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8848公尺，1996年0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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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巍峨高峰的上半部仿佛划出一条警戒线，谁也越不过。症结在于，到了海拔七千六百公尺以上，低气压对人体的影响极为剧烈，根本不可能进行真正艰困的登山活动，一场轻微的暴风雪就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唯有最完美的气候和积雪情况能提供些微的成功机会，而在攀登的最后阶段谁也不可能挑日子
不，圣母峰在一开始没让人轻易得逞，这并不足为怪。说真的，圣母峰若轻易投降才叫人吃惊，而且将非常可悲，有失大山风范。也许我们有了冰爪和橡皮便鞋等优良新科技，有了长年以机械轻松征服万物的历史，变得有些傲慢了。我们忘记高山仍握有王牌，只在自己觉得恰当的时机颁出成功的奖牌。否则登山怎么会深深蛊惑人心呢？
席普顿，一九三八年，《那座山上》
Eric Shipton，in 1938，Upon That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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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跨在世界之巅，一脚踩着中国，一脚踩着尼泊尔，伸手清除氧气罩上的冰雪，弓起一肩挡风，茫然俯视广袤的西藏，恍惚地意识到脚下是幅极为壮阔的景观。对于这一刻以及随之而来的激动情绪，我已想像了许多个月。然而，等我终于置身此地，真正站上圣母峰顶，却硬是使不出力气来感受什么。
时当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下午，我已有五十七个钟头未入睡。前三天我什么都吃不下，只勉强吞下一碗拉面汤和一把m＆m花生巧克力。剧烈咳嗽了几周后，我有两根肋骨分离，连正常呼吸都形同惨烈的考验。在标高八八四八公尺的对流层，送到脑部的氧气实在太少，我的智能只及一个发展迟缓的儿童。此情此境，我除了寒冷和疲倦，实在无法有其他感受。
我抵达峰顶，比另一支远征队的俄籍登山向导波克里夫慢几分钟，比我所属的纽西兰队的向导哈里斯早一点点。我跟波克里夫的交情不深，跟哈里斯则在前六个礼拜混得很熟，而且很喜欢这家伙。我抓拍了四张哈里斯和波克里夫摆出的登顶英姿后，立刻转身下山。此时我的手表指着下午一点十七分，也就是我在世界屋脊总共停留不到五分钟。
不久后，我又驻足拍了一张照片，这回是俯瞰我们上山所走的东南棱路线。我把镜头对准正往峰顶走来的两位登山者，发现一个我先前没有注意到现象：南方的天空一个钟头前还湛蓝无比，如今浓云已笼罩了普莫里峰、阿玛达布兰峰和其他环绕着圣母峰的小山峰。
后来（在大家寻获六具尸体，另外两具放弃搜寻，我的队友威瑟斯生疽的右手开刀切除之后），人们会问：天气既然开始恶化，为什么高山上的登山者没有发现征兆？为什么老练的喜马拉雅向导继续往上攀，带领一群相对没有经验的业余山友（每人付了六万五千美金天价，只求有人安全带他们上圣母峰的山友）走进明显的死亡陷阱？
没有人能代替两支相关队伍的领队发言，因为两人都死于山难。但我可以证明，五月十日下午稍早就我所见，完全看不出致命的暴风雪就要降临。依据我缺氧的脑袋所做的判断，沿著名叫西冰斗1的大冰斗飘上来的，不过是一缕缕薄云，毫无威胁性。云朵在灿烂的正午艳阳下闪闪发亮，看起来跟几乎每天下午都会由山谷升起的一缕缕无害的对流水气没什么差别。
注1：西冰斗Western Cwm，由马洛利George Leigh Mallory命名。他在一九二一年首次由藏尼边境的Lho La高隘口远征圣母峰看见这座山谷。 Cwm是威尔斯语山谷或圆谷之意。作者注
我抬起脚往下走的时候非常焦急，但我的忧心和天气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检查过我氧气筒上的流量表，发现筒里几乎全空了。我必须尽快下山。
圣母峰东南棱最高的一段是结了厚厚雪檐的裸岩和饱经风蚀的雪地，在顶峰和附属的南峰间蜿蜒四百公尺左右。通过嶙峋的山脊不需要太难的技术，但是那条路线一点掩蔽都没有，完全暴露在空中。离开峰顶之后，我小心翼翼在二千多公尺深渊上方挪移十五分钟，来到恶名昭彰的希拉瑞之阶（The Hillary Step），这是山脊上一道明显的狭窄通道，需要用上一些攀岩技术。当我把自己挂上固定绳，准备沿着边缘下降时，突然看见一幅骇人的场面。
九公尺下方，有十几个人在希拉瑞之阶的底部排队。有三个人已经顺着我准备下攀的绳索往上爬。我别无他法，只能解开钩环，离开共用的固定绳，往旁边让。
堵塞是三支远征队的登山者造成的：一支是我所属的队伍，由纽西兰名向导霍尔领军，是一群付费的客户；一为美国人费雪率领的另一支商业队；一为非商业的台湾登山队。在七千九百公尺以上海拔，慢如蜗牛的步调成了常态，一个个登山者就这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攀上希拉瑞之阶，我则紧张兮兮在一旁等待时机下降。
比我稍后离开顶峰的哈里斯很快就赶上来，停在我后面。我想尽可能节省氧气筒中仅存的氧气，就要求他伸手到我的背包内，关掉调节器上的活瓣，他照办了。接下来十分钟，我出奇的舒服，神清气爽。事实上，我的精神似乎比氧气开着的时候还要好。接着我突然透不过气来，头晕目眩，眼看就要失去知觉。
原来哈里斯因缺氧而神智不清，不但没将我的氧气关掉，反而误将活瓣开到最大流量，氧气筒一下就空了。我无端耗费了最后的氧气。七十多公尺下方的南峰另有一筒氧气等着我，可是我必须不靠补充氧气爬下整条路线中最裸露的地带，才能抵达南峰。
而且我得先等混乱的人潮散去。我取下如今已毫无用处的氧气罩，把冰斧插进高山上的硬冰层，蹲在山脊上。我跟鱼贯走过的登山客互道千篇一律的恭喜，内心却暗暗发狂：快点，快点！我默默哀求道，你们大伙在这磨磨蹭蹭的时候，我的脑细胞正几百万几百万地坏死！
走过的群众大多属于费雪那一团，不过我的两个队友霍尔和难波康子终于在行列尾端附近出现了。四十七岁的康子很矜持很拘谨，比有史以来登上圣母峰的最高龄女山友只年轻四十分钟，且是第二位爬完各洲最高峰，亦即所谓七顶峰2的日本女性。虽然她体重只有四十一公斤，但麻雀般的体型中藏有无敌的决心。康子能爬上圣母峰，靠的是坚定不移的强烈欲望。
注2：七顶峰Seven Summits，指全球七大洲最高的七座山峰。最早攀登并提出七顶峰名单的是美国人贝斯Richard Bass，他的名单是亚洲圣母峰（八八四八公尺）、南美洲阿空加瓜山（六九六〇公尺）、北美洲麦金利山（六一九四公尺）、非洲吉力马札罗山（五八九五公尺）、欧洲厄尔布鲁斯峰（五六四二公尺）、南极洲文生山（四八九二公尺）、澳洲科修斯科山（二二二八公尺）。而义大利登山家梅斯纳Reinhold Messner则提出另一份名单，认为以登山家的观点，应该以印尼巴布纽几内亚的查亚峰（四八八四公尺）取代澳洲科修斯科山，成为大洋洲最高峰，因为查亚峰的攀登难度比科修斯科山高上许多。编注
稍后韩森登上希拉瑞之阶顶端。他是我们远征队的另一位队员，在西雅图郊区当邮局员工，这次上山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我迎风吼道，胜利在望！尽量显得比实际乐观些，快活些。韩森筋疲力尽，戴着氧气罩咕哝了一句，我没听清楚他说什么。他有气无力地跟我握了握手，继续往上攀。
在固定绳上殿后的是费雪，我们俩都住西雅图，有数面之缘。费雪的力气和冲劲简直神奇（一九九四年他以无氧攀登攻上圣母峰），所以我看他行动这么迟缓，推开氧气罩打招呼时表情这么颓丧，真的大吃一惊。他用他注册商标的大学兄弟会会员问候语勉强欢呼道，布鲁斯！我问他情况如何，他坚持说他感觉不错，今天不知为什么有气无力。没什么大不了。希拉瑞之阶终于净空了，我把钩环挂到橘红色的绳索上，当费雪萎靡地倚着冰斧时，我迅速绕过他，顺着边缘往下垂降。
我下攀到南峰时已过了三点。此时缕缕迷雾正涌上标高八五一〇公尺的洛子峰顶，里上圣母峰的金字塔尖。天气看来不再那么和煦了。我抓起一支新鲜的氧气筒，接上我的调节器，匆匆往下走进渐浓的云雾中。我下南峰之后不久，天空就下起小雪，视线糟到极点。
一百二十公尺的垂直上方，蓝天无瑕，峰顶仍沐浴着灿烂的阳光，我的同伴正在那儿慢吞吞地纪念他们抵达地球最高点，展旗拍照，耗尽每一分光阴。没有人想到可怕的考验正逼近。没有人料到在长日将尽时，每一分钟都是生死交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