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果的浅盆地，
就位在萨伊中部广阔平坦的荒野上。
一成不变的绿油油森林，
从这块非洲大陆中央地带，
以巨大的圆周向遥远的地平线伸展。
一九八五年的最后一夜，我从达喀尔经门罗维亚、拉哥斯【Ｌａｇｏｓ，奈及利亚首部译注】，飞往奈洛比。空荡荡的班机越过刚果盆地暗不见天日的森林；过了午夜，它飞过萨伊与卢安达交界的中非高地，地球上最后一批山区大猩猩正在它们的巢穴沉睡。那些被认定谋杀大猩猩研究者黛安．佛塞（Ｄｉａｎ Ｆｏｓｓｅｙ）的残暴非洲人，仍躲藏在下方的黑暗中；而这一夜，佛塞也长眠于此。有一部名为<上帝也疯狂>的南非电影，诉说的是一则纯真心灵的故事（在政治上，它被认为是虚伪的。影片里由一名带讽刺意味的古巴人，领着一班闹剧似的黑人游击队伍）。即使没有背景音乐，你也很容易跟上电影的步调。我自己特别欣赏影片中那位来自康镇的布希曼人忧愁的气质，我在七年前就认识他，他名叫孔塞（Ｋｏｍｓａｉ），当时他正带着他的队伍离开波札那的索狄洛丘陵。孔塞曾经在南非的矿场里工作，他说的是南非的林加拉方言，称为方哈拉洛语，或许那是他被挑选来担纲演出的原因。当飞机越过他的路径时，他已经回到喀拉哈利沙漠，他曾经是个猎人，在他的营地里，有一头刚宰杀的伊兰大羚羊，还有一对如竖琴般、巨大崭新的库都（ｋｕｄｕ）水牛角，都是他利用弓和毒箭所猎获的。我在某地听说，在那部电影排演时，他就死了；也许那不是真的，也许上帝根本就没有疯狂。
新年午夜两点钟，我在奈洛比与草原生态学家大卫．卫斯登碰面。他身材高大，整洁体面，是一名四十二岁的肯亚籍公民。卫斯登博士是纽约动物学会的资源生态学者，该学会以布朗克斯动物园和纽约水族馆著称；他也是纽约动物学会的飞行员，后天我们将利用那架飞机离开，前去作一项中非雨林的调查，特别是针对小型森林象群的数量与分布状况。这种象可能受到象牙交易的严重威胁。年少时代以约拿之名行世的卫斯登博士，在去年九月写给我的一封信里提到：我们对森林象或刚果盆地都所知甚少，森林象种占非洲象牙出口的百分之六十，而刚果盆地也占了全球热带赤道雨林区的大约百分之二十。这种森林象群是个谜，对整个旅程来说，它提供我们前往的充分理由。
这种非洲象（Ｌｏｘｏｄｏｎｔ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已经受到象牙猎人严重危害，从近年来的象牙市场分析显示，盗猎集团已经减少对学名称为Ｌｏｘｏｄｏｎｔ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的稀树草原象或丛林象群的猎杀，它们的数量不到五十万头，转而把焦点集中在学名称为Ｌ． ａ． ｃｙｃｌｏｔｉｓ且体型较小的森林象群身上【Ｌ． ａ． ｃｙｃｌｏｔｉｓ，又称圆耳象译注】。 Ｌ． ａ． ｃｙｃｌｏｔｉｓ象群不像Ｌ． 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象群能够很轻易地靠着轻型飞机进行数量普查，它们白天多数时间躲藏在森林里。它们的数量估算主要是靠推测而来。支持象牙交易的人士依旧认定，在森林遮掩下躲藏的小型象群，数量还相当多。然而生态学者担心，由于这种动物习性疏离，因此数量应该很少。众所认同的是非洲象群的数量还有两百万头以上，或许还能供应目前象牙交易所需的宰杀量，直到最近，至少每年已经生产七百五十吨的象牙。然而电脑的分析指出，如果所剩的象群数量不到一百万头，就如同许多权威学者所认定的，这些残余的象群将会一如预期地减少，那么到了下个十年，其中有半数的象群将会消失。简单地说，Ｌｏｘｏｄｏｎｔａ象群的未来命运，或许依赖这种森林族群的精确计算，因为这数字会为国际整体强而有力的象群保育打下基础。
卫斯登在信中说道：我们对森林的认知与真正了解森林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便是我们此行调查的目的。事实上，我们对森林的生态了解相当少。只有最近几年，由于我了解到林木繁茂、动物种类多样的雨林，特别是南美洲和东南亚的雨林如何迅速消失，才发现森林生态极为重要，而坚持保育和地球未来议题的人的主张不能忽略。刚果盆地大部分仍是完整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它将能保持现状。
对我而言，我对于森林和森林象群都感到兴趣，而我乐于有生态学家同行，他们教导我许多自然界起源、结构和互动关系的事，让我对整个生命充满敬畏与著迷。我们在整个行程中，将和已经置身荒野的生态学者一起工作，一位象群生物学者将在中非和我们会合，在行程的第一阶段陪伴我们。随后，我们会伴随鹿群生物学者和姆布弟矮黑人猎户一起进入萨伊的伊都里森林区（Ｉｔｕｒｉ Ｆｏｒｅｓｔ）。
由于我们主要的目的地是中非共和国、加彭和萨伊的荒野地区，我们将旅行近七千哩，从肯亚的奈洛比到加彭大西洋岸的里伯维尔，然后折返。就卫斯登博士所知，至今从未有人利用轻航机作跨越非洲大陆的旅行，但是我们对这种壮举的兴趣，远不如我们一路所要发现的事物高。举例来说，如果运气不错，我们对中非共和国与加彭境内近百年来一直广泛流传的神秘侏儒象，将会有更多的了解。除了一种栖息在刚果盆地广大湿地中、被称为ｍｏｋｅｌｅ ｍｂｅｍｂｅ，类似恐龙而难以捉摸的外来种动物之外，这种学名叫作Ｌｏｘｏｄｏｎｔａ ｐｕｍｉｌｉｏ的侏儒象被认为是非洲最后一种身分不明的大型动物。在一座如此庞大又难以接近的森林里，让这种侏儒象分散，实在是很笨的事。此外，在科学界接受大猩猩的存在之前，它们的相关报导已经陆续出现将近一个世纪，而霍加狓这种长颈鹿的近亲，则是在一九〇八年之后，才有人侦察到它们的行踪。
★缓慢的申请流程
卫斯登博士和他太太杰出的人类社会学家及狒狒学者雪莉．史特伦博士才刚生下宝宝，他们的新居坐落在面向姆巴加帝河（Ｒｉｖｅｒ Ｍｂａｇａｔｈｉ）的岸边。姆巴加帝河是奈洛比国家公园和马赛地（Ｍａｓａｉ Ｌａｎｄ）的卡比帝平原（Ｋａｐｉｔｉ ｐｌａｉｎ）的分界线。那天，当我们取道兰加塔公路出城，经过新年弥撒撞倒神父的车子时，约拿向我保证，那天一大清早，我或许可以从他的客房窗户，看到黑犀牛。
起床的时候，环颈红眼鸽的叫声，再次提醒我此时已身在非洲。而此刻是日出时分，我没有看到犀牛，却看到大羚羊、黑斑羚羊与长颈鹿，并且在十二月下过短暂雨水之后依然青绿新鲜的荆棘地景上，看到一小群水牛。
新肯亚的官僚体制在丹尼尔．莫伊总统的严厉指挥下，努力为百姓服务而不是虐待他们，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惯，因此我们的空中巡航准备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只不过这天早晨，民航局主任却为了一份申请起降的表格而心情低落，原本需要填六份，不幸民航局的六部影印机都已经不管用，等到我们填完冗长的表格，再拿到市中心去影印，完成严格的机场准备工作和程序，又加上通关，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还要安排穿过肯亚和乌干达，到萨伊北部的长程飞行，而且一切都得在夜幕低垂之前完成。
纽约动物学会的飞机机型是单引擎的塞斯纳二〇六型，通常它可以飞航六小时而不需要再加油；若是加挂行李舱和一个副油箱，则可以飞行十四个小时，这样的飞机对我们特别合用，因为在中非这样一个燃料来源稀少且不确定的地方，作大规模的调查是很危险的事情。这架任重道远、蓝银相间的飞机，是附属在欧盟钟雷运河计画（Ｊｏｎｇｌｅｉ Ｃａｎ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中三个团体所共同拥有的唯一残余设备。这个运河计画的研订，是希望能为苏丹南部的大苏丹河建一条支流，以便更有效地输送尼罗河河水到北非回教世界。南部的部落尼罗河流域游牧民族努尔族（Ｎｕｅｒ）与丁卡族（Ｄｉｎｋａ）对于回教世界的持续性侵略，却要他们付出代价，因而为此加以抗争。近年来，这些拿长矛的反抗军已经得到衣索匹亚提供的现代化武器，不久之前，他们才打下两架钟雷运河计画的飞机。剩余的一架卖给了纽约动物学会。它的驾驶员是一名叫格温．莫生的肯亚人，他被反抗军扣留当人质一年多。这天早上，他在威尔生机场告诉我们：大半时间我都在想着要反击，而我想我已经送出一种牛瘟。霍乱或是人类的瘟疫都无法传染给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感染，所以我便打击他们真正的痛处那就是他们的牲口。两年前，当约拿和我初次讨论这趟旅行时，我们曾经计画到苏丹波马高原（Ｂｏｍａ ｐｌａｔｅａｕ）上看看声势浩大的牛羚和羚羊群，以及尼穆尔（Ｎｉｍｕｌｅ）的白尼罗河上那座小小国家公园，那是我在一九六一年初次看到白犀牛的地方；不过如今已经没有人能够平安地在那里或乌干达降落，因为内战正在这个悲惨的大陆上蔓延。
雪莉来送行时对我们说：你们离开得太晚了。我们两人对这一点都很清楚，但此时我们备感挫折，急着想要离开。约拿这位有三十年丛林飞行经验的飞行员估计，在天黑前，我们仍然可以抵达萨伊境内加兰巴（Ｇａｒａｍｂａ）国家公园的机场。我们到了那里可以利用我们的副油箱加满燃料，和凯丝（Ｋｅｓ）与佛瑞塞．史密斯两位正在研究最后一批非洲北部地区白犀牛的学者，共度一天的时光。第二天，我们将向西方推进，到我们位于中非共和国境内的第一个目的地。
★杀戮之后的大地
飞机离开奈洛比，转向西北方，翻过齐库育（Ｋｉｋｕｙｕ）之地和里夫特山脉的绝壁。朝往茅山（Ｍａｕ Ｒａｎｇｅ）和亚伯德里斯山（Ａｂｅｒｄａｒｅｓ）之间的大裂谷山脉前进。当飞越过奈华沙湖（Ｌａｋｅ Ｎａｉｖａｓｈａ），我向下瞥见一些鱼鹰明亮的白色脑袋，和一道由鹈鹕形成闪烁的白色带子；白色含盐分的纳库鲁湖湖岸，因为数千只火鹤形成一个巨大的粉红色新月形。我们的飞机穿过赤道，嗡嗡地向西北方越过卡卡美加森林（Ｋａｋａｍｅｇａ Ｆｏｒｅｓｔ），整个赤道雨林一路向西非延展，而这森林是这座雨林的最西端。在乌干达边境，我们向北爬升越过艾尔岗山脉（Ｍｏｕｎｔ Ｅｌｇｏｎ），一大群迁移的欧洲鹳在我们的飞机下方向南飞去，它们或许打算飞往塞内加尔境内的避冬地区。
刚吹起的季风强风，吹向查德和苏丹，卷起的沙尘已经覆盖了乌干达丰饶的农地。太阳缓缓逼近，再度消失在破碎的云层后方。此时，约维里．穆索文尼的反抗军部队或许已经为这个腥风血雨的国家带来和平与稳定一九八六年一月，这里仍在拥兵自重、残暴的军人米顿．欧伯特统治之下，他因为对他的国家部落实行大屠杀而著称，他所杀的人数比前一任统治者伊迪．阿敏还要多好几千人（在所有非洲国家中，乌干达似乎比其他国家更常受到暴君统治，而暴君在第一批探险队到达尼罗河流域时，就已经统治这个国家了；在探险家亨利．莫顿．史坦利【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ｔｏ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一八四一︱一九〇四，英国探险家和纪者，以在中非救出失踪的探险家李文斯顿（Ｄ．Ｌｉｖｉｇｓｔｏｎｅ），和多次到非洲探险，并考察刚果地理而闻名译注】的年代，当时的专制统治者名叫穆万加；而伊迪．阿敏便是以此为他的儿子命名）。在这条漫长的红土路上，很奇怪地竟然没有一辆车，那是因为飞机下方的乡野，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如此苍翠而平静，其实正处在一种难以言喻的混乱和恐惧情境，所有的通讯都已中断，而那位隐居的现任暴君，手下有一班充满仇恨与报复心的部队散布在各地，正进行掠夺与杀戮。
这个由湖泊和湿地所构成的广大沼泽地，称为裘伽湖（Ｌａｋｅ Ｋｙｏｇａ）湖上岛屿有原始的部落，但完全没有道路联络，而且结构不定，就像神话故事里那种迷宫般的沼泽地。那里没有地标可供精确计算的前进方向，而季风把我们带着远离航道，迫使我们得穿过维多利亚尼罗河区的东侧，我们曾经打算沿着那条航道下降到穆奇生瀑布（Ｍｕｃｈｉｓｏｎ Ｆａｌｌ）。此时我们要修正航道，这必须退回亚伯特尼罗河区，再到维多利亚尼罗河区，沿着飞沫湍急的激流来到那座气势不凡的瀑布，激流在那里猛烈冲击一道狭窄的裂口，灌注到下方宽大的河马池中。二十五年前，我第一次来到此地，由苏丹一路搭便车向南到达东非洲时，这座国家公园（曾改名为卡巴雷加（Ｋａｂａｌｅｇａ），现在又恢复旧名）以成群的长牙象和其他动物闻名于世。但是今天大多数的动物都已经消失，因为那些烧杀抢掠的军队使用自动机枪使动物数量锐减，其中包括协助推翻阿敏的坦尚尼亚军队。一九六一年二月，这个池塘有相当多正在泡水的河马，而今已经连一只也看不到。这座国家公园原有的一万两千头大象，如今只剩下三百只，而我们却一只也没看到。眼前能看到的仅存动物只有少数的牛羚，它们因为我们这架飞机的来临而四处散逃。维多利亚尼罗河区的瀑布由裘伽湖奔流而下，那震耳欲聋之声在这空旷而宁静的土地上，丝毫不曾衰减。
我们从穆奇生瀑布出发，进行最后一段航行。当时我们整装正要穿越萨伊东北部。天色已晚，我们准备飞过萨伊东北部时，天空因为薄雾与烟尘而一片漆黑。萨伊的航空时程表已经过时，因而产生误导，受到挫折的约拿只能凭借我那本休闲用的地图作为导航。一张大比例的地图，稀微的灯光，使我们把乌干达境内的阿鲁瓦村，误当成是萨伊的阿鲁村，那些稀少的道路和地标似乎与地图完全吻合。太阳落到西方的烟尘和薄雾之后，光线消失得比我们预期的早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此刻已经失去方向感，对于位置只有一点点粗略的概念。在下方古老的田园与多丘陵乡野中残余的林地，有几栋小木屋，在夜幕中正逐渐暗淡模糊，我们突然不约而同地了解到，今晚我们赶不到加兰巴，与其发现在漆黑中找不到可以降落的地方，还不如在这个丛林中迫降。 （稍后他告诉我，并不是所有的飞行员对于在这样的森林里迫降都会有信心，有的还可能犹豫不决，直到天光已经消失，任何降落都变得十分危险。）
这条泥路狭窄且车辙很深，我们在树木丛生的原野中必须迅速作出抉择。约拿斜飞以便快速接近，接着让飞机放缓以停止行进。由于粗糙高耸的野草遮掩地面，加上这块荒野很小，因此他快速迫降。机鼻上扬，我们冲进了僵硬的野草丛中。这架飞机一度碰撞到像砖块般的红土而反弹，然后冲进树丛里，带着一种坚实的树枝碰到金属时所发出的恐怖声音。避开了隐藏的红蚁土丘和沟渠，飞机受损的部分不过是尾翼上掉了一点漆。
★迷航
如此猛烈地着陆而没发生惨剧，真是庆幸，我为约拿的技术向他道贺，感激他让我们不管身处什么样的地狱，至少身体还是完好的。向他欢呼之余，此时该做的是重新添加机翼内油箱的油料，铺好携带的睡袋，等到黎明再度出发。这是十三年来，约拿这位丛林飞行员第一次迷航而且迫降。虽然他很平静，一头金发也没有散乱，但是他很不高兴。像他这样既不喝酒也不抽烟，做事总是一丝不苟的人，对自己的准备和效率而感到骄傲，而且也无需弄清楚到底事情错在那里。他坚定地对我说：彼得，再下飞机吧！这次或许情况会完全不同。他走下飞机，我用眼睛瞪着他，双手放在臀上。
那些非洲人自四面八方穿过乡野涌至，有的甚至在飞机尚未落地之前，就向我们奔来。几分钟之内，他们把这架飞机围成一个大圆圈，少数人走上前来，伸出他们瘦长、柔弱无力、冰冰冷冷、结痂生茧的双手。他们抚摸着机翼，接着又看着我们，眼睛里露出光芒。每个人都是恐惧却也是友善的每次我们一移动身子，孩子们就会躲开，妇女们则面带微笑，屈膝行礼。一名年轻人用破破的法文，淡淡地对我说：那对他们来说，像是一种奇异的景象。他谨慎地把自己和那些从来没有看过飞机的乡下人加以区隔。
这个东北部地区人称豪特︱萨伊（上萨伊），当地的班图族原住民当中，许多人能说些法语或是史瓦西利语，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地和他们交谈，这也算是一件好事。第一批的数十人被一些害羞的旁观者包围起来，很快地变成一群数百名喧闹的群众，至少有七八百人之多，他们全都表现出很不稳定的非洲人行径，情绪变得愈来愈激动，到最后可能演变成难以挽回的情况，有时可能出现暴力行为。那些善意的祝福者礼貌而坚定地警告我们，该移动脚步走到黑暗的地方，以便让围观的人冷静一下。有人去通报说我们降落在迪布瓦村附近，因此不久，村子里的头目醉醺醺地前来要求查看我们的身分证明文件，以伸张他的权威。一个专门委员会群众聚集，在随性而发、官腔官调的叫嚣声，以及带着猜疑与困惑的呼喊声中，他们把我们的护照号码抄在一张纸片上。
一九〇三年，第一批浸信会传教士穿过这片尼罗河西岸广大的地域据说这里是当年整个黑暗大陆上最后一块没有白人的地方那里对其他非洲人来说，是个食人族之地，因为当地居民的食人风俗十分盛行。当地的阿桑得族人（Ａｚａｎｄｅｓ，分布地区包括萨伊东北、苏丹西南部和查德东南方）从那个时代起就一直没多少进步。到了比属刚果取得独立后（在一九六〇年变成萨伊），这里曾发生长达六年的权力之争，豪特︱萨伊遭到一波波没有纪律的军队、游击部队（也就是辛巴反抗军），以及南非与罗德西亚佣兵部队的掠夺。由于这些新近发生的血腥与饥荒的记忆，也因为萨伊周边尽是不稳定的非洲城邦，因此萨伊人对于身分不明的白人大都抱持高度的怀疑。不过就像绝大多数的非洲人一样，他们那种容易激动的情绪被谦逊有礼与温和的态度所抵消。在这一偏僻的社区，几乎每个人都对我们很友好。
已经入夜了，但是群众并没有散去。情况愈来愈明显，我们不准待在我们的飞机上睡觉，事实上，我们应该受到拘留监禁。当我提出抗议时，我的知己好友解释说：毕竟，我们的百姓都非常单纯，他们不知道你们突然到来所为何事，他们也不知道你们今天晚上将会做些什么好事。我注视着约拿，他用史瓦西利语与他们交谈，也得到同样的讯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们被护送到四分之一哩外的最近的小屋，小屋建在扫得清洁溜溜的庭园中，那里生起一堆营火，用以防止夜里的虫蛇、仓鼠和蚊子，而且准备了用木头与皮革制作的精致椅子。
那位头目解释：我们必须把你们留在这里，我们得向上面报告你们的事！此刻情况稍微缓和，我们决定平和些。我们端坐着，周边围着一群仰慕者，热切地倾听我们一再重复的故事。很快地，我们被请进小屋，里头的地板为我们铺着藤席。有个人怯生生地说：你们可能不习惯坐这个。他并不是很确定，却渴望地询问我们的风俗习惯。两个人要求借看我的手电筒，当他们归还它时，亮度依然很好，我便闭上双眼。
★落难荒野
接近午夜，我们被叫醒，带到屋外。有个人穿过原野请来地方书记官，我们再度被聚集在营火旁；再一次拿出护照；再一次重述我们的故事，那些事当然也是曾经被记录过的。那位书记官走了六哩路来到这里搜集资料。他告诉我们：我这么做是为了我们百姓的安全与福祉着想。
他们已派遣另一名传信者，骑自行车到阿鲁村的镇上，前去通报当地的行政长官，路程差不多是在二十哩外。长官带着随扈和士兵，搭乘一辆厢型车前来，那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三十分。这回一名穿着草绿色制服的宪兵撞进小屋里，嚣张地大声叫喊，推挤着约拿；他松掉自己的腰带，仿佛巴不得快一点拿来抽打我们一顿。在屋外，那位冷静而面无表情的行政长官已经坐定位，我们这些外国人被带到他正前方的两张椅子上，再次出示我们的护照，报告自己的身分。但这回护照并没有退回来。尽管我们说希望能待在附近，以便看管那架飞机，但是行政长官告诉我们，他已经派人看守着它，我们将被带回阿鲁村。
在武装的护卫下，我们穿过田野，走向马路。没有手电筒，我无法看清楚干裂的地面；我在水沟边发生了一次要命的失足，拉伤脚踝。我跌在硬梆梆的地上，粗声地咒骂着。我知道这才是这趟旅行的开始，旅行中需要在森林里走许多路，我曾在某一次的越野滑雪活动中扭伤脚踝，这次再度扭伤。由于疼痛得厉害，以致没注意到每个人正在拍打咬人蚁。我在还能走的情况下一拐一拐前进，一边在愤怒与震惊中喘着气。直到找坐进那辆厢型车，面向着一名拿着自动手枪、一脸不悦的非洲人，还有两个人拿着卡宾步枪，才感觉到那些叫ｓｉａｆｕＳ咬人蚁正在我的裤子里攻击我，在前往阿鲁村的烂路上，我一路和那些蚂蚁缠斗。
在我身边的约拿似乎和我一样受到惊吓，我们不发一语。在这要人命的夜晚颠簸摇晃，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也无话可说。每次有什么新发展，我们的困境就会变得更恶劣。我们并未获准降落在这个区域，只能降落在金夏沙，原本依照时程表，我们数周之后抵达那里。萨伊这个地方以暴虐和贪污腐败而闻名于世（有时贪污被界定是一种窃盗癖好），在这里无法按规矩行事而拿到许可文件。此外，我上次旅行时写了一篇批判文章，他们一调查，可能就会查出我是那篇文章的作者。那是几年前的事，我在文章中尖锐地批评萨伊的傀儡独裁君主，如果在这里狂热的风土和思潮中，我被当成这个国家的公敌，或是当作可疑的佣兵或间谍被逮捕，理由是充分的。
就在二十五年前的这个月份，就在此地东边一百哩处，也就是邻近苏丹的边境，我也曾经被监禁过，当时情况更糟（萨伊的总理仑姆巴在一九六一年一月被谋杀，点燃整个非洲战火，让苏丹由好朋友变成凶暴的敌人），我不想再重蹈那样的经验。
回到阿鲁村，让我们大感惊讶的是我们并没有被监禁，可以自由到任何地方，反正我们既没护照也没有飞机。而且我们几乎是不经意地被丢在联合国难民高等委员会的一名英国籍飞行员驻扎的地方，那里一直是全世界最忙碌的地方。我们的主人，在早上三点钟准时出来，亲切地带我们去看可以休息的地方。观察经过的人，我们知道这些日子，萨伊人对于佣兵这个字眼产生狐疑和偏执，打从一九六〇年代的无政府状态与大屠杀的时代，佣兵就成了一个恐怖的字眼。谣传在几个月之前，有七名法国籍的海员未经许可而擅自入境，后来消失在萨伊河上。政府宣布他们已经身亡，他们的船只原封不动被找到，在船舷的右舷上，有一具尸体已经没有脑袋，这则谣言拖累了萨伊士兵。
那名飞行员天一亮就飞奈洛比，此时已经过了两小时，约拿担心我们在加兰巴的朋友可能因我们无法如期出现，会用无线电发出警讯，于是他送出讯息给他的邻居非利普．里奇，以便通知他的妻子，我们一切平安。
上午八点，那位飞行员的乌干达籍助理载我们一程，到当地行政长官的官邸，去询问我们护照的事。我们被交给移民局主管，他再把我们交给警察局长，他说他已经把我们抵达的事报告给当地首府布尼亚（Ｂｕｎｉａ）的上级长官，没有他们的同意，他不能把护照还给我们，当然，布尼亚那方面肯定会查一查我们在金夏沙的身分。因为那天是星期六，此时的情况显示，我们可能会被留滞在这里，度过这个周末。
而在同时，当局并不反对卫斯登博士把他的飞机弄到阿鲁村来；他们假设他不可能会丢下我以及他的护照消失无踪。由于约拿希望飞机不载人起飞，于是那体贴的警察局长便和他一起回到迪布瓦村，命令那里的老百姓砍倒灌木丛，推倒蚂蚁窝，填平水沟，并把那架飞机的副油箱和其他货物搬下来，利用陆地运输，运送到阿鲁村的机场跑道。但是结果证明，那两个在前一晚曾经带着我的手电筒潜逃的家伙，曾经使用它，从机身下方未上锁的货舱尽可能地搬下货物，包括三个果桨筒装的燃料，一台预定运到加兰巴的电脑印表机，还有一包装了我所有衣物和个人物品的露营用具包括卫生盥洗包、奎宁丸、备用手电筒、运动鞋、毛衣、帽子和一双袜子与雨衣，这些东西最后都失而复得，但是燃料和印表机却永远消失。
约拿作了一次有技巧的下坡式起飞，沿着马路滑到阿鲁村。等他到达那里，上面已传来命令，让我们离开（显然布尼亚方面已经从金夏沙得知，国家公园部的部长正在等待我们的造访）。午后，我们再度起飞，朝着北方前进。
★被猫鼬袭击
敦古河上的奈及洛（Ｎｅｇｅｒｏ）形成加兰巴国家公园的南界。我们与艾丽生．史密斯（Ａｌｉｓｏｎ Ｓｍｉｔｈ，又称凯丝（Ｋｅｓ））在那儿的一个小小机场会面，她是个美丽的女子，年约三十，有一头深色红发。史密斯博士生于英格兰，而现在是肯亚籍公民，她是加兰巴国家公园白犀牛计画的生物学家。该计画由不同的保育团体和私人捐助所创立。她的丈夫佛瑞塞．史密斯负责让加兰巴体系恢复到良好的运作状态。加兰巴是萨伊第一座国家公园，是殖民时代官方单位于一九三八年设立。那天下午，史密斯夫妇带着小女儿，陪同我们到犀牛池畔的平坦岩石上一年前，在数百只犀牛发出的吼叫与嘟囔声所组成的小夜曲中，他们就是在这石头上互许终身。跨越敦古河的那株枯树，银色的枝桠上栖息着若干长有翅膀的红花，其实那些是洋红色的蜂鸟，它们有蓝色的头部，深蓝色的臀部，还有长如流水般的尾翼，是非洲鸟类中最光鲜亮丽的一种。有些种类个头较小，是为数极少的特种红喉蜂鸟。一棵高大的树上，蜂鸟的巢穴旁有一只矮胖的白鸟，那是椰果秃鹰。由于我们走得够偏西方，因此东非和西非的区域性鸟类已经有所重叠；而我上回在塞内加尔境内也看过这种稀罕的鸟类。
佛瑞塞曾经在敦古河畔建造一个小小家屋，家中最近的成员包括一头大型狗（另一只狗被鳄鱼吃了）、两只猫；另外还有一只被绑起来的猫鼬，在它养成攻击人类的习性之前，曾经快乐自在地在营地里奔跑；然而它的女主人却受到它的迫害，被它狠狠地咬了两回。由于史密斯博士曾经提到它的恶形恶状，因此，当我在黄昏前一跛一跛地前往屋外的淋浴间时，在木栅栏下方，看到这种大型猫鼬的近亲出现，那大鼻子和豆子般的眼睛，让我惊慌了一阵。它张大嘴巴的企图，绝对不会让人误会，它打算尽速咬我一口；很确定的是，它跑进浴室里，在我能够采取防御行动之前，咬住我的脚踝。
任何人都能回想起吉卜林（Ｋｉｐｌｉｎｇ）笔下那只叫里奇提奇塔维（Ｒｉｋｋｉ︱ｔｉｋｋｉ︱ｔａｖｉ）的猫鼬，它的速度比任何眼镜蛇还快，更别说我这个在浴室里，双脚跛行的男人，而且身上因为沾满肥皂而湿滑不堪，会是什么样子。我怒火中烧，脚踝肿胀，站在湿滑不平的砖块上，而有一点弯腰驼背。这个阴险狠毒的怪物看我情势相当不利，于是重新发动攻击。约拿和佛瑞塞已经离开营地，去为飞机重新添加燃科，因此我多多少少得假装镇定，呼喊史密斯博士，问她是否能去浴室旁找找她的猫鼬。她说她原本就想带她的鹅去散散步。她开始呼唤它，但是这头猫鼬不理会，眼看着它在栅栏下方冲进冲出。我对着它泼热水，发出吓阻的哼叫声，但是这样做一点也不管用，它退到我的视线之外，然后又从另一个角落快速冲进来，用牙齿咬住我的指头，发出一种恼怒的尖叫声。它的女主人叫着：是猫鼬咬你吗？真是抱歉！她的口气好似在安慰她的小娃娃，说完她很快就走过来，打算抓走那只猫鼬。
此刻，我抓起一只铁桶，迎头击向那只让我痛苦不堪的动物。不过这个举动只是让它退后一点，却没办法阻止它。它疯狂地跳动，猛烈地在砂地上抓地，田野生物学家称那种动作为排土动作，只是它强烈的动作显得不太正确。我的脚趾正在流血，脚踝疼痛不已，我的动作也同样充满激动的情绪。尽管我不愿意使用铁桶，把一只家中宠物打得头破血流，但是当它冲出我的视线外，又采取迂回路线，从另一个角度再度冲进来，死命地咬住我的左脚，附在我的脚上时，我想这是最后能够凭借的工具。它就这么咬住不动，直到我把它踢开，它因为疼痛和盛怒而发出疯狂的叫啸声。
我的女主人或许是怕她的宠物性命不保，几乎是立刻出现在浴室里，毫无预警地加入我的行列。沾了肥皂的地板让她跌个四脚朝天，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当猫鼬在脚下消失后，她斜靠在栅栏上，抬起头，浑身被淋个湿透，她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位饱受惊吓而全身赤裸的客人，我想用铁桶遮掩已经稍嫌太迟。她说：真是抱歉！她开始大笑，我也跟着大笑。我说：我已经没有秘密了。我抓起一条毛巾，坚定地指着流血的脚说：把那只猫鼬弄走吧！史密斯博士很快回到浴室门口，拿着绷带和消炎粉，她的速度快得让人怀疑或许对我来说是如此似乎在这个营地里，一直备有被猫鼬咬伤时所使用的紧急救护包。她说：真是抱歉，最好是料理一下伤口。在这种气候里，可能很快就会溃烂。
这段猫鼬的插曲发生在我们迫降迪布瓦村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旅程中，这样的事似乎发生得早一点。我觉得我需要一杯强烈的威士忌，凯丝也和我共饮。我请她解释她的小名（那是Ｋｅｓｅｎｙｏｎｙｅ的简称，或者可以解释为和平共存，那是她和从事一项羚羊研究计画的前夫克里斯．希尔曼，住在纳贡丘陵（Ｎｇｏｎｇ Ｈｉｌｌｓ）时，马赛族人为她取的），接着我问她白犀牛计画的细节，特别是为何她觉得如此大规模的国际性保育工作还要扩大，去保存非洲北半部仅存的十七头白犀牛，这样的努力可能注定会失败，而在非洲南半部相同的族群受到良好的保护，整个品种最近并没有绝种的危机。
★白犀牛的灭绝
在陆地哺乳动物中，白犀牛是体型仅次于大象（白色是来自于德文中的ｗｉｅｔ，或者可以解释为白色的嘴）的动物。史密斯博士指出，南方白犀牛在本世纪交替之初，就已经濒临绝种，在一九二〇年代，它们几乎被南非的猎人灭绝，在开始严格进行保护之前，残余的数量只有一百头左右。现在则增加到大约三千头，大多数生存在南非的国家公园里；白犀牛同样也被重新引进波札那、辛巴威和莫三比克（虽然莫三比克的内战似乎不可能让动物残存下来）。这项复育至少给了复育北方犀牛一点点微薄的希望，不只犀牛本身值得保育，它甚至是为保育工作所付出努力的一种象征（到一九八九年春天，白犀牛数量已经增加到二十二只）。
北方白犀牛最早在乌干达和萨伊北部、苏丹南部大草原和查德以及中非共和国发现，绵延整个雨林北方与尼罗河西岸。一九三八年，当加兰巴国家公园成立时，数百头犀牛经由调查而确定它们的分布地点，这些调查直到近年，全都是以徒步方式进行。一九六一年，我初次在那座位于苏丹，小小的尼姆尔（Ｎｉｍｕｌｅ）国家公园看到这种巨大而安静的动物时，曾估计生存在加兰巴的数量大约有一千到一千三百头。不过此后不久，辛巴叛军为了抗议仑姆巴被谋杀和亲欧洲政权的强势，他们取得豪特︱萨伊控制权，也包括加兰巴国家公园在内。接下来几年，辛巴叛军屠杀百分之九十的犀牛，只为了犀牛角，这种屠杀行动可以用来购买更多的武器。一九六九年，国家公园恢复主导权，到了一九七七年，犀牛数量增加到大约五百头，然而在没有政府金援及后勤支援停摆的情况下，公园动物的保护措施全部被撤掉，现今或多或少仍受到乌干达和苏丹组织化盗猎帮派，以内战中取得的自动武器攻击。一九八一年，只剩下三十六头，两年后的一项调查中，找出的数量不到二十头。加兰巴的犀牛数量从那个年代起，就一直没有增加，而其他地区的北方种犀牛则可能已经绝种。其他单身的犀牛可能依然流浪在中非共和国境内东部空荡的地带，它们将会死亡以致无法对增加犀牛数量有所助益。在基因库和交配的可能性因为族群分散、意外或高龄，而造成进一步的减少之前，任何增加这个残余的动物族群有意义的行动，都应该尽快执行。
防堵盗猎的某种特定措施，曾经考虑把这十六头犀牛迁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萨伊境内没有其他安全且适合栖息的地方，因为那位万年总统莫布杜．塞塞．索柯宣布，这些萨伊籍的犀牛不能离开它们的国家，但他答应协助这个即将执行的犀牛计画。然而，就在我们造访的几个月前，加兰巴忠贞的守卫和巡守员因为一直没有薪给，只好在小屋开辟菜园，以便能活下去。
可以确信的是，加兰巴的犀牛现在是在一个有栅栏的小区域内受到保护，但是没有基金能支援这样的圈养，而这样的作法也可能会引来一连串的新问题。最后的结果是把它们送到动物园去。和我们在奈洛比交谈过的一位年轻生物学家马克．史丹利．普来斯，曾参与一项成功的计画，把一批被捕的白色阿拉伯剑羚，送到阿曼沙漠。由于有南方白犀牛在动物园繁殖成功的证据目前全世界动物园有两百头犀牛所以他并不怀疑这些北方种的犀牛能够饲养在笼子里，保存下来。但是，相较于释放，重新引入是一种繁琐、昂贵又复杂的程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即使有一种安全而且适合的栖息生态等待它们，这种动物繁殖缓慢，工程浩大且不易处理，而最大的讽刺可能在于新兽医规则或新的法令反对国际野生动物运输，可能阻止这些被保护的物种回到它们原来的环境。
★孤绝的大草原
凯丝．史密斯所拥有的飞机已经委派出任务，她急于参加一项加兰巴的空中勘查行动，那是几个月前她一直无法成行的工作。清晨时分，早餐前，我们和约拿向北飞，穿过一片广大的热带草原，草原在旱季中变成了黄褐色，点缀着一条条闪耀着点点光芒的河流。在这块草原上，屹立着一些巨大的孤木，绝大多数是被称为Ｋｉｇｅｌｉａ的腊肠树。持续而稳定的河道为绿油油的森林所围绕，这些树有时被称为指头树，因为它们深深切入大草原，就像长长的手指一般扩散分布，向南方更深入地延伸。这些丰饶而翠绿的河岸，被一种四处攀爬、爬上冠树层的长蔓藤（ｃｏｍｂｒｅｔｕｍ）可爱的淡紫色叶子包裹着，其中栖息着许多森林动物和鸟类。
东非大草原有许多中型动物，包括斑马和羚羊等，两者都有大小不同体型的种类。相较于此，这块北方大草原的动物却很少，最大的差异归因于气候。赤道东非有两个雨季，每个雨季长达三个月，草食性动物在这期间会回头吃那些新长的草。然而在这块北方的大草原和混合林，一次漫长的雨季能制造和维持一片繁茂、粗大，植茎高达十五呎的大草原。这样的草原无法供小型草食性动物族群维生，因为这些草木不但不美味，而且粗糙，教它们无法消受，除非是胃容量够大的大型动物；那里没有斑马，只有少数的羚羊，靠着泛滥平原的草地和被烧过的焦土维生。
人类和家畜的有无，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在东非，游牧民族因为餐餐饮血与奶，因而会促使母牛在雨季里生小牛，以便整个旱季里有牛奶可喝，也因此，在这个区域里，漫长雨季里出生的小牛，在严苛而漫长的旱季来临前就被迫断奶。而苏丹的游牧民族，像是努尔族和丁卡族每天饮用牛奶，但还必须加高粱、玉蜀黍和大草原的猎物，也就是所谓的丛林肉品作为补充。在这些混着林地的大草原更西侧，孑孓蚊的出现对于牲口来说是不利的，要吃丛林肉品也比较困难，这与野生动物的数量减少有某种关联。特别是在西非，大草原是介于雨林和邻近沙漠地带之间，也就是著名的塞昔尔区，这个地区很狭窄，人口密度极高，对于动物性蛋白质的需要唯有倚赖野生动物。
在洪水泛滥的平原区，羚羊的数量还不算少，有水羚和牛羚，另外还有水牛、疣猪和一小撮的象群。刚果长颈鹿也分布在此，但是我们并未看到。水羚和水牛显然是最常见的动物。而大型的黑色水牛群，沿着大多数向南流注加兰巴河的溪流分布可能还可以看得到。
这座国家公园的北边与苏丹境内的兰托托国家公园相毗邻，是个多岩石且多丘陵的旷野，但只有少数的动物，这得归罪于盗猎者。犀牛不像大象那样大范围分布，它们久居一地，而且很容易被追踪和杀害，犀牛角只要用一块石头，便可以在几分钟内猛力敲下来。另一方面，盗象牙风险总是很高，而且也比较困难，需要很有效率的团队组织，因为从新鲜的象尸身上取下象牙需要花时间，而且象牙很重，在没有道路的野地运送不易。不过在这偏远的地区，国家公园的巡守员并没有任何巡逻工具。因为道路不良，还有河流，再加上危险的木桥，像这样的动物保护现在只能集中在这座国家公园南方第三区，仅三十二平方哩的区域，那区域完全涵括大草原与流速缓慢的河道地形。这个区域几乎容纳了所有残存的犀牛，但即使是在这里，它们一样会受到威胁：一名最近落网的盗猎者坦承，他在一九八三年曾经杀过两头犀牛，一九八四年，又杀了两头。由于他的罪行，原本可能增加的犀牛数量，都给活活消灭了。
在一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我们很幸运地看到三头白犀牛，一头是孤单的雄性犀牛，还有母犀牛带着小牛；看到我们的飞机，那头小犀牛便靠向它的母亲，母犀牛抬起头看着天空，但是并没有跑开。这种巨大而安详的灰白色动物在七千万年前，刚完成进化之时，可能就已经站在这块欧立戈森斯区（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ｃｅ）的平原上。除了一头在泥地打滚的狮子之外，它们是加兰巴唯一看到飞机接近不会逃开的动物。牛羚疯狂地四处奔逃，穿过高耸粗劣的草地，水牛一头接着一头，张惶失措，毫无目标地到处摇晃。而那些大原草上的大型丛林象群是所有动物中最机警的，它们急忙挺着结实的象腿，拍动着象耳，穿过高大的野草丛。
★象群最后的根据地
在飞往中非共和国班加索一趟长达四小时的航程中，约拿和我在接近正午时分朝西方前进，越过加兰巴河。我们离开那些流向尼罗河的河流；加兰巴河是刚果河的诸多上游支流之一。十九世纪，桑济巴（Ｚａｎｚｉｂａｒ）的奴隶贩子提普．提布曾派遣探险队上溯刚果河上游的支流，而阿拉伯的奴隶贩子则从尼罗河朝西而来，这个位于热带雨林北方边缘地区的大草原地带，是个大奴隶营，被抓到的原住民和象牙则被运送到海岸区。史坦利一八八七年的探险旅行（部分是和提普．提布到处漂泊）日记因对降低象牙交易成本提出看法，而引起世人注意：
要阻止这些大盘商蹂躏那些非洲原住民，只有一剂良方，那就是由英国、德国、法国、葡萄牙和南非与东非，以及刚果自由省，共同建立严密的组合，一致反对把枪引进非洲大陆或者搜捕每一支被带出非洲的象牙，因为今天没有一根象牙是合法取得的。一名阿拉伯商人拥有的每一根象牙，每一片或是每一小块象牙，都被鲜血染过、浸泡过。每一磅的象牙要付出一名男性、一名妇女或一名小孩的性命作为代价，每取得五磅重的象牙等于烧毁一间木屋，每取得两根象牙等于摧毁一个村落；每取得二十根象牙，等于付出一整个区域内所有的人口、村落和作物，以作为代价。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象牙被用来制成装饰品或撞球用具，然而非洲这个富饶的心脏地区就这么任由荒芜人口、部落和国家将无声无息地被摧毁。
这个区域杳无人烟，而少数人受到奴隶贩子的梅毒传染，残存下来的人则承受土地贫瘠之苦，因而使得人口数到今天变得相当低。甚至到后来，殖民地政府撤走之后，他们的诊所反而让嗜睡症在苏丹和中非共和国重新复活。由于黑暗大陆时代的迷信、人们对阿桑德族巫术的恐惧，以及食人族风俗让其他族群不敢移居进来，还有一些无法理解的理由，使得豪特︱萨伊大部分地区、中非共和国东部等，有广大森林、大草原与湿地和河流的地区，呈现出完全无人居住过的迹象。
这块土地上到处一片死寂，象群反而十分繁茂，自从里奥柏二世统治刚果自由省，后被比利时政府接管的长时期以来，这个区域一直是全非洲最大的猎象牙国。因为它偏远，没有道路或村镇，野兽不会受到骚扰，即使在十九世纪晚期，象牙价格逐步攀升，商人开始在东非屠杀象群批发买卖时，此地仍是如此。一九七〇年到七一年的一年中，从肯亚出口的象牙数量就增加了百分之六十，隔年更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一；五年之中，肯亚失去半数以上的大象，而到了一九八〇年，乌干达的大象几乎全部消失。在索马利亚、坦尚尼亚北部、尚比亚、莫三比克、安哥拉和整个西非，象群数量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到九十（辛巴威、波札那、南非是离组织化盗猎集团和象牙仓库最远的地区，受到的影响也最少）。无可避免地，盗猎者把目标转向苏丹，那里的大象族群在一九七六年中，数量从十三万五千只，到一九八三年减少到只剩三千只。近年，由于丛林象群的快速消失，让查德、萨伊和中非共和国压力增加。此地一如其他地方，腐败的政权更鼓励和掌控象牙的交易。
中非共和国东部三分之二的地方，就像萨伊北方的豪特︱萨伊区，被生态学家分类为几内亚大草原，因为广大的草原带和林地从西非的几内亚北部一路延伸穿过这个大陆，到南苏丹与衣索匹亚。几内亚大草原的北方，是一块起伏不定的高原，最高达到三千呎，就像塞昔尔区，它是一块干燥的草地，大约一九七〇年大旱灾开始时，此地被撒哈拉沙漠有规律地侵蚀。它的南边是热带雨林，从南方的几内亚沿着西非海岸一路延伸到喀麦隆，在刚果盆地扩展开来，再东向延伸到中非的高地。
这块广阔的大草原有弯弯曲曲的河岸森林带，向北朝塞昔尔伸展，景致美丽教人叹为观止，但是从这块没有半点人烟的荒野传来的回音显示，所有的大型动物都不见了，似乎有种不祥的预感。我们飞过一哩又一哩，不敢置信地向下凝视，我们并没有预料到此地会如此空荡，如此原始荒蕉。过了加兰巴，我们遇见几只象，但是由于更远的西方象群十分稀少，可以判断这些一定是走出国家公园迷途的象群。即使从高高的天上俯瞰，这数百哩完整的荒野，也没有丝毫人烟，怎么样也看不到半只羚羊，也没有这些动物出现的任何迹象。
因为人烟稀少（整个乡野不到三百万人口，而且这些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已经聚居在城市和乡镇），中非共和国似乎是象群理想的栖息环境。一九七〇年之前，在这个国家里，据说有超过十万只以上的象，但是到了七〇年代中期，当其他各地的象群已经消失时，人们希望这个非洲心脏地区能够保留下来，成为象群最后的根据地。不过相反地，这里的象群却暴露在毫无约束的大屠杀之下。官方的象牙出口一年就有五吨之多。仅仅五年之内，人们相信这个位于该国东部的区域，已有五分之四的象遭到杀害。
象群生物学家伊安．道格拉斯︱汉弥敦博士曾在一九七九年就非洲大陆的非洲象作过调查。据他大量引用从萨伊和苏丹进口的非法象牙数量为基础所提出的报告指出，尚．贝德︱波卡萨（Ｊｅａｎ Ｂｅｄｅｌ︱Ｂｏｌａｓｓａ）这位自称中非洲王朝的皇帝，在一九七九年被推翻之前，曾经下令利用攻击性直升机或其他武器，屠杀三万头象，他希望维持他那几近独占的象牙出口家族企业皇冠公司（Ｌａ Ｃｏｕｒｏｎｎｅ）（汉弥敦博士发现，萨伊象同样遭到政府军队的屠杀）。一九八〇年，波卡萨被推翻之后，中非共和国和萨伊颁布象牙出口的禁令，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严格执行这项法令，大屠杀依然持续而未曾衰减。一九八五年，道格拉斯︱汉弥敦在班桂（Ｂａｎｇｕｉ）举行的一项野生动物会议中提出一份文件显示，一九八一年，中非共和国的官方重新开放象牙交易，该国是非洲唯一让猎捕象牙完全合法，得到官方授权，并且可以执行的国家。
除了当地住民之外，大屠杀行为吸引了来自苏丹和查德手段更残酷的盗猎帮派，而这些家伙已经杀尽了自己国内的象群。苏丹盗猎者喜欢用骆驼运输，以及使用从该区战争中搜括来的自动武器；而查德荒漠上的骑马猎人仍偏好传统方法，从后方骑上那些巨兽，猛击它们的侧面，或利用长长的尖矛绊倒它们的脚（一九八三年，联合国和平部队的一个组织做过一项调查，有三十头象的脚曾经遭长矛砍断）。大只的象牙已经不易找到，所以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间，象牙出口从两百吨锐减到四十吨。一九八四年，一项由多个国际保育组织所赞助的中非共和国国家公园空中调查，能找到的象群已经不到四千三百只。调查显示，仅仅四年间，象的数量衰减了百分之九十。正如道格拉斯︱汉弥敦在班桂的发现：事情的成因都是在于中非共和国北方出现危机所导致，而危机所及不只是中非共和国，还包括查德、苏丹和豪特︱萨伊。十年前这个区域的资源是无可比拟的，但就在五年前，已经陷入严重的危机，今天更是遭到大规模的摧残。近年，苏丹、加彭和中非共和国为因应国际压力，已经颁布一项象牙出口的禁令，但是没有人认为这能减缓杀戮。
另外，由于犀牛角的价格从一九七四年的每公吨三十五美元，涨到一九七九年的每公吨五百美元，因此象牙猎人和其他的人，更会杀害遇到的每一头犀牛。一九七〇年，在肯亚就有两万头的犀牛遭到残杀，今天只剩五百五十头，而全非洲其他地区数据所显示的情况也类似，七个黑犀牛分布区，有四个已是极度危急，情况和非洲北部的白犀牛一样。一九八二年，人们预测在中非共和国境内游荡的黑犀牛有三千头，是整个西非与中非地区数量最多的。两年后，空中调查显示已经找不到半头。在中非和西非，喀麦隆少数的黑犀牛是该区此品种仅存的最后一批。
水牛和德比大羚羊也同步减少，这得归因于有一次从撒哈拉一路蔓延到更南方、为期十五年的大干旱，致使饥饿的动物从查德和苏丹越过北部的国家公园，因而带来一次大瘟疫。不管原因为何，某种死寂已经笼罩在非洲大陆这块最后的野生动物堡垒。
最近象牙的收成多数是从体型较小的森林象群取得，它们直挺的象牙成分较硬且较白，很容易在运送过程中被侦查到。基地设在奈洛比的野生动物贸易商和刚开始作世界象牙交易的伊安．派克，个人就维持每年运往香港和日本的象牙交易量的百分之六十，其中多数是从蒲隆地出口的合法象牙，而且来自于森林象群。
然而这位长期从事象牙交易的派克也宣称，单是从自然死亡的象群取得的象牙，数量已足以适度维持象牙交易所需。一九七五到一九八五年之间的十年，每一年平均交易量是七百五十吨；除了部分地区，并没有象群危机这回事，因为在非洲，大约还有三百万头象。另一方面，道格拉斯︱汉弥敦估计，有一百三十万头，并认定非洲象已经濒临绝种。
卫斯登博士相信，体型较小的象群数据可能估计得太高，从最近的象牙交易纪录分析，象的数量可能已经不到一百万头，遑论三百万头。他说，一九七九年到今天，市场交易的象牙平均重量衰减了一半，这意味着要维持七百五十吨的收成，就得杀掉大约两倍数量的象。这也意味着被屠杀的象群中，有一半以上是母象。在古老的年代，人们是很少杀母象的。象牙出口的分析显示，象牙的平均重量只有三公斤，而过去每头象制造的象牙重量是三十七公斤；电脑的分析已经显示出一旦象牙平均重量下降到五公斤以下，整个象群数量的瓦解即将来到。这些小象牙的来源主要是五到十岁大的幼象（远低于繁殖的年龄），还有二十到二十五岁的母象，没有一根取自三十五岁以上的象在这个年龄的象身上，可以取得四倍的重量。如果像派克所说，已经有三百万头象，那么为什么没有人射杀成年的公象呢？姑且不论猎取象牙的人在全非洲到底杀了多少头象，为什么象牙的总吨数会在一九八五年骤降到四百八十公吨呢？
伊安．派克运用刻意平衡方式，使象群密度与平均降雨量扯上关系，他的结论是，森林象群最大的数量，分布密度大约是每平方公里有两头，都被森林的树冠所遮掩，这个数据可能比这个大草原所发现的任何象群密度都还高。派克用来建立他估计的资料是向卫斯登博士借来的，而卫斯登博士提醒我，象群一天可能吃掉三百公吨的牧草，同一时间内，会排泄十五到十八次。他挖苦地说：如果你认为派克所说的象群密度数据等于粪便大战这个字眼，那么我只能说，你永远都不会缺乏弹药。
九月，卫斯登曾经写信给我，他在信中提到：矛盾的关键在于，人们估算萨伊和数量分布更少的刚果共和国与加彭的森林象群时，各有不同。因此在别的地区就更难有共识了。如果在主要森林里，象群的密度如同他所确信的那么低，那么非洲象这个族群的问题就很严重了。
此次探险主要是希望能解决曾经发生过的矛盾，而且永远化解。我们并不是急着要证明森林象群是一种不平凡的动物，而是希望能向反对者提出证明。那是一种教人何其兴奋的事！不过，这个证据借着排除自私的数据和一厢情愿的念头，将可能为任重道远的象群保育工作的新纪元打下基础。
姆波墨河上的班加索镇，被人形容为棉花、咖啡、油棕、木材和钻石的生产中心，是中非共和国东部唯一的城镇（它和查德在同是法属赤道非洲的年代，因为这条河流而被命名为乌班齐．沙利（Ｕｂａｎｇｉ︱Ｓｈａｒｉ））。我们很快就降落在班加索的机场加油，我们没有时间喘息，紧接着再度起飞，继续朝西方穿过大草原和森林，到达下一个里程碑乌班齐河。乌班齐河在郭温巴激流区的下方，急转弯朝向北流。我们并不依循它的流向，而是维持原来的航向，越过河流，飞行三百哩，再翻过萨伊北部的丛林，目的是要和乌班齐河再度会合，它在那里会向南流，最后注入萨伊河。此次行程的这一段，就像前一段，人烟罕见不管是近处或远方；这里没有小径，没有木屋，没有炊烟。尽管萨伊的亿万总统曾经在这里南边某处的格巴多里，建造过一座人工化的城市。这里也没有动物行走的小径，除了翅膀长着白色羽毛的大型黑犀鸟，振翅飞翔在森林的树顶和流速缓慢的绿色河水上，我们再没有看到任何生命。接着森林在伟大的乌班齐河上展开，河上有几艘独木舟，比我们离开加兰巴之后的八百哩路所见过的人类数量还多。
这条河流向南滑行来到一个大弯，此处的岩石让它一分为二，变成激流，为班桂镇所控制（这里叫作班桂急流），这里是昔日中非帝国的小小都城。根据我那份可靠的地图，这个美丽小镇镶在小而陡峭的丘陵上，就在宾波（Ｂｉｎｂｏ）和桑果（Ｚｏｎｇｏ）两个小镇之间的河流上游。
★暴君浮沉
一八八九年，班桂是法国所建立的一个贸易站，有优美的河景，在这个新非洲中，它是由一个典型的殖民小镇所转型而成的地区首府。这里有欧洲车、衰败的别墅，以及散布在坑坑疤疤的红土街道上的现代化商业建筑，里头尽是殖民时代残留下来的企业、香草市场、劳力市场、传统乡下服饰、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即兴式的舞蹈、花卉和染料，而且到处都是熙来攘往又傲慢、穿着鲜明洁净的衣服的人类。更多的人潮沿着大树下来往于街角那些没有电力或自来水的铁皮小屋之间。
这个首府，是多年前由波卡萨皇帝以他的荣跃而竖立的凯旋门开始，从宏伟而空荡的机场通到小镇的皇家大道，也是以他命名。波卡萨皇帝脾气反覆无常，曾全力参与一次两百名学童的屠杀事件，事件之后，这条路被人们叫作暴君大道。因为波卡萨是个君权神授的亲法分子（他曾经献给法国总统季斯卡一份钻石厚礼），这样的孤立事件无疑让他的法籍支持者感到失望，即使早就知道他偏好血腥暴力，但他们还是为了投资理由而支持他。当学校的大胆事件引起国际间的注意，这位皇帝和他的国家绝大部分的财产都流向他那间别称法国美女的官邸中，他十分舒适地住在那里，仍旧受到爱戴，这是他那些错乱迷惑的子民告诉我们的（一九八六年十月，波卡萨自愿回到中非共和国。人们想把他分尸，也有人多次想暗杀他。翌年六月，他被判处死刑，但是审判结果改为终身监禁，显然牢房就是他的总统官邸，也就是他今天的住所）。
在班桂镇，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和野生动物保育官员打交道，我们住在米勒瓦酒店它的建筑比洛克酒店（号称有一间叫苏格兰摇滚俱乐部的酒吧）更为朴素，然而却是生气蓬勃的，特别是中午，办公室都关上大门，绝大多数的上班族全涌到这里消磨时光。在酒吧前门，挤满了双腿修长、穿着高跟鞋、身着华服的高级妓女，她们冰冷的手夹着喷出阵阵浓烟的香烟。一名年轻女士偏爱穿着牛仔裤和上头印有芝加哥宇宙队字样的Ｔ恤，其他大多数人几乎是穿着开叉式的裤装和透明的裙子。这些花枝招展的女士对非洲的殖民者，和留小平头板着脸孔的法国伞兵部队，是相当耳熟能详的，这些伞兵代表法国与它在非洲前殖民地的特殊关系中的小型军事参与。男人紧抓着女人的手，走进酒吧，口中说道：心情真好，你呢？而这些女人则受到其他穿着破烂、在外头街道上等待观光客的年轻同胞报以喧闹式的羡慕。这些年轻人兜售民俗板凳、干燥的森林蝴蝶标本，以及据说是来自南方巴宾加族矮黑人的弓与箭。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你想要买弓还是箭？
或许是受到挫折，一名年轻的小贩在离开酒吧时，嘲讽一位有啤酒肚的殖民者，这个大块头急速转身作出威胁的姿势，让这个孩子向后倒退。这名白人轻蔑地摇晃着年轻人的货品，他的财产，他的所有非洲灵魂。其他的非洲人开始反击，向前围了过来说：你以为你很了不起，是吗？那家伙开始撤退，关上他的车门。谢谢你，先生！那名年轻人感激我对那人所表现的不屑反应，虽然他的表情是哀伤的。他用法文解释：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ｆｉｓｔｉｑｕｅ，意思是他不知道怎么笑。
★前往巴扬加
我们在班桂镇主要的任务是敦促建立一座国家森林公园，并且答应纽约动物学会去找水资源暨森林与渔猎部部长雷蒙．姆比提康。他要求我们在巴扬加地区作一项调查，并提出建议。这座国家公园原来是去年由里察．卡洛尔策画，他是中非共和国前和平部队的志愿兵，现在是博士班学生，正在作低地猩猩的论文报告。姆比提康部长热心地派遣一辆部长用车，载一星期的粮食和几桶飞机用的燃料到巴扬加。这趟行程大约五百哩，要十五个小时走在恶劣的道路上。而卡车明天会在巴扬加和我们会合。
要远离班桂镇前往探险，根据几年前非洲航空制作的有关这个区域的旅游手册所说：必须自行准备齐全的配备，同时要有严重误时的准备。因为我们明天将飞往巴扬加，它位在中非共和国南方偏远的一隅，我们必须谨慎地准备足够的旅行支票，不只是支付食物，还得支付飞行所需的燃料费，因为在这个当地居民认为是全世界油价最高的城市，油价是十分昂贵的。我们在乌班齐河与美国大使馆那位亲切而帮助颇多的大使，以及使馆官员共进午餐。大使夫人卡提雅．狄贾奈特陪着我到和平部队的医院彻底清理我被猫鼬咬到的伤口，并且由一位活泼、教名叫作甘娣．克丽斯汀的护士为我注射破伤风疫苗。
我们作好了严重误点的准备，还是有道理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汽油泵浦的压缩机坏了，而桶装的汽油昨天一加仑才三美元，不知什么原因，今天一加仑竟要五美元。我们先是抗议这种海盗行为，接着等待修复压缩机。不过就在飞机能够重新加油之前，机场发生一项常见的错误停电，这使得汽油泵浦停摆，又多延误了几个小时。直到当天下午三点半，机场塔台通知准许飞行、通过海关及移民检查之后，我们才能离境。这次飞行有班桂镇的英国籍象类生物学家里察．巴恩斯随行，他为我们在班桂打理一切。此外，野生动物管理部的主委古斯塔夫．唐古贝则好心地护卫我们前往巴扬加。
不久，飞机沿着班桂镇西南越过一大片油棕田，朝刚果盆地的雨林区前进。那里不再有大草原，只有一块块稀有的小沼泽区，而罕见的红土小径在树木掩盖下，显得十分狭长。除了那些不一定看得见的河流，没有一样东西是完整一片的。几年前在萨伊东部，我曾经从布卡胡到欧巴叶，搭乘轻航机飞越这片刚果盆地的雨林，接着到北边的戈马，当时那种单调而广阔的绿色景观，从四面八方向着绿油油的地平线波动起伏，而此时，它就像当年那样，教人心烦。
即使如此，那翻动的树叶还是十分壮观。森林绿、灰绿、翡翠绿、宝石绿、土耳其绿、池塘绿、豌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