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三月，《户外》（Outside）杂志派我到尼泊尔参加一场向导带队的圣母峰登山活动，并加以报导。我加入纽西兰籍名向导霍尔领军的远征队，是他的八名客户之一。五月十日我成功攻顶，但那次登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们仍在峰顶的时候，一场毫无预兆的暴风雪突然降临，登上峰顶的五位队友有四位失去性命，霍尔也在其中。等我下山回到基地营，四支远征队总共死了九人。那个月还没过完，又有三人丧生。
那次远征结束后，我深受打击，难以提笔。不过，从尼泊尔回来五周后，我还是交了一份手稿给《户外》杂志，文章在九月号刊出。报导一完成，我便想把圣母峰逐出脑海，回归正常生活，结果发现我办不到。我一直试着拨开情绪的迷雾，努力理解山顶上发生的一切，执着地反覆重温同伴死亡的情景。
在当时的情况下，《户外》那篇文章已经力求精确，但截稿期限不容拖延，而事件的先后顺序非常复杂，生还者的记忆又因疲惫、缺氧和惊吓而严重扭曲。调查研究期间，有一回我请三位山友详述我们四人在高山上亲眼目睹的一件事，结果彼此的说辞在时间、谁说了什么甚至谁在场等关键事实上，竟然全不相符。 《户外》那篇文章发表几天后，我发现我报导的一些细节有错。大部分是限期出刊的新闻报导难免会有的小瑕疵，但其中一项失误颇大，给某一位死难者的朋友和家人带来非常强烈的打击。
另外，由于篇辐有限，许多资料都被迫省略，这几乎就跟文章出现失真的谬误一样叫人不安。 《户外》编辑布里安和发行人伯克给了我超长的篇辐报导这个故事，共刊出一万七千字，比典型的杂志特稿长四、五倍。可是我仍觉得太简略，不足以公允地重现那桩悲剧。攀登圣母峰彻底震撼了我的人生，能不受版面之限，毫无遗漏地记录那些事件，对我极为重要。本书便是那股强烈欲望的产物。
人的神智在高海拔地区非常不可靠，这使得研究调查问题丛生。为了避免过度依赖自己的认知，我反覆在多种场合花上极长时间访问大部分重要人物。我还尽可能用基地营的人所记下的无线电日志来验证细节基地营的人思路应该比较清晰。熟悉《户外》那篇文章的读者也许会发觉杂志上报导的某些细节（主要是时间方面）和本书所述略有出入有些资讯在杂志文章发表后才被挖掘出来，我据此做了一番修改。
我敬重的几位作家和编辑力劝我不要这么急着撰写本书，他们觉得我应该再等上两三年，隔点距离来看那次远征，才能有一些重大领悟。他们的忠告很有道理，但最后我并没有接受，主要是山上发生的事不断啃噬我的勇气。我认为撰写本书或许可将圣母峰逐出我的人生。
当然，我并未如愿。更有什者，我也同意如果有作者像我这样把写作当成宣泄，作品往往难以满足读者。然而，我仍希望在灾难余波未息时、在当下的喧扰和折磨中做灵魂告白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我希望自己的叙事能有一种原始的、残酷的坦诚。如果时移事易，悲恸消解，那份坦诚便有流失之虞。
有些劝我别匆促写书的人，当初也曾警告我别去爬圣母峰。不去的好理由千条万条，但企图爬圣母峰在本质上便是不理性的举动，是欲望压倒判断力的结果。凡是认真考虑要爬的人，几乎不可能受理性的论点所左右。
事实上，我知道我不该去，却还是去了圣母峰。我这么做，就无异于共同谋害了几位可敬的人物。这件事，将会烙在我的良心上，久久不去。
强．克拉库尔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于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