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日到八月九日）
★劳动问题
我不能再工作了，一家公司的汽船驾驶员让我搭便船到兰巴雷去。船上载着许多货物，速度甚慢。载的是食油，是从美国直接运来欧格威地方的。从此土人就开始大量食用食油。
坐在这段航路上，我不由地想起原始森林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在欧洲目前正谈论著殖民地政策，和殖民地的文化事业等，然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内容不甚明了，却讨论不止。
原始森林中究竟有没有社会问题呢？确实有的。只要有两个白人聊起天来，不到十分钟一定会谈论到社会问题中最苦恼的劳动问题来，一般欧洲人也许认为在未开化的地方，一定可以用最低廉的工资换取所期望的劳动力，但事实却相反，在这里，一般的劳动者，在平常的工作情况下，却要求颇高的代价。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黑人懒惰的缘故，但是黑人是否真的懒惰呢？我认为问题并不如此单纯，应该有更深的一面。
只有亲自到黑人部落去看他们开拓新的栽培场，就可发现他们接连几个星期全力劳动的情形，像这种激烈的劳动，任何部落的黑人每三年总要从事一次，比香蕉长得茂盛的树丛，容易使土地变得贫脊，因此每三年总要把草丛除去，烧成灰散在泥土中，再开辟新的栽培场。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曾经看到十五个黑人，经过三十六小时，持续地划着小木舟，将一个白人从下游送到我这里来治疗，看到这件事以后，我就不再认为所有的黑人都是懒惰的了。
换句话说，黑人是看事情而劳动的，不过他们只限于被要求的范围内去劳动，生活在大自然中，他们只是临时的劳动者罢了。
土人仅仅靠少许的劳动，就能获得在部落生活中所必需的东西。
他们只要利用森林中的木材、竹子、兽皮，就能建造一座避雨遮日的小屋，除此，他们植些香蕉、地瓜、或去狩猎、捕鱼就能维持生活，如此生活的必需品已经具备，就不需要再去作多余的劳动，一旦被雇从事某处的工作，那一定是为了赚取一些钱的缘故，譬如要娶太太，替几个太太买些漂亮的布、砂糖、或香烟，或者自己需要一把新的斧头，或想喝喝酒，或想要一件漂亮的卡其服等。
总而言之，对于这些黑人来说，劳动或多或少已经离开本来生存的意义，若不是为了必要的金钱，他们绝不会离开自己的村子。有时从事劳动，发现所赚的钱已足够买他所需要的东西，他就立刻回到无忧无虑的部落来。
与其说黑人是懒惰的，其实他们是自由人，他们只是临时的劳动者而已，如果希望靠他们来从事有次序的作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家的厨师一旦赚到他所需求的金钱，就不考虑到我们的需要，说走就走了，栽培场主人雇用的工人，在栽培场的害虫还没有消除就相率离去。从欧洲打来的电报纷纷订购木材，可是部落里的黑人却出去捕鱼或开拓新的栽培场，砍伐木材的商人无法雇到工人，每逢这时候，对于黑人的懒惰我们莫不深感愤慨，而事实上是他们不急于工作，我们就请不到他们来工作，如此而已。
就这样，在商业上的需要和自由土人之间就产生不太协调的现象，生意虽然不少，由于黑人漠不关心也就无法利用，如何对黑人实行劳动教育？如何强制人去劳动？这是主要的问题。
设法使他们产生需要，那么他们就会付出较多的劳力。国家和商业界想必都会异口同声的这样说。国家利用抽税的方式加诸在他们身上。在这里，十四岁以上的人都需要缴纳五法郎的人头税，现在有人提出多缴一倍的意见，只要拥有两个妻子和七个十四岁以上的孩子的男人，一年间就要缴纳一百法郎，为了缴纳这些钱，他们不得不提供劳力和售卖生产品。商人就利用黑人提供商品来制造他们的需要。譬如布匹和家具这些有用的东西，再譬如香烟和化装品等无用的东西，甚至于酒这种有害的东西。光卖有用的东西是无法让他们提高劳动效力的，因此需要用酒来激励他们的劳动力，在原始森林中，商店摆些各色各样的商品，看来格外新鲜瞩目，不久以前，我曾经带一个黑人到湖边去参观一家白人经营的小店，店里摆着酒瓶、香烟、食油、刀子、斧头、锯子、铁钉、缝纫机、熨斗、鱼网、茶杯、瓷器、油灯、米、各种罐头、食盐、砂糖、毛巾等等，色彩十分鲜艳的领带，女人服装、裙子、鞋子、袜子、留声机、以及各种玩具等，当看到这些玩具时，黑人就问我说：这是什么东西？黑人一边问，一边用手去按了一下，结果那玩具鸣叫起来，黑人又对我说：这些东西一定会好卖的，这附近的女人好喜欢摆在柜台上，她们一定会要求她们的丈夫来买的。
税款的增加确实能促使黑人献出更多的劳力，但是真正的劳动教育却很难实行，就是实行了，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黑人对于金钱的欲望固然不小，但却未必奉献能信赖的、具有诚意的劳力。当他们被雇用时，他们希望用最小的劳力来换最大的报酬，主人在身边他们就工作，主人不在，他们就偷懒了。
前几天我为了盖一间新房子请了几个工人，到黄昏我去看看，结果工作毫无进展，直到第四天，我终于忍受不了，我向他们大发脾气，其中一个黑人向我说：大夫，请不要责备我们，是您自己不好，您要跟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会认真工作，如果您只管照顾病人，不跟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不想工作了。从此每当我雇用黑人时，每天总要抽出两三小时来监工，这成了我的规则，当我陪在黑人身边，他们就汗水淋漓的认真工作，至少在这段时间工作是在进行的。
增加税款固然有用处，但是效果并不太大，一向过惯自由的生活，突然受到束缚，只是短时间有效而已，这种方法可从各方面去思考，第一先决问题就是把黑人暂时隔离部落，禁止他们返乡。在原则上，栽培场的主人或森林拥有者，不请附近的劳动者，而雇用远方的黑人，向每个黑人订一年契约，用船运来工作地点，这项契约由政府来制定，像当地殖民地行政上许多措施一样：注重彻底和人道两方面。每周的周末只发给一半周薪，其他积存下来，满一年后将他们的储蓄发还，送他们回部落，如此，黑人才不致于边工作边浪费，等到回乡时身无分文，因为这些黑人大部分是为了娶妻而来赚钱的。
黑人知道没钱无法回去部落，就不得不忍耐一年的时间，但是真正能实力的，只有其中少数而已，多数的黑人都会害思乡病，有些人对食物不太习惯，新鲜的粮食不足就经常用米饭来补充。大半的人都迷上喝酒，收容在小屋里头的工人，容易染患皮肤病或传染病，就是采用各种预防，在合约期限将完未完时，他们往往把金钱花光，贫穷的回到家乡去。
这些黑人在自己的部落里，对亲戚或家人还保持一点道德观念，一旦离开家乡到异地工作，马上就把伦理观念抛到九霄云外。没有家人陪伴的黑人劳动者，密集在一起就成了为非作歹的团体，但是为了工作又不得不将他们集合在一起。
★强制劳动与特权制度
文化与殖民地政策的利害往往不能一致，而且产生相反的效果，要原始森林的黑人，就在部落里从事各种工作，或栽培咖啡，或制造木屋，过平稳的生活，这样应该是很好的教育，但是殖民地政策却尽可能动员这些黑人开发国家的财宝，增加高度的生产，像这种尖锐的对立，并非谁的罪过，而是土地的情况不同，住民越落后，人口越稀薄，这种对立就显得越严重，譬如某地方农业或畜牧业都容易推展，黑人自然就成了当地的农民或畜牧业者，由于人口众多，欧洲的商人需要人工就可以利用当地的劳动力，但这样一来就和经济殖民政策发生抵触的现象，政府的强制劳动教育效果如何呢？所谓强制劳动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呢？
只要不在一定的职业上工作的土人，都需要听国家的命令，每年总有几天到商人或栽培场去劳动，欧格威河地方并没有实行强制劳动，加彭的殖民地行政尽可能避免这种手段。德国属地的非洲虽然实行强制劳动，他们固然注意人道和目的两项去实施，但结果有人认为成功，也有人认为失败。
据我的看法，强制劳动在原理上固然正确，但在实际上是很难实行的，在殖民地如果不实行小规模的强制劳动是无法进行劳动的，假如我是当官的话，一旦有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收获不可，我必定设法帮助，并且设法使邻近的部落献出劳动力，这是我的权利，也是义务，但是实施全面的强制劳动，土人一旦离开自己的部落往往发生麻烦，譬如他们在旅途上谁来照顾，生病了谁来为他们治疗，当白人需要他们时，刚好碰上他们出门捕鱼的好时期，这应该怎么办？碰到这种情形，白人是否为黑人设想呢？我就害怕强制劳动很可能就有导向奴役制度的危险。
特权制度的问题也跟强制劳动的问题相类似，何谓特权制度呢？譬如拥有雄厚资本的公司，他就拥有某一个大区域的管理权利，其他的商人不能住在他的管辖区，由于竞争非常激烈，土人就完全依靠工作而生存，明文规定国家主权，但实际上公司却多少代替国家主权，土人未缴的税款可以用劳力或生产品向公司提出，到后来公司再折合金钱向国家缴纳。土耳其所属的刚果就实施大规模的特权制度，而发生重大的弊害，这项问题曾经引起很大的议论，这项问题的危险性，我是不敢忽略的，如果运用不当，土人就变成没有人权的物资，属于白人的奴隶罢了。但是也有好的一面，欧格威河上游地方的黑人属于上欧格威公司，这家公司的职员曾经到我医院来接受治疗，讨论到这方面问题，使我多少了解一点，公司不必考虑竞争，所以商店尽量卖些坚实的商品，若交有实践力的人去经营，公司就具有教育的效果，地方常年受到公司所支配，公司自然对当地采取合理的管理，商业也不致于走上不正当的道路。
一般的说，国家如果答应白人以私人的立场去使用土人，这种强制劳动的原则是不合理的，国家应该为了公共事业站在指导黑人去劳动的立场上，为了旅行的官吏，需要划船或搬运工人，为了道路建设也需要工人，有时候为了培养军队也需征收粮食。
有两件事在非洲实行起来十分困难，一个是比较大的地区很难供给新鲜的食物，另一点就是在原始森林中很难维持道路的畅通，这是因为人口稀薄的关系，马路距离越远困难就越大，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有些病患因为故乡太远，生活上的必需用品无法送到，为了两个助手的食粮，我真是用尽苦心，有时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凡是来医院接受治疗的，必需自己携带定量的香蕉或地瓜，这项规定固然带来患者许多牢骚，甚至有人说忘记这项规定，有些重症患者从远方来，只带少许食物，但我还是替他治疗，有时要求他们带足够的食粮，他们并没有带来，因为无法供给他们食物，只好请他们回去。传道所的所长为了一百五十名学生的食粮，也遭遇跟我相同的困难，因为养不起学生，只好把学校关闭，让学生们回家去。
征收粮食当然以白人居住地邻近部落为对象，就是当局采取怎样宽大的政策，部落的土人也都会感到负担过重，而想搬到遥远的地方去，因此在白人居住地的周围，会渐渐形成黑人稀少的现象。
★烈酒、一夫多妻制、买妻
屡屡听到有人主张说，虽然烈酒没有输入，却盛行于土人之间。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此地能喝到的酒中，土人只能取得土酒。而且这种酒不是危险物品。这是修罗树汁的发酵物。造这种酒必须在远离部落的原始林中作。因为须在树上挖洞，搬运木桶，这些都须要靠劳力。而且法律禁止在树上挖洞。又由于这种酒不能长久存藏，所以发挥了使部落的人们于一年数次的大典中喝醉的功效。并且不会造成像烈酒那种永久性的危险。新修罗酒类似发酵中葡萄汁的味道。白饮的话也不会像葡萄酒那样易醉。由于土人习惯在酒中搀入某种树皮，以致喝得烂醉如泥。
一夫多妻制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带着一夫一妻制的理想来此地。传教士们用尽一切手段来对抗一夫多妻制。他们要求当局以法律来禁止。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夫多妻制与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关联。社会组织尚未进步到人居住在小竹屋里，女人靠独立工作以谋生的地步，所以未婚女子是没有地位的。所有女性都要结婚是一夫多妻制的前提因素。
原始林中连牛、山羊也没有。换句话说，母亲们为了养活乳儿必须长期用自己的奶来哺育。于是一夫多妻制保全了乳儿的生存权。生产后，女人拥有为期三年光为孩子而生活的权利与义务。那时她们早已不做妻子，只专门当母亲。而这期间的大半时候，是在娘家度过的。三年一到便举行庆祝断奶仪式。女人再度成为妻子回到丈夫的小屋。在这段期间，丈夫为了家事与农事，只好打算另外再娶一个或数个女人。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自然人之间，没有无人照料的寡妇和被抛弃的孤儿。极亲近的男亲戚接收了故人之妻，就得抚养她和她的孩子。此后，寡妇可以经他的允许而和其他的男子结婚。总之，她拥有妻子的权利。
因此想要改革他们一夫多妻制，势必要动摇他们所有的社会构造，又因为我们无法订立适合新境遇的社会秩序，真那样做的话，对吗？所以事实上，一夫多妻制依然存在着。只是姨太太们岂不是从合法的地位变成不合法了吗？这个问题，大大地伤透了传教士们的脑筋。
经济状况愈好，废止一夫多妻制也愈容易。人们能够住在隔间坚固的房子里，熟悉畜产与农业的经营，那么一夫多妻制就不再适合环境了。不适合环境自然而然地就会消失。随着文化的进步，以色列的居民，不但不再与一夫一妻制对抗，而且战胜了一夫多妻制。虽然在先知的时代里，两者是并存的，然而耶稣却不是以一夫多妻制为出发点的。
传道所固然觉得一夫一妻制较理想。基于基督教的要求，更应该发扬光大。不过，若是国家以法来强制执行，那么就错了。就我的判断把排除非道德与排除一夫多妻制视为同一是不对的。
妻子们之间的关系，大抵很不错。黑女人不希望只做一个人的妻子。据说维持耕地的工作是妻子的事与责任。通常耕地离部落很远。隐僻在各地，因此这种耕种极为费力。
我在医院里所看到一夫多妻制并没有暴露出其病态的另一面。有一位年老患病的酋长，带着两位年轻的姨太太一起入院。他的病状令人担忧。突然又来了一位年纪比两位姨太太年长得多的妻子。她是第一任妻子。从她来的那天起，就坐在丈夫的床上，把头伏在膝盖上，喝着饮料。两位姨太太对她是毕恭毕敬的，详听命令、做饭。
在这里常有过十四岁的少年被介绍为家长。原因是这样的：他从逝去的亲戚中，把已经有了小孩的遗孀接收过来。而这位遗孀又和别的男子共度新的婚姻生活。虽然如此，少年对于孩子的权利与义务，却一点也没改变。对于男孩的将来必须为他买个妻子。对于女孩，如果别人想要娶她做妻子，就必须付钱给他。
买妻，应该断然反对呢？应该容许呢？如果不问女子的意见，便把她卖给出最多钱的人做妻子。当然应该反对。可是如果求婚的男子已得到女子的首肯，却因地方风俗不得不付一定金额给她的家族，那么就和欧洲所风行的陪嫁钱完全一样，是不无道理的。男子结婚时，付给女方金钱，女方接受金钱，所存在的原理是一样的。不论是那种情形，基于社会观的金钱取付法是因结婚而产生的。最重要的是不管在欧洲，不管在自然人之间，停止这种取付法是有附属条件的。因此非洲决定配偶选择的形式，并不像欧洲那样，妻子是丈夫买来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攻讦买妻。我们应该教育土人，不要把女儿嫁给付最多钱的人，而是把女儿嫁给能女儿幸福而且女儿对他有好感的人。
通常黑人的女儿，没有比默默地卖给没出息的人更想委身于他人。当然在此地的爱情，没有担当像欧洲人结婚时的任务。自然而然就会全然不知罗曼蒂克的气氛。依照惯例，结婚是要取决于家族会议。一般来说，婚姻生活是幸福的。
女子大抵于十五岁结婚。传道所的女校中的女学生，几乎全都订过婚，毕业后就立刻结婚。
我知道有的女子在出生前就被订去做妻子。
这个故事发生于桑吉他，是从一位传教师那儿听来的。有个男人负债四百法郎，却不愿意偿债，于是举行买妻的结婚仪式。人们正在庆贺时，债主跑来了，说明男方是用还债的钱来买妻子，并狠狠痛骂一顿，于是起了争执。最后双方同意，债务人在这次结婚后所生的第一个女儿送给债权人。于是债权人加入贺客的行列，一起庆婚礼。十六年后，他来求婚，就这样地解决了债务。
除非迫不得已，应该使现存的法律与风俗习惯进步，而不是去变更现行的一切。这是在我和此地最有才能且富于经验的白人谈话时，脑海中所想的。
★白人与黑人的关系
最后我要讲的是关于白人与黑人的关系，如何和黑人来往才好呢？应该以同等地位对待他们呢？或是把他们视做低一等人来对待呢？
我须对黑人表示，要尊崇人类的人格。黑人也得从我这儿感受到此种心情不可。不过重要的是在精神上须存有同胞感。
表现在日常的交涉形式应达到何种程度，则是技术上的问题。
黑人只是个孩子。对待孩子没有权威的话，什么也办不成。因此与黑人交往不能不表露出自然的权威。所以我对黑人说：我是你的兄弟，是你的兄长。
结合亲切与权威是与土人正确交际的最大秘诀。有位名叫做诺贝尔的传教士于数年前，为了要在黑人中以真正的兄弟身分生活而脱离了传道会。他在兰巴雷和恩果莫间的黑人部落旁边造了一间小屋，祈望被当做是部落的一员。自那天起，他的生活成了殉教。白人与黑人间的距离消弭后，他失去了影响力。他说的话早已不再是白人说的那样有效力。成为黑人中的一员，万事都需要与黑人们长论一番。
来非洲之前，我听到商人、传教士在说，在这里必须非常注意维持白人外在的权威地位，我不由得感到很不自然。在欧洲，无论谁听到或读到都会这样觉得吧！来到此地我终于领悟到最伟大的爱情就是重视其形式与结合。不，应该是与之结合才开始变得有可能。
这是数年前发生的事。恩果莫的一位独身传教士忍受住厨子极端粗鲁的态度。有一次，总督乘坐汽船来到此地。传教士为了向这位大官表示敬意，乘船站立在穿白礼服的官吏、士官中间。突然，一位黑人戴着帽子叼着烟硬挤入这个团体中，问传教士：今天晚上要准备什么料理？这位厨子想向别人显示自己与主人相处得很好。
但是，防止不恰当的亲密只不过是解决权威问题的技术的另一面而已。真正的权威是以白人之身而被土人尊敬。自然儿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有更高的知识及才能才来尊敬我们。对他们来说，这种优越感是一种自知之明。因为白人拥有铁路、汽船，能在空中飞行、环绕海底，仅仅如此而已。白人在非洲没有能让黑人心服的地方。约瑟夫说：白人狡猾，什么都做。技术上的成果到底意味着何种精神业绩呢？黑人是无法测知的。
但是黑人具有正确的直感。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与己有关的白人是否具备了人格，伦理的人格。如果黑人感受到此点，则精神的权威是有可能的；感受不出的话，不论我们采用何种方法，都无法显出权威。就好像我们有教养才不致歪斜。自然儿只知道基本尺度，所有尺度中最基本的。亦即靠道德尺度来衡量一切。善意、公正、诚意配合了外在的品性内在的品格，黑人才会屈身承认对方是主人。如果没发觉出这些，表面上尽管他的态度是如何地卑下，他也会永远反抗。他们会在心中说：这个白人不在我之上，因为他不比我好。
我不是指各殖民地里有太多的无能之人和不少的下等人。伦理优秀的人或理想家都说他们在为使自己成为那样的人而努力着。处在须负责任无空暇的欧洲劳动者与不须负责任且永远闲散的自然儿之间的恐怖争执中，真令我们觉得心身憔悴。政府的官吏在年末时，必须提出以土人为对象而设的道路建设及其维持、装卸及舵手的赋役、征税等等的一定成绩。商人、农家则必须在因社会利益而投资企业的资本中取得一定利益。在此际，他们可说是死对头。他们不分担所肩负的责任，只做分配到的工作，对主人的小疏忽所造成的多大损失也不在意而任意行动。在每日、每时与自然的竞争下，白人暴露了其精神破灭的缺点。
以前我们夫妇俩非常喜欢一位在当地任职的木材商会员。因为他在谈话中表示他赞成用人道的态度对待黑人，一点也不赞成监督虐待劳动者。可是却在这年的春天发现了他异样的眼光。原来他要把许多砍下的木材送到百公尺外的沼泽。因紧急连络之故，所以用商会的电报向兰巴雷请示。这时正好碰到水量增多，于是他下令如果能移的话就把木材推入整条河中。水量减少后他回去了，工作却毫无进展。黑人们正在抽烟、唱歌、跳舞。沼泽中的木材由于浸泡过久，大部分都不能使用了。他须对公司负起损失的责任。而黑人们却因不怕他而依然在闹着。这个经验完全改变了他。直到现在，他还在嘲笑那些认为即使不采用严厉态度也有办法控制土人的人们。
近来，我发现了放在阳台上的箱子有了白蚁。我怕它们会咬坏箱子，所以把箱子交给在家帮佣的黑人。我说：这块木板里面有白蚁，所以不能再放在医院里的柴堆内。放在一起的话白蚁会咬坏木屋的柱子。你把它拿到河边去丢进水中吧！听懂了吗？这是傍晚发生的事。我因为太疲倦无法再走下山丘。偏偏这位黑人平时又没被使唤过，所以我老是放心不下无法信赖他。到了晚上十点，我感到极不安，于是提着灯走到医院。看到有白蚁的那块木板还放在柴堆里。竟会因为那黑人不耐烦走差不多十公尺的路去河边，使得我的房子有了危险。
白人所肩负的责任愈大，则对土人变得更严苛的危险也愈大。尤其是我们与传道所有关连的人，更是容易坠入个人的骄傲中。我们没有被迫像官吏、商人一样地须在年末提出有关土人的一定物质成绩。所以在精疲力竭的竞争中，我们不像他们那样困难。我逐渐明了在我这里入院的人们想要在这里完成其物质上的某种心愿的心理状况。并且也觉察到那些过去曾是理想家而现在却冷酷评判土人的人们在日常的争执中逐渐丧失了元气，精神财产也一点一滴地消失了。自此后，我再也没有评判的心情了。
在此地，想要维持自己纯粹的人格，维持负文化责任的能力，甚为困难。这个事实包含了原始林中被提出的白人对黑人的问题之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