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航运独具慧眼
大陆自四九年解放之后，上海的豪门大族以及大商家，已经陆续挟带巨款跑到香港暂住。支持蒋介石的富豪，纷纷跑到台湾居住，但对中共没有信心，又不相信蒋介石的，只好暂时留在香港，看看时局的发展再作打算。
当时的有钱人，都以香港为踏脚石，在他们心目中，有两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是待尘埃落定之后，和共产党官员合作，重回大陆，重整旗鼓。杜月笙虽然流落香港，在一九五零年初，他曾派大儿子以中汇银行经理的身分，借探望恩人林桂生大姐的病而去探问新中国对他的态度，他是准备回去的，可惜大家谈不来。商家们明白，任何政府也渴望和商家们合作，共同搞好经济。商家们挟带巨资停留在香港，只是权宜之计罢了。
另一个计划是移民美国，但对于有野心的企业家来说移民美国是不甘心的。移民只是退休的打算，较为年轻的企业家，是希望更上一层楼的。要在事业上突破，只有回归上海。事实上，无论白猫黑猫，在政治家心目中，能够提供职位，制造财富的资本家，便是好猫，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要为人民创造财富。所以，流落香港的上海企业家，都抱着一个暂时留港的打算。
韩战爆发后，美国随着对中共实行封锁政策。上海的企业家面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冷战，整个心也实了。共产中国实行的锁国政策，令流落香港的企业家要谋求出路，眼见上海回不得，美国又不甘心去，只好面对现实，在香港发展事业。他们全盘计划因此改变了，将香港的生意，由暂时过渡性而改变成永久性。
包玉刚初到香港时，也是打算暂时居留，他和朋友在今日的华人行旧址租了一个办公室，租金是二百元，这是一个斗室，相传两个人不能同时出入，要其中一个进入了办公室，坐定了，另一个才可以推门进入。初期只是做一些出入口的买卖生意，办一些中国土产如干货、鸭毛、肥料以及畜生饲料之类的进出口贸易。这种生意，可说是干手净脚，赚取佣金的买卖罢了。
到了一九五五年，包玉刚决定做船务的生意。最初的时候，他的父亲包兆龙是反对的，因为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本着不熟不做的法则，冒险是不值得。当年包家由上海移到了香港，全家的资产只有港币四十万元罢了。这笔本钱，在以千万元的投资的船务来说，很难起作用的。
包兆龙的意思，是做点地产生意，买楼收租，比较上实际兼实惠。不需要动脑筋便可以享有成果，对于具有退休心态的老包来说，是一件理想的事。但有野心的包玉刚认为，做地主收租，是比较上被动的，对社会也算不上有什么贡献。要令当时香港的经济改善，一定要协助政府解决人民的就业问题。做企业的人，一方面可以提供就业机会，令社会安定，另方面又可以教育世人，传递技术。
两父子争辩的结果，当然是包玉刚说服了父亲，但包兆龙同意的，并不是包玉刚要实现伟大理想的说法，而是包玉刚要掌握创业机会的说法。做船务生意在当时来说，既少风险又能赚钱，比之买楼收租，收益更多。
包玉刚看到什么创业机会呢？这是一个日本人向世界各国提供的机会，或者包玉刚受胡雪岩的影响吧，他看到这个机会而世界上的人却忽略了。
在包玉刚丧礼上，有八位扶灵的知名人士。这八位知名人士为中国的代表新华社社长周南，英国的代表前首相戴卓尔夫人的丈夫戴卓尔先生，老同乡邵逸夫爵士，老搭档汇丰银行现任大班蒲伟士，和包玉刚爵士参与基本法工作的安子介博士，名人李嘉诚先生、日本工业银行董事长池浦喜三郎，以及包玉刚最早期的合作伙伴前任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爵士。
每一个扶灵的人，和包玉刚都有极密切的关系。包玉刚的发达，与日本和汇丰银行有极大的关系。前文所说的创业机会，便是这间日本工业银行（Industrial Bank of Japan，IBJ）提供的。这间银行是，是一间半官方的银行，目的是振兴日本的工商业。任何一个有兴趣到日本投资的企业家，都会或多或少得到日本工业银行的协助。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为了恢复国势，便从工商业入手，向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大开方便之门。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鼓励出口的。譬如我要向甲国家买一台机器，费用是一亿元的，但我这名买主，手上的资金只是一千万元，为了买成这台机器，我一定要和银行合作，贷借九千万元。买了机器之后，再按予银行，然后分十年八年摊还。
对于这台机器，我本人当然有兴趣，但按予本地银行呢？本地银行怕风险，顶多只按七成，那么我的机器便买不成了。由于卖出一台过亿元的机器，对甲国的经济很有好处。为了促成这单生意，甲国便派半官方的银行出马，给与买家特价优待，又担多些风险，贷较大笔的款，让买家可按足九成。
日本的日本工业银行，便是这类特别优待外商的银行，除了给与较高的按揭率，又提供优惠利率。
比如说，日本人借钱建船，利息是五厘，而外国人借钱建船呢？利息是二厘。这是鼓励外商在日本做生意的津贴，而日本这个津贴是公诸全世界的，但会利用这机会的人却不多。有些人知道，却不利用，人家做了之后才叹句走宝，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但碰到困难便放弃了。只有不折不挠地去争取机会，抓到机会之后又屡败屡战地去克服困难的人，才会成功。
除了借此机会为自己创业，包玉刚又转了一个弯为日本船东解决了昂贵劳工的问题。走了一个转而找到机会这句话，包玉刚很喜欢说，记得当年收购九仓的时候，包玉刚开了一个记者会，他说往当铺转了一转，筹到一笔巨款，即是汇丰银行借出的二十一亿元。因此之故，他可以出一百零五元的高价抢购市场上的九仓股份。
包玉刚如何走了一转为日本船东厂家服务呢？
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劳工成本是很贵的。日本船公司的职员，工资比较高。如果日本船东建了船，挂着日本旗行走的话，一定要聘用日本船员，工资方面很不划算。要省钱，只好利用东南亚的劳工。
包玉刚向日本人贷款建船，建了船之后，又租回给日本人，让日本厂商运货在世界上各地走。包玉刚在日本是外商，因此他的船不挂日本旗，依船员公会的规定，他可以聘用外国船员，省回一大笔工资，节省了成本。
当日本厂商和包玉刚租船时，日本人发觉他是一名傻瓜，比如说，一条船每日的支出是一万元一天，这是成本价，而包玉刚的船的租金呢？只是一万零五百元一天，但市场的公价呢？却是二万元，为什么他开的价可以比人平呢？
包玉刚也有自己的算盘，由于他可以雇用东南亚工资较低的船员，减低了成本，故此他可开出较低的价，而他这样做，便可引来大量租客，甚至长期的租客。
正如投资房产，投资房产的利润，来自两方面，一是租金，另一个是楼宇的升值。年中有两位朋友，刚巧买了四间楼宇，其中一位凌先生，待楼宇升了百分之十之后，即时卖出了，每间楼宇为凌先生赚来十五万元，四间便赚了六十万元。而凌先生赚取这六十万元，只是一个月内的事。凌先生的赚钱能力，令人羡慕得很。
为什么凌先生要急急将楼宇卖出呢？因为凌先生打过算盘，认为楼宇的价值和租金的升幅不合乎理想。每间楼价值是一百五十万元，租金只是一万元左右，收入只是六厘左右罢了，比之存钱入银行，利润还低，凌先生认为炒卖楼宇赚取即时利润，是精明的做法。
另一位朋友叫傅先生，他也同时购入了四个单位，傅先生认为投资房产除了可得租金收益，还可借楼宇升值赚钱。傅先生决定将四间楼揸上一段时间，作为较长线的投资。为了减轻负担，傅先生平价将楼宇租出去，市价是一万元的租金，傅先生只要有人肯租，八九千元也肯租出。楼宇租出了，傅先生整个人便安乐了，因为租约是两年长。从租金的收益中，傅先生也可寻求暂时性的稳定。
殊不知道，两个月之后，楼市突然转旺，原因是中英两政府决定在赤鱲角兴建机场，这时本应是一百五十万元的楼宇，在短短三几个月间，升至三百多万，傅先生的总收益是六百万元而凌先生的收益仅是六十万元。
他们两人的机会均等，但眼光却不同。包玉刚和当时的船东眼光的分别也在这里，包氏是看见森林，也看见树木，其他船东呢？只看到了树木而看不到森林。
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一般来说，机灵聪明的人，看到眼前的利益，多会走短途，次次割禾青计数，而充满智慧的人，相信自己的眼光将事业守下去。当你苦撑待变的时候，人家便会笑你是傻瓜。
当年包玉刚向日本厂商提出廉价租船建议的时候，全日本上下的商家和船东，也笑包玉刚是一名傻瓜，有经验的船东，哪会这么笨呢？日本人也明白，包玉刚初入行，当然笨一点，既然傻瓜送上门，日本厂家便争相向包玉刚租船，以免失了平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