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高8413公尺，1996年0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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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说圣母峰有几座山脊是我见过最陡的，有几处悬崖是我见过最骇人的，所谓雪坡易爬的说法纯属神话
吾爱，总体来说这是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我说不出自己是多么着迷，眼前所见是何种风光，以及，这一切又是美到什么程度！
马洛利<致妻函>
George Leigh Mallory，in a letter to his wife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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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坳的上方已是死亡地带，生存几乎是在跟时钟赛跑。五月十日从四号营出发时，每位客户携带两支三公斤的氧气筒，到南峰再从雪巴人储藏的隐密地点拿另一筒。照每分钟两公升的保守流量，每一筒可用五到六小时。到了四点或五点，每个人的氧气都会用完。我们在南坳上方还可以活动，视每个人适应高度的程度和生理构造而定，但身体状况既差，也没办法撑很久。我们会更容易罹患高山肺气肿、高山脑水肿、失温、判断力减弱、冻疮等。死亡的风险将急速升高。
霍尔爬过四次圣母峰，比别人更了解急上急下的必要。他看出某些客户的基本登山技巧十分堪忧，打算靠固定绳保护我们和费雪的队伍加速通过最危险的地带。今年还没有远征队登顶，表示这个地带有许多地方还未架绳，他非常担忧。
瑞典独攀者克罗普五月三日曾爬到离峰顶垂直高度只有一〇七公尺的地方，但他根本没费心架绳。蒙特内哥罗队爬得更高，他们架了一点固定绳，但由于经验不足，把绳子浪费不太需要架绳的缓坡，因此到了南坳以上四百二十多公尺的地方，绳子就用光了。我们攻顶的那天早上，东南棱的嶙峋陡坡不见别的绳子，只有往年远征队留下的几条零星旧绳从冰层里时隐时露。
霍尔和费雪事先预料到这种可能，离开基地营之前曾开过两队的向导会议，说好每队派两个雪巴（包括登山雪巴头多吉和江布）在大队人马出发前九十分钟离开四号营，如此一来，雪巴就有时间先在最无遮蔽的高海拔路段架好绳子。贝德曼回顾道，霍尔讲得很清楚，这件事非常重要。他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大家塞成一团浪费时间。
但不知道为何，五月九日夜里并没有雪巴人比我们先离开南坳。狂风直到七点半才停，也许是风势逼得他们无法照原先的计画出发。远征之后，江布坚称霍尔和费雪接到错误的讯息，以为蒙特内哥罗人已经一路把绳子架到南峰高处，所以在最后一分钟撤消了雪巴人比客户先动身架绳的计画。
若说江布所言实属，贝德曼、葛伦和波克里夫这三位劫后余生的向导却都没听说计画有变。如果架固定绳的计画已特意撤消，那么江布和多吉离开四号营为各自的队伍开路时，就没有理由带着九十公尺长的绳索了。
无论如何，标高八三五二公尺以上的地方没有事先架好绳索。凌晨五点三十分，我和多吉率先抵达露台崖顶，比霍尔队上其他的人早了一个多钟头。那时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先去架好绳子，但霍尔明白禁止我先行，而江布还在下面很远的地方拖着珊蒂，没有人能陪多吉上去。
多吉生性安静阴郁，我们一起坐看太阳升起时，他显得特别郁闷。我试着引他说话，结果徒劳无功。我猜他心情不好也许跟前两星期牙齿化脓剧痛有关，或者他正在深思四天前看到的不祥幻影：在基地营的最后一天傍晚，他和几个雪巴人痛饮稻米和小米酿的浓甜酒，庆祝即将来临的攻顶。第二天早晨他严重宿醉，非常焦躁不安。爬到昆布冰瀑之前，他跟一个朋友说他夜里见到幽灵。多吉是虔诚的信徒，绝不会轻忽这种异兆。
不过他也可能只是气江布太过招摇。一九九五年霍尔远征圣母峰，同时雇用江布和多吉，两人合作不太愉快。
那年登顶日霍尔的队伍迟至下午一点半才抵达南峰，发现峰顶山脊的最后一段路全覆上松软的白雪。霍尔派一个名叫柯特的纽西兰向导跟江布先去看看往上爬的可行性有多高，没派多吉去，而多吉是那次登山的雪巴头，他把这件事当成奇耻大辱。没多久，江布已爬到希拉瑞之阶底部，霍尔决定中止攻顶，示意柯特和江布掉头。江布不理会霍尔的命令，解开他跟柯特之间的绳索，一个人继续爬到峰顶。霍尔气江布不服从，多吉也跟雇主一样不满。
今年两人虽不同队，攻顶日多吉又奉命跟江布合作，而江布行事仍然疯疯癫癫。多吉已超越职责苦干六个礼拜，现在他已经厌倦了做份外工作，绷着脸陪我坐在雪地上等江布，绳子放着没人绑。
结果我穿越露台再走九十分钟，便在标高八五三四公尺处遇到第一个瓶颈，在这里，杂牌军刚好碰上一系列需要绳索才能安全通过的巨大岩阶。客户惴惴不安地挤在岩石底部将近一个钟头，贝德曼才接下任务，代替缺席的江布吃力地把绳索放下来。
霍尔的客户康子太过焦躁，经验又不足，差一点酿成惨祸。她受雇于东京的联邦快递，是能干的女性上班族，完全不符合一般人心目中温驯、顺服的日本中年女性形象。她曾笑着告诉我，家里煮饭洗衣的工作都由丈夫包办。她远征圣母峰一事，日本举国皆知。先前远征时她动作缓慢迟疑，但今天有攻顶做目标，她活力空前。在四号营跟她共用帐篷的塔斯克说：从我们抵达南坳开始，康子便完全把焦点放在峰顶，简直像着了魔。离开南坳后她始终非常拼命，直往队伍前方挤。
此刻贝德曼正颤巍巍紧贴着客户上方三十公尺的岩石，康子过度急切，没等他将他那一端的绳子固定好，就将她的鸠玛尔式上升器挂在摆荡的绳索上。她正要用上升器往上攀时（这样会把贝德曼拖下来），葛伦在千钧一发之际及时插手，轻声责备她太没耐心。
每上来一位登山者，绳子上的塞车情况就加重一分，于是队伍愈拉愈长。到了早晨稍晚些，三位陪霍尔殿后的客户赫奇森、塔斯克和卡西斯契克颇为进度落后而担忧。他们前方是台湾队，动作特别迟缓。赫奇森说：他们的爬法很特别，贴得很近，几乎像切片的土司面包，一个贴一个，别人几乎不可能超过去。我们花了不少时间等他们沿着绳索往上挪。
攻顶前在基地营，霍尔曾考虑两个可能的折返时间：下午一点或两点。但他一直没宣布我们该遵守哪一个。有鉴于他多次提到我们该订最后时限，且无论如何都要严格遵守，因此他不宣布指定的时间实在很奇怪。我们只模模糊糊地知道霍尔会等攻顶日评估过天气和其他因素才做最后决定，到时候也会亲自负责在恰当时刻敦促每个人折回。
五月十日上午十点左右，霍尔仍未宣布我们的折回时间。赫奇森生性保守，就设定了在一点折回。十一点左右，霍尔告诉赫奇森和塔斯克还要走三个钟头才能到达峰顶，接着他全速赶路，想超越台湾队。赫奇森说：我们在一点钟折回前登顶的机会似乎愈来愈渺茫。接着他们讨论片刻。卡西斯克一开始不愿意认输，但塔斯克和赫奇森善于游说。十一点半，他们三人背对峰顶往下走，霍尔派雪巴人卡密和克希里陪他们下山。
选择下山对这三位客户而言万分艰难，对几小时前已折回的费许贝克来说也是如此。登山总是容易吸引那些不屈不挠的男男女女。到了远征的后期，我们常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难和危险，如果是稳重的人，早就打道回府了。要走到这一步，必须有异常执拗的性格。
不幸的是，这种天生就会把个人痛苦丢在脑后、不断往峰顶推进的人，往往也会漠视眼前重大危险的征兆，这就构成了所有圣母峰登山者最终要面对的两难：为了成功，你必须有强大动力；但动力太强，却很可能送命。再者，到了七九二五公尺以上的海拔，恰当的热和鲁莽的登顶热只有一线之隔。因此圣母峰的斜坡布满尸体。
塔斯克、赫奇森、卡西斯克和费许贝克各花了七万美元，忍受了好几个礼拜的煎熬才获得这次攻顶的机会。大家都是野心勃勃的人，不习惯失败，更不习惯中途弃权。但面对困难的决定，他们是那天少数做对了抉择的人。
过了三人折回的岩阶再往上走，便没有固定绳了。从这个地方开始，路线沿着一座优美的风积雪刃岭往上陡斜，一直通到南峰我在十一点抵达该处，碰到第二道瓶颈，比前道更严重。再往上一些便是希拉瑞之阶的垂直切口，似乎在掷石可及的范围内，再过去便是峰顶了。我又是敬畏又是疲乏，简直说不出话来，只照了几张相，然后跟哈里斯、贝德曼和波克里夫坐下来等雪巴人沿着峰顶山脊架固定绳，那儿的雪檐极为壮观。
我发觉波克里夫跟江布一样，没用补充氧气。虽然俄国佬两度没戴氧气罩登顶、江布三次，但我很惊讶费雪竟容许这两人当攻顶向导时不吸补充氧气，这样似乎不符合客户的最佳权益。我也很意外波克里夫没戴背包。依照惯例，向导都会带一个背包，里面放些绳子、急救品、冰隙救难装备、多余的衣物和紧急时刻救助客户的必需品。我之前在高山上看到的向导无不遵守此一惯例。
原来他离开四号营的时候确实带了背包和氧气筒，后来他告诉我，虽然他没打算用氧气，但他要带一筒备用，以防他能源低落。不过他抵达露台之后，就抛掉了背包，把氧气筒、面罩和调节器交给贝德曼代拿。由于波克里夫不吸补充氧气，显然决定要把身上的负担减到最小，尽可能在稀薄得可怕的空气中获得最大优势。
一阵时速三十七公里的强风扫过山脊，将一缕雪花远远吹过东壁，但头顶的天空却灿烂得刺眼。我穿着厚重羽绒衣，在标高八七四八公尺处懒洋洋晒太阳，瞭望世界屋脊，人却因缺氧而变得恍惚，完全失去时间感。我们都没留意到多吉和霍尔队上的另一位雪巴人诺布正坐在我们旁边共饮一壶茶，似乎不急着再往上走。十一点四十分左右，贝德曼终于问道：嘿，多吉，你究竟去不去架绳？多吉很快就明确回答不去，也许是因为现场没有费雪队的雪巴人一起分摊这项工作。
贝德曼看到人潮挤在南峰顶，警觉了起来，朝哈里斯和波克里夫喊，强力建议由他们三个向导亲自去架绳。我听见了，连忙自告奋勇要帮忙。贝德曼从背包里拉出一卷长四十五公尺的绳圈，我从多吉手上抓起另一圈绳子，就跟波克里夫和哈里斯在中午上路，沿着峰项山脊架绳，但那时候已经又虚耗了一个钟头。
即使吸了筒装氧气，圣母峰顶也不会变成海平面。过了南峰，调节器每分钟送出将近两公升的氧气，我每沉重踏出一步，就得停下来吸三四大口空气，接着我再踏一步，再停下来深呼吸四次这已是我步伐的极限了。因为我们用的氧气系统送出压缩氧气和四周空气的稀薄混合体，因此在八八三九公尺处吸氧的感觉就像在七九二五公尺高没戴氧气罩呼吸。筒装氧气还有难以量化的好处。
我一面沿着峰顶山脊往上爬，一面将氧气吸入不顺畅的肺部，感受到一种陌生又不确定的安详感。橡皮面罩外的世界生动得惊人，却好像不太真实，就像慢动作电影在我的护目镜前放映似的。我觉得恍惚、解脱，跟外在的刺激完全隔绝。我必须一再提醒自己，两侧都是两千一百多公尺的悬空，一切都有危险，只要踏错一步就得赔上性命。
从南峰顶往上走半个钟头，我来到希拉瑞之阶底部，这是全世界登山活动数一数二的著名关卡，十二公尺几近垂直的岩石和冰面令人望而生畏。但我跟所有认真登山的人一样，恨不得抓住绳子危险的那一端，担任先峰爬上希拉瑞之阶。不过波克里夫、贝德曼和哈里斯显然也都有类似的心境，我若以为他们肯让客户染指如此令人垂涎的任务，未免是缺氧之下痴人说梦。
波克里夫是资深向导，加上我们之中唯有他上过圣母峰，最后由他获此殊荣。贝德曼负责放绳，他当先锋，表现精湛。但攀登过程缓慢，当他辛辛苦苦往希拉瑞之阶顶端攀爬时，我紧张兮兮盯着手表看，暗想我的氧气会不会用光。第一筒于早上七点在露台用完，共用了七小时左右。我以此为基准，在南峰计算过第二筒会在下午两点左右用光，我傻乎乎以为一定有充分的时间抵达峰顶再回南峰拿我的第三筒氧气。但现在已经一点多，我开始惊疑不定。
到了希拉瑞之阶的崖顶，我把内心的忧虑告诉贝德曼，问他介不介意我先赶到峰顶，不停下来帮他顺着山脊绑最后一卷绳子。他和气地说：去吧，绳子的事我来打理。
我慢慢踩着最后几步路走向峰顶，总觉得像是置身水底，生命以四分之一的慢速挪移。接着我发现自己已登上一道窄窄的冰楔，上面点缀着一支废弃的氧气筒和一根破烂的铝制探勘棒，再没有更高的地方可爬了。一串风马旗在风中劈啪作响。远远的下方，顺着我从未见过的高山另一侧望下去，干燥的西藏高原一望无际，暗褐色的大地一直绵延到天边。
抵达圣母峰顶应该欢喜雀跃，得意洋洋，我毕竟历尽一切艰险达到了从小便心向往之的目标。但上到峰顶其实也只是走完一半的路。不管我多么志得意满，一想到眼前危险的漫漫下山路，忧惧排山倒海而来，什么激动都被冲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