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可以再告诉你一件事，我就是受不了那种英雄的待遇，才终于离开家乡的。
当杨氏一族从老寨子迁到柳河口，外界传说，我们全族老幼数百余口，连同那些长工和佃户，都变成了游击队，这种说法跟事实颇有出入。今天回忆起来，游击队不应该是那个样子，既无军队的编制，也不懂得什么游击战术，不过是一群不肯做顺民的老百姓而已，大体上仍然保留联庄会的形式，只有长幼之序，不分阶级高低。其目的，一样是为了保乡卫土，所不同的是，从前是打土匪，现在是对抗那些真鬼子和假鬼子。联庄会本来就是民间自卫的武力，说是号令森严，组织紧密，究竟比不得军队，这和五哥的理想，还有着一大段距离。
也许五哥生来就有这种天赋，不然的话，那就是他瞒着我们，从大头哥那里得了不少的传授。关于怎样成立游击队，怎样把朴实憨厚的庄稼汉，训练成身手矫健、头脑灵活的战士，以及，怎样按假鬼子的头，扯真鬼子的腿，他似乎都有不少的主意。虽然从他口袋里掏出来的未必都是些妙计良策，也有一些是很灵验、很有效的。他常常主动的向爷爷献议，又几次三番的领队出击，渐渐的，他躐等升级，成了爷爷的左右臂。后来，爷爷终于把一部分人枪交在他手里，由流亡在外的县政府颁授名义，封他为自卫总队第二大队的大队长，就把柳河口一带划为他的活动地区，他干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这时候，他还不满二十岁。
我是十八岁那年就离开家乡的，爷爷肯放我走，好像也是出于五哥的建议。他的意思是说，对日战争已经全面展开，任何人都看得出来，这场仗有得打呢，不能因为打仗而百事俱废，能打仗的就打仗，会读书的也不应该被耽误，最好是到大后方去升学，将来抗战胜利，大学生是很有用处的。他的话意有所指，而且非常明显：在我们杨家，能打仗的是他，会读书的是我；他有他的成绩，我有我的分数。这些话，他当面也对我说过，我第一个反应是，他对我明襃暗贬，似扬实抑，从表面上听来，这是哥哥爱护弟弟，出生入死吃苦受累的事儿由他去做，把可以出头、可以露脸的机会让了给我，弟弟能不感谢哥哥嚒？可是，世间就有这种怪事，我当时对他不只是不感激，甚至还有着深深的恨意！我觉得，他说的那些都是反话，其真正目的是要把我放逐出去，以免得我留在家乡，丢他的人，碍他的事。
说什么你是一个会念书的，无非就是因为我进初中得了个榜首，而后大小考试，又拿过若干次的一百分，书法和作文经常被贴在成绩栏里如斯而已。就算这些真凭实据，证明我跟书本有缘，证明我的天分不低，那又如何呢？总不能说一个人会念书就再也不配做其他的事，这顶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帽子，别说盖在我头上，就是送给宋老师，他老人家也不会接受的。更何况，生遭乱离，说一个人只是会念书的料子，岂不等于说他是一个废物？如果我真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记得住诗云、子曰的呆头鹅，任由别人糟蹋，我也无话可说，事实上并非如此，套用古书上一些现成的词句，什么胸怀大志咧、资兼文武咧；如果有人肯用这种话来奉承我，也不见得就能把我压死！我自问，除了举动不够安稳，性情稍欠深沉，其他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比五哥差到那里去，他凭什么把我看成书呆子？
尤其是教我听不进去的，他在劝我的时候，竟然把他和我看作两个不同的族类，说什么我是一文，他是一武；又说什么他是比较适合直接参加抗战的人，而我的工作应该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所以，我当前的急务，就是赶快到大后方进流亡学校，好好的用功读书。他这些话大概都打过草稿，说来起承转合，文情并茂简直气炸了我！
我哇哇大叫：
什么？我是文，你是武？这意思是说，文的方面你不如我，武的方面我不如你啰？好，那咱们就比画比画，分一个高下，你说比什么吧？比拳术？比单刀？还是比枪法？随你挑，随你选，只要你胜我个一招半式，往后我就不叫你哥哥啦，干脆，我拜你为师！
五哥微微的笑着，把头摇了摇，那意思是将我看成小孩子，不跟我一般儿见识。最近他常常对我摆出这副面孔，他大，我小；他成熟，我幼稚，所以他处处的包容我。他大概忘了我们俩同年出生，都是属狗的，他是端午节吃粽子的狗，我是中秋节啃月饼的狗，只比我早出世整整的一百天，叫他一声哥哥，又能大我多少？这份儿神情更教人可恼。
本来我是打定主意，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家乡的。一半是因为那种英雄的待遇使我困窘，不论生人熟人，只要看到我，少不了总会提到那桩事，一边称赞，一边上下打量着，要看清这个十几岁就敢动手杀人的家伙，究竟长了一副什么样儿的相貌。有一阵子，害得我见了人就躲，倒好像我真是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怪物了，你说，这种日子有多难过？另一半是为了宋老师，他从城里放回来之后，就一直住在我们柳河口，把宋师母也接来同住。正住得好好儿的，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向爷爷说他要离乡远游，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天府之国去了。
原来在两年之前，头几批流亡学生络绎上路的时候，他就接下过一张流亡学校的聘书，当时难舍家园，留恋着祖宗庐墓，一直因循未走，最近又有人给他辗转的带来口信，说是学校已经在四川安定下来，虽然漫天烽火，而弦歌不辍，如果宋老师能够在数月内赶往报到，两年前的那张聘书依然有效。爷爷也赞成他去，并且当面请托，要他带我同行，也好有个照料。宋老师一口承诺，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最初要走的，只有宋老师和我两个人，一老一少，正好乔扮作父子的模样；后来一拖再拖，消息走漏，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足有半打之数。其中包括老鼠和两位女同学，都死拖活赖的非跟着走不可。另外的一位是宋师母，也是临时决定要与我们同去，这一来，上有二老，下有四小，更像一个大家族了。
宋师母本来是不肯离开家乡的，可是，老公母俩几十年的夫妻，一向是夫唱妇随，形影不离；忽然说走就走，从此天南地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相聚，可以想像宋师母心头是什么滋味，行期越近，她也就越不能自持，整日的哭哭啼啼。后来，还是旁人提醒他们：既然这么难舍难分，何不一块儿前去？上无公婆，下无儿女，一对恩爱夫妻，就像一对鸳鸯鸟儿似的，要飞就一块儿飞，干嘛还一个走、一个留呢？是呀，全家就他们老两口儿，一份薄产也可以托人照顾，全无后顾之忧，实在没有一个走、一个留的理由，于是，在宋老师鼓励之下，宋师母决定追随夫子，陪伴在侧。这个决定是需要有大勇气的，因为宋师母比宋老师还大着几岁，已经有六十上下的年纪，又裹着一对小脚，是前些年我们提倡天足运动的漏网之鱼，比一般缠足的妇女更小得出奇，此去千里万里，关山阻隔，恐怕大半的路程都没有舟车可坐，就那样摇摇晃晃一步一步的往前挪，要走到何年何月？也因此对宋师母更加钦佩了。
老鼠的情况也跟我一样，自己满心的不想去，是被家长逼着上路的。他这一段时间住在柳河口，五哥领导的几次行动他都参加了，胆子也渐渐练了出来，对家里他是说宋老师在柳河口开了一所私塾，教导学生们读书，以免荒废了功课。时间一久，纸包不住火，隐秘就被看破，他那位寡母还到乡下来哭过、闹过，但也无可奈何。现在他母亲得到消息，便又到柳河口住了几日，郑重拜托宋老师，把她儿子给带到大后方去。这位从十七岁就守节抚孤的寡母，在经历过一大段敌人占领下沦陷区生活之后，终于有了一层领悟：儿子大了，有了自己的主意，再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搂在怀里，捧在手里。而且，这漫天匝地的狂风暴雨，也不是母亲用两臂、用全身就能够遮得住的！家乡，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也许把他交给国家、交给政府，才是上上之策。她为了见子，甚至向宋老师下了跪，要宋老师担保，到了大后方，就把她儿子送进学校，只管读书，什么危险的事儿都不准他做。宋老师生平最敬重这一类的忠臣、义士、节妇、孝子，如今受人托孤之重，也激发起万丈豪情，拍着胸脯，把这付万斤重担承受下来。
另外那两位女同学，是一对表姐妹，年岁虽小，志气不低，为了达成到大后方升学的心愿，不惜以绝食作为武器，向家长拼死争取，几几乎真的做了烈士，是在瘦骨支离、一息尚存的情况下，才赢得了胜利。所以，当她们被家长送到柳河口的时候，两个人都还脸色苍白，一副大病初愈、楚楚可怜的样子；但她们心情很好，吱吱喳喳的有说有笑，像两只刚刚喂饱的小麻雀。
民国廿八年深秋九月里，一个降霜的早晨，我们出发上路。五哥、二扁头、臭嘴和老管家等等一行人，都赶来送我们。一路上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没有一丝儿离情别绪，好像我们是出门走亲戚似的。走了一整天，晚上在青堌集住店，准备着第二天通过陇海铁路的日军封锁线。在客栈里吃过晚饭，五哥他们几个向宋老师、宋师母告辞，要连夜赶回柳河口。一直到这时候，才感觉到有一块沉甸甸的离愁压在心头，疙瘩碌突，坠得人好难受。
告辞之后，臭嘴忽然像小丑似的，趴下去向宋老师磕头，嘻皮笑脸的说：
老师，我还欠您一百个响头呢！不是我赖账，是您不准磕！今天要离开您了，我先给您磕一个，剩下的九十九，等将来抗战胜利的时候，您回到家乡，我再一总儿补足！
说着，果然就砰的一声，前额碰触地面，发出的声响不小。宋老师来不及去拉他，他自己就一个倒翻站了起来。
站起来，又在找我和老鼠的麻烦：
嗨，你们两个，给我听着。此一去升学读书，可不是单单替你们自己读的，还有我，还有五哥，还有二扁头，两个人替五个人读，所以呢，你们要格外的加油！格外的用功！要是读得不好，你们就休回来见我！
话是笑着说的，眼眶里却窝着两汪子泪水，盈盈欲滴。
二扁头听不惯他这副腔调，骂道：
闭上你那张臭嘴，没有人当哑巴卖了你！本来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偏是你这么多的眼泪！得，你的心事我明白，看他们几个去大后方升学，你有些眼热，对不对？现在你决心要去，也还来得及，没有谁拉着拽着你，用不着这样酸溜溜，苦凄凄的，又刮风，又落雨！
臭嘴把眼泪抹掉，也反唇相讥：
你这是在骂我？得啦，二扁头，咱们大哥别说二哥，哥儿俩差不多，都不是读书的材料！该睡觉的睡觉，该赶路的赶路，少噜苏！
斗了一阵嘴？还是嘻嘻哈哈的走了。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为了表现英雄气概，都不肯把心底的感情流露出来，怕的是一经发动，就弄得涕泪交迸，不可收拾，那场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第二天，通过日军封锁线，少不了的要忍一些屈辱，受一些刁难。出青堌集，过黄河故道，就到了河南省的地面；经朱集车站，绕商邱城外，到安徽省的亳县。这一段路程，都在日军的控制之下。一路上，有许多道铁线网，许多道沟壕，许多座关卡，许多座岗哨。在敌人的刺刀下钻进钻出，每一个人都是神经紧张，肌肉僵硬。也不完全是恐惧，更难做到的是要克制愤怒，要忍住悲痛，对一个有血性的年轻人，这比任何刑罚都更惨酷，更沉重。我们在一日之间，走过了那几十里路，总算有惊无险，都安全过关。
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件事令我大惑不解：在那条路上，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很多，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几乎是络绎不绝；这些人是从各地沦陷区离乡背井而来，都走着同一条道路，朝向同一个目标。那些鬼子兵亲眼目睹，当然知道这些中国青年是在做什么事，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全部扣押，不悉数屠杀，却在盘查诘问之后，任由这些参加抗战的中国青年通过关卡？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顺利过关，引起日军疑心而被当场扣留的，每日必有数起，可是，这在整个人数上简直不成比例，为什么日本鬼子会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大概他们曾经很用心的研究过这个问题，知道这道巨流是防堵不住的。而且，把这些青年留在沦陷区，对他们也未必是好事，更或许他们认为把这些不安分的青年放逐出去，可能还比较有利于他们的统治。事实上，不论怎么替日本人设想，都想不出应付这种情势的善策，因为从他们立意侵略中国开始，就已经铸成一个极大的错误，到民国廿八年中日战争进行到第三年，凡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出来，日本鬼子是亡不了中国的，它所能加之于中国老百姓的，不过是烧杀掳掠、一时的苦难而已。倒是他们自己陷身在中国战场的泥淖里，师老兵疲，进退不得，注定了要有一个极悲惨的结局。
从河南省的商邱，到安徽省的亳县，也不过只有数十里路，却是中国最古老的官道之一，每一步都踩着历史的遗迹。我们一路上走过，一路听着宋老师讲说那些古老的故事，有些是我们闻所未闻的，也有些过去就略知一二，如今践履斯土，再作温习，把那些近在眼前的名胜古迹一一核对，更听得津津有味。商邱县原先叫作归德府，也就是唐代的睢阳，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因为在初中二年级就读过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也听宋老师在讲正气歌的时候，解释为张睢阳齿那一句，把张巡、许远两位大臣的事迹，源源本本都告诉了我们。韩愈提到的那座双庙，就在从商邱往亳县的公路之侧，我们在那里略作休息，也进去瞻仰了张、许二公和南霁云、雷万春的塑像。面对着前朝的忠臣猛将，心中自然会滋生许多感想，于是，以双庙为题，宋老师一路作了好几首诗，而且逼着我步韵奉和，一首都不能缺。师命难违，只好一路吟哦。这也算是苦中作乐，内心的恐惧倒因此减轻不少，忧伤愤怒的情绪却更加深重了。
当天在亳县南关一家客栈里落脚，半夜里有鬼子来查店，态度十分狞恶，住店的人全被集合在院子里，神色上稍有不对，就被咆哮叫骂，拳打脚踢，甚至用枪托子砸、用刺刀劈把几家客栈弄得阴风习习，如同地狱。我们幸亏遇到了好店家，事先得到消息，把我们几个人藏在夹壁墙内，才逃过了这一场劫数。
从亳县再往南走几十里路，就到了国军驻守的地区，刁斗森严的阵地上，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是那么庄严，是那么美丽，使我们这一群冒险犯难、远道来归的游子，注视之际，不禁喜极而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