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高5944公尺，1996年0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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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享受的一般字义，我怀疑世上没有人会自称享受高海拔生活。奋力登高会有某种倔强的满足感，再慢都无所谓，可是登山者大部分的时间必须在高山营地的脏乱中度过，这时候，连攀登的慰藉都找不到。抽烟不可能，吃东西想吐。为了把负重降到最低，除了罐头上的标签外，文字作品一概不准带。沙丁鱼油、炼乳和糖浆溅得到处都是。除了几个短暂的片刻（偏偏那时候我们又没心情享受美景），眼前所见只是帐篷内令人沮丧的混乱和同伴脱皮、满脸胡须的面孔，所幸他窒闷的呼吸往往被风声淹没。最惨的是完全无能、无法应付任何潜在危机的感觉。一年前光是想到要参加这趟冒险就能叫我激动不已，简直像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我常回顾当时的陶醉来求取慰藉。不过高海拔对身体和心灵都有影响，人的智能会变得迟钝、不灵敏，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完成讨厌的任务，回到山下气候比较合理的地方。
席普顿《那座山上》
Eric Shjpton，Upon That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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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基地营休息了两天，四月十六日星期二一早摸黑往冰瀑攀爬，再度进行高度适应。我紧张兮兮穿过冰冻、嘎嘎呻吟的凌乱冰面，发觉我呼吸不像第一次上冰河时那么吃力了。我的身体已开始适应高度。不过，我仍然怕冰塔倒下来压碎我，恐惧丝毫未减。
我真希望五七九一公尺处悬垂的大冰塔如今已倒塌费雪队上有个诙谐的家伙将之称为捕鼠器。可是冰塔仍立在那儿摇摇欲坠，比上回更倾斜。我冲过去攀离冰塔的阴影，心血管流量再次达到安全极限，到达塔颠之后，我再次跪倒在地，张口喘气，因为血管里有太多肾上腺素而抖个不停。
做第一次高度适应时，我们在一号营逗留不到一小时就回基地营，这次不一样，霍尔要我们周二和周三在一号营过夜，然后继续走到二号营，在二号营住三晚再掉头下山。
早上九点钟我抵达一号营，我们的登山雪巴头1多吉2正在冻硬的雪坡上挖平台让我们搭帐篷。他二十九岁，体型削瘦，五官细致，生性害羞又忧郁，体力却大得惊人。我一面等队友抵达，一面拿起备用铲子，协助他挖地。挖了几分钟我已筋疲力尽，只好坐下来休息，惹得雪巴人捧腹大笑。他挖苦道：强，你是不是不舒服？这只是一号营，才六千公尺高。这里的空气还很浓。
注1：霍尔队上有个基地营雪巴头，名叫泽林，负责管理队上所雇的全体雪巴人。登山头多吉听泽林指挥，但雪巴人离开基地营往上爬的时候多吉可以管登山雪巴。作者注
注2：请勿和南非队的同名雪巴人搞混。多吉、潘巴、拉克帕、泽林、托普契、达瓦、尼玛、帕桑都是常见的雪巴名字。一九九六年圣母峰上至少有两个以上的雪巴人共用上述每一个名字，经常造成混淆。作者注
多吉来自标高三九六二公尺的潘坡崎，村落里只有几栋石墙屋和紧贴着崎岖山坡的马铃薯梯田。他父亲是受人敬重的雪巴登山好手，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教他基本的登山常识，让他拥有赚钱谋生的技巧。多吉十来岁的时候，父亲因白内障而失明，他只好辍学赚钱养家。
一九八四年他为一群西方健行客当炊事童，引起一对加拿大情侣波德和尼尔逊的注意。依照波德的说法，我想念我的小孩，我跟多吉混熟之后，看到他就想起我的大儿子。多吉聪明、很投入、热中于学习，尽责得几乎有点过分。他扛着一大堆东西，在高海拔地区天天流鼻血。我很留意他。
波德女士和尼尔逊先生征求多吉母亲的同意，开始资助多吉回学校念书。我永远忘不了他的入学考试（报考希拉瑞爵士在昆布设立的地区初级学校）。他身材很小，还没到青春期。我们跟校长和四个老师挤在一个小房间。口试时多吉站在中间，双膝颤抖，努力回想他以前学过的东西。我们都费尽心血但校方收他的条件是他必须跟低年级的小孩子坐在一起。
多吉成绩很好，完成了相等于八年级的教育后才离开学校回登山和健行业工作。波德女士和尼尔逊先生回到昆布好几次，亲眼目睹他长大。波德回忆道，他生平第一次有了好伙食，开始长高长壮。他在加德满都的游泳池学会游泳，兴高采烈向我们报告。他在二十五岁左右学会骑脚踏车，还短暂迷上玛丹娜的音乐。当他头一次送我们一条精挑细选的西藏地毯当礼物时，我们知道他真的长大了。他想当施者而非受者。
多吉健壮又机智的名声在西方登山客之间传开后，晋升为雪巴头，一九九二年在圣母峰为霍尔工作。一九九六年霍尔的远征队动身前，多吉已登顶三次。霍尔以敬重又亲昵的口吻称他为我的主力，而且好几次提到他认为多吉的角色攸关我们远征队的成败。
当我的最后一批队友走进一号营时，已是艳阳高照，不过中午有一道高高的卷云由南面飘来，三点时密云盘桓在冰河上空，雪片劈哩啪啦打着帐篷。风雪刮了一整夜，早上我爬出韩森跟我共用的帐篷，冰河已铺上几十公分厚的新雪。阵阵崩雪隆隆从上方的陡壁滚落，不过我们的营地很安全，雪块滚不到这边。
四月十八日星期四破晓时分，天空已放晴，我们收拾好东西，往六公里半外高出五百多公尺的二号营进发。路线沿着西冰斗的缓坡上行，这是地球上最高的方型峡谷，也可以说是圣母峰山群的心脏被昆布冰河凿出的一道马蹄形隘口。标高七八六〇公尺的努子山群构成西冰斗的右壁，圣母峰巨大的西南山壁构成其左壁，冰封的宽阔洛子山壁阴森森笼罩上方。
我们从一号营出发时，气温低得可怕，我双手变成又硬又痛的爪子，可是第一道阳光照上冰河之后，西冰斗的冰壁就像巨型的太阳能烤箱般收集、扩大辐射热能。我突然流汗，深怕会像上次在基地营那样剧烈偏头痛，于是脱掉衣服，只留长内衣，并在棒球帽下塞一把雪。接下来三个钟头我努力以定速攀上冰河，只偶尔停下来喝口水，帽子里的碎雪一融进纠结的头发内，我便补充一点进去。
到了标高六千四百公尺处，我热得头晕眼花，看见小径旁有一具裹着蓝色塑胶的大型物体。高海拔损害了我的大脑灰质，我过了一两分钟才想通那是一具人类的尸身。我又是震惊又是困惑，瞪着瞧了好几分钟。那天晚上我问霍尔，他说他不敢确定，但他猜死者是三年前去世的雪巴人。
二号营标高六四九二公尺，共有一百二十顶帐篷散布在冰河边缘的冰碛裸岩上。这个地方的高海拔就像一股恶毒的力量，我感觉像喝了太多红酒严重宿醉似的。身体不舒服，吃不下东西也看不下文字，接下来两天我几乎都双手抱头躺在帐篷里，尽可能不活动。星期六我觉得稍微好一点，就爬到比营地高三百多公尺的地方，运动运动，加速适应高度。到了离主道路四十多公尺的西冰斗源头，我又在雪中看到一具尸体，正确说来应该是下半截尸体。看服装和老式登山靴的样式就知道死者是欧洲人，尸体已躺在山上至少十年或十五年以上。
我看到第一具尸体时震惊了好几小时，看到第二具尸体的震撼却几乎马上就消失了。路过的登山者很少会多看尸体一眼。山上仿佛有个默契，大家都假装这些枯干的尸体不是真的，也就是，没人有勇气承认自己是以什么为筹码换来置身此处。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也就是由二号营回基地营一天后，我和哈里斯走到南非队营地见见他们的队员，想略微了解他们为什么变成这样的社会弃儿。他们的营地位在我们帐篷顺着冰河下行十五分钟的地方，坐落在一座冰河残留的圆丘顶上。尼泊尔和南非国旗，以及柯达软片、苹果电脑和其他赞助厂商的广告旗帜在两根高高的铝制旗竿上飘扬。哈里斯把头伸入他们的餐厅帐，露出最迷人的笑容问道，嗨，有人在家吗？
原来伍达尔、凯西和赫洛德正从二号营往下走，此刻人在昆布冰瀑，可是伍达尔的女友古丹和他弟弟菲利浦在场。餐厅帐内还有一位热情洋溢的年轻女性，她自我介绍说她名叫德薰，并立刻邀请我和哈里斯进去喝茶。三个队员似乎根本不把伍达尔的不端行为和远征队即将瓦解的报导放在心上。
德薰小姐比向附近的冰塔，几支远征军成员正在那里练习冰攀技术，她热情地说，前几天我第一次冰攀，觉得好刺激。我希望再过几天能上昆布冰瀑。我本来打算问她伍达尔的不诚实行径，以及她得知圣母峰许可证上没有她名字有何感想，可是她这么愉快、纯真，我顿时不想问了。我们闲聊了二十分钟，哈里斯请他们全队傍晚过来我们营地小酌一番包括伍达尔。
我回到我们营地，发现霍尔、卡洛琳医生和费雪的队医英格丽正以无线电跟山上更高处的人焦急地谈话。稍早费雪由二号营下山到基地营途中，遇见他队上的雪巴人托普契坐在标高六千四百公尺的冰河上。托普契是罗瓦林山谷来的三十八岁登山老手，牙缝很大，生性温和，他已在基地营上方运送东西并执行其他任务三天，可是他的雪巴队友抱怨他常常闲坐，没把份内工作做好。
费雪盘问托普契，他承认他感到虚弱、双脚无力、喘不过气来已不止两天，于是费雪指示他立刻下到基地营。可是雪巴文化崇尚男子气概，很多男人极不愿承认自己身子虚弱。雪巴人不该患高山症，何况罗瓦林以专出强壮的登山者而闻名，那边的人更不该患上此症。男子若有高山反应而且公开承认，以后往往会被列入黑名单，不可能受雇远征，因此托普契不理会费雪的吩附，不肯下山，反而上到二号营去过夜。
那天下午托普契抵走入帐篷时，已经精神错乱，像酒醉般跌跌撞撞，还咳出粉红色带血丝的泡沫由这些症状可看出是严重的高山肺水肿，这种病非常难捉摸，且有致命之虞，通常是爬升太高太快，肺部充满液体3所致。高山肺水肿唯一的疗法是急速下降到低海拔，如果病人长时间留在高海拔，很可能会送命。
注3：一般相信问题的根源是缺氧，由于肺动脉压力过高，使动脉将液体漏进肺部所造成。作者注
霍尔坚持我们一上到基地营以上，全部的人就必须待在一起，由向导密切监护。费雪不一样，他主张高度适应期应该让客户独立自由上下山，结果二号营的人看出托普契病重时，费雪有四位客户在场，包括克鲁斯、彼得、克里夫和麦德森，却没有一个向导。动员救托普契的任务就落在克里夫和麦德森身上。麦德森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白杨镇来的三十三岁滑雪巡逻员，这次远征前从未爬到四千三百公尺以上，这回是他的女朋友喜马拉登山老手夏洛蒂说服他参加的。
我走进霍尔的餐厅帐，卡洛琳医生正用无线电告诉二号营的某一个人，给托普契服乙醯唑胺、氟美松和十毫克舌下硝苯地平（nifedipine）是的，我知道其中的危险。还是给他服用告诉你，在我们把他送下山之前，他很有可能会死于高山肺水肿，用硝苯地平虽然会把他血压降到危险程度，比起来都安全多了。拜托，相信我！给他服药！快一点！
似乎什么药都没有用，给托普契补充氧气或把他放进迦莫夫袋也无效。迦莫夫袋是一个大小有如棺材的充气塑胶舱，可把气压升高到相当于低海拔地区的水平。日光渐暗，克里夫和麦德森用泄了气的迦莫夫袋权充克难雪车，吃力地把托普契往下拖，向导贝德曼和一队雪巴人则尽快由基地营往上爬，到半路来接他们。
日落时分，贝德曼在昆布冰瀑顶附近迎上托普契，接手救援，让克里夫和麦德森回二营继续适应高度。贝德曼回顾道，雪巴病人托普契肺里有好多液体，他的呼吸看起来就像一根从杯底吸啜奶昔的吸管。冰瀑下到一半，托普契脱下氧气罩，伸手从入口活瓣清出一些鼻涕。手抽出来的时候，我用头灯照他的手套，手套整个呈红色，吸满他咳进氧气罩中的鲜血。接着我用灯照他的脸，也是血迹斑斑。
贝德曼继续说，托普契跟我四目相交，我看得出来他非常害怕。我脑筋一转，骗他说血是他嘴唇的一道伤口流出来的，要他别担心。这一来他稍稍平静些，我们继续往下走。托普契不能有太多动作，否则水肿会加速，因此下山途中贝德曼几度扛起他，背着他走。他们抵达基地营已经过了午夜。
次日星期二早晨，费雪考虑花五千到一万美元找辆直升机把托普契由基地营撤往加德满都。可是费雪和英格丽医生都相信，如今托普契来到比二号营低一千一百多公尺的地方，情况会迅速改善通常下降九百公尺多一点就足够使高山肺水肿完全痊愈。结果托普契没有乘飞机撤离，而是由人走路送他下山谷。不过在基地营下方不远处，他体力不支倒地，大家只得把他带回山痴队的营地治疗，一整天病况持续恶化。英格丽医生想将他放回迦莫夫袋，托普契拒绝，说他没患高山肺水肿或任何高山症。他们用无线电找到美国医生利奇，他是高山症界的名医，那年春天在佩里泽村喜马拉雅救难协会诊所驻站行医，他们请求他赶往基地营，协助治疗托普契。
此时费雪已动身前往二号营，因为麦德森拖着托普契下西冰斗过度劳累，自己也患了轻微的高山肺水肿而病倒，费雪要去带他下山。费雪不在期间，英格丽医生请教过基地营的其他医生，不过她被迫自己做了些重大的决定，一位医生同僚曾说，她简直应付不来。
英格丽才二十五、六岁，自己并不登山，刚在家庭医师科完成住院医师资历，在尼泊尔东部山麓做过不少志愿性的医疗救难工作，但不曾治疗过高山症。几个月前费雪在加德满都办圣母峰许可证的申请手续，两人偶尔结识，随后费雪便邀她参加即将来临的圣母峰远征，身兼队医和基地营经理。
虽然她一月曾写信给费雪，对他的邀约表示举棋不定，但她最后还是接受了这项无酬工作，在三月底到达尼泊尔，一心希望能帮助远征队攻顶成功。但她没料到要同时管理基地营并应付二十五个人左右的医疗需求。 （相较之下，霍尔花钱雇了两位很有经验的全职员工，队医卡洛琳和基地营经理海伦，来做英格丽一个人不支薪所做的工作）。雪上加霜的是，英格丽医生自己也不太适应高海拔，住在基地营期间常严重头疼、喘不过气来。
星期二早晨托普契想走下山谷，却因体力不支被扶回基地营，之后尽管他的病情继续恶化，大家却没为他戴回氧气罩，他固执地坚称没病也是原因之一。那天晚上七点钟，利奇医生从佩里泽村跑上来，强力建议英格丽医生立刻给托普契最大流量的氧气，然后请直升机上来载人。
此时托普契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呼吸非常困难。远征队要求直升机四月二十日星期三早晨把他载走，可是乌云和雪暴太强，不能飞行，于是托普契被放进篓子里，由雪巴人背下山，顺着冰河前往佩里泽，英格丽医生也随行照料。
那天下午霍尔皱着眉头，显得非常担忧。他说，托普契情况很糟。我很少见到像他这么严重的肺水肿。他们昨天应该用飞机载他出去，那时他还有机会。如果生病的是费雪的客户而不是雪巴人，我想治疗不会这么草率。等他们把托普契送到佩里泽村，也许已经来不及救他一命了。
从基地营到佩里泽村走了十二个钟头，托普契在星期三傍晚抵达喜马拉雅救难协会诊所，尽管海拔仅四二六七公尺（比他生活一辈子的村庄还要低），但他的病情持续恶化，英格丽医生只得不顾他的反对，硬把他放进加压的迦莫夫袋。托普契不懂加压舱的好处，非常害怕，要求召请喇嘛，并在袋子里放祈祷书作伴，才肯让别人拉上拉链，把他装进封闭的袋子里。
为了让迦莫夫袋发挥恰当功能，伴护人员必须不断用脚踏打气筒把新鲜空气注入袋内。到了星期三夜里，英格丽医生已不眠不休照顾托普契四十八小时，筋疲力尽，于是她把打气入袋的责任交给托普契的几个雪巴朋友。她打盹的时候，一个雪巴人从袋子的塑胶窗口发现托普契嘴边冒泡，显然已停止呼吸。
英格丽医生被这个消息吓醒，立刻扯开袋子，施行心肺复苏术，并找来喜马拉雅救难协会的义工席佛医生。席佛在托普契的气管里插一根管子，开始用橡皮救护袋，也就是手工打气筒将空气打入他肺部，于是托普契又有了呼吸，但中间至少相隔四、五分钟没有氧气进入他脑子。
两天后，也就是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五，天气终于好转，可以用直升机载人了，托普契被送往加德满都的医院，但那边的医生宣布他的脑子严重受损。此时托普契比植物人好不了多少。接下来几星期他在医院里日渐憔悴，茫茫然瞪着天花板，双臂紧蜷在两侧，肌肉萎缩，体重降到三十六公斤以下。后来他在六月中去世，遗下罗瓦林村的妻子和四个女儿。
说也奇怪，大多数圣母峰登山者对托普契的困境反而不如成千上万远离这座高山的人来得清楚。消息透过网路传送出去，在我们这些基地营的人眼中简直有点超现实。例如某个队友打卫星电话回家，可能会从纽西兰或美国密西根州常上网的配偶口中得知南非队在一做些什么。
至少有五个网站刊登特派员在圣母峰基地营所写的现场报导4。南非队有个网站，杜夫的国际商业远征队也有。公共电视网（PBS）的新知（Nova）推出一个精心制作、资料丰富的网站，每天刊登克拉克和知名圣母峰史学家沙尔克德所提供的新讯息两人都是IMAX远征队的成员。 （IMAX远征队由得奖电影制片兼登山专家布里薛斯领军，要拍摄一部耗资五百五十万美元的IMAX银幕圣母峰登顶纪录片。一九八五年巴斯上圣母峰，就是由布里薛斯担任他的向导。）费雪的远征队有两个以上的特派员为两个互相竞争的网站发线上新闻。
注4：尽管他们大吹大擂圣母峰山坡和全球资讯网之间的直接、互动连结，但受限于科技，基地营无法直接连上网。反之，特派员是透过卫星电话以声音或传真来传送报导，这些报导打好字后送进电脑，让纽约、波士顿和西雅图的编辑上网传布。电子邮件在加德满都收取、列印，再用牦牛运到基地营。同样的，网路上的照片都先以牦牛运送，然后以空运送到纽约去传送。网路聊天时段是透过卫星电话和纽约的打字员进行的。作者注
以电话为《线上户外》5做每日报导的珍就是费雪队上的特派员之一，但她不是客户，也未获准从基地营往上攀爬。不过，费雪远征队的另一位网路特派员是客户，打算一路登上峰顶，并沿途为NBC互动网发每日快讯。她的名字叫做珊蒂，给人的鲜明印象和她引起的闲话在山上无人能及。
注5：好几家杂志错误报导说我是《线上户外》的特派员。起因是珍在基地营访问过我，并在《线上户外》网站拍发访问稿。其实我跟《线上户外》没有任何关系。我是接《户外》杂志的委托，该杂志是设在墨西哥圣塔菲的独立杂志，跟《线上户外》只有松散的合作关系，将杂志的某一版本刊在电脑网路上。可是《户外》杂志和《线上户外》各自独立，我抵达基地营之前甚至不知道《线上户外》派了特派员到圣母峰。作者注
珊蒂是百万富翁级的社交名媛登山客，这次是第三度企图爬圣母峰。今年她为了完成她广为人知的七顶峰计画，比往昔更决心登顶。
一九九三年珊蒂参加一次向导带队的远征，走南坳加东南棱路线，她带着九岁的儿子柏儿和褓姆在基地营出现，引起小小的骚动。不过她遇到许多困难，只爬到七三一五公尺高度就折返了。
一九九四年她向企业募得二十五万美元以上的资金，借助北美四大登山名手布里薛斯（他签了合约，替NBC电视拍远征影片）、史文森（Steven Swenson）、布兰查（Barry Blanchard）和罗威（Alex Lowe）的才能，重回圣母峰。罗威堪称全世界出类拔萃的全能登山家，他受雇担任珊蒂的贴身向导，酬劳极高。四人为她打前锋，一路把绳索架上东壁，那是圣母峰靠西藏那一侧极困难极危险的山壁。珊蒂在罗威的鼎力相助下，攀着固定绳上到标高六七〇五公尺的地方，再一次被迫放弃，没有登顶。这次问题出在积雪情况不稳，很危险，逼得全队放弃登山。
多年来我对珊蒂早有耳闻，却直到健行前往基地营途中，才在高乐雪村首次相遇。一九九二年《男性》杂志派我骑哈雷机车由纽约长征旧金山，然后写一篇报导，同行的有《滚石》、《男性》和《我们》杂志的知名亿万富翁发行人维纳（John Wenner）和他的几位富人朋友，包括珊蒂的弟兄希尔（Rocky Hill）和她的丈夫匹特曼（Bob Pittman），也就是MTV的共同创办者。
维纳借我的铬黄外壳大机车震耳欲聋，骑来很刺激，挥金如土的同行伙伴也相当友善。但我跟他们少有共通之处，而且我没忘记自己是受雇于维纳，才有机会同行。晚餐席上，匹特曼、维纳和希尔互相比较自己拥有的各型飞机（维纳推荐我下回若要买个人喷射机，不妨买湾流W型），讨论名下的乡村庄园，还谈到珊蒂，当时她正在爬麦金利山。鲍勃听说我也登山，就提议说：嘿，你跟珊蒂应该一起去爬座山。而现下，在四年后，我们就一起爬了。
珊蒂身高一七八公分，站起来比我高五公分。即使在标高五一八一公尺的此地，她那男孩子气的短发看来还是一副有专家打理的样子。她热情洋溢、坦率直接，从小生长在北加州，跟着父亲玩遍露营、远足、滑雪等活动。她喜欢山区的自由与乐趣，大学时代及毕业后继续涉猎户外活动。一九七〇年中期她第一次婚姻失败，因痛搬到纽约，入山的频率锐减。
她在曼哈顿区当过高级百货公司的采购、《仕女》杂志的精品编辑，《新娘》杂志的美容编辑，然后在一九七九年嫁给匹特曼。珊蒂不屈不挠追求大众的注意，努力让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定期登上纽约的社交版面。她跟房地产大亨之妻布兰妮、NBC名主播布洛考及其妻梅瑞迪丝、服装设计师米兹拉希、媒体名人玛莎很要好。夫妻两人在康乃狄克州有座华丽庄园，在纽约中央公园西侧有一户摆满艺术品的公寓，公寓内的佣人有全套制服。为了两地之间往返更便捷，两人买了一架直升机，学会驾驶。一九九〇年匹特曼夫妇上了《纽约》杂志封面被称为分秒必争的夫妻。
不久珊蒂立志要成为第一个征服世界七顶峰的美国女性，并花费巨资，鼓足了劲宣传这项计画。可惜最后一座圣母峰久攻不下，一九九四年三月，四十七岁的阿拉斯助产士勒菲佛（Dolly Lefever）先完成这个目标，珊蒂失去了机会。不过她仍不愿放弃圣母峰。
威瑟斯有一天晚上在基地营说：珊蒂爬山可不像你我这样爬法。一九九三年他在南极参加向导带队的文生山攀登之旅，当时她正跟另一个队伍爬同一座山，他笑着回忆说，她带个超大型的圆筒旅行袋，里面装满美食，大约要四个人才抬得动。她还带了手提电视和录放影机，以便在帐篷内看电影。嘿，我的意思是，你不得不甘拜下风，很少人爬山这么有派头。他描述道，珊蒂慷慨跟其他山友分享她带来的东西，有她在，真是愉快又有趣。
一九九六年出击圣母峰，珊蒂再度配备了登山家帐篷里不常见的随身用品。动身前往尼泊尔的前一天，她在NBC互动网贴上此行第一篇文章，滔滔不绝说：
我的一切随身用品都打包好了看来我要带的电脑和电子设备不下于登山装备两部IBM笔记型电脑，一部录影机，三部三十五毫米的照相机、一部柯达数位相机、两部录音机、一部光碟游戏机、一部印表机，加上足够（我希望）的太阳能电热板和电池供应所有电源出远门不带足够的汀恩德鲁卡中东调和豆和义式浓缩咖啡机，我简直无法想像。
由于我们会在圣母峰上过复活节，我买了四个纸包的巧克力蛋。在标高五四八六公尺的地方玩复活节寻蛋游戏？请拭目以待！
那天晚上，社交版专栏作家诺威治在曼哈顿城中心的奈尔餐厅设宴为珊蒂饯行。宾客名单包括名媛碧安卡和设计师卡文克莱。珊蒂喜欢戏服，她在晚礼服外面套件高海拔登山装，穿戴登山靴、冰爪、冰斧和卡宾枪子弹带露面。
珊蒂抵达喜马拉雅山之后，似乎尽可能固守上流社会的习性。健行到基地营途中，有个名叫潘巴的小雪巴人每天早上替她卷睡袋，打理背包。四月初她跟费雪的其他队员抵达圣母峰山脚，行囊包括一叠叠跟自己有关的剪报，准备发给基地营的其他居民。两天后雪巴跑者开始定期送来DHL全球快递运到基地营给她的包裹，包括新一期的《风尚》、《浮华世界》、《人物》、《吸引力》杂志。雪巴人对女用内衣广告十分着迷，觉得香水广告的香味条很可笑。
费雪的队员意气相投，十分团结。大多数队友对于珊蒂的特殊习性泰然处之，接纳她似乎毫不困难。珍回顾道，和珊蒂相处很累，她需要当众所瞩目的焦点，老是哇啦哇啦谈自己的事。但她从不消沉。她不拉低团体的情绪。她几乎每天活力充沛，精神勃勃。
不过在她的队伍以外，好几位登山高手把她看成哗众取宠的外行人。一九九四年她试登圣母峰的东壁失败后，凡士林精华露（远征队的主要赞助者）的一支电视广告饱受见多识广的登山家嘲讽，因为广告把她形容为世界级的登山家。可是她本人从未公开这么说，确实，她在为《男性》写的文章中强调，她要布里薛斯、罗威、史文森和布兰查知道我只是热爱爬山，不敢把自己的业余能力跟他们的世界级技巧混为一谈。
她一九九四年的杰出队友对她没什么微词，至少没公开说。事实上，那次远征后，布里薛斯成为她的密友，史文森也再三为她辩护，反驳外界的批评。远征队由圣母峰回来后不久，史文森在西雅图的一次社交聚会中向我解释说，听着，珊蒂也许不是伟大的登山家，但在东壁上她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不错，我们四人做了所有先锋攀登，架所有固定绳，但她态度积极，负责募款、跟媒体打交道，也自有她的贡献。
不过，毁谤她的也大有人在。许多人看她炫耀财富，厚颜地追逐大众的目光，大为不满。考夫曼（Joanne Kaufmen）在《华尔街报导》中写道：
在某些上流社交圈，匹特曼太太是以攀爬社交界而非高山而知名。她和匹特曼先生是各种庄重晚会和慈善活动的常客，也是各种八卦专栏的主要人物。匹特曼先生有位坚持不肯透露姓名的前事业伙伴说，很多人的大衣后摆都被匹特曼太太攀皱了。她对于名声非常感兴趣。如果必须匿名爬山，我想她绝不会去爬。
巴斯将世界七顶峰大众化，接着世界最高的圣母峰也遭到贬抑，在批评者心目中，珊蒂正是种种可议现象的缩影，不管这是否公平。可是她被金钱、雇用的随从、坚决的自恋给隔绝开来，对自己引发的愤恨和藐视不以为意，就像珍．奥斯汀笔下的艾玛一样，对什么都漫不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