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那座县城，是在民国二十七年年底，才被日军占领；那就是说，当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我们家乡在漫天烽火中，又过了大约一年半的太平岁月。
说起来，这也可以算得一种异数。在故乡那座县城沦陷之前的大半年，也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台儿庄大捷过后不久，不但津浦、平汉、陇海这几条大铁路沿线的城市，大部分都被日军攻占；就是我们家乡邻近的十几个县份，也都沦入敌手；唯独我们那一县，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好几次，大队的日军绕道而行，过境不入。乡人们在受了几场虚惊之后，那些不迷信的人也焚香叩首，感谢上天庇护，菩萨保佑。
邻县的人也把我们这里看作福地，不但逃来很多难民，有些流亡的县政府和别的机构，也都暂时在我们县城里落脚，光是县太爷，就来了十几个，人口增加不少，比平时还显得热闹。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种热闹是一时的，畸形的，日军什么时候想来争夺，它就会在敌人的刺刀下瓦解冰消
说故乡的县城是一座完全没武装、不设防的城市，那也不是事实。正规军队是没有的，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早已经撤退，其他的国军部队英勇迎敌，也到不了我们这里。
不过，以战时的编制，一县的武力，除了警察局，还有自卫队，人数虽然不多，武器也破旧落伍，不值得一提，而十几个县份的地方武力集合在一起，人枪的数目就稍有可观了。只是这些人都是标准的活老百姓，缺乏训练，又毫无经验，枪也许会放，却不一定会打仗。后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命令，把这些地方武力加以整顿，编成一个保安旅。番号大啦，人数可并没有增加，号称一旅之众，全部官兵大概只有六七百，而且，枪支械弹，也没有地方去请求，还是从前原有的那些老东西，破铜烂铁一大堆。这个保安旅，就是戍守我们县城的防卫部队，城里城外，也构筑了不少的壕沟和掩体，看上去很像那么一回事儿，谁知道管用不管用呢？
民国二十七年暮春，县境内第一次出现敌踪，而且人数不少，还配合着几十辆坦克车，一路耀武扬威，长驱直入，看情势，似乎就是专为攻打我们这座县城而来。消息传到，县城里乱得像一口烧开了的杂菜锅，有些人往里跑，有些人逃，也有些人索性蹲在家里等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说是这么说，却把大门拴紧顶牢，也不想想那能挡得住什么。保安旅守城有责，也都纷纷的进入阵地，准备用他们那点儿单薄薄弱的武力，去迎击强敌，要和他们戍守的这座城池，共存亡，同生死。
对这些保安部队，我实在有些看他们不起，因为前一阵子过兵，我见过韩复榘的第三路是什么样子。有整整的一个师，就从东堤口的官道上往南方撤退，我和几个伙伴站在堤口上往外看，看了整整一天，一师部队还没有过完。以我们当时的年岁和阅历，军队的好坏当然是看不出来，不过，只看他们的卖相，一个个人高马大，服装整齐，而且有人扛着的、马驮着的、车拉着的各种各式的武器，应该是一支好部队，却是中看不中吃，平时挺威武的，一旦国家有事，到了该他们上阵杀敌的时候，就这样不战而走，真是可羞！据说，在韩青天的手下，像这样的部队有好几个师，另外还有些更精锐的什么手枪旅、特务团之类，难道还不足以和日本鬼子拼死一战嚒？如果那样军容壮盛的正规部队都不堪迎敌，这个保安旅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平时看他们出操，连步伐都走不齐，腰杆儿都挺不直，要他们上阵守城，岂不是螳臂当车？
不过，对他们所能表现出来的这份儿勇气，我还是很佩服的。大敌压境，明明知道敌强我弱，不是对手，却仍然不逃不退，摆下迎敌的阵势，这和我们的省主席韩复榘相比，已经是难能可贵，天地悬隔。
发生情况的那一天，我们家里也乱得一团糟。爷爷身为一家之长，本来是说一不二，很有主意的，那天也显得手脚无措，不知道如何是好。
刚刚听到消息的时候，他本是决定全家出城，回到乡下老寨子去，这正合乎古训小乱住城，大乱住乡的道理；可是，继而一想，又觉得不妥当，因为老寨子离城不远，又正靠着官道，敌人在攻城之前，可能也会把那座寨子当作一个目标，恐怕还没有城里安全呢。于是，套好的马车又被卸了下来，人也都退回到房子里去。我和五哥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的往外溜，一阵风似的跑上了城头。
城头上，正是战云密布，情况十分紧张。保安旅的六七百名官兵，全部都上了城墙，分散之后，兵力更显得单薄。我和五哥往城头上跑，也没有受到阻挡。像我们这样平民身分的人，似乎很不少，有的是来看热闹，也有的带来自己家里的枪械，要在这紧急关头，大显身手，和敌人拼一个死活。
从堞口上往外眺望，城洼子里空空荡荡，不见一个活物，只有刚刚冒出水面的芦苇和蒲草，漾着一湖新绿，显得比平日更静，更美。周围的护城堤，仍然像一条死蟒似的僵卧在那里，看不见敌人的影子，只隐隐约约的听到汽车、坦克车行驶的声音，轰轰隆隆的，从护城堤外传过来，有一阵一阵的尘土向上涌起，半空中浮现着杀气。
我站的位置，靠近一个年轻的兵士。他把一杆步枪架在城垛口上，枪托抵住肩膀，两只眼直勾勾的，向城外注视着。我估计他的年纪，纵然比我大也大不了多少。如果他是本地人，多半我会认识，大概是从邻县来的。
我走过去，冒冒失失的问他：
你怕不怕？
他扭回头来横了我一眼，很豪气的说：
怕？怕啥？既然当了兵，就是来卖命。拼一个够本儿，拼俩就赚一个！只要不做赔钱的生意，有啥好怕的？
说得很豪气，像一个江湖侠客似的，其实，他自己大概是不觉得，这时候他的脸色灰白，上下两排牙齿直打架，浑身都紧绷绷的何止是怕？简直怕得要死，连说话的嗓音也歪歪扭扭的走了样子。
他说的那几句豪语，却从此印在我的心里。拼一个够本儿，拼俩就赚一个！抗战期间，我记不清这两句话究竟听了多少遍，而且是从许多不同的嘴巴，用南腔北调各种不同的口音说出来的，每一次听到，都使我感动不已。这两句话当然不是我那位乡亲的创作，不过，对我来说，却是从他这里听到的时间最早，当时我连连点头，牢牢的把它记住，内心被感动的程度，不亚于读诸葛亮的出师表，或是文天祥的正气歌。
那天，我和那个年轻的兵士谈了不少话，越谈越投机，彼此都推心置腹，向对方诉说了一些生命中的隐秘，是连父母都不肯告诉的。
话说多了，他说话的嗓子就渐渐能够控制，说到最后，甚至连他那灰白色的脸上也有了笑意。我不但帮助他克服了畏惧，自己的收获更多。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战场上的滋味，或者说，第一次嗅到死亡的气息。我发现自己并不特别害怕这些东西，心跳气促当然是免不了的，也只是心跳气促而已，等到在城头上待的时间稍稍久了些，这些症候也都渐渐消失，只觉得胸次浩然，身上也舒舒坦坦，无牵无挂的。
本来，我和五哥只想到这里看看，了解一下情势，就赶紧的回去，免得家里的尊长们着急。现在，不必经过商议，我看得出来五哥已经改变了心意，决定留在这里，能留到几时就留到几时，这也正合乎我的意思。我只后悔来得太匆忙，忘了把我那管打兔子的老猎枪带在身旁，虽然那不是多么合手的武器，不过，它既然能把兔子打死，对人一定也有相当的杀伤力，轰然一声大响，几十粒铁砂子就冲了出去，能笼罩住方圆两三尺的面积，只是有效的射程不远，用来对付爬城墙的日本鬼子，应该是很有用的。再说，手里有件家伙，总比这么赤手空拳的好。不过，也没有关系，只要没有谁把我们撵回去，留在这里，待会儿县城的保卫战一开始，总会有我们可以出力帮忙的事，甚至于就是搬运弹药、救护伤兵之类，我们也乐意效劳，在所不辞。
五哥一直静默无语，我好几回找他说话，他也没有回答我一句半句。我知道他这时候的心情和我一样，不怕别的，只怕自己有力气用不上，白来了这一趟。
果然是白来了的。不知道什么道理，那支日军来势汹汹，却虎头蛇尾，只在护城堤外头的几座村庄上骚扰了半日，忽然向原路折回，根本没有排开攻城的阵势。日军来而复去，车声隆隆，尘土大起，我们站在城墙上的人，还以为一场大战就要爆发了呢，都瞪大了眼睛，耸起着耳朵，枪上膛，刀出鞘，全神戒备，不敢有丝毫的松弛。过了一阵，车声远不可闻，尘土也渐渐落定，我们又以为日军在故弄玄虚，用的是声东击西之计，大概已经绕到城的另一面去。又过了一阵，堤圈外有人特意进城报信，说是日本鬼子全部撤走，危机暂告解除。我们听到这消息，仍然是半信半疑，好像刚刚上了一个恶当，被人愚弄了一场。
以我当年的年纪，根本不知道仗是怎么打的；后来有了这一方面的知识，也仍然想不透那支日军临阵退缩，不来攻城夺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唯一的解释，可能是当他们兵临城下，忽然发生了别种情况，上级指挥官下达了新的命令，把他们给追了回去。如果那天日军真来攻城，城是绝对守不住的，一方面是兵力不够，在敌人的大炮和坦克车围攻之下，只能挨打，不能还手；另一方面，我们家乡那座县城根本就是一处绝地，站在护城堤或者城洼子西北角的文亭山上，就能漫过城墙，把城里的动静看得清清楚楚的。
而且，离得近的地方，都在机关枪的射程之内，城墙虽厚，也挡不住大炮的轰击；既无险可据，也没有隐蔽，你说，像这样的城池，可怎么个守法呢？听说省政府派来担任保安旅旅长的，是一位日本士官出身的老军人，对于打仗，应该很内行，明知那是一座不能守的城，却要在敌人的炮火下硬挺，我想，这位老旅长也是一位具有悲剧性格的英雄人物，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大概是存心要替自己找一个死处，但求轰轰烈烈，不计成败利害。
另一位可敬的人物是我们的县太爷，听说在发生情况的那天，他就预先写好了遗书，然后穿戴整齐，端端正正的坐在大堂上，周围架满了柴薪，只等着日本鬼子一进城，他就要引火自焚。后来，日本鬼子退走，县政府的职员向他报告，他还不肯相信，只催人快些点火，免得他落在日本鬼子手里，做不成忠臣烈士。
我们这位县太爷姓刘，是在韩复榘手里派下来的，好像和省主席有点儿亲戚关系，是远房的表兄弟之类。本身没有什么资历，也没有多大的学识，有人说他在自己家乡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更有人说他连老板都不是，是跟着人家当伙计，后来在家乡待不下去，千里投亲，找韩主席讨碗饭吃，运气不错，刚好我们这一县的县长出了缺，就领了印信，走马上任，做起百里侯来了。这位县太爷年岁已经不小，也根本不是当官儿的材料，全靠着几位师爷临时调教，还经常闹出笑话来。师爷们在背后给他起了外号，喊他糊涂青天大老爷，他的能力之差，智慧之低，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一块料儿来当县长，要想赢得地方上的赞扬，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凭良心说，他也并没有什么大恶，只是这一步爬得太高，有些适应不了，所以才显得笨头笨脑。好在他靠山硬，四十多年以前也没有什么县议会跟他作对，官儿还算好做。他这一任县长，也糊里糊涂的做了两年多，全靠他祖坟上的好风水了。
真想不到，这位县太爷小事儿糊涂，却临大节而不可夺，几乎被他抓住机会，把自己送进了旌忠祠。
旌忠祠是盖在县衙门里的一座小庙，庙宇虽小，却是奉敕建造，里面供奉着明朝天启年间白莲教作乱时被杀害的一位县太爷，庙前有一座石碑，叙述着他的生平事迹和殉难始末，以供后之来者瞻仰凭吊。我不知道别处县衙门里是否也有这种庙宇，纵然有，大概也没有多么普及，因为，不见得每一位县太爷都想做忠臣烈士，而想做忠臣，想做烈士的人，也不见得就有这种机会。
我家乡的这座旌忠祠，在乡人们心目中很有权威，而自明、清以至于民国，每一代新上任的县太爷，入衙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里下轿歇马，祭拜这位前辈，多少世代以来，已经成了惯例。我们的这位县太爷原不是性情刚烈的人，他所以能大义凛然，准备着一死殉职，必然是受到这座旌忠祠的启示。如果他真能死得成，少不了也要在旌忠祠给他设下一个牌位，从此和那位前辈比美，垂诸千秋万世，那就不只是他祖坟的风水好，也算他本身的造化高了。
这一文一武两位地方长官，当时都存着必死的意志，虽然态度上不够积极，总是代表着一股子浩然正气，值得替他们记上一笔。可惜的是他们失去这次机会，成仁取义的心愿都没有达成。那位老旅长是在这次事件过后不久，就害伤寒病死了的，像普通人一样寿终正寝，而未能实现他马革裹尸的壮志。至于我们那位县太爷，这一回没有做得成忠臣，遽然萌生去志，就在那年夏天，第二次传来日军犯境的谣言，他老先生竟然学起了陶渊明，挂印辞官（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弃职潜逃啰），要转回家乡，去纳福养老。从前官场两句话：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我们这位县太爷不是一个贪官，只算他循例应得的钱财，也已经为数不少，大概就是这份儿不薄的宦囊，替他招灾惹祸，就在他走出县界不远的地方，遇上土匪截道儿，不但钱财尽失，人也惨遭杀害，死得不明不白。
听了这两个人物的结局，我想，你一定会觉得很闷气，甚至埋怨我不该把话说得这么仔细，讲故事也要适可而止，如果每一件事都非要讲到更残漏尽油干灯灭不可，那么，世间也就没有多少故事可听了。这一点，我不是不懂，所以敢触犯这些忌讳，是因为这两个人物在我的故事里根本不占地位，顺笔带出，不过浪费了两三张稿纸而已。而且，把他们带出场来，也并非全无用意，是要从他们的身上证明一个道理：忠臣烈士的可贵，就在于那些慷慨成仁、从容赴义的事迹，并非人人可为，所以它才能上贯日月，彪炳史册。
我活了这大半世，成年之后，除了在军中服役，就是在学校教书，学校和军队都是大团体，生平所交接的人物，何止千百？有些人和我特别有缘，几十年交往不断，使我有机会看到他怎样活，也看到他怎样死，盖棺论定，有资格替他打一个分数，再加上几句评语。我发现：人，的确是有大小高低之别。正如孟子所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那些从众人之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豪杰，虽然在外貌上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在精神上却是巍巍如泰山，荡荡如海洋，和那些小土堆、小水洼相比，其大小高低，简直不能同日而语。而这种分别，跟人们在生前汲汲营营，所累积的财富，所攀援的官位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我给这段文字加了一个小题目：英雄之死，所说的英雄，当然不是指前面提到的那两位，不是那位一度失意而又东山再起的老旅长，也不是我们那位糊涂青天大老爷，他们不配。我说的这位英雄只是一个小人物，也是我童年时期的一个大朋友，论身分，论地位，他是比不上前面提到的那两位，然而，他却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虽然他的事迹只为少数人所知，送不到国史馆，也入不了忠烈祠，而他在我和我的伙伴们这一小撮人的心目中，却是地位崇高，身分尊贵，和我们从教科书里读到的那些忠臣烈士，是供奉在同一座心灵的神龛里，常存永在，不朽不灭。
我在这里郑重的写出他的姓名：秦邦杰。虽然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提名道姓，而是另外有一个更亲昵的称呼，我喊他大头哥。
他的家境清寒，身世低微，父亲原是三班六房的一名衙役，后来年岁大了，就自己讨了一份看守城门的差事。虽然是本乡本土的人，却连一座自己的房子都没有，更别说是土地，全家人就住在东城门底下的一座黑洞里，是我们县城里最贫苦的人家之一。他家住的那座黑洞，其实就是城门一侧的耳房，面积倒是不小，而且浑砖到顶，方方正正，只是有门无窗，就在中午时分，从外面往里面望，也是黑漆漆的不见人影。小时候，经过城门口，我常去找他，就是他站的地方离屋门不到三尺，我一头几乎撞在他的怀里，还高声喊着：大头哥在家吗？城门底下就够黑的，那耳房更比城门底下黑了几倍，根本就是一座老鼠洞嘛。大头哥自幼就住在那里，父子二人，相依为命，一直到他十九岁被召募去加入了西北军，才离开那座黑洞。
大头哥是民国元年出生的，比我大了整整十岁，照说是不容易玩到一块儿去，只因为有一段时期，他被送到我们家当小子，派给学屋里侍候老师，当时我刚刚启蒙读书，离开奶妈，什么事儿也不会自己做，于是，照顾我拉屎撒尿、铺纸磨墨，也都成了他的工作。大头哥人很憨厚，却并不笨拙，凡是他会做的事儿，总能做得很好。我的一身本领，总有一大半是由他传授的，所以，我对他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来不在他面前端出小主人的架子。后来，不知道什么缘故，他忽然辞了差事不做，而我还是经常去找他，只要他在家，总让我作他的小尾巴儿，他到那里，我都跟着，他做什么，我都很有兴趣的学，真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大哥哥了。
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就长足了个子，身高足有六尺，不只是头大，两手两脚，也都比别人大了一号，粗粗壮壮的，看上去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但他却有一颗纯真至诚的赤子之心，和我玩在一起，一点儿也觉不出他和我年岁上有多大的距离，不像别的那些十六七岁的大孩子，喜欢装出一副大人相，对你不理不睬的。就因为他有这个好处，我对他才会心服口服，不然的话，以我小时候那种刁钻古怪的性情，我才不会向他低头哪。
大头哥不只在外面人缘儿极好，对他的父亲，更是上体亲心，百依百顺。他父亲外号叫秦叔宝，是一个高高大大的红脸汉子，不喝酒的时候脾气很好，一旦多喝了几杯，就常常使酒闹事，尤其是对自己的儿子，动辄又打又骂，大头哥总是低头领受，没有一点儿不逊之色。有几次，我去找他，在屋门口大叫：大头哥，你在家吗？就听到他在黑影里回答：你进来吧，我出不去。原来他正在罚跪，虽然他父亲烂醉如泥，不省人事，他还是跪得直挺挺的，不改变自己的姿势。罚跪的经验，我也丰富得很，可并不像他这么笨，只要大人不在跟前，总要松散松散，尽量让自己舒服点儿，或者改跪为坐，或者趴在那里用两只手撑着，听到大人咳嗽，再改回原来的样子，也不能算是违背亲意。我曾经如此教导过大头哥，无奈他脑筋很死，擀面杖吹火不通这一窍儿，他自己不肯学，我对他也就帮不上忙了。
他娘是在他一出世就死了的。父亲四十几岁才结婚，娶的是一个外乡人的女儿，年纪只有他父亲的三分之一，头胎就生下一个胖胖大大的儿子，只因为产妇年纪太小，胎儿的头又出奇的大，生产困难，接生婆又本事有限，最后总算保全了胎儿，那年轻的母亲却一病不起。老夫少妻，婚后又只得一年的相聚，丈夫对妻子的宠爱可想而知，爱妻因生产而暴毙，就把一切怨恚仇恨都推给了儿子。一直到大头哥十六七岁的时候，我还听到他父亲酒后发疯，很恶毒的咒骂着：小讨债鬼！一出世就把亲娘克死，会是什么好东西！你怎么不死？你怎么不死？一边骂，一边挥拳就打，大头哥不闪不避，好像他天生就是一个受气包似的。他娘死后，葬在文亭山背后的一处墓地里，大头哥常常会到他娘的墓地上待一阵子，有时候我也跟了去。坟墓旁边有一块小小的空地，不知道从几时开始，他在那块空地上种花、种树，都长得青枝绿叶的。文亭山虽然四面环水，山坡上却是又干又硬，除了耐旱的茅草之类，别的植物很难种得活，是大头哥有恒心也有耐性，他每次去了，都会带着一只木桶，老远的从山脚下提水上来，灌溉那些花和树。第一次陪他去那里，我以为，看到他娘的坟墓，他会哭；到了那里之后，只看到他向那座坟头喊了一声：娘，我来啦！然后就高高兴兴的做活儿，快快乐乐的玩耍。我问他：你怎么不哭？他说：哭什么？到娘这里来，就是让娘看看我过得很好，娘就放心了。
大头哥从军之前，我跟他相处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受到他很多的照顾，也从他那里学到很多的本事，可惜我那时候实在太小，只知道大头哥人很好，可也说不清楚他究竟好在何处，后来想想，这有什么难说的？他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天性纯孝，虽然他没有读过什么书，识不得几个字，他对他生父亡母的那份儿顺从和孺慕，比我读过的二十四孝故事，也差不了什么。
他加入军队，也不是出于他的本意，是他那老爹把他打着骂着给逼了去的。他十九岁那年，也就是中原会战之前，我们县里有一位保定学堂出身的军官，在冯玉祥手下升了旅长，派了一个募兵处回来，带走几百名家乡子弟，大头哥也在其内。他走的时候，正碰上学校放麦假，我跟着爷爷、奶奶回到老寨子住了几天，回来才知道这件事，还从一个小伙伴手里，收到一根用芦管做成的笛子，是大头哥留给我作纪念的。
从此，就很少得到大头哥的消息。有时候经过东城门，遇到秦叔宝没有喝醉，问起他的儿子，也只能从他嘴里听得个一句半句：他还在军队里，没死！或者是：人还活着，从郑州开到保定，又到了张家口，越走越远啦！偶尔也告诉我一宗喜讯儿：你大头哥干得不错，他刚刚升了正班长，还加了饷！零零碎碎的，总算没有完全断了线儿。遗憾的是，我很想看看大头哥穿上军装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有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那是在故乡第一次出现敌踪之后大约两个月的光景，乡人们惊魂初定，又渐渐恢复了平静。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和五哥还有几个小喽啰，正闲得无聊，热得发燥，有的躺在东堤口的大柳树底下睡午觉，也有的就到东堤外大石桥，脱光了衣服往白花河里跳。现在想想，有些家乡话实在够土的，例如，游泳不说游泳，却叫作洗澡；也没有蝶式、蛙式那些名称，我会的那几种姿势，说出来都很难听：自由式叫作打澎湖，潜泳叫作扎猛子，还有一种姿势怪异而最有用处的，身体直立，靠两只脚在水里登来登去的向前移动，叫作踩水我踩水的功夫就是跟大头哥学的，后来虽然常常练习，却始终比他差着一些火候，他踩水的时候，能够在水面上露出肚脐，也就是说肚脐以上都不沾水，两只手还能举着几十斤重的东西，我最多只能露到胸口，拿的东西也不如他多，而且还不能持久，像白花河这几丈宽的距离，过是过得去，但感到很吃力。那天，是我们本年度第一次下水洗澡，我在水里拼命的摇着晃着，试图把露出水面的上半身提得更高，可是，大半年不练习，技术不进反退，任凭我如何努力，想露出胸口以下的部位，却就是办不到，心里感到很懊恼，不由得想起了大头哥。
就在这时候，一辆路过的马车在大石桥上停下来了，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人，竟然是一位穿着军装、拄着双拐的伤兵，他落下地面，稳住身子，接过从车上递下来的一卷行李，楞楞的站在那里，向四下里茫然顾视，看看天，看看大地，看看桥下的河水，也看看在河里戏水的这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我当时的位置离大石桥总有几十公尺，认不出他的面孔，却觉得怦然心动：这是谁？这是谁？不管他是谁，这个人我认识！会不会是大头哥呢？这么想着，我立即游向岸边，来不及擦干身子，就套上衣服，急吼吼的向桥头跑了过去。
当我赶到桥头，那个伤兵也正背起行李，用双拐拄地，一大步一大步的往堤口移动，我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
这个背影吸引住我的眼睛，我越追越近，也看得越清楚，越仔细，我发现他只有一条腿，另一根裤管全是空的，像一只松了口儿的布袋，飘飘荡荡的悬在那里
我一阵心痛，贸然的叫了几声：
大头哥！大头哥！是你嚒，大头哥？
他止住脚步，我也刚好到了他的背后，等他挪动双拐，转过身子，一张脸离我不到二尺，我从他的口鼻眉眼间找回了童年旧侣，再也不必担心会认错人了。
我一跳几尺高，挥舞着手臂大喊大叫：
快来哟，快来哟！大头哥回来啰，大头哥回来啰！
跟我一道在河里洗澡的那几个，被我刚才发神经病似的那么一跑，早就有了惊觉，这时候都已经穿好衣服，沿着官道追上来；在大柳树底下睡觉的五哥，也被我从白山黑水的好梦里惊醒了。还有在东堤口两侧茶棚底下嗑瓜子儿、吃花生的一些乡亲们，也都受到惊动，纷纷离座而起，来认认这个拄着双拐的怪客是谁。
伙伴们没有不认识大头哥的，都欢呼惊叫着围了上来。
大头哥这时候才认出来是我，嗬嗬的大笑着：
哦，是杨家的五少爷！你长得这么大啦？可不是，十七八岁了哇，快跟我一样高了！
我故意的唬他：
你认错人啦，五少爷在那边大柳树底下纳凉享福哪，我是小六儿
正好这时候五哥也到了跟前，我走过去和五哥站在一起，也作着同样的表情，摆出同样的姿势，要考验大头哥的眼力，看他能不能认得出谁是他的童年旧侣。
有一阵子，大头哥被迷惑住，他倚着拐杖，向我们审视，忽然，他找到了什么，伸出大手掌往我的脸上一晃，又发出一阵豪爽的笑声：
眉里藏珠，必定有福明明你就是小五儿，怎么硬说自己是小六儿？分开了这七八年，你就以为大头哥认不出你啰？
所谓眉里藏珠，是说我左眉头上有一颗大痣，自幼看相算命，都说我这颗痣生得好，将来出将入相，封王封侯，全要靠它了。眉里藏珠，必定有福云云，那是算命先生信口开河，不知道是从那本相书上抄下来的江湖口诀，倒是合辙押韵，容易记也容易说，我自己是拿它来遮丑，在别人嘴里，就成为嘲弄笑谑的材料。如此一来，这八字真言，倒弄得亲戚朋友们人人会说，而这颗大痣也就成为我独有的记号了。其实，这颗痣虽然像半粒黄豆那么大小，但由于它生长在眉毛中间，又和眉毛是同一种颜色，如果不特别注意，是不容易发现它的。分别了七八年，大头哥竟然还记得这两句口诀，竟然还找得到我的记号，可见他心里一直有我，这给我一阵热烘烘的感觉，鼻筋一酸，几乎要掉下眼泪来了。
我正有一肚子话要对大头哥细说，也有一肚子问题要向大头哥求得解答，可是，大头哥不是我一个人的，全县城的人几乎有一半都认识他，刚才我那么大声喳呼着，惊动了茶棚里的乡亲们，都上前相认，七嘴八舌的问个不了，又很体恤的说大头哥站着怪累，就拉着扯着的把他架到茶棚子里去，这一来，我就再也没有和大头哥说话的机会。那些乡亲们都是老头子，非亲即故，都能比我长着一辈两辈，在他们面前，我不敢失礼，只好老老实实的坐在一旁，等机会替大头哥解围。
事有凑巧，一辆马车从堤口外面叽哩骨碌的开了过来，车把势向五哥和我招呼着：
五少爷，六少爷，要不要坐车回城啊？
原来这辆马车是老寨子派来往城里送东西的，东西不多，车上有很多地方可以坐人。要想把大头哥夺回，这正是一个好机会。从东堤口到城门，足足有七里路，好胳膊好腿儿的人，这点子路当然是不禁走，在茶棚子里闲坐的那些老头子，家都在城里，是每天专程到这里喝茶来的，正好借此练练脚力，活动活动筋骨。像我的这群伙伴们，更是喜动不喜静，如果没有特别的缘故，宁可走路，也不肯坐在马车上被颠得屁股疼。可是，大头哥是一个伤兵，靠着他那一条腿和两根拐，一步一步的挪动，七里路可就是一段漫长的路程。现在有便车可搭，那些老头子总不能缠住大头哥不放，硬教他一步一挪的走路吧？我想好了主意，要车把势稍待，就理直气壮的走进茶棚，把大头哥给救了出来。
在车上，我们才有机会接续刚才的谈话，他指着我五哥问道：
这位是谁？是你的堂弟吧？
我也就不再卖关子，简单扼要的把五哥作了一番介绍。他俩居然一见如故，亲热的握着手，谈得很投机，大概是由于两个人都是从远处回来的，一些英雄好汉惺惺相惜的意思。
他和五哥谈论时局，有问必答，话说了不少。我发现，大头哥离开家乡这七八年，人有了很大的改变。
从前，他沉默寡言，个子虽然高大，人却有点儿腼腆，特别是在生人面前，还不如我来得泼辣呢。为了这一点，我还曾经替他担着心事，总觉得他就是穿上军装，也跟一般的兵士不一样，既欠开朗，也不够粗犷。这次见面，才知道人真是会变的，穿什么戏装就像什么角色，七八年的军队生活，已经把他磨练成一个老兵油子，气态轩昂，笑声响亮，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挨打挨骂不吭不哈的受气包了。
等到他和五哥的谈话告了一个段落，我才抓住机会，问出很要紧的一句：
大头哥，你的腿？
他满不在乎的往那条断了的大腿根儿上用力一拍，高高兴兴的说：
卖啦。在长城作战，卖给了日本鬼子。你不用替我难过，我卖的价钱很好，不但不赔本儿，还赚了好几个。看着挺难看，是不是？没关系，看习惯了就好。我已经习惯了。
五哥好像有意的把话头引开，问道：
你这是从那里回来？
这个问题，大头哥却不愿多谈，他的脸色一暗，回答得很简单：
可远了去啰，我路上走了半个月。
看大头哥的脸色，我知道下面这句话最好不问；可是，五哥既然问出了上一句，就像背书似的，这下一句就很自然的脱口而出，虽然我嘴里说出来就立即后悔：
你还回不回去？
回去？回那里？你是说军队？大头哥口气很急，听得出他是对提这个问题的人，内心有几分恼恨：你看我这副样子，留在军队里做什么呢？要是能回去，我也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回来了！
被一股子不平之气支使着，我又说了一句不该说的：
大头哥，你是说你作战受伤，那军队里就不再要你？
他长吁了一口气，用一种比较平和的口气说：
不是军队不要我，是我不愿成为军队的累赘。你想，当兵是要打仗的，打仗是要跑路的，我断了一条腿，走路都不方便，那还能再上战场呢？
我忍不住再火上加油，替大头哥感到抱屈：
你作战受伤，是为了国家出力，就算你往后不能打仗，军队也该养着你，对不对？
大头哥勉强的笑着，伸两根手指头往我的鼻洼里一摸，我才发觉自己的眼睛不争气，鼻洼里湿漉漉的。
对，你说的很对，可是，对我来说，那样有什么意思？我又不是有国难投，有家难归！怎么？难道说你不欢迎我回来嚒？
这几句话，大头哥的口气很重。我替他打抱不平，他倒冲着我喳喳呼呼的，不但不领情，还大有教训人的意味。挨他一顿训，我反而安了心，这表示他自己不恼不恨，无怨无尤，别人还替他发的什么愁？我竟然激动得哭起来，也未免太孩子气了。
大头哥看我有些害羞，又变换着口气说：
放心，断了一条腿，不会有多大影响的，从前能做的事，往后我还照样的能做！走遍天下，还是自己的家乡好。人在外地，不管在做什么，一颗心总是悬在半空里，回到家乡，它才算落了实。你想，我怎么能不回来呢？就是两条腿都断掉，爬，我也要爬回来！
五哥问他：
你怎么还穿着军装？这一路上，就没有经过日本鬼子占领的地方？
大头哥很乐意回答这个问题：
前几年，我还没有受伤的时候，本来就想回来一趟。一来是驻地离家越来越远，来回一趟要花不少钱，二来出操上课值勤务，也实在是不得闲；一拖再拖的，就拖到了今天。老早以前，我就立过一个志愿：不管那一年回家，我都要服装整齐，全身披挂。我本来就是当兵的嘛，不穿军装穿什么？回到自己的家乡，难道还要我隐姓埋名，乔装改扮不成？
五哥受了他一顿抢白，倒也不生气，依然平平静静的说：
我的意思是，现在时局很乱，有些地方正在打仗，有些地方已经成了沦陷区，你穿着一身军装走路，万一不会有危险嚒？
大不了就是一个死！反正，我这条命已经是捡回来的，也早就够了本儿！
说到这几句，大头哥的脸上虽然还是挂着笑，那笑容却有些扭曲，可见他的心绪也是不宁静的。
不过，看他那一脸青青的胡子碴儿，到底是一个成年人了。而且，这七八年的军旅生涯，也使他比一般成年人更能克制自己。就像爷爷屋里去年新装的那座大火炉，厚厚实实，整个的用生铁铸就，点燃了炭火，就把炉门关闭，你只能感受到它的热度，却看不见一点儿火星或烟气，甚至你大着胆子把手按在炉子上，也只是微感温热而已。听爷爷说，那是一座最新式的大火炉，制作坚固，安全第一；可是，我每次靠近它，总不禁有几分忧虑，觉得它就像一枚大炮弹似的，万一它内部的热度太高，说不定它就会一下子炸掉，那可就是一场滔天大祸。我把这种忧虑向爷爷说过，却说得哼哼唧唧，辞不达意，爷爷总算听懂了我的意思，捋着胡须，哈哈大笑说：什么？它会炸？你这孩子真是异想天开！放心吧，它炸不了！你可知道它是什么质料做的嚒？生铁！你可知道它有多厚嚒？最薄的地方也有三寸！烧都烧不热，它怎么能炸得起来？我觉得，有些成年人心计深沉，喜怒不形于色，也就像那座大火炉似的。我曾经暗暗的警告自己：成年以后，可不要也变成那副样子！原先我以为自己大概不会，现在看到大头哥也是这样，我的信心又打了折扣，要到十年之后，我才像大头哥现在这个岁数，谁能料得准，十年之后的我将是何等光景？也许我会变得城府更深，炉壁更厚而炉门更紧，我就是一个不容易了解的成年人了。
大头哥似乎就已经有了控制情绪，操纵肌肉的本事，也许他是把我们看作一群头脑简单的小孩子，有些问题，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也就懒得多作解释，又一度缓和了脸色，压低了嗓门儿，开始向我们讲说他回乡一路的经历。
他说，他经过的地区，是有很多县城已经沦陷在日军手里，但是，日军所能占领的，也只是一座半空了的县城而已，一出城关，就不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他，一个伤兵，穿着一身军服，拄着双拐，在道路上踽踽而行，当然是很惹眼的，但他并没有碰上什么凶险，到处有人照顾，到处受人尊敬。仅有的一次麻烦，是发生在昨天，也正因为这一路上平安无事，离家乡又越来越近，使他松弛了戒心，昨天夜里，他在邻县南关的一家客栈投宿，离日本兵的岗位，不过只有二百公尺。客栈掌柜是一位老人家，看到他那么大模大样的走进去，又吃惊、又佩服他这种昂然无畏的豪气，起初是替他担忧，劝他快走，后来却殷勤留客，只教人找出一套便服，要求他把军装换掉。掌柜的一片好意，大头哥却不肯接受，率然的说：我就是要穿着这套军装回家，不到地头儿是不脱的！你要是怕受连累，我离开这里就是！说着，掉头就走。当时天色已经全黑，就这样把一位为国负伤的战士送上路去，大概那不合乎老人家待客的道理，于是就执手把臂，苦苦挽留。而且向他保证说，日本人向来不出城门一步，那些二鬼子狐假虎威，也多半是白天才敢出头，现在天这么晚了，要大头哥无论如何在他客栈里留住一宵，明天一早上路，想来不会有什么事故。掌柜的还特别解释：自从鬼子进了城，他就把全家老少都送到乡下，只因为他这家客栈是两百多年的老店，而且在这县城南关仅此一家，怕的是兵荒马乱之际，有那投亲访友逃反避难的远客，慕名而来，却被一把锁挡在门外，人在难中，遇到这种情形，那就是俗话所说的日暮途穷，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就为了有这层顾虑，他才决心一个人留在这里，另外雇了两个老伙计，维持着这家客栈照常营业。事实上，像他所顾虑的那些情况，有是有的，毕竟不多，至于一般旅客，在这种荆棘满途、豺狼当道的乱世，几乎完全绝迹，店门每天打开，整日不见人来，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掌柜的说他不怕受连累，实在待不下去，他就会把店门锁起，一走了之，到乡下去和他的全家人团聚，在那里，他有田、有产、有房子，关掉这座老店，并不影响生计。邻县相去不足百里，说起来也算乡亲。老人家那么热诚，大头哥只好遵命，昨夜就住在那家客栈里，被掌柜的待若贵宾，不料几乎出了事情。
大头哥答应不走，掌柜的十分高兴，就叫伙计提前掩了店门，把这位唯一的客人邀入内室，准备了几样下酒菜，开了两瓶洞庭春，一主一宾，举杯对饮。
掌柜的虽然世代经商，对于国家大事异常关心，知道这位年轻人是从二十九军退伍下来的，就问起长城战役的一些故事，大头哥尽其所知，向老人家畅谈不已。说者意兴遄飞，听者津津有味，连连举杯，都有了几分酒意。就在这时候，一群二鬼子忽然破门而入，要把大头哥带走，向日本人献功。那二鬼子的头目，是老人家的一个远房侄子，自幼就偷鸡摸狗，不走正路，长大了之后，被送到大连去当学徒，学生意，大概是外头又出了纰漏，抗战前夕回到家乡，依然是游手好闲，什么都没有学到，只学会了几句半吊子的日本话，县城沦陷，就做了日本人的爪牙。老人家向侄子苦苦哀求，求他高抬贵手，那二鬼子硬是不顾情份，说什么奉命当差，身不由己。老人家心里一急，破口大骂：要抓，你就连我一块儿抓！反正，你当了二鬼子，是连祖宗都不要了的！这位老乡是在我客栈里出了事儿，又落在我侄子的手里，论理，我就该陪着他去死！我只问你一句：你不要祖宗，难道连儿孙都不要了吗？据大头哥说，就是最后这句话产生了效果，那二鬼子总算还有一丝良知未泯，也许是羞愧，也许是畏惧，他终于收起那副可憎的汉奸嘴脸，交代了几句场面话，空着手从客栈里退了出去。一宿无事，第二天天色不亮，老掌柜的就安排了一辆顺路的马车，把大头哥安全的送回故里。
受了一场虚惊，大头哥反而挺高兴，因为他从这件事情当中，获得一些证明：日本人是亡不了中国的。大头哥说，当七七事变以前，他们的部队驻在北平南苑，常有一些很有学问的大官和大学教授，到营房里向官兵们演讲，一位教授先生讲到中日战争，他说：日本人要想攻打中国，必须运用两项策略，一项是以华制华，一项是以战养战。因为，和中国相比，日本显得太小，也太穷，光靠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支持它的侵略行动。所谓以华制华，就是扶助傀儡政权，建立汉奸部队，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所谓以战养战，就是从中国掠夺大量的资源，制造军需，支应前线。这两项策略，都不是靠日本人自己就能做好的，一定要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愿意跟他们合作，也就是说，一定要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愿意当汉奸，当日本人的鹰犬，它的野心才有可能实现。那位教授先生加以判断：这种情形，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中国人的性格，也许不够刚强，但却绝非软弱。愿意跟敌人合作的，必然寥寥无几，而且，其中绝对没有正人君子，也必然会受到国人的唾弃，对日本人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所以，那位教授先生作了结论：决定中国前途的，还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只要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当汉奸，不做顺民，日本人就奈何不了咱们。中日战争不爆发则已，一旦发生，就是一场长期战争；这样的战争，比的是毅力，是耐性，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会赢。这一点，中国人好过了日本人，只要拖下去，日本人一定会输的！大头哥以他亲身的经历，印证了那位教授先生的伟言宏论，的确有道理。中国人绝非软弱，沦陷区的老百姓，虽然在敌人的铁蹄下受苦，还是一样的挺得直脊梁骨。肯向敌人屈膝求饶的，不能说绝对没有，毕竟是少而又少。当汉奸的被称为二鬼子，没有人看得起，甚至连自己也看不起自己，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辱没了祖先，更遗羞于儿孙的。在中国人的心里，这是一种大节大操，公是公非，没有人能篡改，没有人能变易。就是这种认识，使得大头哥兴奋不已，他说话的时候，眉飞色舞，神旺气足，一席话说了七里路。马车驶进了城门洞，也就是到了他家的屋门口，他还兴犹未尽，收结不住。
跳下了马车，他又重复着那位教授先生的话说：
你们放心，这场仗，咱们打得赢的！只要中国人不当汉奸，不做顺民，日本人就奈何不了咱们！
我很想也跳下马车去陪陪他，却被五哥阻止，向我使了一个眼色，说：
大头哥今天刚到家，总要休息一下，咱们明天再来看他。
我正想反驳，却听到大头哥也说这种话：
对，你们明天再来吧。反正我这次回来，不打算再出去，活要活在这里，死也要死在这里。往后，咱们相聚的日子有的是。
我只好收住要一跃而下的势子，让这辆马车把我载回家去。
其后一连多日，我几乎天天都和大头哥聚在一起。不止是我，还有五哥，和我手下的那些小喽啰，都每天按时报到，把大头哥的肚皮看成一座宝库，几个人合力挖掘，谈今论古，问东问西，有问不完的问题，有听不厌的故事。
人多，大头哥家的那间黑洞挤不进去，再加上，他的老爹秦叔宝本来就不好客，现在年岁越老，性情越孤僻，也越是好酒贪杯，城里这么多的乡亲近邻，除了几家卖酒的，他似乎再也认不得别人。对他远道归来的儿子，都没有一般做父亲的那股子热火劲儿，对我们这群年轻的，更是冷冷落落，爱答不理。看在大头哥的面子，我们对秦叔宝相当恭敬，可是，长年累月，总是拿热气儿换冷气儿，也觉得不是滋味。大头哥知道这种情势，也不责怪我们，每天报到之后，他就带头儿先走，率领着我们走上城门楼子。
城门楼子就在城门洞的正上方，从他家那座黑洞的旁边，有一道砖砌的阶梯，拾级而升，就像上楼一样，大头哥笑着说：
楼下是卧房，楼上是厅堂，那才是我家待客的地方。不错吧，诸位？你们谁家能比得上我家阔哇？
故乡的县城虽小，那东、西、南、北八座城门楼子，却都是建筑精美的庞然大物，比起台北市上被当作古迹保留着的这几座城门，只论高度，就高了一倍有余；再说它的规模之大，气象之伟，那更是比都比不得。城门楼子上头，真的有一前一后，宽宽大大的两座厅堂，一样的四面回廊，一样的落地长窗，既清爽，又敞亮，而且视野宽广，又高高在上，正是年轻人谈心说梦的好地方。
大头哥从军之前，我们就常常在这城门楼子上逗留。那时候，我才是一个八九岁大的小毛头，而大头哥已经是十七八岁的青年，长得人高马大，四肢齐全。当我们从那道砖砌的阶梯跑上来，总是我在前，他在后，很小心的照顾着我；而我就常常拍手打掌的嘲笑他，说他呆头呆脑，说他笨手笨脚。现在，他只剩下一条腿，那砖砌的阶梯回旋而上，虽然坡度不陡，究竟比不得平地，看他划动着双拐，一阶一阶的往上移，显然是有些吃力，可是，我要上前搀扶，他却含笑摇头。后来，去的次数多了，看惯了他走路的姿势，对那条空荡荡、虚飘飘的裤管，也就不再特别注意，和大头哥说话的时候，心情也轻松些了。
在那座城门楼子上，既不必担心骚扰了别人，也不怕别人来打搅，话是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说错了大头哥也不会见笑。我们讨论的题目很多，军国大事，鸡毛蒜皮，公的私的都有，也自以为都谈出了结果，都找到了答案的。大头哥离开家乡的时候，斗大的字认不清几个，现在却会写会算，能说能道，可以算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了。而且，他的学问是活的，是我们在书本上、或是从老师那里学不到的。例如，他那份分析事理的能力，就连我五哥也自认不及，而五哥在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当中，原是出了名儿的智多星。如此看来，军队和学校都是可以使人成长、可以使人受教育的地方。对大头哥来说，七八年的戎马生涯，军队，不只是要了他一条腿，也确乎给了他很多东西。
每次和大头哥相聚，我最怕他问我一个问题：很多像你们一样大的学生，都在向大后方逃亡，你们怎么不去？有一天，他果然这样问出来。不必我作答，五哥就接住话头，跟大头哥侃侃而谈，把前一阵子用来说服我的那些话，又对大头哥细说了一遍。
我以为大头哥一定听不进这些话的，孰料他听过之后，竟然连连点头，拍着五哥的肩膀说：
对，五少爷，你说的有理。抗战，是不分什么前线、后方、沦陷区的，什么地方有敌人，什么地方就是战场。要是敌人每占领一地，那里的年轻人都往后方逃亡，把一些老弱妇孺丢在家乡，俯首贴耳，任人宰割，那对日本人来说，岂不是太便宜了嚒？你说得很对，要参加抗战，不一定到后方去，留在这里，一样能替国家出力！
这些话和五哥是一个调子，可是，五哥的话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再往下问，他也含含混混、模模糊糊的，不能说得很具体。大头哥见多识广，而且是在战场上和日本人交过手的，关于我们留在家乡究竟能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希望他能明明白白的告诉我，袪除我内心的疑惑。
我指着五哥，向大头哥诉说冤屈：
本来，我是要溜的，被他从东堤口截住，像解差似的把我押回家去。起初家里不让走，也是受了他的连累。总而言之，自从我由小五儿变成了小六儿，我就没有几件事情能称心如意。要我留，我就留，可是，谁能教给我留下来做些什么？总不能整天的闪闪躲躲，和日人玩捉迷藏的游戏吧？
说出来之后，我自己也感到这些话太尖锐，五哥听了，必然会觉得很刺耳。不过，心里有牢骚，与其让它闷久了发酵，还是拿出晾晾的好。过去我所以不说，是因为没有人听我，现在有了大头哥，虽然他和五哥一见如故，说话很投合，毕竟是新交，总不能说忘了我这个老朋友吧？只要他把一颗心放在中央，说几句公道话，我心里头的那个大疙瘩，也许就会冰消雪融了。
大头哥竟然并不帮我，只是一本正经的回答说：
不必别人教，只要有心做，可做的事儿真是不少。也不必限定做什么，凡是给敌人添麻烦，使敌人不方便的，对抗战都有贡献。就像你所说的捉迷藏，也未尝不可以玩，能把几个敌人缠住不放，也就达到目的了。当然咧，更积极、更有意义的事儿，还有一大堆，都是要年轻人去做的，譬如，我回来的路上，就遇到有些地方已经组织了游击队，昼伏夜出，打了就走，虽然只是骚扰性质，也很够敌人头疼的。
游击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新名词，对它很有兴趣，就要求大头哥说一个明白。原以为大头哥无所不知，关于游击队的事，他也知道得很有限，只说他遇到的那一群人，穿着便衣，带着武器，不像军队，倒像土匪，大头哥真把他们当作截道儿的，表明了自己的身分、来历，希望那些好汉们也懂得江湖道义，念在他是一个远道归乡的伤兵，替他留几文钱作盘费，却被客客气气的请到队部里去，会见了他们的头目。原来这群人是第三路军韩复榘的旧部，领导人是某师某团的少校团附，姓刘。韩复榘也是西北军的老人，中原会战之后，才和冯玉祥闹翻了脸的，所以，那位刘团附在二十九军里有很多朋友，和大头哥的头顶上司张营长，既是同学，还换过兰谱。这么一叙，刘团附如遇故交，对大头哥披肝沥胆，无话不说。
他说他很羡慕大头哥，虽然断了一条腿，到底是轰轰烈烈、痛痛快快的跟日本鬼子拼过，当兵为的是什么？不就是等待这种机会吗？他说他当兵多年，从学兵升上军官，从少尉干到少校，内战倒是打过不少，你扯我的腿，我倒他的戈，今天你我合起来打他，明天他和你再联手打我，那种狗咬狗一嘴毛的糊涂仗，打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是混球加三级，对不起国家民族，也对不起老婆孩子。卢沟桥七七事变，刘团附正在山东德县驻防，离发生事变的河北宛平，虽然隔着一个省，算路程倒也不远，大敌当前，弟兄们都摩掌擦拳，准备着好好的表现一番，那想到韩青天另有打算，敌人还没来，部队就往后撤，动作倒是够快。然而，这一路撤退，老百姓夹道注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色啊！常常有人迎着脸骂上来：老乡，敌人在北边儿，你们这是往那儿开呀？是迷了路哪？还是认不清方向啊？大官们听不见这些话，只苦了校尉级的军官和士兵们，被问得张口结舌，心冷脸热，脾气好的避不作答，性情暴躁的就跟老百姓吵嘴打架，外表凶得像老虎，内心却觉得自己连一只老鼠都不如！老鼠胆子小，只会钻墙洞，可听说过老鼠为了躲猫，就这样千里万里的大搬家吗？越想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就暗暗拿定主意，不能再这么厚着脸皮退下去。中国虽大，也禁不住这样退法。于是他联络了几十位同志，决定他们撤退的行动到此为止。第二天，部队开拔，他们留下，从此离开了第三路军。就这样，他们在那个地区展开活动，没有番号，没有名义，也没有一定的任务，只为了洗刷自己的名誉，实现自己的夙志。当地的年轻人，纷纷自带武器，加入了他们；也颇能获得老百姓的掩护与支持。大头哥说，这就叫作游击队，刘团附和他的手下，就这样称呼自己，大概是由于他们活动的地区是在敌后，同时也有别于正规部队，但他们仍然自认是军人，有组织，有纪律。接受刘团附的招待，大头哥在他们队部里住了一宿，发现他们在没有任务的时候，一样的出操、上讲堂，和正规部队没有什么两样。
我发现，当大头哥说到这批人，他脸上有着一种很奇异的神情，就像是一个被禁止活动的小孩子，隔着窗户，看着邻家儿童放在半空中的风筝，那样的向往，那样的动心我问他：
你是不是想去参加他们？
大头哥悠悠忽忽的说：
那位刘团附倒是欢迎我去
我提醒着：
可是，你的腿？
话一出口，我就在心里咒骂着自己：该死的！你就是怕大头哥回来了又走，不会另外找一个理由嚒？大头哥倒是并不在意，依然是一副慢悠悠的腔调：
是呀，就是为了这条腿，我才有些犹豫。照我的想法，打游击是一件苦差事，必须有一副好身体，像我，等于是一个残废，别的不说，最少跑起路来就没有别人俐落。害了自己不要紧，最怕的是让大家都跟着受拖累。刘团附却说没有关系，游击队不同于正规部队，又没有谁来点名校阅，要你矗立在那里当人样子！有些任务，斗智不斗力，可贵的是经验、是胆气。这些话都是刘团附说的，他是一位好长官，有担当，有抱负，阶级虽然不高，说起话来倒像个一级上将似的。跟着这样的长官做事，绝对的吃不了亏！
听大头哥的口气，他对那个刘团附是十分心折的。要想说服他不去，恐怕是不容易。而且，我一时也想不出有力的说辞，因为，对刘团附所率领的那批人，我自己的内心也正在向往不已。
这一阵子，五哥一直沉默着，想他自己的心事。等到我和大头哥停住了嘴，他忽然开口说：
不必老远的跑去参加他们，咱们自己也可以组织这样的游击队。难道不可以？
最后一句是问大头哥的。本来他说话的口气慢条斯理，好像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可能是他从大头哥脸上看出什么不对，说到最后这一句，猛的提高了嗓门儿，大有兴师问罪的意思。
大头哥张了张嘴，要说的话还没有出口，五哥又凶巴巴的钉了一句：
为什么不可以？
大头哥笑了起来：
咳，五少爷，我看你挺稳重的，怎么你的脾气也跟你六弟一样急？没有谁说不可以呀？不过，这事情由咱们来做，很难就是啦！
五哥和我，弟兄俩模样儿很像，却各有各的脾气，跟我相比，五哥就像一杯半冷不热的温吞水，今天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温吞水加了苏打粉，又冒泡儿，又吹气儿，说话也像放爆仗似的：
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有什么难的？人家能做的事情，为什么咱们就不能？
大头哥应该知道枪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家乡民风尚武，地面上又常闹土匪，一些大杆子头儿像刘黑七之流，拉起来就有三千五千的匪徒，乡民们为了自卫，不能完全仰仗官府的兵力，于是就组织了联庄会，早在十年之前，就有过五十亩一杆枪的规定，虽然没有完全办到，民间的枪支确实不少，像我们寨子里
我知道枪不是问题，大头哥承认说：外界传言，光是你们杨家的那座老寨，长短枪就有五百支，听说还有一挺马克沁重机关枪呢，是不是真的？
关于这些，我知道的比五哥详细：
说五百支，那是别人胡吹，三百支总是有的。可是这些枪支都让我家那几位爷爷给窖了起来，过个三年两载，恐怕都成了废铁！
原来五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着急：
所以，要组织游击队，就得赶快！等到那些枪埋在地底下生了锈，还有什么用处？
我给他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你要打那些枪的主意，爷爷不会准许的！
五哥却信心十足：
那是你不了解爷爷的性情，等到时机成熟，我自然有办法求得他老人家答应。
真的嚒？或许吧。五哥是爷爷的爱孙，在爷爷奶奶面前，向来是有求必应，在我是此路不通，在他是另有途径。这么一想，不免心里又升起一股子酸味，于是我就故意的气他：
爷爷不会准许的！这可不是小来小去的事，你撒撒娇，耍耍赖，爷爷就答应了你！
五哥气得想揍人：
小六儿，你
大头哥替我解围：
光有枪也成不了事，枪要给人用的，有了枪之后，人从那里来呢？
五哥用两手一圈，把在场的人都给圈了在内：
这不是人嚒？要成立游击队，咱们几个就是班底，然后把招兵买马的风声放了出去，在这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国家，你还怕没有人嚒？
大头哥说得好泄气：
就凭咱们几个呀，你们嘛，太小；我呢，一个残废！咱们号召不起来的！
别说五哥，这话我听着都觉得很刺耳，虽然他刚刚给我解过围，也忍不住忘恩负义的顶了他几句：
小什么呀小？是眼睛、嘴巴小？还是鼻子、耳朵小？你当年被召募入营的时候，又能比我们现在大了多少？
大头哥很有耐心的解释着：
这不同呀，兄弟。我当年入伍，是从二等兵干起的，在整个军队里阶级最低，只要服从命令，接受指挥，就算是尽了责。那种职位，再小上两岁也能干得了的。可是，要组织游击队，不但要有经验，而且要有号召力。刘团附那样的人物，才勉强能当个头目；你、我，统统都不合格。
他说得这么仔细，我总算懂了他的意思，也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很有道理，情势确乎就是这样的。不要说组织游击队，真刀真枪，出生入死；就是在太平盛世，要办个学校、或者做点儿公益的事，也非得找几个年高德劭的人来出面领导不可。年轻人热心有余，经验不足，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声望了，一般人常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心理上先看你不起，又如何能够信得过你？在那样的社会里，年轻人要想做点儿什么，的确是不容易；要再想不受栽培，不享荫庇，但凭一己之力，那更是加倍的难为。
我脑子一转，自以为想出了一个很高明的主意：
这也没有什么困难，既然上不得台盘，咱们干脆就站在后边儿，找一位有声望、有号召力的人出来，让他当旗杆、挂招牌，等到事情办成了，再由咱们去打头阵、作先锋。反正咱们要的不是虚名儿，只要能组成游击队，当一个二等兵又有什么关系？列位，你们看我这主意行得行不得？
大头哥认为这主意很好，山高自有洞，树大好作窝，能由一位呼得动风、唤得动雨的人出面领着，借他的声光，打他的旗号，事情才比较容易成就。五哥说，这主意他也想过，只是两层顾虑：一来人选难找，这个人不但要如大头哥所说的，有声望，有号召力，最重要的是他本人必须有国家观念，有民族思想，有替国家民族效命出力的意志。否则，创业未成，他中道隐退；或者是他的所作所为，与组织游击队的初衷背道而驰；那不但得不到他的荫庇，恐怕事情就败坏在他手里，而且，一经破碎，就再也不能重铸。二来，老年人的心性，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