有人来救他。我记得我举起右手，高耸肩膀，在飞机第二次经过时，摇晃着我的拳头。卡尔写道：但这是欢呼的手势，就像你的球队达阵得分。不幸的是，他太晚才知道，举起一只手臂的意思是一切顺利，不需要援助，而要表示SOS，迅速援助的话，他应举起两只手臂。
那可能是他们飞走之后又回来再巡视了一遍的原因，但那一次我却没有发出任何信号（其实我可能甚至在飞机经过时背对着飞机），他们可能因此把我当成怪人而把我抛诸脑后。
到九月底，雪已经堆积在冻原上，湖面也已经结冰。卡尔带来的补给品已经吃光，因此他尝试采集玫瑰花荚，设陷阱捕捉野兔，甚至一度食用漫步到湖边病死的北美驯鹿尸体。然而到了十月，他体内的脂肪已经消耗殆尽，在酷寒的长夜中很难保持温暖。城里一定有人会认为发生了什么问题，以致我居然到现在还没有回去。他写道。但依然没有飞机出现。
史托普说：想像有人神奇地出现拯救他，这的确是卡尔的作风。他是运输工会会员；他驾驶卡车，有很多时间得坐在车里等待工作继续或作白日梦，难怪他会想去攀爬布鲁克斯山。对他而言，这是非常认真的旅程，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他不停地思索、计画或算着这件事，在休息时和我讨论该带些什么装备。但除了细心的计画之外，他也有一些不成熟的幻想。
史托普继续说：例如，卡尔不想自己一个人到旷野里去。他原来最大的梦想，是离开文明世界，和美女到旷野中同住。他对几个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女孩有兴趣，也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想要说服苏、芭芭拉或任何一个女人陪他前往旷野但这实在是天方夜谭。我的意思是，在我们工作的七号抽油站油管营地中，男女比率大约是四十比一，根本不可能有女孩愿意和他一起去。但卡尔是个爱作白日梦的花花公子，一直到飞向布鲁克斯山之前，他还不停地希望有个女孩会改变心意，决定和他一起走。
同样地，史托普解释说：卡尔也会幻想有人会发现他有了麻烦，并为他搬救兵。即使在饿死边缘，他可能还幻想着有人会在在最后一分钟，带着整整一飞机的食物来救他。但他的幻想实在太离谱，没有人能够帮得上忙。卡尔愈来愈饥饿，等他最后终于明白没有人会来救他时，已经太虚弱，以致于没有办法进行任何求救行动了。
卡尔的食物供应缩减到几乎什么都没有，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非常担心，坦白说，我有点害怕。温度降到华氏零下五度（约摄氏零下二十度左右），他的手指和脚趾都长出了冻疮。
十一月，吃下了最后的存粮，他觉得虚弱、晕眩；寒冷蹂躏着他瘦削的身躯。他的日记写着：双手、鼻子与双脚的情况愈来愈糟，鼻端肿胀、起泡、结痂这的确是缓慢而又痛苦的死法。他曾经想到离开安全的营地，徒步走向育康堡，但又觉得自己不够强壮，可能在抵达之前就会因为筋疲力竭和严寒而倒下。
卡尔去的是阿拉斯加遥远的不毛之地。史托普说：在那里，冬天比地狱还要冷。有些人处在他的情况下，也许会想办法走出去或过冬，但要这么做必须非常有策略。例如也许你得收集自己的粪便；你得变成老虎、杀手、动物之类。但卡尔太退缩，人也只是个花花公子。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害怕。卡尔在十一月底，日记接近尾声的地方这么写着。他的日记现在已经累积了一百页蓝条纹的活页纸。上帝，请原谅我的弱点和我的罪恶。请照看我的家人。随后，他斜倚在营帐上，把点三〇︱点三〇口径的枪指在自己额头上，扣下扳机。两个月后，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阿拉斯加州警找到了他的营帐，在帐棚内发现他瘦弱的尸体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
吉恩、约翰、卡尔和克里斯有其相似之处。就像吉恩和约翰一样，克里斯是个寻觅者，对大自然无情的一面有不实际的幻想。就像约翰和卡尔一样，他毫无常识，但和约翰不同的是，他并无心理上的疾病；而他和卡尔不同之处，则在于遭遇困难时，他并未幻想有人会自动出现拯救他。
克里斯并不怎么符合在旷野中死亡的典型。虽然他在旷野间举止轻率粗野，而且粗心到有勇无谋的地步，但他并非无法胜任否则他不可能在那儿待了一百一十三天。而他既不是疯子，不是反社会者，也不是社会遗弃的人。克里斯是另一种人虽然究竟是什么很难说，也许可以说他是个朝圣的旅客。
如果研究以前其他有相同奇特经验的人，或许能让我们对克里斯的悲剧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如要这么做，我们必须把焦点离开阿拉斯加，移到南犹他州光秃岩石的峡谷。一九三四年，在那里，一位特别的二十岁男孩步入沙漠，永远没有再出现。他的名字是艾佛芮特．瑞斯（Everett Ru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