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高5944公尺，1996年0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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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人总觉得做不到的事特别吸引人。他们通常不是专家，他们的野心和幻想很强，完全漠视比较谨慎的人所可能感到的疑虑。决心和信心是他们最强的武器。往最好的方向想，也只能说这些人是怪人，而往最糟的方向，就是疯子
圣母峰吸引了这一类人。他们的登山经验有的付之阙如，有的微不足道，当然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经验可以把攀登圣母峰当成合理的目标。他们有三个共同点：自信、莫大的决心，以及耐力。
恩斯沃斯《圣母峰》
Walt Unsworth，Ever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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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怀着抱负和决心，若非如此，我会比现在快乐得多。我想得很多，而且养成了梦想家那种幽远的目光，遥远的高山总是魅惑、吸引着我的灵魂。我不确定固执加上一点别的能达到什么成果，但我把标靶设得很高，每次受挫只会使我更坚决，至少要实现其中一个大梦。
邓曼《独闯圣母峰》
Earl Denman，Alone to Ev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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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春天，圣母峰的斜坡上不乏梦想家。很多登山者的资历条件跟我一样薄弱，甚至比我更薄弱。论及评估自己的能力、衡量自己能不能应付世界第一高峰的无敌挑战，基地营的半数人口有时真像狂想症患者。但这或许没什么好惊讶的。圣母峰对狂人、追求名声的人、无可救药的浪漫派及现实感不坚定的人而言，向来有如磁铁。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位名叫邓曼的加拿大穷工程师抵达印度大吉岭，宣布要爬圣母峰。他爬山经验其实不多，也没有西藏的入境许可，却不知如何竟说动了雪巴人安达瓦和丹增与他同行。
丹增也就是之后跟希拉瑞首次攀登圣母峰的那个人，他一九三三年十七岁时从尼泊尔迁居到大吉岭，本来满心热诚，希望那年春天英国名登山家席普顿带领攻顶的远征队能够雇用他，结果未于中选，但他留在印度，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受雇参加席普顿的英国圣母峰远征队。他一九四七年同意跟邓曼同行时，已上过圣母峰三次。他日后坦承他早就知道邓曼的计画太鲁莽，但他自己也抗拒不了圣母峰的诱惑：
这完全说不通。首先，我们可能连西藏都进不去。其次，就算我们进去了，也很可能被抓，邓曼和我们这些向导都会惹上严重的麻烦。第三，就算我们到了山脚，我不相信这样一行人有办法攀登。第四，这项尝试非常危险。第五，邓曼的钱既不够付我们高酬劳，万一我们出事，也不能保证给我们的眷属恰当的补助等等。凡是脑筋正常的人都会拒绝。但我无法拒绝。我不能不去，圣母峰的吸引力在我心目中大过世上的任何事。安达瓦和我谈了几分钟，接着我们做了决定。我告诉邓曼，好，我们愿意试试。
小远征队横越西藏往圣母峰进发，两个雪巴人愈来愈敬爱这位加拿大佬。邓曼虽然没经验，他的勇气和体力却叫他们佩服。值得称道的是，当一行人抵达圣母峰的斜坡，事实证明邓曼能力不足时，他心甘情愿承认。邓曼在标高六千七百公尺的地方遭遇暴风雪，坦承失败，三人便掉头下山，在出发五周后安全回到大吉岭。
在邓曼之前十三年，有个生性忧郁的英国理想主义者威尔逊同样鲁莽试攻圣母峰，他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威尔逊的心愿是援助同胞，但他错以为爬圣母峰最能宣扬斋戒和信仰上帝的力量可治愈人类百病的信念。他订出一项计画，打算驾驶小飞机到西藏，迫降在圣母峰侧翼，然后从那里攻顶。他对登山及飞行都一无所知，但他觉得没什么大碍。
威尔逊买了一架布制机翼的舞毒蛾机（Gypsy Moth），取名为永夺号（Ever Wrest，与Everest艾佛勒斯峰同音），学习开飞机的基本原理。接着他花了五个礼拜走访史诺多尼亚和英国湖区的小山丘，学习他认为自己需要的登山技巧。一九三三年五月，他开着小飞机，取道开罗、德黑兰和印度前往圣母峰。
此时威尔逊已成为媒体红人。他飞到印度的波塔波尔，但尼泊尔政府未批准他飞越尼泊尔领空，他只好以五百英镑的价格卖掉飞机，走陆路到大吉岭。到了当地，他才知道当局拒绝他进入西藏。他并不惊慌。一九三四年三月，他雇了三个雪巴人，自己乔装成喇嘛，公然违抗英国殖民政府，偷偷健行四百八十公里，穿过锡金森林和枯干的西藏高原，于四月十四日来到圣母峰脚下。
他步行爬上绒布冰河的碎岩冰面，起先走得很顺利，可是后来因为对攀爬冰河一无所知，不断迷路，既挫折又疲累。但他不肯放弃。
五月中他抵达标高六千四百公尺的绒布冰河源头，把席普顿一九三三年远征不成后藏起的一批食物和设备纳为己有。他从那儿开始攀登通往北坳的山坡，到达标高六九二〇公尺处，碰到一座垂直的冰壁，爬不上去，只好退回席普顿当初藏东西的地方。他仍不肯罢休。五月二十八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最后一搏，我觉得会成功。然后再度往上爬。
一年后席普顿率领远征队重返圣母峰，在北坳山脚的雪地里发现威尔逊冻结的尸体。发现尸体的登山客之一华伦记载道，经过一番讨论，我们决定把他埋在冰隙中。当时我们都举帽致哀，我想人人都为这件事心烦意乱。我以为自己已经对死者无动于衷，但不知为什么，当时的情境再加上他做的事毕竟跟我们差不多，他的悲剧我们似乎体会得格外真切。
近年来，圣母峰山坡上多了好多当代威尔逊和邓曼，跟我的某些伙伴一样，都是资历不足的梦想家。这些现象招来强烈的批评。可是谁适宜上圣母峰，谁不适宜？这个问题很复杂，无法骤然判断。某登山客付了一大笔钱参加向导带队的远征，并不代表他（她）就一定不适合上山。确实，一九九六年春天圣母峰下，至少有两支商业远征队收纳的喜马拉雅登山好手以最严苛的标准来看仍符合资格。
四月十三日，我在一号营等待队友到昆布冰瀑顶跟我会合时，看到山痴队的两位队友飞快地大步走过。一位是三十八岁的西雅图建筑承包商克里夫，曾是美国滑雪队选手，虽然异常强壮，但高海拔的经验并不多。然而跟他同行的叔叔彼得却是活生生的喜马拉雅传奇。
彼得身穿褪色、绽线的Gore Tex登山衣，再过两个月就满六十九岁。他瘦高微驼，在睽违多年后重返喜马拉雅高山地带。一九五八年他推动美国队首攀巴基斯坦境内喀喇昆仑山脉标高八〇六八公尺的隐峰1，是美国登山界首攻的最高峰，创造了历史。不过，让彼得更出名的，是他在一九五三年远征K2峰不成时所上演的英雄事迹，这年也就是希拉瑞和丹增抵达圣母峰顶的那一年。
注1：隐峰（Hidden Peak）即迦舒布鲁第一峰（Gasherbrum I），或称K5，世界第十一高峰。编注
当时，八人远征队正在K2峰高处等待攻顶，碰到狂烈的暴风雪，动弹不得。一位队员吉尔基患了血栓性静脉炎，是高海拔引起的血栓，有生命危险。彼得等人知道必须立刻把吉尔基送下山，才有机会救他一命，于是就在风雪怒号中顺着陡峭的阿布鲁齐山脊慢慢将他往下运。到了标高七千六百公尺左右的地方，有个人滑了一跤，把另外四人也拖下去。彼得反射性地将绳子绕在自己的肩膀和冰斧上，单手抓住吉尔基，不但阻止了五名山友的跌势，自己也没被拖下山。这是登山年鉴中不可思议的事迹，此后一直被称做确保事件2。
注2：确保（Belay）是登山术语，指在伙伴攀爬时握牢绳索，以保护他们的安全。作者注
如今彼得正由费雪和他手下的两名向导贝德曼与波克里夫带上圣母峰。我问科罗拉多州来的登山强手贝德曼，带领像彼得这样了不起的客户有什么感觉，他立刻发出自嘲的笑声，纠正我说：我这样的人哪能带领彼得。我只觉得能跟他同队很荣幸。彼得参加费雪的山痴队，不是因为他需要向导带他攻顶，而是要省下麻烦，不用自己申请许可证，打理氧气筒、帐篷设备、补给品、雪巴人手和其他后勤小事等等。
彼得和克里夫叔侄往自己的一号营走过去之后，两人的队友夏洛蒂露面了。夏洛蒂女士今年三十八岁，精神抖擞，优美如雕像，是科罗拉多州亚白杨镇的滑雪巡逻员，登过两座八千公尺级的高峰，一座是巴基斯坦境内标高八〇三六公尺的迦舒布鲁二号峰，一座是圣母峰旁标高八一五三公尺的卓奥友峰。过了一会儿，我碰见杜夫的队员，二十八岁的芬兰人古斯塔夫森，他的喜马拉雅山纪录包括圣母峰、道拉吉里峰、马卡鲁峰和洛子峰。
比较之下，霍尔队上没有一个客户上过八千公尺级的顶峰。如果将彼得这样的人比做大联盟的棒球明星，那么我和同队的客户就只像一群小镇垒球员，要靠贿赂才能进入大联盟比赛。不错，霍尔在昆布冰瀑顶曾说我们实力很强。跟霍尔过去几年护送上山的一群群顾客比起来，我们也许真的很强吧。不过，我明白霍尔的队员若不靠霍尔和他手下的向导及雪巴人协助，没有一个上得了圣母峰。
然而，我们这群人跟山上许多队伍比起来，可又高明多了。有个没有特殊喜马拉雅资历的英国人率领一支商业远征队，其中某些队员的能力实在叫人怀疑。但是圣母峰上资历最差的还不是有向导带领的客户，而是传统的非商业远征队成员。
我穿过昆布冰瀑下段要回基地营的时候，不巧瞥见两个动作缓慢、穿着和装备十分古怪的登山者。几乎一眼就看得出来，两人并不熟悉攀爬冰河的标准工具和技巧。后面那个人一再缠到冰爪而摔跤。有道大冰隙上架着两具头尾相接的铝梯当桥梁，我等两人先过，发现他们居然一起过桥，步伐几乎紧紧相接，非常震惊，这根本是不必要的危险动作。从冰隙另一端生硬的攀谈中，我才知道两人是台湾远征队队员。
台湾队没来之前名声已传上圣母峰。一九九五年春天，这支队伍曾到阿拉斯加攀登麦金利山，为一九九六年的圣母峰之行试身手。九人登顶，但下山时有七人遇到暴风雪，迷失了方向，在标高约五千九百公尺的旷野过了一夜，国家公园服务处花了很大的代价，冒了大险才把他们救出来。
在国家公园巡查员的要求下，美国两位技术最顶尖的阿尔卑斯式登山家罗威（Alex Lowe）和安克（Conrad Anker）停下自己的攀登计画，从标高四三九〇公尺处赶上去救台湾队，当时台湾队已奄奄一息。罗威和安克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各拖着一个无助的台湾人从五千九百公尺下到五二四〇公尺，让直升机可以将他们撤下山。总共有五个台湾队队员（两个严重冻伤，一个已经死亡）被直升机运出麦金利山。安克说，只死了一人。不过我们若没在那个时候赶到，另外两人也会死。稍早我们就注意到这支台湾队伍，他们的能力看来实在很不足，会遇上麻烦，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远征队领队高铭和乐天开朗，是独立报导摄影家，以喜马拉雅山的马卡鲁峰为绰号，自称马卡鲁。他已筋疲力尽，严重冻伤，必须由两个阿拉斯加向导扶下高山。据安克形容，阿拉斯加人带他下山的时候，马卡鲁对每个走过的人喊道胜利！胜利！我们登顶了！仿佛灾难根本没发生。没错，我觉得马卡鲁那老兄很怪。麦金利山难的生还者一九九六年在圣母峰南侧露面时，高铭和仍是领队。
台湾队一出现在圣母峰，山上大多数远征军都为之侧目。大家都由衷担心台湾队会发生灾难，逼得其他远征队前去救援，危及更多生命，更不提危及其他登山者登顶的机会。不过看起来不够格的队伍不止台湾队。在我们基地营边扎营的是一位二十五岁的挪威山友尼贝，他宣布要独攀3非常危险、技术非常困难的圣母峰西南山壁，尽管他的喜马拉雅经验只限于攀登两次隔壁标高六一八一公尺的岛峰（Island Peak），那座山峰位在洛子峰的附属山脊上，不太需要技术，只要有健壮的脚力就可以到达。
注3：虽然尼贝被宣称为独行远征，但他雇了十八位雪巴人替他背行囊、架绳、建营地，引导他上山。作者注
然后还有南非队。队伍由约翰尼斯堡大报社《周日时报》赞助，举国以他们为荣，行前曼德拉总统还亲自祝福他们。他们是南非第一支获颁圣母峰许可证的远征队，由不同种族混合组成，冀望把首位黑人送上峰顶。领队是三十九岁的伍达尔，五官令人想到老鼠，十分多话，最爱说一九八〇年代南非和安哥拉长期激战中他在敌后担任军事突击队的英勇事迹。
伍达尔征召了南非最强的三个登山家构成团队的核心：戴克拉克、哈克兰及费布鲁瑞。黑白混合的组成对言谈温和、四十岁的古生态学家兼国际知名黑人登山家费布鲁瑞有特殊的意义。他解释说，父母照希拉瑞爵士的名字为我命名艾德蒙。爬圣母峰是我从小的梦想。不过更有意义的是，我把这次远征当作新兴民族试图摆脱过去的不幸、团结迈向民主的有力象征。从小，我就在各方面被种族隔离枷锁套住脖子，对此特别愤慨。但现在我们是全新的国家了。我坚决相信我国所走的方向。让大家看见我们南非的黑人和白人一起爬圣母峰，一起登顶，这将是了不起的大事。
全国动员支持远征。戴克拉克说，伍达尔在很幸运的时机提出这项计画。种族隔离结束了，南非人终于获准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的运动队伍也可以到全世界比赛。南非队刚赢得橄榄球世界杯。举国欢腾，骄傲感泉涌，是吧？因此伍达尔建议组成南非圣母峰远征队时，人人都赞成。他募到不少经费，相当于好几十万美元，没有人质疑什么。
除了伍达尔本人、三位南非男性登山家和一位英国登山家兼摄影师赫洛德之外，他还希望远征队有女性参加。离开南非之前，他特意邀请六位女候选人攀爬标高五八九五公尺的吉力马札罗山，很耗体力，但技术上不太困难。两周考验结束后，伍达尔宣布只留两个人决赛，一为二十六岁的新闻学讲师凯西，白人，登山经验有限，父亲是南非最大的益格鲁亚美利加公司董事。另一位是二十五岁的体育教师德薰，黑人，在隔离的城镇长大，没有任何登山经验。伍达尔说，两位女性都会随队到基地营，健行期间他再评估两人的表现，选定一人继续攀登。
四月一日，也就是我前往基地营的第二天，意外碰见费布鲁瑞、哈克兰和戴克拉克在南崎巴札下方的小路上，正走出山区要到加德满都。戴克拉克是我的朋友，他跟我说三位南非登山家和队医夏洛蒂．诺伯还没走到高山山脚就已放弃远征。戴克拉克解释说，领队伍达尔原来是个大混蛋，专制的怪物。你不能信任他，我们永远不知道他是胡扯还是说真话。我们可不想把性命交到这种家伙手上。所以我们离开了。
伍达尔向戴克拉克等人说他常爬喜马拉雅山，包括标高七千九百公尺以上的高峰。事实上伍达尔在喜马拉雅的登山经验只有一九九〇年付钱参加杜夫带领的安娜普娜峰商业远征队，还只爬到标高约六四九〇公尺的地方。
而且，伍达尔动身前往圣母峰之前，还在远征队的网站上吹嘘自己显赫的军事生涯，说他在英国陆军官阶很高，指挥精锐的长岭山侦察军，在喜马拉雅山区做过不少训练。他告诉《周日时报》他当过英格兰山赫斯皇家军校的讲师。其实英国陆军根本没有所谓的长岭山侦察单位，伍德尔也从未在山赫斯当过讲师，更不曾在安哥拉敌后打过仗。根据一个英军发言人的说法，伍德尔当的是出纳员。
对于尼泊尔观光部颁发的圣母峰登山许可证上列有哪些名字，伍达尔也没说实话4。打从开始他就说凯西和德薰两人在许可证上都列了名，至于哪一位会受邀加入攀登，要到基地营才做最后决定。戴克拉克离开远征队后才发现，许可证上有凯西的名字，伍达尔六十九岁的父亲和法国人雷纳（他付了三万五千美元给伍达尔，以求参加南非队）也名列其上，但名单上并没有德薰，而她是费布鲁瑞退出后唯一的黑人队员。戴克拉克认为伍达尔根本无意让德薰爬圣母峰。
注4：只有官方许可证上列名的登山客（每人要交一万美元）才容许爬到基地营以上的高度。这条规定执行得很严格，违反的人不但要缴罚款，还会被逐出尼泊尔。作者注
离开南非之前，伍达尔曾警告娶美国妻室且有双重国籍的戴克拉克，除非他同意用南非护照进尼泊尔，否则他不会获准参加远征队。这更是火上加油。戴克拉克回顾道，他小题大作，说因为我们是第一支南非圣母峰远征队之类的。结果伍达尔自己根本没拿南非护照。他甚至不是南非公民，那家伙是英国佬，他持英国护照进尼泊尔。
伍达尔的无数骗局成了国际丑闻，大英国协各地的报纸以头版报导这件事。负面的报导慢慢传回他耳中，但他太自大，根本不理这些批评，只是尽量不让他的队伍跟其他远征队接触。他还把《周日时报》的记者弗农和摄影师修瑞逐出远征队，尽管他签下了合约，表示接受报社赞助的条件是容许这两位记者随时随队远征，若他不遵守这项条件，报方可据此毁约。
《周日时报》的编辑欧文把健行度假跟南非圣母峰远征安排在一起，当时跟他太太正要前往基地营，由伍达尔的年轻法籍女友当向导。到了佩里泽村，欧文得知伍德尔已经把他手下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赶走了。他大吃一惊，送了一份通知给伍达尔，说报社无意撤走弗农和修瑞，已下令两位记者重回远征队。伍达尔收到通知，大发雷霆，从基地营冲下山到佩里泽村找欧文理论。
根据欧文的说法，会面时他开诚布公，问许可证上有没有德薰的名字。伍达尔答道：不关你的事。
欧文说德薰已经沦为黑人女性的幌子，好用来为远征队制造虚假的南非主义，伍达尔听了威胁要杀死欧文夫妇。这个太过激动的南非领队一度宣称，我要把你见鬼的脑袋割开，塞进你屁眼。
过不久，记者弗农抵达南非基地营，他用霍尔的卫星传真机发出首篇相关报导，结果表情冷酷的凯西女士通知我，说我在营地不受欢迎。弗农后来在《周日时报》上报导说：
我跟她说，她无权禁止我走进我们报社资助的营地。我进一步追问缘由，她回答她是照伍达尔先生的指示行事。她说修瑞已被逐出营地，我也该走，因为那边不供应我的食宿。我刚走长路，两腿还在发软，于是要求先喝杯茶，再来决定是要反抗还是乖乖离开。对方答覆休想。她走向队上的雪巴头子多吉，大声说：这是我们跟你说过的两个人之一，名叫弗农。不能给他任何协助。多吉是铁铮铮的硬汉，我们已经共饮过几杯当地的烈酒。我看看他，连杯茶也不给？他展现最佳、最值得赞扬的雪巴好客传统，看着凯西说，狗屎。他抓住我的手臂，拉我进餐厅帐，端出一杯热腾腾的茶和一盘饼干。
欧文在佩里泽村与伍达尔进行了他形容为令人血冷的对话后，确信远征队的气氛已经溃乱，《周日时报》的员工弗农和修瑞可能有生命危险。于是欧文指示弗农和修瑞回南非，报社发表声明，宣布撤消赞助。
不过由于伍达尔已经收了报社的钱，所以此举纯属象征，对他在山上的行动几乎没什么影响。确实，伍达尔拒绝放弃远征领导权，也拒绝任何妥协，即使后来曼德拉总统来信要求他为了民族利益和解，他也无动于衷。伍达尔固执地坚称圣母峰之旅要照计画进行，由他掌舵。
远征队瓦解后，费布鲁瑞回到开普敦，描述他失望的心境。他用充满情感的口气时断时续道，也许我太天真。不过我讨厌在种族隔离下成长。跟哈克兰等人爬圣母峰是一大象征，显示旧制度已经瓦解。伍达尔对新南非的诞生毫不关心。他接下整个民族的梦想，达成他自私的目标。离开远征队是我一生最艰难的决定。
费布鲁瑞、哈克兰和戴克拉克退出后，留在队上的队员没有一人具备起码的登山经验（法国人雷纳不算，他自带雪巴人独立登山，不跟其他人同行，参加远征队只是为了在许可证上列名）。戴克拉克说，至少有两位连冰爪都不会穿。
挪威独攀者、台湾队，尤其南非队，都是霍尔队餐厅帐内经常谈起的话题。四月末有一天傍晚，霍尔皱眉道：山上有这么多能力不足的人。我想这个登山季，我们在上头不太可能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