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高681公尺，AD18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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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在与群山远远相隔之处，我在哈利伯顿（Richard Halliburton）的《奇迹之书》（Book of Marvels）看到模糊的圣母峰的照片。那是一张很糟的复制品，嶙峋的山峰白茫茫耸立，背景的天空黑得怪诞，刮痕累累。圣母峰远远屹立在前方几座峰头的背后，看起来甚至不是最高，但这也无妨。圣母峰是最高的，传言都这么说。梦想是画面的钥匙，使一名少年得以进入，站在迎风的山脊上，攀上如今已不再高不可及的巅峰
这是随成长而解放的无羁梦想之一。我深信我的圣母峰大梦不只属于我自己。遥不可及、从未体验过的地球最高点就在那儿，等着许多少年和成年男子去追求。
荷恩宾《圣母峰：西棱》
Thomas F. Hornbein，Everest：The West 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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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实际细节因为添加了传奇而模糊不清。那年是一八五二年，背景是印度德拉敦市印度大三角测量的北丘站办公室。传言很多，最合理的版本是一名职员冲进印度总测量官华夫爵士的卧房，惊呼测量局加尔各答分署的孟加拉籍计算员席克达已发现世界上最高的山。在那之前的三年，测量员用八公尺的经纬仪首度测量这座山峰耸起的角度，命名为第十五号峰。山峰位于锁国的尼泊尔王国，从喜马拉雅山脊巍巍突起。
在席克达编纂测量资料并加以计算之前，谁也没想到第十五号峰有什么出奇之处。这座山峰的六个三角测量点都在北印度境内，离山峰最近都有一百六十公里。在测量员眼中，十五号峰除了一小块峰顶之外，整座峰头都被前方的一些悬岩峭壁遮住，其中几座还给人山势更高的错觉。不过照席克达细心的三角计算法（将地球的曲度、大气折射、铅锤测量的偏差都考虑在内），十五号峰高出海平面八八四〇公尺1，是地球的最高点。
注1：现代测量使用雷射光和完美的多普勒卫星传输，已将此数字往上修正八公尺，改为目前公认的八八四八公尺。作者注
一八六五年，也就是席克达的计算结果确认后九年，华夫将十五号峰命名为艾佛勒斯峰，以推崇他的前任总测量官艾佛勒斯爵士（Sir George Everest）。其实住在山北的西藏人早就为山峰取了更动听的名字，珠穆朗玛峰，也就是大地之母的意思。住在山南的尼泊尔人则称之为萨伽玛塔峰，亦即天空女神。可是华夫老实不客气地忽略当地的叫法（也不顾官方鼓励保留当地叫法和古名的政策），此后西方人一直称之为艾佛勒斯峰。
圣母峰一旦被断定为地球最高峰，人们决定攀爬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一九〇九年美国探险家皮瑞（Robert Peary）宣布到达北极，一九一一年艾孟森（Rolad Amundsen）率领挪威队伍抵达南极，此后所谓的第三极地圣母峰就变成陆地探险领域中最令人垂涎的目标。一位影响力极大的登山家和早年的喜马拉雅登山史作者戴伦佛斯（Gunter O. Dyhrenfurth）宣称，登上顶峰是全球人类努力的目标，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不该退缩。
结果，代价可不轻。从一八五二年席克达发现圣母峰高度后，总共送掉二十四条人十五支远征队尝试攀登，而且过了一百零一年，才有人终于登上圣母峰顶。
在登山家和地形行家眼中，圣母峰并不算特别美的山峰，比例太粗短，下半部太宽大，外型太粗糙。可是圣母峰虽缺乏建筑结构上的美感，睥睨群伦的庞大体积却足以弥补一切。
圣母峰身为藏尼边境的界山，比身下的山谷巍巍高出三千六百六十多公尺，是由亮晶晶的冰雪和暗色层状岩石构成的三面金字塔。头八支圣母峰远征军全是英国队伍，都由北面的西藏那一侧试图攀登。与其说是因为圣母峰的防守如铜墙铁壁，只有北侧有明显的弱点可攻，倒不如说是由于西藏政府于一九二一年向外国人打开了长年封闭的边境，而尼泊尔却始终严守门户。
第一批圣母峰登山家不得不从大吉岭健行六百五十公里，越过青藏高原来到山脚下。他们对于极端海拔的致命影响所知有限，装备以现代标准看来更是少得可怜。但一九二四年第三支英国远征队的成员诺顿（Edward Felix Norton）抵达标高八五七三公尺处，比峰顶只低一百七十五公尺，后来因疲乏和雪盲而未能登顶。这是惊人的成就，可能有二十九年都无人超越。
我说可能，是因为诺顿攻顶四天后有个说法流传开来。当年六月八日破晓时分，英国远征军的另外两名成员马洛利和厄凡（Andred Irvine）离开最高的营地，往峰顶进发。
马洛利的名字和圣母峰密不可分，他是推动前三支远征队攻顶的力量。在巡回全美的幻灯片演说之旅上，当一家烦人的报纸质问他为什么想爬圣母峰时，他说出了那句举世闻名的讥讽妙话，因为圣母峰在那儿。一九二四年马洛利三十八岁，是已婚的公学老师，有三个小孩。他出身英格兰上层社会，是具有强烈浪漫感性的美学家和理想主义者。他的优雅风度、社交魅力和惊人的俊美外貌让他成为斯特拉奇和伦敦布隆斯伯里文化圈2的宠儿。在圣母峰上被困在帐篷里时，马洛利和他的几个同伴会轮流朗诵《哈姆雷特》和《李尔王》。
注2：布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Crowd）是二十世纪初英格兰一群精英知识分子、作家及艺术家组成的团体，成员包括作家吴尔芙及福斯特、传记作家斯特拉奇、经济学家凯恩斯等。这群人大多住在伦敦布隆斯伯里街，故有此名。编注
一九二四年六月八日，马洛利和厄凡奋力缓缓往圣母峰顶前进，迷雾涌上尖塔上半截，在山上较低处的伙伴因此没能看见两位攻顶者的前进状况。午后十二点零五分，云雾散开片刻，队友欧德尔（Noel Odell）看见马洛利和厄凡在山峰高处，短短一瞥但相当清楚，比预定时间晚了将近五个钟头，但显然正从容而敏捷地向峰顶前进。
不过那天晚上两位攻顶者没有回帐篷，从此再没人见到马洛利和厄凡的踪迹。他们两位或其中一位是否到达顶峰后才被高山吞没、成为传奇，至今仍不断引发激辩。证据综合对照的结果显示没有。无论如何，由于缺乏确实的证据，两人并没有被列为最早登顶成功的人。
一九四九年，在封闭几世纪之后，尼泊尔对外开放边境，一年后中国的共产新政权却向外国人关起西藏的门户，于是想爬圣母峰的人把注意力转向山峰南面。一九五三年春天，一支斗志昂扬的英国庞大队伍以作战等级的强大资源从尼泊尔进攻圣母峰，成为史上第三支圣母峰远征军。他们奋战两个半月后，五月二十八日在东南棱标高八五〇四公尺处浅浅挖出一处高海拔营地。次日一大早，四肢修长的纽西兰人希拉瑞（Edmund Hillary）和技艺高超的雪巴诺盖（Tenzing Norgay）吸着筒装氧气，出发攻顶。
早上九点，两人来到南峰，眺望通往主峰那道令人目眩的狭窄山脊。又过了一个钟头，两人来到山脊上的岩阶底部，希拉瑞形容为山脊上看来最可畏的难题高约十二公尺岩阶岩石本身很光滑，几乎找不到把手点，如果是在英国湖区，也许会成为攀岩专家周日下午的有趣挑战，但在这儿，就成了我们微薄力量无法克服的障碍了。
诺盖从下面紧张兮兮地放绳，希拉瑞把身子挤进岩石拱壁和拱壁边缘一面垂直雪柱之间的裂缝，一寸寸往日后被称为希拉瑞之阶的路段挪动。根据他后来的记事，那次攀爬十分吃力，但希拉瑞坚持下去，勉强完成了。
最后我终于把自己拖出裂鏠，爬上宽阔的岩棚，登上岩顶。我躺着喘息几分钟，第一次真正觉得现在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我们登顶的强烈决心。我稳稳站上岩棚，示意诺盖爬上来。我用力拉绳子，诺盖蠕动着爬上裂鏠，终于像一条剧烈挣扎后刚从海面被拉起的巨鱼般瘫倒在岩顶，筋疲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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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登山家抵制倦意，继续攀爬上方起伏的山脊。希拉瑞心中暗想：
不知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余力熬过去。我绕过另一处圆丘背部，发现前面的山脊一直往下降，我们可以远眺西藏。我抬头往上看，上方有一座圆形的雪椎。冰斧再砍几下，小心再爬几阶，诺盖和我就登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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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正午前不久，希拉瑞和诺盖成了第一批登上圣母峰的人。
三天后，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前夕，登顶的消息传到她耳中，然后伦敦《泰晤士报》在六月二日清晨的早版发布了这则消息。电讯是由一位年轻的特派员摩里斯（James Morris）用无线电码从圣母峰拍发的（以防有竞争者抢先），他在二十年后成为颇具声望的作家，并变性成女人，把名字改为珍（Jan）。那次登山壮举过后四十年，摩里斯写了一篇<冠礼圣母峰：为女王加冕的首次登顶独家新闻>，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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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难想像当年大英帝国是以怎样几近神秘的喜悦来迎接双喜临门的巧合（女王加冕和圣母峰登顶）。英国终于挣脱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困苦阴霾，同时却也得面对大英帝国的殒落及势力在世界上难免衰退的现实。他们抱着一线希望，相信年轻女王上台标示着新的开始，正如报纸总喜欢以新伊丽莎白时代称之。一九五三年六月二日加冕日将象征着希望和欢欣，英国所有爱国人士可从中找到极致的一刻去表现忠诚，因为，说来真是奇迹中的奇迹，那一天远地竟传来消息（事实上是从旧帝国的边疆传来的），说一支英国登山队已抵达地球探勘和冒险领域仅剩的一个无上目标，世界的顶点
这一刻在英国激起各种浓烈的情感，骄傲、爱国，缅怀往昔的战争和冒险时代，希望将来能重现辉煌某种年纪的人至今仍记得当年那个不可思议的时刻，他们在伦敦细雨蒙蒙的六月早晨等待加冕行列经过时，听见世界顶峰可以说已经落入英国手中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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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盖也成为印度、尼泊尔和西藏全境的英雄，三个地方都声称他是自己的子民。希拉瑞被女王册封为爵士，目睹自己的姿容出现在邮票、漫画、书本、电影、杂志封面上一夕之间，这位脸型瘦削且棱角分明的奥克兰养蜂人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名人。
希拉瑞和诺盖攻顶之后一个月我才出现在母亲肚子里，没能分享到全世界共同感受的集体光荣和喜悦有位年长的朋友说那件事对内心的冲击可以比美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不过十年后，继起的攻顶行动却有助于我建立人生轨道。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美国密苏里州的三十二岁医生荷恩宾和俄勒冈州的三十六岁神学教授恩索尔德（Willi Unsoeld）从没人攀过的可怖西棱登上圣母峰，当时圣母峰已经四度被人攻下，有十一人登顶，但是西棱的困难程度高过前人所走的两条路线：南坳加东南棱，以及北坳加东北棱。荷恩宾和恩索尔德的登顶在当时及日后都被推崇为登山年鉴中的伟大事迹，实至名归。
在攻顶日稍晚，这两位美国人爬上一处陡峭易碎的岩层，也就是恶名昭彰的黄带（Yellow Band）。爬上这面峭壁需要超绝的体能和登山技术，从来没有人在这么极端的海拔挑战这么难攀登的地形。攀上黄带顶端之后，荷恩宾和恩索尔德怀疑自己无法全身而退。他们断定，要生还下山，最有希望的是翻过峰顶，改走路线明确的东南棱。鉴于当时天色已不早，两人对地形不熟，筒装氧气又迅速耗竭，这真是极为大胆的计画。
荷恩宾和恩索尔德在下午六点十五分日落时刻到达峰顶，被迫在标高八千五百三十公尺以上的地方露天过夜，当时这是有史以来海拔最高的营地。那夜气温严寒，幸好没风。虽然恩索尔德的脚趾冻伤，后来不得不切除，但两人都活着下山讲出自己的经历。
当时我九岁，住在俄勒冈州的科瓦里斯，恩索尔德的家乡。他是家父的密友，我偶尔跟恩索尔德家的孩子比我大一岁的瑞根和小一岁的戴维一起玩耍。恩索尔德出发前往尼泊尔的几个月前，我跟父亲、恩索尔德和瑞根一起登上我生平第一座大山的峰顶，即瀑布山脉，一座海拔二千七百多公尺，毫不壮观的火山，如今那边已有空中缆椅通到山顶。一九六三年的圣母峰史诗毫不意外地在我前青春期的想像中不停回荡，久久不去。我的朋友以太空人葛伦、棒球投手柯法斯和美式足球明星尤尼塔斯为偶像，我心目中的英雄却是荷恩宾和恩索尔德。
我暗自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登上圣母峰，十余年间这股雄心始终腾腾燃烧。到了二十出头的年纪，登山已变成我的生活重心，其他事我几乎都不放在心上。登上峰顶是真实的、永恒不变的、具体明确的。登山凭的是孤注一掷的决心，这让这项活动具有我生命其他部分所缺乏的严肃性。推翻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生存模式所带来的新鲜视野，叫我兴奋莫名。
攀登同时也提供了归属感。成为攀登者，等于加入了一个独立的、极端理想化的社会，这个社会不怎么受世界注意，也惊人地不受世界腐化。登山文化具有激烈竞争和强烈阳刚气息等特性，但大体上，组成分子念兹在兹的，就只有赢得彼此的敬佩。登上任何高山的顶峰都远不如攻顶的方式重要，以最少的装备、最大胆的风格对付最严苛的路线，才能得到威望。而最受人景仰的，莫过于自由独攀者了，他们是不靠绳索或工具且一人独攀的梦想家。
那些年我为攀登而活，每年靠五、六千美金度日，做木工，也捕鲑鱼，只要一存够旅费，可以前往加拿大布加波（Bugaboo）、提顿（Teton）或阿拉斯加山脉，就不干了。不过我二十五、六岁时一度舍弃少年时代爬圣母峰的幻想。当时的登山行家无不把圣母峰贬为矿渣堆，是技术挑战或美学吸引力不足、不值得严肃登山家一顾的山峰，而我非常想当严肃的登山家。我开始不把世界第一高峰放在眼里。
登山界之所以会有这套自以为是的观点，是因为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圣母峰最好走的路线（经由南坳和东南棱上山）已经被登上不下百回。我和同好把东南棱称作牦牛路线。一九八五年，登山经验有限的五十五岁德州阔佬贝斯被非凡的青年登山家布里薛斯（David Breashears）带上圣母峰，媒体铺天盖地报导这个事件，毫无批判，更加深了我们对圣母峰的蔑视。
在此之前，圣母峰大致上是精英登山家的领域。 《登山》（Climbing）杂志编辑甘迺迪说过，应邀参加圣母峰远征是一种荣耀，你唯有在矮一点的山峰当过长年学徒，才能享有此一礼遇，实际抵达峰顶更能把登山者推向登山明星界的最高天。贝斯登顶改变了这一切。猎得圣母峰之后，他成为第一位完登世界七顶峰的人，这项功绩使他举世闻名，而其他周末登山客也蜂涌而来，追随他的足迹，雇用向导，粗鲁地把圣母峰拉进后现代纪元。
去年四月，威瑟斯健行到圣母峰基地营途中，曾用浓浓的东德州腔解释道，对我这种白日梦冒险王而言，贝斯是很好的激励。四十九岁的威瑟斯是达拉斯城的病理学家，也是一九九六年霍尔远征队的八名客户之一。贝斯证明一般人也有可能踏入圣母峰的领域。如果你体能尚佳，有一些可支配的收入，我想最大的障碍可能只是暂时离开工作岗位，抛下家人两个月而已。
纪录显示，许多登山客要放下日常劳务偷闲并不难，一笔现金开销也不成问题。过去五年来，世界七顶峰的流量以惊人的速率成长，尤其是圣母峰。为了迎合需求，推销向导带队攀登七顶峰（特别是圣母峰）的商业组织也相对增加。一九九六年春天，圣母峰侧翼有三十支远征队，其中至少十支是营利性质的商业队。
尼泊尔政府看出人群涌向圣母峰会带来严重问题，破坏当地的安全、美景和环境。尼泊尔各部会为应付这个问题，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既可以限制群众人数，又可为拮据的国库增加强势货币收入，那就是提高登山许可费。一九九一年，观光部一张圣母峰攀登许可证索费二千三百美元，整支远征队一张，队员人数不限。一九九二年，费用增加到九人队伍收一万美元，每增加一人就加收一千二百美元。
尽管收费提高，登山客仍继续涌向圣母峰。一九九三年，也就是首登成功四十周年，十五支远征队共两百九十四名登山客试着由尼泊尔这一侧攀登圣母峰，创下纪录。那年秋天观光部再度调涨许可费，五人以下的登山队收费五万美金天价，每多一名再加一万美元，至多七人。政府同时也下令尼泊尔的圣母峰各山翼每季只准四支远征队攀登。
有一件事是尼泊尔政府各部门始料所未及的：中国开放不限人数的队伍由西藏那一侧攀登，每队只收费一万五千美元，且不限制每季远征队的队数。于是圣母峰登山潮由尼泊尔转到西藏，数以百千计的雪巴人因而失业，随之而来的反弹迫使尼泊尔在一九九六年猝然取消每季四队的限制。政府部门一方面松绑，一方面又提高费用这次提高到七人以下的登山队收费七万美金，每多一名再加一万美元。九五年春天三十支圣母峰远征队有十七支从尼泊尔这侧攀登，可见许可证的高成本似乎并不构成重大阻碍。
在一九九六年印度洋季风吹起、登山季的大灾难发生之前，商业远征队的激增就已是过去十年的敏感问题。传统人士不满世界第一高峰被卖给富有的暴发户如果不靠向导护驾，他们之中有些人恐怕连西雅图雷尼尔峰那样不算高的山峰都无法登上。登山的纯粹主义者鄙夷圣母峰已遭到贬损和亵渎。
这类批评家还指出，由于圣母峰的商业化，一度神圣的山峰如今被拖入美国法律的泥沼。有些登山客付出高昂的酬金请人护驾上圣母峰，登顶不成便控告向导。极富声望的向导艾森斯（peter Athans）曾到圣母峰十一次、登顶四次，他哀叹道，你偶尔会碰到自以为买了攻顶保证票的客户。有些人不明白，圣母峰远征队不能像瑞士火车那样经营。
说来可悲，并非每一宗圣母峰官司都是无的放矢。无能或无品的公司不止一次没照约定提供关键的后勤支援，例如氧气筒。某些远征队的向导自行攻顶，身边没带任何付费的客户，不满的客户下了结论：他们同行只是去付帐的。一九九五年有支商业远征队的领队还没出发就带着客户的数万美元潜逃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我接到《户外》杂志一位编辑的电话，建议我参加五天后出发、向导带队的圣母峰远征，然后写一篇文章报导圣母峰迅速加剧的商业化及随之而来的争议。杂志本来没要我登上圣母峰，我只需要留在西藏那一侧的基地营，从山脚的绒布冰河报导这件事。我认真考虑他们的提议，甚至订了机票，做了必要的防疫措施，却在最后一刻退出了。
鉴于我多年来对圣母峰的鄙视，外界一定以为我是为了坚守原则而拒绝。其实《户外》的电话意外地勾起了我长埋心中的强烈渴望。我拒绝这项任务，只是因为我觉得在圣母峰的影子下度过两个月，却只留在基地营不往上攀，未免太没意思。如果要我远行到地球另一端，离开妻子和家园八个礼拜，我希望有机会攀登高山。
我问《户外》杂志编辑布里安能不能考虑把任务延后十二个月，让我有时间为远征好好锻炼身体。我还问杂志社愿不愿意帮我报名声誉较佳的向导所带的团体，付六万五千美元的费用，让我有机会亲身登上峰顶。我不敢指望他同意这个计画。过去十五年来我为《户外》写过六十几篇文章，出任务的旅行预算很少超过两三千美元。
布里安跟《户外》发行人讨论后在第二天回电。他说杂志社没有预算支付六万五千美元，但是他和其他编辑认为圣母峰的商业化是重要的报导题材。他强调，如果我是认真的，《户外》会设法促成。
我自称为登山者达三十三年，进行了几次困难的计画。我在阿拉斯加的麋鹿之牙（Moose Tooth）开出一条惊险的新路线，并完成恶魔姆指（Devils Thumb）独攀，在一座遗世独立的冰岩上孤身度过三个礼拜。我在加拿大和美国科罗拉多州完成多次极端的冰攀。在狂风像上帝的扫把般横扫大地的南美洲南尖附近，我爬上了托雷峰（cerro Torre），这座岩峰有高达一千二百公尺的直立和悬垂花岗岩壁，令人心惊胆寒。那里常有时速一百节的狂风吹袭，布满脆脆的雾淞，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攀爬的山（如今已不是）。
但这些有勇无谋的冒险都发生在几年前，甚至一、二十年前，是我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的事。现在我已四十一岁，早过了登山的巅峰时期，胡须花白，牙龈不牢，腰围多出了七公斤赘肉。我娶了我深爱的女人，她也很爱我。我碰巧有了马马虎虎的事业，生平第一次活在贫穷线以上。简言之，我的登山欲已经被一堆加起来可以算是幸福的小满足磨钝了。再者我过去也从未进入真正的高海拔地区。说真话，我最高只到过五千两百多公尺，海拔甚至比圣母峰基地营还低。
我曾热心研读登山史，知道从一九二一年英国人首次拜访圣母峰以来，已经有一百三十多人死于山难，大约每四人攻顶成功，就有一人死亡，很多死者远比我强壮，在高海拔山峰的经验远比我丰富。可是我发现少年时代的梦很难根绝，管他什么明智的判断。一九九六年二月底布里安打电话来说，霍尔旗下即将出发的圣母峰远征队有个名额等着我。他问我真的要千辛万苦走这一遭吗？我什至等不及停下来吸下一口气就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