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包玉刚看到日本政府在利息上的津贴后，便动上了脑筋，向汇丰银行的经理桑达士商量。当年桑达士只是借贷部门的小主管，他是因为支持了包玉刚而获得高升。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有利银行都是政府的发钞银行，大家的地位也是差不多的。但七十年代之后，汇丰银行逐渐跑过了其他两间银行。为什么呢？原因是汇丰有更灵活的处事手法。
汇丰银行的总行在香港，决策人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而作出即时的反应，渣打银行呢？总行在英国，当银行作出重大决策时，要经过通讯、联络、了解和商议，在同业竞争剧烈的香港，哪里容得下拖延的作风呢？
汇丰银行跑赢了渣打，除了在决策上快速，又因为能顺应需要而改变了银行的方针和政策。桑达士最大的功绩，是发掘了包玉刚。包玉刚的事业，是凭借汇丰银行发展起来的。桑达士令包玉刚发达，包玉刚亦令桑达士升级，令汇丰银行跑赢渣打银行。
从包玉刚的成就中，汇丰银行得出一个结论：要培养本地有潜质的华人商家。这个政策，促成了汇丰银行的突飞猛进。汇丰银行变成了一家本地银行，在这几十年来，汇丰可算是与香港共同成长的银行。
包玉刚是如何说服桑达士呢？过程当然不得而知。但根据我自己的推销经验来说，这是千难万难的工作。推销员最感困难的，不是作推销工作，而是克服心理阻障。我们这个行业，不是没有客人见而是不敢去见客人。我们最怕一些地位比自己高的人，特别是受雇的大班。如果对方是白手兴家的大商家，他也可说是推销员出身，这类人不难应付，但对方是大公司的职员呢？那他多是狐假虎威的人物，最喜欢摆派头和欺压推销员。工作多年，我最怕打工皇帝。
推销员的另一个心理障碍是怕见西人，特别是英国人。其实不少英国人是好人，但英国人走到殖民地后，却会变质。他们内心虽然善良，但到了殖民地，却不期然会摆上官威。五十年代的时候，英国人嚣张得非笔墨所能形容，其时包玉刚这位外江佬居然有本领去找上桑达士这位英国人，瞻识真不少。
如果包玉刚是在殖民地长大的话，他或者心中已经养成了一个怕英国人的心态，但他来自上海，一个擅于搞洋务的地方，他对洋人就不那么害怕。从前已有胡雪岩向英国人贷款的事。胡雪岩的想法是，英国人千里而来只为财，只要有利可图，哪有不肯见人的商家呢？
或者是上海人和英国人做生意的经验比较多罢，令包玉刚充满了信心去敲桑达士的门。
包玉刚如何推销自己呢？可惜没有资料考证。不过，手头上有几个故事，值得参考。
包玉刚早年的一个故事，令他毕生难忘。话说在一九四八年秋季的时候，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打内战。国内的货币贬值，物价狂升，市面上人心惶惶，连维持治安的警察也忍不住要去闹事了。
当日是月尾三十号，警察局是到一号便出粮的。在三十号的早上，有警察开着大卡车到银行提款，说要求提早出粮。当时的物价，一天升了三四次，早一天领到薪水，也可以买多一些柴米油盐等东西。
当时包玉刚担任银行业务总经理的职位，为首的警察冲了进来，对着包玉刚说：真人不说假话，我一没有提款书，二没有市长的批文，我奉警察局长之命来提款。说到这里，对方从腰间拔出一支配枪，往桌上一拍说：你就看着办吧！
包玉刚看了一眼桌上的手枪，很镇静地说：我是银行业务部经理，我只认提款书和市长的批文付款，这是政府定下的法令，我不依规定办事是我的失职。
包玉刚只好硬着头皮向他们解释。不过，他也明白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他即时转动脑筋，想到用一物治一物的办法去应付。他将话锋一转，说：当然，你也是奉局长之命来提款的。包玉刚首先肯定了对方，令他们心安理得，摆出了万事有商量的姿态。
他又说：局长最熟悉政府的法令，既然命令你们来，必然已经报告了市长了。包玉刚说完之后，又来个连消带打，说，这样吧！让我派人立即与市长通话，只要他批准的话，我们便照章办事，立即付款。
电话联络上市长，市长要来客听电话。来客听了市长一番教训，匆忙收起桌上的枪，连忙赔不是，狼狈离去了。
包玉刚见得世面多，对于应付难堪的场面，当然有自己的一手。这种应变技术，只可以从困难中学习得出来。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另一位船王的。他是希腊船王昂纳西斯。
昂纳西斯也是白手兴家的人物。希腊人有航海的经验，因此之故，昂纳西斯也兴起了做船东的念头。有了船之后，便要四出找生意。当时有一位烟草商人，时常由南美洲运送烟叶到欧洲去贩卖，昂纳西斯很渴望争取这笔运输的生意，但无奈昂纳西斯不认识这名烟草商。
如何是好呢？唯一办法是靠自己去Cold Call。
首先，昂纳西斯找出了烟草商的生活习惯，看准了他上班下班的时间，便在每天早上，站在烟草商的办公室大门外，碰到烟草商，他便必恭必敬地向烟草商微笑点头和说一声早晨。
如是这般地朝朝早向烟草商打招呼，大概三个月之后，烟草商也忍不住了，向昂纳西斯问：你到底是谁？这么一问，昂纳西斯便向烟草商介绍自己的航运工作，抢来了一桩大生意。
第三个故事是由包家的小姐传出来的，包氏家族的人，当然知道包玉刚创业的辛苦。
包玉刚当年的合作者不是烟草商而是银行家，为了见银行家，包玉刚也要早早出发到银行家的办事处门口等待。为了求见银行家，包玉刚居然在人家的办公室门外睡着了。银行家见他阻住门口，便在包玉刚的屁股上踢上一脚。但包玉刚却咬实牙根，忍住痛苦不发半点脾气。
包玉刚之所以争取到桑达士的支持，除了对桑达士有利益，也因他感动了桑达士。另一位不能接受包玉刚的，便是会德丰的佐治马登。包玉刚初出道时，想向会德丰买一艘旧船，最早接触的人是会德丰的佐治马登。马登对这名中国青年看不上眼，态度傲慢，因此未能成交。马登和桑达士都是英国人，但对人的态度却大有分别了。包玉刚后来竟然连会德丰这个集团也收购了。
另一个最令人佩服的地方是包玉刚能够争取客人的信任。包玉刚的船，以运油船为主，不是运送散货的船。他的客人是石油公司。
石油公司是最有钱的，你的船租是平是贵，对石油公司来说一点不重要，它们最重视的是你的船队运油时是否安全可靠。石油公司倚仗的船队，多数要看业绩，当石油公司选定了一间可靠的船公司，很少随便转换的，因为石油公司不能确知另一间船公司运油的安全性。运送石油讲究安全，稍一不慎漏油的话，便会造成海水污染。
至于包玉刚的航运经验呢？完全没有。那么他是如何说服比他更有钱的石油公司呢？他的可靠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单是运输费用平，别人未必肯用你的船队。如果你说自己的船价钱贵，一定会小心管理，石油公司也会说：你的船贵，难道我们的石油不贵吗？
有钱的石油公司，讲求船公司的业绩而不很在意船租的多少，包玉刚究竟如何说服石油公司试用他的服务呢？究竟包玉刚如何运用方法，将人家的生意抢过来呢？让我来分析一下吧！
包玉刚将自己的计划，即是利用日本政府鼓励外商投资所予的津贴买船租出的打算，向桑达士陈述了出来，桑达士听了，认为包玉刚是一名傻瓜。银行本身，是做一些按揭或有揸手的生意，包玉刚这种建议，对银行家来说，简直荒天下之大谬。
桑达士向包玉刚指出，除非是有按揭信用状，即是LC，否则免问。
包玉刚是银行家出身，明白银行的稳健作风。如何将整个计划，变得可行呢？
包玉刚居然想通了。他向日本厂商提出低廉的租船价钱，日本厂家见到有平船租，纷纷向包玉刚签订合约，而且一签便是五年十年的长约。包玉刚合约在手，拿去见桑达士的时候，令桑达士吓了一惊。租船的合约，不正是还款的保证吗？这些合约，不正是和LC一样吗？
终于，桑达士愿意支持包玉刚。
第一艘船是金安号，一架旧船，船价是七十多万美元。根据包玉刚和家族在一九四九年抵达香港时的纪录，他们只有四十多万元现金，但在一九五五年时，却拿出七十多万美元买了这艘船，原因当然是得到汇丰银行的支持啦！
俗语说：头难，头难，最难是开头。开了头之后，其他的，便容易办了。包玉刚把船当作楼宇一样，将金安号轮船按了给汇丰银行，透支了一笔钱去日本建船，享利息上的优惠。船建好了之后，又廉价租了给日本厂家。如是这般一艘艘船建好，一艘艘船按给银行，一艘艘船租了出去。在最顶峰的时候，包玉刚的船公司，同时拥有二百多艘船。
包玉刚做航运的手法，是创新的。一般传统的船东，着眼于每日的大利润，而包玉刚呢？着眼于长期的租约与将来船只的升值。由此可见，包玉刚做生意，着眼于长远的利益。
在当时来说，包玉刚的手法是别树一帜，当成功之后，本港的船东，便争相效法，因此之故，香港变成了国际上著名的船运中心。香港的航运生意也和欧美或日本式的航运生意，大有分别。
包玉刚以这种手法经营，在短期内赚不到大钱，但这个方法，却保证了他不用亏本。
包玉刚能想出这种方法创立他的航运事业，可能与他没有航运背境有关。由于包玉刚未曾涉足航运业，未有受传统经营方式的影响，故此他可以用创新的手法去做航运生意。
包玉刚虽然不能在租金上赚大钱，但当船的资产升值，他便可以卖船套利。这个升值，比之每日以高价租出船只所赚的总和还要大。此外，包玉刚因有长期租约，避过了航运业低潮的打击。每一艘空置在码头上的船所吃掉的利息成本，是天文数字。很多船东之所以破产，完全是空置船只太多。而包玉刚的政策是提高了船只的效用，实行山大斩埋有柴。
到了一九六五年，埃及总统纳萨尔把苏彝士运河收归国有，由欧洲出发的船只，不能再走捷径去亚洲，要经过非洲的好望角，路途走远了一大截，船只因此变得供不应求，船租便急遽上升。包玉刚以前的船只，成本甚低，现在船租急升，包玉刚和租客再订租船合约的时候，便来个大赚特赚了。
一九六八年，香港发生了有史以来的大暴动。这次暴动的结果，造成了财富大迁徙大转移。对香港前途有信心的人，得到大发特发的机会，对香港没有信心的人便卷起一切移民到外国做寓公。
包玉刚利用了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业务。
经过十年的合作，汇丰和包玉刚已经变成了不可分离的合作伙伴，汇丰更破天荒地邀请了这位华人进入了汇丰董事局，包玉刚因此成为第一位华人汇丰董事。
因此之故，包玉刚有机会向汇丰介绍了一个保险计划。当年的英资财团，以汇丰、怡和、太古等为主，这些公司，都是在本港发迹起家，他们凭着殖民地给英资机构的优惠，占尽便宜，取得了全港最旺的地王。但不少英国人的作风是保守的，他们只是霸着茅厕不拉屎罢了。
包玉刚的保险政策，乃针对资本家恐惧共产管治的心态而来。六八年暴动后，如果香港被解放，变成第二个上海，那么资本家手上的不动产，就会化为乌有。
包玉刚有见及此，便向汇丰银行提议投资多样化，并向汇丰说出他的家当年在上海做生意的经过，以作借鉴。他本是世家子第，祖父做丝绸生意，父亲是布鞋商人，后来又开了造纸厂。上海一解放，包玉刚家族什么也没有了，只是卷着四十多万的港币来港再闯天下。留一笔钱种作为他日之用，是中国人的智慧，西方人呢？也明白切勿将全部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内。
包玉刚认为汇丰不宜将大量资金投资在地产物业上，如果他日香港解放，资本家的财产就会变成公家的财产，到时汇丰银行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在海外另起炉灶呢？包玉刚又说明了当年初抵港时，父亲主张做地产生意，但他却说服父亲，将不动产变成一些浮在海上的财产。
汇丰银行主管一听，即时明白，便将部分资金投于航运业。这个政策，令包玉刚的财富和生意迅速地膨胀起来。当年汇丰银行收购英国美国的银行时，当地的批评家说汇丰的生意太杂，不是纯银行业务而是杂货生意罢了。
另一方面，妒忌包玉刚的人也不少，有一位船王说，包玉刚不是真正的船王，因为包玉刚的船有一半是汇丰银行的。姑不论包玉刚的船是否真的只有一半是他的，他的确巧妙地运用了时局的变化而壮大了自己的船队。
汇丰银行这个保险政策，影响可谓深远。其他的古老英资大行，也开始学习汇丰银行走国际化路线了。
六八年暴动之后，最明显放弃香港的，应该是怡和洋行。一向以来，怡和洋行是香港近百年来最大的洋行，可惜政策错误的关系，怡和洋行的地位亦倒退了。怡和对香港失了兴趣，抽调了大笔钱离开香港，到菲律宾和东南亚地方投资。
为了套取现金，怡和只好将手上的地皮卖出，一向以来，贵重的地皮都是在英资手上，华人想发展地产，只能从英国人手指隙中漏出的少量土地上发展罢了。现在怡和对香港失了信心，便将地皮变成现金，转向外地发展。
但可惜得很，怡和外地投资的政策，连连失败，吃了十多年苦头之后，怡和才明白香港才是福地。于是掉转枪头，重回香港发展。八十年代的时候，怡和才投下巨资，买回香港的地皮，最著名一役，莫过于在八二年用四十七亿的破天荒高价，投得了交易广场这块地皮了。
另一个英资洋行是太古。太古的地皮也不少，为了离开香港，也是大卖地皮，今日新世界中心这块地，原本是太古船坞的码头，今日的太古城，原本是太古船舱。当太古卖完了地，手上有大量资金的时候，如何是好呢？
汇丰银行走资的方法，是利用包玉刚的环球船公司浮出海，怡和是名正言顺地在海外投资，虽然损失惨重，对东南亚也是有贡献的，用本港的钱，填了人家的凼。太古洋行是后来居上的，既然不便买船，只好大量购买飞机，将地产换回来的资金，大力支持了国泰航空公司，将一家小型航空公司变成一间发展极快的国际性公司。
到了八三年间，太古也明白，与其出外投资冒太大的风险，倒不如将注码放在香港。于是便来一个转身，学习包玉刚般弃船上岸，太古也参与了金钟地段的太古广场建设计划了。只有对香港怀有信心的人，才可以发大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