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高7315公尺，1996年0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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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往下看。下山太倒胃口了我们已投注太多劳力、太多无眠的夜晚、太多梦想才走到这一步。我们不可能下周末回来再试一回。就算我们办得到，现在下山，日后也会留下一个大疑问：若不折回又会如何？
荷恩宾《圣母峰：西棱》
Thomas F. Hornbein，Everest：The west 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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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号营一夜无眠，五月九日星期四早上起来倦怠无力，穿衣、融化冰水、出帐篷都很迟钝。等我打理好背包、系上冰爪，霍尔队上其他的成员大抵已攀上绳索往四号营进发。说来意外，卡西斯克和费许贝克也在其中。两人前一天晚上抵达营地时一副被击倒的样子，我还以为他们会决定认输。我对于队友的百折不挠、坚决前进深感佩服，就借用一句纽澳军团用语大声说好样的，伙伴们！ （Good on ya，mates！）
我冲过去加入队友的行列，往下一瞧，看见其他远征队的一长列人马也顺着绳索往上爬，大约五十人左右，第一批正在我脚下。我不想陷入爆满的人潮中（上方有落石断断续续沿山壁坠落，如此一来，暴露在落石阵中的时间会加长，而且还有其他危险），就加快步伐，决心往队首前进。不过，这里只有一条绳索蜿蜒通上洛子山壁，要超越速度比较慢的登山者可不简单。
我一离开固定绳超越别人，哈里斯遭遇落石的那一幕便浮上脑海万一有抛射物在我解开扣环后打到我，即使是一小粒东西都足以将我撞下陡坡底部。在攀岩时超车不仅紧张，也十分累人。我像一辆马力不足的东欧车想在陡坡上超越一大排车辆，只得长时间将加速器踩到底，才能绕到前面去，结果搞得自己气喘吁吁，还得担心会不会在氧气罩内吐出来。
我生平第一次戴氧气罩爬山，过了好一会才习惯。虽然在七三一五公尺这种海拔使用氧气筒有确实的好处，但很难立刻察觉。当我超越三名登山者，用力喘气的时候，氧气罩其实是给我透不过气来的错觉，于是我把氧气罩拿掉，结果发现呼吸变得更困难。
等我爬上名叫黄带（Yellow Band）的黄褐色脆弱石灰岩峭壁时，我已赶到队伍前端，可以用比较舒适的步伐前进了。我用稳定的速度慢慢走，往上以之字形横过洛子山壁的顶部，然后攀爬一处名叫日内瓦坡尖（Geneva Spur）的船头状黑色碎裂页岩。最后我掌握了窍门，知道怎么用氧气装备呼吸，也领先了最近的同伴一个钟头以上。在圣母峰上难得有机会独处，而这一天，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在这么壮阔的背景下享受片刻孤独。
标高七八九四公尺，我停在坡尖的坡脊上喝点水，观赏风景。稀薄的空气微微发亮，带点水晶的特质，远山也近得仿佛伸手可及。圣母峰塔顶被正午的阳光照得灿亮灿亮，隔着时断时续的云彩薄纱浮现在眼前。我眯眼透过照相机的长镜头看东南棱上方，发现四个蚂蚁般的人影正轻轻往南峰移动，动作几乎难以辨识，我大吃一惊。我猜想他们一定是蒙特内哥罗远征队的队员，他们若成功，就是今年第一支登顶的队伍，而那也表示我们所听到积雪深不可测的传闻纯属无稽。他们若登顶成功，我们或许也有成功的机会。不过现在峰顶的山脊正飘起大雪，蒙特内哥罗队也顶着疾风挣扎往上，这恐非吉兆。
我在下午一点抵达攻顶的出发地南坳。南坳是海拔七九二五公尺的荒凉高原，布满子弹打不穿的冰层和风蚀巨岩，位在圣母峰和洛子峰参差的山壁之间的一处宽阔山坳，状呈矩形，约有四个足球场长，两个足球场宽，东缘顺着圣母峰东壁直直陡落两千一百多公尺进入西藏，另一侧则向西冰斗陡落一千两百多公尺。四号营的帐篷就在这道裂缝的边缘不远处，位于南坳的西端，盘踞着一块不毛之地，被上千具废弃的氧气筒1团围围住，如果地球上还有比这更荒凉更不适人居的聚落，我希望永远不要看到。
注1：污染南坳的空氧气筒自一九五〇年代以来不断堆积，但多亏费雪的萨迦玛塔环境远征队在一九九四年发起了废物清除计画，如今山上的空氧气筒已经少了许多。此事要大大归功于该远征队一位名叫毕夏普的队员（他是一九六三年登过圣母峰顶的《国家地理杂志》已故名摄影师巴瑞．毕夏普的儿子），他想出一个很成功的激励法，由耐吉公司出钱，雪巴人每从南坳带一个空氧气筒下山，就可以领一笔奖金。在圣母峰的商业队中，霍尔的冒险顾问公司、费雪的山痴公司、柏里森的国际阿尔卑斯登山社都热心支持毕夏普的计画，结果一九九四到一九九六年共清走了八百多个空氧气筒。作者注
喷气流碰上圣母峰群峰，被挤入V字形的南坳时，风速加剧到无法想像的程度。南坳的风常常比撕扯山颠的暴风还要强。初春飓风几乎从未断过，难怪附近山坡都还覆着深雪时，这儿却只见裸岩和冰面没冻结的东西都被吹到西藏去了。
我走进四号营，六名雪巴人正奋力在时速九十多公里的暴风中为霍尔搭帐篷。我帮他们架起我的遮蔽处，抬起我所能抬的最大石块，将废弃氧气筒塞在石块底下，再将帐篷绑在废弃氧气筒上，然后钻进帐内，一面等队友一面暖暖我冰凉的双手。
下午天气逐渐恶化。费雪队上的雪巴头江布弯腰驼背扛着三十六公斤重物露面，其中十三、四公斤是一具卫星电话和周边的硬体设施珊蒂打算从标高七九二五公尺的地方送网路快报。我的最后一批队友直到四点三十分才抵达，费雪队上押队的人更晚，当时已刮起强烈的暴风。天黑时分，蒙特内哥罗队回到南坳，说峰顶仍无法接近，他们在希拉瑞之阶底下就折回了。
天候不佳，蒙特内哥罗队又铩羽而归，我们原定不到六小时就要出发的攻顶行动如今也凶多吉少。每个人一抵达南坳就躲进尼龙帐篷，尽可能小睡一会，可是帐篷啪啪作响，声音可比机关枪，加上大家都为眼前即将来临的一切焦虑不安，大多数人根本无法入睡。
我被安排和年轻的加拿大心脏病学家赫奇森睡同一顶帐篷，霍尔、费许贝克、葛伦、塔斯克和康子睡另一顶，卡西斯克、威瑟斯、哈里斯和韩森睡第三顶。卡西斯克和队友们正在帐篷内打盹，突然听见狂风中吹来一阵不熟悉的声音，快让他进去，否则他会死在外面！洛打开拉链门，不一会有个大胡子男人软绵绵跌在他膝上。来人是赫洛德，年方三十七岁，个性随和，是南非队的代理领队，也是该队硕果仅存真正有登山资历的成员。
卡西斯克回顾道，赫洛德的问题真的很严重，他抖个不停，举止怪异、不理性，基本上已经无法自理，体温也过低，几乎没法说话。他的队友显然还在南坳某处，或是正在前往南坳途中，但他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找自己的帐篷，于是我们给他一点东西喝，设法让他暖和起来。
韩森的情况也不好。威瑟斯回忆说，韩森看来不太舒服，他埋怨自己已经两天没睡觉、没吃东西。不过他决定届时还是穿上装备往上爬。我很担心，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很了解他，深知他为了去年离峰顶不到一百公尺却不得不折回而心痛了一整年。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每天都折磨着他。他显然不愿错失第二次机会。只要还有一口气，他一定会继续向峰顶前进。
那天晚上南坳有五十多人扎营，挤在紧紧相贴的帐篷里，空中却弥漫着古怪的孤寂气氛。狂风怒号，根本不可能跟隔壁帐篷的人交谈。在这个孤寒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在情绪上、精神上、生理上都跟四周的登山客隔绝，那种强烈的孤独感，是我之前任何一次远征都未曾感受到的。我悲伤地领悟到，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团队，虽然再过几个钟头我们就会集体离营出发，但我们将个别攀爬，不以绳索相连，彼此也不会肝胆相照。每个客户都是为自己而参加，我也不例外。我诚心希望韩森能够登顶，但他若折回，我仍会使出全力继续前进。
若在别的情境下，这番领悟会叫人心灰意冷，但我全副心思都放在天气上，没再多想。如果风速不减弱，而且是马上减弱，所有人都不可能攻顶。前一周，霍尔手下的雪巴人已经在南坳储存了一百六十五公斤的瓶装氧气，共五十五小筒。听起来很多，其实只够三名向导、八名客户和四名雪巴攻顶一次。计量器正在运转，就算我们躺在帐篷内，仍会耗尽珍贵的氧气。必要时我们可以关掉氧气，安全留在这里二十四小时左右，但再下去就非得上山或下山不可了。
真是奇迹，七点半暴风居然停了。赫洛德爬出卡西斯克的帐篷，跌跌撞撞出去找他的队友。气温在零度以下，但几乎没有风，正是攻顶的绝佳条件。霍尔的直觉真不可思议，似乎把我们攻顶的时机掌握得无懈可击。他从隔壁帐篷吆喝道，强！赫奇森！小子们，看来我们要上路了。准备好在十一点半闹个天翻地覆吧！
我们喝茶，准备登山装备，没人多说什么。大家都吃了不少苦头才走到这一步。我跟韩森差不多，从两天前离开二号营之后就很少吃东西，根本睡不着觉。每次一咳嗽，扯裂的胸腔软骨就痛得像肋骨下被人捅了一刀似的，眼泪忍不住直流。但我如果想要登顶，我知道除了不理会病痛咬牙往上爬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午夜前二十五分钟，我套上氧气罩，扭开头灯，往上走进夜色中。霍尔的团队共有十五人：三名向导、全体八名客户，还有雪巴人多吉、克希里、诺布和卡密。霍尔指示另外两名雪巴人阿里塔和丘丹留在帐篷当后援，机动应付临时状况。
山痴队在我们之后半小时离开南坳，成员包括向导费雪、贝德曼、波克里夫，以及六名雪巴人，加上客户夏洛蒂、麦德森、克里夫、珊蒂、盖米加德和亚当斯2。江布本来打算只让五名雪巴人陪伴攻顶，留两名在南坳当后援，但他说，费雪很慷慨，跟我手下的雪巴说可以全部上峰顶3。最后江布还是瞒着费雪，下令他的侄儿大潘巴留守。江布承认，潘巴生我的气，但我告诉他，你必须留下，否则我不再给你工作。他只得留在四号营。
注2：费雪的攻顶阵容中少了几位客户。一位是克鲁斯，因为甫患上高山脑水肿，所以留在基地营。一位是著名的六十八岁登山老将彼得，赫奇森、塔斯克和卡洛琳三位医生为他做心电图，显示他心跳严重异常，于是他选择留在三号营，不再继续往上爬。作者注
注3：一九九六年上圣母峰的大部分登山雪巴都希望有机会登顶。他们跟西方登山客一样各有各的动机，不过工作保障至少是部分诱因，诚如江布所言，雪巴登上圣母峰之后，容易找工作。人人都想雇这位雪巴。作者注
高铭和带着三名雪巴人在费雪队之后离营，违背了霍尔所理解的台湾队不跟我们同一天攻顶的承诺。南非队也打算攻顶，但是由三号营爬到南坳已经耗尽他们的体力，他们根本没走出帐篷。
加起来一共有三十四名登山者在那天半夜出发攻顶。虽然我们分属三支远征队，但我们的命运从离开南坳开始就已经交缠在一起，每往上一公尺，就愈受彼此的命运左右。
黑夜有一种凄寒、迷幻的美，我们愈往上爬，那种美就愈浓烈。我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多星星点缀着冰冻的天空。凸月升上标高八四八一公尺的马卡鲁峰山肩，我靴下的斜坡浸在幽灵般的月光里，根本用不着头灯。远远的东南方，沿着尼印边界有巨大的雷雨云带飘过高草沼泽，一阵阵超现实的橘红和蓝色闪电照亮了天空。
离开南坳不到三小时，费许贝克觉得这一天感觉不太对劲，于是退出队伍，掉头下山回帐篷。他第四次的圣母峰攀登就此结束。
过后不久韩森也往旁边跨一步。卡西斯克回顾说：当时他在我前面不远，突然走出队伍，就站在那儿。我走到他旁边，他跟我说他很冷，感觉恨糟，他要掉头下山。这时押队的霍尔追上了韩森，两人小谈片刻。没有人听见对话内容，所以没办法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但结果是韩森重新回到队伍，继续往上爬。
离开基地营前一天，霍尔在餐厅帐内叫我们大家坐下来，向我们宣示登顶日服从他指令有多重要。他特意瞪着我训诫道：我不容许在上面闹意见。我的话就是绝对的法规，没有申辩余地。你们若不喜欢我的某一个决定，事后我乐于跟你们讨论，但在山上的时候不行。
霍尔也许会在登顶前叫我们折回，这一点最有可能引发冲突。此外还有一件事他也特别关心。在做高度适应的后半段，他对我们的管制稍微宽松一点，让我们照自己的步伐攀登，举个例，他有时会容许我领先大队人马两个钟头或更长的时间。不过现在他强调，攻顶日的前半段他希望大家不要互相离太远。他提到一段标高八四一三公尺、名叫露台（Balcony）的悬崖说，在我们全部抵达东南棱的脊顶之前，跟队友的距离都不得超过一百公尺。这很重要。我们将摸黑攀爬，我要向导清楚掌握你们的状况。
我们在五月十日黎明前攀登，打头阵的几个人都被迫在刺骨的寒意中一再停下来等最慢的队友跟上。有一段时间我和葛伦及雪巴头多吉在一处罩着白雪的岩棚上枯坐等候别人四十五分钟以上，边发抖边捶打双手双足防止冻伤。但是比起寒意，虚掷光阴更难忍受。
凌晨三点四十五分，葛伦宣布我们超前太多，又得停下来等人。我将身体贴在一块露出的页岩上，设法躲避西方吹来的酷寒冷风，俯视陡峭的山坡，试着辨认月光下慢慢朝我们挪移的山友。他们正往前走，我看出费雪队上有些人已赶上我们这一队。如今霍尔队、山痴队和台湾队已混成一条破碎的长龙。这时候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吸引了我的目光。
二十公尺下方，一个穿艳黄色羽绒衣及长裤的高个子被一个体型小得多的雪巴人用九十公分长的绳子拖着走，雪巴人没戴氧气罩，气喘咻咻，像马儿拖犁一般用力拖伙伴上坡。这对怪搭档一路超越别人，速度很快，但这样的登山技术称为短绳队（Short Roping），原本是用来救助体弱或受伤的登山者，对双方来说都很危险且非常不舒服。不久我认出那个雪巴人是费雪队上的雪巴头江布，黄衣登山客则是珊蒂。
山痴队向导贝德曼也看到江布和珊蒂结成短绳队，他事后回忆说，我从下方爬上去时，江布靠向斜壁，像蜘蛛般紧挨着岩石，以短绳拉动珊蒂。看来笨拙又危险。我真不懂。
凌晨四点十五分左右，葛伦下令前进，我们继续往上爬，我和多吉开始以最快的速度攀登，好让身体暖和起来。当第一道曙光照亮东边的地平线，我们脚下的地形已经从一阶阶岩层换成积雪松软的宽阔山沟。我和多吉轮流在深及小腿的雪粉中开路，五点三十分抵达东南棱顶端时，太阳刚在天空露脸。世界五大高峰有三座浮在眼前的粉彩黎明中，轮廓嶙峋。我的高度计指出标高八四一三公尺。
霍尔曾明白告诉我，我必须等全队在这个露台状的歇息地集合才能往更高处爬，于是我坐在背包上等。我枯坐了不止九十分钟，霍尔和威瑟斯才终于跟在全队后方抵达。在这段等待期间，费雪队和台湾队都已跟上，超前而去。浪费这么多时间我觉得很泄气，落后别人更令我生气。但我知道霍尔为何要这么做，因此忍住没发火。
爬了三十四年的山，我发现登山最有益的一面在于这种运动强调自立，强调在紧要关头做出决定，并处理后果，强调对自己负责。我发现人一签下合约成为客户，就被迫放弃这一切，而且还不止如此。为了安全，尽责的向导总是坚持发号施令向导可担当不起让每位客户自行做出重大决定。
于是在我们远征期间，向导鼓励客户凡事消极被动。雪巴人建立路线、搭帐篷、下厨、拖运一切物资，如此保全了我们的体力，大大提升我们登上圣母峰的机会，但我觉得这样很没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似乎不是真的登山，而是有人在代替我登山。虽然我为了跟霍尔一起登圣母峰，心甘情愿接受这种角色，但我始终不习惯，所以早上七点十分他抵达露台峰顶，准许我继续攀登的时候，我大喜过望。
我再度前进，超越了几个人，包括江布他正跪在雪地上，眼前有一摊呕吐物。即使他从来不用氧气筒，一行人通常还是数他最强壮。远征后他傲然跟我说，我爬每一座山，都是我先走，架绳。九五年我跟霍尔上圣母峰，我先从基地营走到峰顶，全部绳子都是我架的。五月十日早晨他几乎落在费雪队的末尾，而且吐得奇惨，似乎表示真的出了大问题。
前一天下午，江布从三号营走到四号营，身上扛着珊蒂的卫星电话还有其他东西，弄得筋疲力竭。贝德曼在三号营看见江布肩负三十六公斤重担，几乎走不动，就对江布说电话不必扛到南坳，建议他放下。江布事后承认，我并不想扛电话。这套设备在三号营就不太灵光，到了四号营更冷更严苛的环境似乎更不可能发挥作用4但费雪告诉我，你不扛，我来扛。于是我拿起电话，绑在背包外面，扛到四号营弄得我好累。
注4：这架电话在四号营完全失灵。作者注
而现在，江布才刚刚在南坳上方用短绳拖着珊蒂走了五、六个钟头，更是雪上加霜，这也使他无法担起他一贯的任务：带队和建立路线。队伍前方意外少了他，也影响了那天的结局，所以他拖着珊蒂走的决定在事后招来不少批判和责难。贝德曼说：我不知道江布为什么要用短绳拉珊蒂。他忘了自己在上面该做什么，事情的先后缓急又是什么。
珊蒂并没有主动要求结短绳队。离开四号营时，她走在费雪队的前端，江布突然把她拖到一边，将绳圈系在她的登山装备前方，接着他没跟她商量，径自将绳子另一端钩在他自己的装备上，开始往前拖。她一口咬定江布不顾她的意愿硬拖她上坡。这引来质疑：她身为以意志坚定闻名的纽约人，性情十分固执，基地营有些纽西兰人还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叫珊蒂．沙坑野牛5，为什么她不干脆解开她跟江布之间那条九十公分的绳子，不是伸手解开一个登山扣就行了吗？
注5：珊蒂．沙坑野牛原文为Sandy Pit Bull，与Sandy Pittman发音相近。译注
珊蒂的解释是，她没有解开登山扣，是尊重这位雪巴人的权威。她说，我不想伤江布的心。她还说她虽没看手表，但她记得他只拖了她走一小时到一小时半6，而不是另外几个登山者所言、江布也证实过的五六个钟头。
注6：从圣母峰返国六个月之后，我和珊蒂做过一次七十分钟的电话访谈，讨论这些事，也讨论过别的。她除了澄清结短绳队的某些重点，还恳求我不要在本书中引述那次对话的任何内容，我遵守承诺，并未食言。作者注
至于江布，他有几次毫不掩饰对珊蒂的轻视，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以短绳拖着她前进时，他的说法自相矛盾。他告诉西雅图律师高德曼（此人在一九九五年跟费雪和江布一起爬布洛德峰，且是费雪非常信赖的老友），黑暗中他把珊蒂和丹麦客户盖米加德搞错了，天亮，他看到自己拖错人，马上就停了下来。但在我做的一次录音长访中，江布严词坚称他始终知道自己拖的是珊蒂，他之所以决定这么做，是因为费雪希望所有队员登顶，我认为她将是最弱的队员，我想她会走得很慢，所以我先带她。
江布很会察言观色，对费雪也非常忠心，他明白将珊蒂弄上峰顶对他的朋友兼雇主非常重要。确实，费雪最后几次从基地营跟珍联络，其中一次曾说，我若能把珊蒂弄上峰顶，我打赌她会上电视谈话节目。妳看她在宣传炫耀时会不会提到我？
高德曼解释说，江布对费雪极为忠诚。我觉得，除非他坚信费雪想要他这么做，否则我无法想像他会用短绳拖着任何人前进。
无论动机是什么，在那个时候，江布决定拖着一个客户走并不算特别严重的错误。但这件事却成为许多小事之一，而就是这些小事慢慢累积，不知不觉构成了危险的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