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高5365公尺，1996年05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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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登山魅力在于简化人际关系、（像战争一般）将友谊浓缩为温和的互动，以他者（高山、挑战）来取代人际关系本身？冒险、坚强、无拘无束流浪等，正是我们文化内建的舒适和便利所不可或缺的解毒剂，若探究此中奥秘，真正的内情也许是幼稚，不愿正视衰老、别人的缺失、人际责任、各种弱点、平凡缓慢的生命历程等等
顶尖的登山家可以深深被打动，甚至感伤，但只对可敬的殉山战友如此。布尔（Hermann Buhl）、哈林（John HarIin）、邦纳提（Walter Bonatti）、邦宁顿（ChristianBonington）和哈斯顿（Dougal Hasten）等人的作品中有一股调调非常相似的冷酷，高明带来的冷酷。也许极致的登山就该达到哈斯顿那样的境地吧，也就是任何一件事出错，都将是生死决战。若你的训练够好，就能幸存，否则，大自然会要你付出代价。
霍尔兹《起疑的时刻》
David Roberts，Moments of Dou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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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六日凌晨四点半，我们离开基地营，出发攻顶。圣母峰顶离这儿垂直距离足足有三公里余，似乎遥不可及，我尽量只想着当天的目的地二号营。当第一道阳光照上冰河我已置身标高六〇九六公尺的西冰斗深处，庆幸昆布冰瀑已在我脚下，我只需在最后一次下山时再走一回就行了。
每次我穿过西冰斗都饱受炎热折磨，这趟也不例外。我跟哈里斯打头阵，不断在帽子下面塞雪，以双腿和肺部所能允许的最高速度前进，希望能尽快走到帐篷乘凉，不要先被太阳辐射打垮。早晨一分一秒过去，艳阳高照，我的脑袋开始怦怦作响，舌头肿得太厉害，以致难以用嘴巴呼吸。我发觉自己愈来愈难清晰思考。
早晨十点半，我和哈里斯拖着沉重脚步走进二号营。我一口气喝下两公升运动饮料，恢复了平衡。哈里斯问道：终于上路攻顶了，感觉很棒，是吧？远征期间他大多为各种疾所苦，此时体力终于恢复了。他是耐性惊人的天才教练，通常奉命押队，照顾脚程比较慢的客户，但今天早上霍尔放任他自由走动，他兴奋极了。哈里斯身为队上的新进向导，且是唯一没上过圣母峰的向导，正急着向身经百战的同事证明自己。他仰望顶峰，咧嘴笑着对我说，我想我们真的能把这座大浑球干掉。
稍后，二十九岁的瑞典独攀者克罗普经过二号营，正要下到基地营，看来筋疲力竭。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六日，他骑一辆订制的自行车离开斯德哥尔摩，车上载着超过一百公斤的装备，打算从零海拔的瑞典往返圣母峰顶，不靠雪巴人也不用筒装氧气。这是野心极大的目标，不过克罗普有实现的条件：他远征过喜马拉雅山六次，且曾单独登上布洛德峰、卓奥友峰和K2。
他骑了近一万公里到加德满都，途中在罗马尼亚遭学童抢劫、在巴基斯坦受民众攻击。在伊朗，有个愤怒的机车骑士拿球棒痛打他的脑袋，把棒子都打断了，幸好他戴了头盔。他在四月初带着一支摄影队安然无恙抵达圣母峰山脚后，立刻开始爬较矮的山峰，设法适应高度，然后在五月一日离开基地营向山顶进发。
克罗普在星期四下午抵达南坳上标高七九二五公尺的高山营地，午夜一过就出发攻顶。基地营每个人都整天守着无线电，焦急等候他行进的讯息。海伦在我们的餐厅帐内挂出一块告示牌，写着：前进，克罗普，前进！
几个月来峰顶头一次平静无风，但高山积雪深达大腿，只能一步步慢慢走，非常累人。克罗普不屈不挠穿过积雪往前推进，星期四下午两点抵达南峰下面标高八七四八公尺处。尽管只要再爬六十分钟就可以抵达峰顶，但他深信自己若再往上攀，一定累得无法安全下山，所以决定折返。
五月六日克罗普在下山时经过二号营，霍尔摇头沉思道，离峰顶这么近却掉头折回可见年轻的克罗普判断力好得不可思议。我真佩服，比他继续攀爬、成功登顶更佩服。一个月来，霍尔一再向我们宣告订好折返时刻有多么重要。我们的折回时间是下午一点左右，最迟不超过两点，无论离峰顶多么近，都得遵守这个时间。霍尔说：只要有足够的决心，随便什么白痴都可以登顶。我们的目标是要活着下山。
霍尔随和的外表下隐藏着强烈的成功欲，对他来说，成功很简单，就是尽量多带几位客户登顶。为了确保成功，他一丝不苟地注意细节，包括雪巴人的健康、太阳能电力系统的效能、客户的冰爪尖不尖等等。霍尔喜欢当向导，包括希拉瑞爵士在内的某些著名登山家不了解当向导有多困难，没给这项专业应得的尊重，他觉得很痛心。
霍尔宣布五月七日星期二休息，于是我们很晚起床，坐在二号营附近，怀着紧张的企盼闹烘烘谈论迫在眉睫的攻顶。我抚弄冰爪和其他装备，试着读一本希亚森（Carl Hiaasen）的平装书，但心里念念不忘登山，老是浏览同一两个句子，根本没读进什么字。
最后我放下书本，替韩森拍了几张照片他手里拿着肯特镇学童要他带上峰顶的旗帜，在镜头前摆出姿势。我还向他详细打听攻顶难不难，他前一年才爬过，记得很清楚。他皱眉说：等我们到了峰顶，我保证你变成一条虫。尽管韩森的喉咙还有毛病，体力也似乎不佳，但他一心想参加攻顶。他说得没错，我不能在现在放弃，我为这座山付出太多了，多到我要拼全力一搏才甘心。
那天下午费雪很晚才绷着下巴穿过我们的营地走回自己的帐篷，脚步慢得一点都不像他。他通常总能不屈不挠维持乐观的态度，总是说：垂头丧气可上不了峰顶，只要我们还在这儿一天，就不如快活一天。但此时他似乎一点也不快乐，反而看起很焦虑，而且非常疲乏。
他鼓励客户在适应高度的期间独立上下山，结果好几位客户出现状况，需要人护送下山，他只得在基地营和更高的营地间多次仓促奔走。他已经专程爬了几趟，去帮麦德森、彼得和克鲁斯。而在今天这么要紧、极需休息的日子，他竟被迫仓促往返二号营和基地营之间，在好友克鲁斯高山脑水肿复发时回来相救。
前一天费雪比客户还要早从基地营出发，中午左右抵达二号营，正好在我和哈里斯后面。他指示向导波克里夫押队，不要离队员太远，好留意每一个人。但波克里夫不理会费雪的指示，他没跟全队一起攀爬，反而睡到很晚才起床淋浴，比最后一批客户晚五小时离开基地营，所以当克鲁斯头痛欲裂病倒在标高六〇九六公尺处时，波克里夫根本不在附近。克鲁斯的病情是由攀爬西冰斗的山友传到二号营，费雪和贝德曼只得立刻赶下来处理危机。
费雪赶到克鲁斯身边，千辛万苦把他扶回基地营，不久之后他们在冰瀑顶遇到独攀的波克里夫，费雪厉声指责他逃避责任。克鲁斯回顾道：是的，费雪狠狠刮了波克里夫一顿。他质问他为什么落后这么远，为什么不随队攀爬？
根据克鲁斯和费雪队上其他客户的说法，远征期间费雪和波克里夫的紧张冲突不断升高。费雪付给波克里夫二万五千美元，就圣母峰向导而言是无比慷慨的数目（其他高山向导的酬劳在一万美元到一万五千美元之间，老练的登山雪巴只拿一千四百到二千五百美元），而波克里夫的表现并不符合他的期望。克鲁斯解释说，波克里夫很强壮，技术很高，社交技巧却很差。他不留意别人。他就是没有团队精神。稍早我曾跟费雪说在高山上我可不希望跟着他，因为我怀疑重大时刻能不能依靠他。
问题是，波克里夫对责任的认知跟费雪并不一致。身为俄国人，波克里夫在强悍、自负、艰苦耐劳的登山文化中成长，不主张呵护弱者。在东欧的训练中，向导的功能更像雪巴人，负责搬运东西、架固安绳、建立路线，而不太像守护者。波克里夫体型高大，金发碧眼，有斯拉夫民族的俊美五官。他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高海拔登山家，有二十年的喜马拉雅山经验，包括两次无氧登上圣母峰。在显赫的登山生涯中，他对于高山的攀登之道提出了许多非正统、坚定的意见。他直言不讳，认为向导不该娇惯客户，并跟我说：如果客户不靠向导大力帮忙就登不上圣母峰，这个客户就不该上山，否则在高山上可能会出大问题。
但费雪却为波克里夫不肯或无能扮演西方传统中习见的向导角色而怒不可遏，而且，这么一来，他和贝德曼就被迫负起更多管理照顾登山队的责任。到了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吃重的工作已令他的健康敲出响亮的警讯。五月六日傍晚，他带着生病的克鲁斯抵达基地营，之后打了两通卫星电话到西雅图，向事业合伙人凯伦和公关珍1猛烈抱怨波克里夫主观太强。两位女性都没想到这是她们跟费雪的最后一次谈话。
注1珍在四月中离开基地营，回到西雅图，从那边继续为<线上户外>拍出费雪远征队的网路快讯。她报导的主要来源是费雪定期打电话传送的新消息。作者注
五月八日霍尔队和费雪队离开二号营，沿着洛子山壁的绳索艰辛往上爬。就在西冰斗底部上方六百一十公尺处，也就是三号营下方，一块跟小电视一般大的石头由上面的峭壁落下来，打中哈里斯的胸部，打得他脚步不稳，一时喘不过气来，休克了好几分钟，在固定绳上晃来晃去。要不是他身上的鸠玛尔式上升器还挂在固定绳上，他一定会摔死。
哈里斯抵达帐篷，看来心绪不宁但声称没有受伤，并坚持说：早上我可能有点不灵活，但那个鬼东西只害我擦伤，不严重。落石打中他之前，他本来一直垂头往前弓着背，却正好在石头落下前一刻抬头往上望，因此石头在打中他的胸骨前只擦过他的下巴，但差一点砸中天灵盖。如果落石打中我脑袋他话只说了一半，一面卸背包一面皱紧眉头。
由于在整座山上，我们唯一不跟雪巴人共用的营地就是三号营（平台太小，容不下所有帐篷），因此我们在这边必须自己下厨其实也不过是融化大量冰块当饮用水。因为在这么干燥的空气中大口呼吸难免会脱水，我们每个人一天要消耗四公升左右的液体，所以我们必须煮四十五公升的水，才够八位客户和三位向导喝。
五月八日我是第一个抵达帐篷的人，砍冰的工作就落在我头上。三个钟头内，同伴陆续走进营地，钻入睡袋休息，我一直留在户外，用冰斧猛砍斜坡，装了好几个塑胶垃圾袋的冰块，送到帐篷去融解。在标高七三一五公尺处做这项工作很累人，每次有队友吆喝道：嘿，强！你还在外面啊，我们这边还要一点冰！我就不禁鲜明地体认到雪巴人平日为我们做了多少事，而我们却很少真心感激。
下午稍晚，太阳缓缓朝波浪形的地平线移动，气温开始骤降，每个人都走进营地，只剩自告奋勇肃清后方的卡西斯克、费许贝克和霍尔还迟迟未到。四点三十分左右，向导葛伦的无线电对讲机收到霍尔来电：卡西斯克和费许贝克还在帐篷下方六十公尺左右，行动极为缓慢，葛伦可能下来帮他们吗？葛伦匆匆穿回冰爪，毫无怨言消失在固定绳下方。
将近一个钟头后他才重新露面，其他人紧跟着他的脚步进来。卡西斯克累到把背包交给霍尔，自己蹒蹒跚跚走进营地，脸色惨白，沮丧地嘀咕道：我完了。我完了。体力全没了。费许贝克在几分钟后露面，看起来更累，只是不肯把背包交给葛伦。这两位登山表现不错的人士变得如此狼狈，真令人震惊。费许贝克体力大幅衰退尤其是一大打击，我从一开始就认为，如果我们队上有人能登顶，曾三次上高山、看来聪明又强壮的费许贝克必是其中之一。
当夜色笼罩营地，我们的向导把氧气筒、调节器和氧气罩发给每一个人之后的登山我们要吸浓缩气体。
打从一九二一年英国人首度带实验性的氧气设备上圣母峰以来，用筒装氧气来辅助登山的作法就一直引起剧烈争辩（多疑的雪巴人立刻将笨重的氧气筒称作英国空气）。起先最大力批评的是马洛利，他抨击使用筒装氧气不合运动精神，因此也有违大英精神。不过大家很快就明白，在七六二〇公尺以上的所谓死亡地带，若不使用补充氧气，身体容易染上高山肺水肿、高山脑水肿、体温过低、冻伤以及一大堆致命危险。一九二四年，当马洛利回圣母峰展开第三次远征时，已相信不带氧气永远无法登顶，就认命用了氧气筒。
此时减压舱内的实验已证明人类若从海平面的高度突然被拉到空中，放在空气中氧气含量只有平地三分之一的圣母峰顶，几分钟之内就会失去知觉，不久就会死亡。但是许多理想主义登山家仍旧坚称，具有罕见生理特质的天才运动家只要经过漫长的高度适应，一定可以不带氧气筒登顶。纯粹主义者将这种论证推到逻辑的极致，主张用筒装氧气等于作弊。
一九七〇年代，著名的义大利登山家梅斯纳窜起，成为提倡无氧攀登的旗手，宣布要以公平的方法登上圣母峰，否则就不攀登。不久后他和多年的奥地利登山搭档哈伯勒（Peter Habeler）实现自己夸下的海口，震惊全球登山界。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下午一点，他们从南坳和东南棱登上圣母峰顶，一路上都没用补充氧气。某些圈子的登山家推崇这一回才是真正的圣母峰登顶。
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角落的人都为过梅斯纳和哈伯勒的历史性事迹而欢呼，尤其是雪巴人。他们大多不相信西方人能做到这种连最壮的雪巴人都难以办到的事。很多人猜梅斯纳和哈伯勒把袖珍氧气筒藏在衣服内偷吸。诺盖和其他知名雪巴人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尼泊尔政府式调查两人声称的登顶。
但证据显示两人确实无氧登顶。两年后梅斯纳前往西藏那一侧的圣母峰，再次成功无氧登顶，平息了大家的质疑这次他一个人去，不靠雪巴人或任何人帮忙。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日下午三点，梅斯纳穿过浓云飞雪抵达山巅，他说，我一直有如置身炼狱，一辈子从没这么疲倦过。他就这次登山写了一本书，名叫《水晶地平线》（Crysfal Honizon），书中描述他如何苦苦撑到峰顶：
休息的时候，除了吸气时喉咙痛得像火烧，我已经感受不到自己还活着我几乎撑不下去。没有绝望，没有快乐，没有焦虑。我并不是无法掌控感知，而是再也没有任何感觉。我整个人只剩意志力，而每次只要走上几公尺，就连这样的意志力都会在无尽的疲劳中嘶嘶消散。这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想，任由自己倒在地上，就躺在那儿。我进退维谷，犹豫不决，然后过了好久好久之后，再次往前走上三两步。
他一回到文明世界，这次登顶就被公推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登山壮举。
他和哈伯勒证明了圣母峰可以无氧攀登后，一群雄心勃勃的精锐登山家一致同意应该不带氧气筒攀登。若有人渴望被视为喜马拉雅菁英，就必须戒绝筒装氧气。到了一九九六年共有六十人没带氧气筒抵达峰顶，其中有五人未能活着下山。
尽管我们当中不乏雄心壮志的人士，但霍尔队上倒没有人真的考虑不带筒装氧气攻顶。连三年前无氧爬圣母峰的葛伦都对我解释说：这次他打算使用氧气筒，因为他担任向导，而根据经验，他若不用筒装氧气，身心都将十分衰弱，以致无法执行专业任务。葛伦跟大多数圣母峰向导老手一样，深信自己虽然可以无氧攀登，而这在美学上也确实更胜一筹，但带领别人攻顶时还这么做就太不负责了。
霍尔采用最新型的俄制氧气系统，包含越战期间米格战斗机飞行员戴的硬塑胶氧气罩，以橡皮管及粗制调节器跟橘红色钢铁及克维拉氧气筒相连（这种氧气筒比水肺氧气筒轻巧得多，装满了也只重三公斤）。虽然我们上回在三号营过夜没戴氧气罩睡觉，但现在既然已开始攻顶，霍尔强力敦促我们整夜都要吸筒装氧气。他提醒我们，待在这种海拔或更高的地方，每一分钟身心都在衰退。脑细胞死亡，血液浓得像污水，非常危险。视网膜中的微血管出现自发性出血。就算休息时，心跳也极为急促。霍尔保证筒装氧气会减缓衰退，帮助入眠。
我想听霍尔的劝告，但潜在的幽闭恐惧症占了上风。我将氧气罩套上鼻子和嘴巴，不断想像自己会被闷死，痛苦熬过一个钟头之后，连忙把面罩脱下来。我就这样不吸氧度过下半夜，呼吸困难，辗转反侧，每隔二十分钟就看一次手表，看看起床时间到了没有。
费雪队、南非队和台湾队等其他队伍的帐篷大致上都挖在下方的斜坡上，离我们营地三十公尺，环境跟我们一样岌岌可危。次日（十月九日星期四）一大清早，我正在穿靴子准备上到四号营，台北来的三十六岁铁工厂工人陈玉男爬出帐篷上大号，但只穿着登山靴的平底内衬，这是严重的误判。
他蹲下时在冰上失足跌倒，一路滚下洛子山壁。说来难以置信，他只下滑二十来公尺就头上脚下摔进一道冰隙，没再往下滚。目睹这件事的雪巴人垂下一条绳子，迅速把他由隙缝中拉出来，扶他回帐篷。他虽然受到擦撞，严重惊吓，但似乎没受重伤。在当时，霍尔队的人（包括我在内）甚至都不知道有这起不幸。
之后不久，高铭和与台湾队的其他成员将陈玉男留在帐篷内养伤，让两个雪巴陪他，然后出发前往南坳。尽管霍尔和费雪以为高铭和不会在五月十日攻顶，但这位台湾队队长显然改变了主意，打算跟我们同一天出发。
那天下午，有个拖运物资到南坳的雪巴人江布2在折回二号营途中特意停在三号营，他查看了陈玉男的状况后，发现他的病情已经恶化到认不清方向，且痛苦不堪。江布断定他必须下撤，就找了另外两个雪巴人一起护送他。他们沿着洛子山壁往下走，到了离冰坡底部九十公尺的地方，陈玉男突然侧身倒下，失去了知觉。过了一会儿，布里薛斯的无线电在下方的二号营响起，江布以惊慌的口吻报告陈玉男已经断气。
注2：这位江布并非山痴队的登山雪巴头江布，而是隶属于IMAX远征队。编注
布里薛斯和他的IMAX队友维斯特斯冲上山看能不能救活他。他们大约四十分钟后抵达陈玉男身边，发现他已没有生命迹象。那天傍晚，高铭和抵达南坳，布里薛斯用无线电呼叫他说：马卡鲁，陈死了。
高铭和答道，好的，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 。布里薛斯大吃一惊。他气冲冲说：我刚刚才替他合上他朋友的眼睛。我刚刚才把陈的遗体拖下来。马卡鲁居然只说声好的。我不懂，我猜这也许跟文化有关吧。也许他认为继续攻顶才是缅怀陈的最好方法3。
注3：高铭和决定继续攻顶的考量，请参见他的著作《九死一生》一四九页。编注
这六周发生了好几起严重意外。我们还没到基地营，丹增便跌入冰隙。托普契患了高山肺水肿，后来持续恶化。杜夫队上有一个年轻力壮的英国登山者富伦在昆布冰瀑顶附近心脏病严重病发，同队的丹麦人席杰柏在冰瀑被落下的冰塔击中，断了好几根肋骨。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死亡。
出事的传言从一个帐篷传到另一个帐篷，陈玉男的死讯像黑幕笼罩着整座山。然而，三十三名登山者再过短短几个钟头就要出发攻顶了，阴霾很快就被期待扫除一空。我们大多数人都沉迷在登顶的狂热中，无暇深思已有人遇难的死讯。我们以为，等大家登顶回来，有的是时间好好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