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高7132公尺，1996年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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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像发明登山运动的阿尔卑斯山区欧陆国家或英国，举国对这项运动都缺乏先天的同理。上述国家的人对登山有种类似理解的态度，虽然大体而言一个路人可能会认为登山鲁莽不要命，但他会承认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美国人则不会这样认可。
恩斯沃斯《圣母峰》
Walt Unsworth，Ever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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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次往三号营进发，却受阻于风势和酷寒而折回。除了韩森留在二号营治疗受伤的喉咙之外，次日霍尔队上每个人都再试了一遍。我沿着洛子山壁的大斜坡上行三百公尺，登上一条仿佛没有止境的褪色尼龙绳，爬得愈高，动作愈慢。我用戴手套的那只手把鸠玛尔式上升器沿着固定绳往上滑，全身的重量都挂在上升器上，费力吸入两口炙人的空气，接着把左脚往上挪，将冰爪踩入冰内，又奋不顾身吸进两大口空气，将右脚摆在左脚旁，从胸腔底部吸气、吐气，又吸气、吐气，再度将上升器沿着绳索往上溜。这三个钟头我拼命努力，希望至少再拼一个钟头才休息。我就这样非常辛苦地向一堆据说搭在上方陡崖某处的帐篷爬去，进度简直只能以一吋吋来衡量。
不爬山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类，常以为这不过是胆大妄为的运动，只是在疯狂追求高还要更高的刺激感。但若以为登山者只是把登山当成合法毒品，迷上那种肾上腺素往上冲的刺激感，那就错了，至少圣母峰的情况并非如此。我在山上做的事，跟高空弹跳、特技跳伞或时速一百九十公里以上的摩托车飙车有天壤之别。
离开基地营的种种舒适设备后，远征事实上已变成几近喀尔文主义的苦行。苦多于乐，且比例之悬殊远大于我爬过的任何高山。我很快就了解爬圣母峰基本上就是忍受痛苦。一周又一周地承受艰辛跋涉、沉闷无聊和苦痛，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最热切追求的，可能是某种类似恩典的东西。
当然某些圣母峰登山客的动机并不那么高尚纯正，例如追求小名声、提升职涯、抚慰自尊、正当的夸耀、不入流的金钱利益等。不过这些不高贵的诱因并不像许多批评者所以为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说真的，几周下来的所见所闻使我大大修正了自己对某些队友的成见。
就举威瑟斯为例吧，他此刻正在一百五十公尺下方，落在长长的队伍之后，看来像冰上的小红点。我初见威瑟斯的印象不太好，他是美国达拉斯市的病理学家，喜欢拍人背脊，登山技术连平庸都谈不上。乍看之下，不过是个喜欢吹嘘、想花钱买圣母峰顶当奖杯的共和党阔佬。但我愈认识他，对他愈敬重。即使弹性不佳的新靴把他双脚夹成肉饼，他还是一天天跛着脚往上爬，几乎不提难忍的剧痛。他顽强、积极、耐苦。起先我以为的傲慢，现在看来更像是精力充沛。此人好像对世上任何人都没有恶意（尽管他不喜欢希拉蕊）。他的活力和无限乐观实在难以抵抗，我不禁愈来愈欣赏他。
威瑟斯是职业空军军官的儿子，小时候在军事基地间搬来搬去，最后才定居在威契塔瀑布镇上大学。他医科毕业后结婚，有两个小孩，在达拉斯安稳开业，收入颇丰。一九八六年他年近四十，到科罗拉多州度假，受到高山吸引，就报名上了洛基山脉国家公园的初级登山课程。
医生往往不断追求高人一等的成就，而威瑟斯也不是第一个迷上新嗜好的医生。但登山不同于高尔夫、网球或他的死党所从事的各种消遣。登山需要在体力和情绪上苦苦挣扎，会遇到真正的危险，不能只当游戏。登山就像人生，只是更激烈、更鲜明，以前没有一样东西能让威瑟斯这么难以自拔。他沉迷于登山，为了登山常常无法陪伴家人，他太太格外担忧。威瑟斯迷上登山不久就宣布他要爬世界七顶峰，她可一点也不高兴。
威瑟斯的执着也许有点自私和夸大，却不轻浮。布隆菲尔来的律师卡西斯克、每天早上吃面当早餐的文静日本女性康子、从军中退伍后才开始登山的五十六岁澳洲布里斯班籍麻醉师塔斯克等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严肃和坚毅。
塔斯克用浓重的澳洲腔说：我退伍之后有点茫然。他在军中是重要角色，在澳洲特种空军当上校，那等于美国的绿扁帽特种部队。他在越战高峰期服两次役，对退役后的平淡生活毫无准备。他继续说：我发现我无法真心跟平民交谈。我的婚姻破裂了。我只能预见长长的黑暗隧道逐渐变窄，最后是病弱、衰老、死亡。这时候我开始登山，这项运动提供了我在平民生活中失落的大部分东西挑战、袍泽之情、使命感等等。
我愈理解塔斯克、威瑟斯和几位队友，对自己的记者角色就愈不自在。坦诚报导霍尔、费雪或珊蒂这些积极追逐媒体版面的人，我并没有疑虑不安，但面对和我同为客户的队友，则是另一回事了。他们签约参加霍尔的远征队，没有预料到会有记者置身在队伍中，不断做笔记，默默记录他们的言行，准备将他们的弱点推向可能并不谅解的社会大众眼前。
远征结束后，威瑟斯接受电视节目《转捩点》的访问。在一段未剪辑播出的访问中，ABC新闻主播沙耶问威瑟斯，有记者同行，你感觉如何？威瑟斯答道：
压力大增。我想起来总是有点介意。你知道，这家伙会回来写一篇报导给两百万人读。我的意思是，即使只有你和登山队，在那么高的地方出洋相都已经够糟了。有人会把你当小丑和谐星写在杂志上，这件事对于你该如何表现、该努力到什么程度，都会构成心理压力。我担心这会迫使人们更积极表现，超出自己原先想要做到的程度。连向导也都如此。我是说，因为有人会描述他们，评断他们，他们会更想把人推向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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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沙耶问道，你有没有感觉到记者同行加重了霍尔的压力？威瑟斯答道：
不可能没有。霍尔以此为生，如果有客户受伤，对向导而言是最惨的事前两年他确实非常成功，把每一位客户带上了峰顶，非常了不起。我想他以为我们这一队实力很强，可以再创佳绩所以我认为有一种推力，你会希望再次登上新闻和杂志的时候，全是有利的报导。
我终于弓着背走进三号营，那时已是早晨近午时分，令人晕眩的洛子山壁半山腰上，雪巴助手在冰坡上砍出了平台，搭出三座并肩挤在一起的黄色小帐篷。我到达时，克希里和阿里塔还在努力砍另一个平台，准备搭第四座帐篷，于是我卸下背包，帮他们砍冰。标高七三一五公尺，我用冰斧砍七、八次就得停下来喘口气，休息一分多钟。不用说，我对这项工作的贡献微不足道，整个工作花了将近一个钟头才完成。
我们的小营地比其他远征队的帐篷高三十公尺，完全没有遮蔽。几周来我们一直在峡谷之类的地方跋涉，远征至今头一次放眼望去看到的是天空而非大地。一堆堆硕大的积云在阳光下赛跑，在地景上印出阴影和亮光构成的变幻浮雕。我坐着等队友抵达，双足悬在深渊上空，望向云朵后方，俯视几座一个月前还巍巍悬在我们上方的六千七百公尺山峰。看起来，我总算真正离世界屋脊很近了。
不过，裹在涌动雨云中的山顶，离这儿垂直距离仍有一公里半以上。然而，更高的山峰虽然正受时速两百公里的狂风吹袭，三号营的空气却几乎文风不动。下午时光一分一秒过去，我渐渐被猛烈的太阳辐射照得头昏眼花至少我希望是炎热害我发昏，不是患上脑水肿。
高山脑水肿不像高山肺水肿那么普遍，但更致命，也很难医治。当液体从缺氧的脑血管渗出，造成严重的脑肿，症状就发生了，征兆通常很少，或完全没有。脑压一旦增大，活动能力和心智技能会以惊人的速度恶化，通常只要几个钟头或更短的时间，而病人对这些变化往往浑然不觉。接下来便是昏迷，除非病人迅速撤往海拔较低的地方，否则就会丧命。
那天下午我之所以想起高山脑水肿，是因为两天前费雪队上有个四十四岁的科罗拉多籍牙医克鲁斯就在三号营患了这种病，病情相当严重。克鲁斯是费雪的多年老友，也是强壮且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四月二十六日他由二号营爬到三号营，为自己和队友泡茶，然后躺在帐篷内小睡。克鲁斯回顾道，我马上就睡着，睡了将近二十四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有人叫醒我，我才醒来，那时，其他人马上看出我神智不清，我自己倒没发觉。费雪告诉我，我们必须立刻送你下山。
克鲁斯连自己更衣都非常困难。他把登山吊带套反了，由防风外套的衣襟穿过去，而且没办法系上皮带扣环。幸亏费雪和贝德曼在克鲁斯动身下山前发觉他穿错了。贝德曼说，如果他就这样沿着绳子下降，马下就会从吊带滑脱，摔到洛子山壁底下。
克鲁斯回忆说，我就像是醉得很厉害。一走路就跌倒，完全失去思考或说话的能力。那种感觉真的很奇怪。脑子里有话要说，却想不出要怎么样送到唇边。费雪和贝德曼只得为我穿衣，确保我的吊带正确系好，然后费雪沿着固定绳把我往下送。克鲁斯说，他抵达一号营之后，我又过了三四天才能从我的帐篷走到餐厅帐，不到处摔跤。
夕阳一落到普莫里峰背后，三号营的气温就下降了不止五十度。空气凉下来，我的脑袋便清楚了。我对高山脑水肿的焦虑其实纯属无稽，至少目前是如此。我们在标高七三一五公尺的地方苦不堪言地失眠了一整夜，隔天早晨往下走到二号营，一天后，也就是五月一日，继续下到基地营，养精蓄锐以便攻顶。
现在我们已正式完成高度适应，霍尔的策略似乎有效，我又惊又喜。在山上待了三星期，我发现基地营的空气跟上方两个营地稀薄的大气比起来显得又浓又厚，氧气饱和得有点过分。
不过，我的身体却出了问题。我的肩膀、背部和双腿等处少了将近九公斤肌肉，皮下脂肪也已燃烧殆尽，变得非常容易受寒。最严重的问题是胸部，前几周在罗布崎染上的干咳恶化了，在三号营爆发一次特别激烈的咳嗽，扯裂了几根胸腔软骨。我咳得没完没了，每次干咳就像有人在我肋骨间狠狠踢上一脚。
基地营的其他人大抵同样凄惨，待在圣母峰上就是如此。再过五天，霍尔和费雪队的队员就要从基地营出发攻顶了，我希望自己不要再衰退下去，决定好好休息，吞下布洛芬消炎止痛剂，并把握时间强迫自己尽量多摄取一些热量。
霍尔从一开始就计画在五月十日攻顶。他解释说，我四次登顶，其中两次在五月十日。照雪巴人的说法，十日是我的吉祥日。不过选这个日子还有一个更实际的理由：由于印度洋季风的年度涨潮和退潮，一整年最有利的天气很可能落在五月十日前后。
整个四月，喷射流像消防水管般对准圣母峰，以飓风般强大的风力吹袭顶峰尖塔。即使在基地营完全平静、阳光普照的日子，仍有强风将一整面厚重飘雪由顶峰往下吹。但我们希望五月初孟加拉湾吹来的印度洋季风能把喷射流逼往西藏。如果今年跟过去几年相差不多，那么在强风吹离及季风暴雨来袭之前，我们会有晴朗平静的短暂空窗期，届时攻顶便有望了。
很不幸，这年复一年的气象模式并不是秘密，每一支远征军都盯着同一段天清气爽的空窗期。霍尔不希望峰脊上出现危险的大堵塞，便在基地营跟其他远征队领队举行冗长的会谈。大家决定让克罗普（从斯德哥尔摩骑自行车到尼泊尔的瑞典青年）在五月三日试着独攀。接下来是来自蒙特内哥罗的队伍。然后五月八日或九日轮到IMAX远征队。
霍尔跟费雪的远征队则一起在五月十日攻顶。挪威独攀者尼贝在西南山壁遇到落岩，差一点送命，已经离开了。他在某天早晨默默离开基地营，回北欧半岛。美国人柏里森和雅丹斯领军的团体、杜夫旗下的商业队和另一支英国商业队都答应避开五月十日，台湾队也答应了1。不过伍达尔宣布南非队爱什么时候攻顶就什么时候攻顶，也许就在五月十日，不高兴的人尽可滚蛋。
注1：虽然霍尔和其他队伍的领队都清楚认为台湾队已经同意不在这一天攻顶，但山难之后高铭和坚决主张他并不知道有此承诺。这可能是台湾队的雪巴头次仁代表高铭和做了这个承诺，却又没有告知高铭和。商务版编注
霍尔通常不容易发火，但他听说伍达尔拒绝合作，大发雷霆。那些投机客在高山上的时候，我可不想靠近那里。他气冲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