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毕业，是在民国二十六年，正好赶上卢沟桥七七事变。
卢沟桥在河北省宛平县，离我家乡有七百多里路，这还说的是走直线，要是从平汉路或是津浦路那么一绕，那就更远了。不过，说来也怪道，近些年来的内忧外患不知有多少，以故乡父老那种平稳厚重的性格，向来是不惊不扰，甚至连邻近地区发生了大会战，只要炮弹不落在自家的屋顶上，那就影响不到他们的生活，这次的反应却不同了，他们居然对七百里外的战争看不见火光，也听不到枪炮响，表示很大的关心，一些不识字的老人家，也常常要求年轻人向他们解说报上的新闻。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唯一的解释，就只能说这还是由于一种私心，因为当时在平津一带和日本人折冲交手的二十九军，军中几位将领和许多官兵，都是邻近几县的乡亲，本县也被募去了不少人，军阶最高的已经干到少将旅长，是本县仅有的一位将军。因为有自己的人参加在内，所以就把这场战争看作是自己的。我这番解释，今天听起来，也许会有人替他们叫屈：干嘛要把上一代人说得这么没有国家观念、缺乏民族意识呢？在当时四十多年以前，这却是很冷酷的事实，是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的，从他们的话语中听懂了的，绝非有意诬蔑，也不存心掩饰。
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虽然最后赢得胜利，对咱们中国却是一桩大不幸。它使得多难的中国，在历经列强搜刮剥削之后，又饱受蹂躏，大伤元气，生命和资源都蒙受极惨重的损失。但是，在精神方面，这场战争却也并非全无好处，苦难像一帖有力的胶合剂，把几万万粒散砂，粘成一个坚强的整体，从前那种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自私心理，是在这八年中间才完全去除净尽的。当抗战初起，许多中老年人仍然被自私自利的心理所控制，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次事变非同小可，即将发生一场空前的大灾祸，他们说日本人是一群从地狱里放出来的恶鬼，到阳世来收人的，可见他们对日本鬼子又恨又怕到了什么程度。可是，当日本军阀蹂躏我国土，到处的杀人放火，他们不去设法阻止，予侵略者以最严厉的惩罚，反而又自己造谣，说什么这是一次自古以来就注定了的劫数，在这场灾祸中，中国人该死多少，那数目也早就定好，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跑不掉，这就叫作在劫难逃。对他们这种安天知命的哲学，这种逆来顺受的态度，年轻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不肯做国家的蟊贼，时代的叛逆，就只好成为他们眼中的不肖子弟。
在他们中间，当然也不乏忧国伤时之士，那都是些饱读经书的老知识份子，就像我最敬爱的宋老师。在他身边，围绕着一小撮像他一样的人物，都是他的诗侣酒友。在平时，他们聚在一起，举杯赏花，飞觞醉月，过着一种大不同于流俗的生活，高雅极了，也潇洒极了。自从卢沟桥七七事变之后，日本鬼子分两路进攻，在南北战场燃起了漫天的烽火，他们的诗酒之会也越来越多，本来是每半个月一次的，后来几乎天天聚集。有时拿着报纸，议论时事；有时还是一样的饮酒赋诗，只是换了题目，不再吟风弄月，而写的是抚今怀古、悼亡惜逝一类。因为形式是旧的，或律诗、或绝句，用的是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发育完成、停止生长了的那种老调子，虽然有新思想、新感情，也苦于装不进去。民国二十几年写出来的作品，这一句像杜甫，那一句像白居易，再那么摇头晃脑的高声吟哦着，更是大有天宝、元和的气味。而全面爆发的对日抗战，在他们的笔下，也往往被描绘成安史之乱、或是吐蕃入寇之类的故事。以这样的作品，要想去激励民心、唤醒国魂（如他们自己所深深期许的），显然是不会有多大的效果。而且，他们也根本无意拆掉把自己封闭在内的那个小圈子，那是他们的堡垒，拆除之后，就很蜗牛失掉硬壳，更不知道该怎样活下去了。所以，挣扎了一阵，还是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一小撮人紧紧依偎，就像一汪浅水里几尾半死不活的鱼。 （这句话听起来很鲜，其实我是从一句老话涸辙之鲋会意出来的，我觉得，文人而生逢乱世，就正是那副样子！）这些老知识份子，学问是好的，道德是高的，修养也够深够厚，唯一不健全的就是体魄太弱，一个个未老先衰，弯腰驼背，手无缚鸡之力，正是咱们古老中国所特产的，那种典型的白面书生，那种标准的彬彬君子，虽然脸上有浩然正气，心头有无畏的壮志，表现出来的，也只是那份儿忧国伤时的情怀而已，要想让他们掠起长衫，卷起袖口，做一番救亡图存的工作，有很多事情，只怕他们是能说而不能行了。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我：你当时才多大年纪，对这些老知识份子的心境，怎么会体会得这样清楚呢？我告诉你，这是因为我几乎成了他们的同类，只差着脸上少了几道皱纹，上嘴唇和下巴颏少了几根胡须。听了这话，你大概更疑惑了，不知道我在弄什么玄虚。好的，我就来老老实实的告诉你。其实，你要看得够仔细，上面我已经说过了的，从小学五六年级，我就是宋老师的得意弟子，初中三年里，又得了他不少传授，十几岁的年纪，我就学会了作诗填词，照宋老师的评语，好像还很有可观的样子。在那个时代，这本来也不算什么稀奇，又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幼儿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些东西，所谓家学渊源，所谓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不会也得会，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因为我在这方面继承了宋老师的衣钵，学生的成绩就是老师的骄傲，你想，他怎么肯轻易的放过了我？在学校里，我就常常被他逼著作一些额外的作业，他有了新作，一定要我步原韵奉和；更有一些他不肯执笔的应酬文字，己所不欲，推之于人，硬要我这个童子代笔捉刀，当然，有毛病的地方，他会指点我重新写过。这些额外负担，的确使我获益匪浅，但也耽误了我不少玩耍的时间，对我其他方面的发育，可能是有过不良影响的。当初在他门下，自然得一切由他，他要我写七律，我不敢写五绝；他规定要鹧鸪天，我也不敢改作菩萨蛮。那三年间，真是被他整得好惨。不过，当时心里还有个指望：三年期满，你老人家总不能不让我出师吧？到省城去读高中，离开了夫子门墙，我就不必再被人看作神童，也就不必硬拿鸭子上架，应付这些苦差事啦。那晓得，宋老师对我早有了计划，不会让我轻易的甩掉了他。也是我运气不佳，一毕业就碰上抗战爆发，省城、府城的高级中学都纷纷南迁，由山东，而河南，而湖北，而四川渐行渐远，远在天边，而我呢，就因为差了个一岁半岁，不准加入流亡的行列，成了失学青年，刚好落在宋老师手里，以他为中心的那些诗酒之会，我就被牵着鼻子参加了好几回。到了这个时候，宋老师或者叫他宋家表伯也就不再把我看成小孩子，谈诗论文之外，有时候也对我说到别的事，话都说得很知己，所以，他那满脑子的无可奈何，和那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没有我不知道的。也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他敬爱有加，却又立志不走他这条路子，或许是由于我们师生之间，气味虽相投，天性不近似吧？
以我的条件，我应该被编入第一批流亡学生的行列。七七事变那一天，离我的第十六个生日，不过只有两个月的光景，而照咱们中国的算法，我可以算是十七岁的人了，许多年岁比我小的同学，也都在家长的许可之下，扛起行囊，冒着漫天烽火，向大后方流浪。照我的块头儿，够高大，也够强壮，别说到大后方去读书了，就是谎报两岁年纪，加入军队，也不会打退票的。我之所以被留在家里，不是父母舍不得，而是受了我五哥的连累。
当时五哥已经进了省中，他的学校，全校师生都一致行动，没有人愿意留在沦陷区。可是，五哥的情形不同，他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也是爷爷奶奶的心肝宝贝，头一年到府城去念省中，奶奶就十分心疼；现在听说他要去当流亡学生，奶奶拉住五哥的手不放松，说什么也不肯答应。起初，爷爷也说过劝过：年头儿不好，日本鬼子说到就到，把孩子留在家里做什么？能飞就让他们飞吧！任凭爷爷说得合情入理，奶奶却拿定了主意，不松手，不点头。逼得紧了，她老人家就放声大哭，怀里搂着孙子，嘴上哭的是儿子，害得爷爷也跟着一块儿掉眼泪。僵了几天，爷爷下了一个非常不讲理的命令：凡是年岁比五哥小的，一律留在家里，谁也不准去。首当其冲的是我，就这样硬生生的被扣下来了。
五哥的态度很奇怪，照说，他应该领着头儿向爷爷奶奶抗议，替他自己和比他小的弟弟争取权利，可是，他竟然一点儿表示都没有，好像是去与不去两可，去了是尽忠，在家是行孝，并没有非去不可的理由。
听我发牢骚，五哥还安慰我说：
小六儿，你别恼，留在家里有什么不好？你也别怕耽误了读书，要读书也不一定进学校，在家用功自修，还不是一样嚒？
他说的倒轻松，那是他不懂我的心事，我冷笑着：
读书？谁告诉你我要读书来着？眼看着就要亡国，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告诉你吧，我早就拿定主意啦，只要离开家，我立刻投笔从戎，连军校我都不想考，要抗战就当二等兵！
五哥也望着我笑，笑得很平和：
不想读书，那就更不必抱怨了。当兵，不就是为着跟日本人拼命吗？要救国，也不一定非得加入军队不可，留在自己的家乡，可做的事儿很多，就怕你干不了！
他说的话很玄妙，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听懂了没有。再问他，他也不肯多说。大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是模模糊糊，并不确知自己究竟要做什么。
就这样，我落在宋老师手里，常常被找了了去，参加那几位诗翁文豪的聚会。说真话，每次受到宋老师的宠召，我心里并不十分乐意，可是，师恩浩荡，师命难违，我就是想请假溜号耍赖皮，家里的尊长也不容许，只好穿戴整齐，打起精神来去受那半天的活罪。
说是受罪，也不过是精神上有点儿舒展不开而已，一来与会的人都是长辈，在他们面前要守规矩；二来我虽然会诌得几句诗，对这种以文会友的方式，却是十分不喜，远不如带着我那些伙伴们，到孔庙后跨院的场子里练功夫去。那里有我的另一位老师，刀枪剑戟，一切齐备，纵然学不到高强的武艺，最低可以淌几身汗水，不至于把浑身筋骨坐得酸酸懒懒的。
不过，凭良心说，到宋老师这里来，也并非全无好处，第一是有吃有喝，而且，事先准备好的茶点酒肴，都十分精美，因为宋老师有一位贤慧而又擅长烹调的太太，虽然家境不富，却很喜欢替丈夫招待朋友。每次见到这位师母，我就会想起苏东坡后赤壁赋中的几句话：妾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总觉得宋老师和苏东坡一样的有福气。在小小心灵里，也曾经暗暗的告诉自己：将来要娶妻，就要娶像师母这个样子的！第二，除我之外，宋老师家里还有一个年轻人，是宋师母的外甥女，自幼父母双亡，寄养在姨母家里，不知道的，还当她是宋老师的亲女儿。说来惭愧，对这位童年旧侣，我竟然记不起她的姓氏。也许当时不曾打听过，只晓得她是农历七月七日生的，比我大了两岁，宋师母喊她巧儿，我就喊她巧姐，一般人喊她巧姑娘。有个年轻人可以说说话儿，也使我觉得不太闷气，所以，到宋老师这里，我的心很矛盾的。来的时候不想来，该回去的时候又往往赖着不走，帮着巧姐料理善后，洗涤盘盏，收起笔砚，显出一副很勤快的样子。
如果说宋老师是一位老才子，那么，他的这个外甥女就是一位小才女，和他们相比，我实在是自惭形秽，有时候觉得自己太俗，有时候又突得自己太粗鲁，不像他们那样高雅，更不如他们那样细致。听宋老师说，这位巧姐是不曾读过书的，他的意思是说巧姐从来没有进过学校，完全是由姨丈一手调教，不但诗词作得比我好，而且擅长书法绘画，我还偶然听过她鼓琴、吹箫、弹琵琶，宋老师的那些看家本领，简直被她学全啦，有些项目，恐怕已经青出于蓝了呢。
宋老师的诗酒之会，气氛本来是很沉闷的，人到齐了，分题限韵，然后各自散开，或坐或立，有人在屋里向壁，有人就踱到外面花园里去，对着太湖石自言自语。论作诗填词的功力，和这几位老先生相比，我当然是望尘莫及，不过，我也有一桩好处，是他们不如我的，那就是速度。通常，我写两首绝句，或是一首七律，只要一刻钟的样子，他们还在那在那里搔首踟蹰，我就已经拔了头筹，交卷而出。巧姐这时候多半正在忙着，或烹茶，或镞酒，或在厨下帮助宋师母做些什么。以我当时的年岁，对女孩子还不大会评头论足，长大成人之后，读浮生六记，看到沉三白描写芸娘的那几句：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忽然想起那几句话也可以用在巧姐身上，而且非常合适，好像就是专为她写的。看她的模样儿，应该很会说话的，她却很少开口。我受她的影响，也觉得说话太多，实在无聊，便尽量的保持静默。有时候，她工作，我在旁边望着她，两个人都不说话，却像说话一样能够沟通思想，我能够猜得出她在想些什么，她应该也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只有一次，诗酒之会结束，我照例帮助她收拾残局，正在洗净砚台里的余墨，忽然听见她说：
嗳，求你一件事儿，好不好？
我急忙应着：
好呀，你说。
她用细细白白的手，往廊厦里一指：
看到那只空鸟笼没有？原先，我养了一只红下颏儿，一听到我抚琴吹箫，它就跟着唱歌，唱的歌好好听哟。前些日子，不知道怎么的，它忽然死了，只剩下一只空鸟笼，我看见它就难过。
说着，她那对顾盼神飞的眼睛，就像涨雾似的，显得有些迷迷离离。
顺着她的指示，我看见那只空鸟笼，却忽然变得迟钝，猜不出她底下要说些什么：莫非是要把这鸟笼送给我？只傻傻的应着：
哦。
她停了一下，又换用快活的声调说：
嗳，你们男孩子都会捉鸟的，你会不会？
我这才明白她的意思，就借机会替自己吹嘘：
岂止是会？我是专家呢。
她红着脸儿说：
我求你的，就是这件事儿
我抢着回答：
没问题的，我答应你。你打算要几只？
她很爽朗的笑起来：
嗨，又不是杀来吃，要那么多干嘛呀？一只就够啦。唔，也许，两只吧，一雌一雄，要它们成双作对，它大概就更快乐，更爱唱歌了。
我也爽朗的说：
好吧，两只，我答应你。
她很性急：
几时呢？后天吧，好不好？
我笑她那么聪明伶俐，却缺乏这方面的常识：
你说的是红下颏儿，对不对？那是一种候鸟，要到秋天才从咱们这儿经过，现在是七月流火，你叫我往那儿去捉？
她有些失望：
秋天？要那么久啊？
我提议说：
要不，就先捉两只别的鸟儿来养着。咱们城洼子里，会唱歌的鸟儿很多。 ，
她却不肯让步：
不，我不要。我只要红下颏儿，和从前那只一模一样！
我告诉她：
那就要等到深秋九月，重阳一过，红下颏儿就成群结队的来了，要多少就有多少。
好，我等着。她很温柔的说。又叮嘱我：到时候，你可不要忘了哦。
我当然不会忘记，从她告诉我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天一天的数着日子，盼望这炎热的夏季快些过去，只等着秋风一起，我就要把多年收起不用的罗网再补缀起来，捉它个三百五百只，再从里面挑两只最好的。
有这件事情占住了心思，一时之间，甚至冲淡了我对时局的注意；而不久以前，为了做不成流亡学生所引发出来的那种懊丧的心情，这时候也似乎大为减轻，觉得五哥的话言之有理：要参加抗战，何必离开家乡呢？
没事儿的时候，我冒着盛暑，常在城洼子里和那座护城堤上到处转悠，痴心妄想的盼着能看到一两只红下颏儿，明明知道这种想法违反常识，却巴望着会有奇迹。我是这样想：人为万物之灵，都难免有些心智昏迷、行为乖张的神经病，鸟儿的脑袋瓜子难道每一只都正常？有那去年留下来忘了走的，或者是今年提前赶着上路的，不必多，只要两只就好，一雌一雄，我就有本事把它们捉住，给巧姐送去，让她有一次意外的惊喜。
红下颏儿始终没有出现过，看样子，是非得等到深秋九月不可了。倒是我在城洼子里转愁了几回，对故乡的景色，愈来愈着迷，听着从天边传来隐隐的炮声，想想这一片大好湖山，即将沦陷在敌寇的铁蹄之下，我就有着锥心刺肝的痛苦，每逢走到没有人的去处，就喉头抽紧，胸口发胀，老想放声一哭。中国，哦，中国，你这只东亚睡狮，炮声隆隆，究竟把你震醒了没有？你是这样的古老，这样的悠久，在这世界上，应该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你灭亡掉；你的土地是这么宽广，你的子民是这么众多，哦，中国，你为什么不强盛起来？你为什么不壮大起来？醒来吧，你这只雄狮，耸起你的刚鬃，磨利你的爪牙，怒吼吧！我就这样一边踉踉跄跄的走着，一边仰天悲呼。走乏啦，喊累啦，就颓然倒下，亲吻着故乡芬芳的泥土，而感觉到自己是这样软弱，是这样渺小，就像泥土里的那些蚯蚓，一辈子生活在泥土里，却浑身上下不长一根筋骨。说什么下饮黄泉，上食埃土，其实呀，稍遇到硬地就钻不进去，稍遇到干旱就会僵死，可以说一点儿用处都没有，既不会蜕变出翅膀去飞，也不能长成厚甲尖牙来保护自己。连一只红下颏儿都不如！连一只小蚱蜢都不如！
那就是我！我呻吟着：我就像一条受伤的蚯蚓，躺在这泥窝里，等着敌人从这土地上走过去，用他那带刺的马靴把我踩死！
明明知道一场大祸即将临头，却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既不逃，又不避，更没有一条半条的迎敌御侮之计，就这样挺着脖子等死，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大人们的心理，我实在是不懂得！老百姓把卫国保乡的责任，完全推给军队，说什么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而一些正派人又有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成见，把当兵的看成一些特殊份子，非我族类，军和民分得清清楚楚的，老百姓只管完粮纳税，供应军糈，别的事儿概不负责。
我不知道这种观念是自古就有的呢？还是由于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军队变成了私人的武力，只用来争权夺利，视人民如草芥，二尺半被称为老虎皮，才使得老百姓畏惧猜疑，而拉长了军与民之间的距离？如果真如那些长辈们所想的，一旦国家有事，军人善尽卫国保乡之责，各安其位，各守其分，那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就像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在长城南北，拼死阻敌，那么轰轰烈烈的，以中国军队之多，前仆后继，日本人又怎能以小欺大，不把汉唐旧邦放在眼里？无奈是有些军人在平时耀武扬威，到了国家用人之际，却自动的丢城失地，甚至于为了保存实力，而腼颜事敌，藩篱尽撤，长城自毁，中国又怎能不亡呢？当时以第三路总指挥兼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就是这样的一个军阀头子，他本是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是在前几年中原会战靠倒戈起家的，七七事变一起，他又故技重施，采取不抵抗主义，日本鬼子还没有进入山东省，第三路军就自动撤退，把津浦路上的几座大城，连同省会济南市在内，都不费一兵、不折一卒的拱手让敌，这教老百姓去倚靠谁？老百姓自身也并非全无武力，别的地方我不晓得，单说我们故乡邻近的几县，因为平时常闹土匪，民间就自动组成制度严密的联庄会，红缨枪，大刀片儿之外，新式的手枪、步枪也有的是，每年冬季亮团，我亲眼见过集合起几万人的那种大场面，排队演练，也相当的壮观，这些武力不能用来和日本鬼子拼死一战嚒？当然是难操胜券，不过，如果每一省每一县都团结御侮，用血肉保卫自己的乡土，步步为营，处处防堵，纵然不能使侵略者缩手回头，最少也得让它每占领一城一镇，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它就会晓得中国人不好欺负，更不敢夸下海口，说什么三个月里头亡我中国！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实在太善良，太懦弱，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惨祸，竟然缩头束手，但求自保，敌人尚未来到，先把武器藏好，烧的烧，窖的窖，怕的是将来被日本人发现了，追究起来，罪名不小。当然不至于人人如此怕事，可是，那些在社会上、家族中居于领导地位的长辈，却大多都是这种心理。年轻人处处受着挟制，动弹不得，也只好躲在长辈们背后，暂时收起心头的怒火，让热血在体内凝结，让眼泪冻成冰块
要不是五哥拉住我，也许趁着日本鬼子还没有来到，我已经离开家乡了。
那天，我一个人在东堤口打转，碰到几个从北几县逃亡出来的学生，由一位老者护送，在官道旁边的茶棚里歇脚。由于年岁相近，身分相同，就和他们一见如故的聊上了。
问了一些他们家乡沦陷以后的情形，他们越说越悲恸，我越听越心惊。
在他们当中，有一个看上去年岁和我差不多的小伙子，很不客气的问我：
日本鬼子说到就到，你怎么还不跑？舍不得离开家啊？
我嗫嗫嚅嚅的解释着：
不是我舍不得离开家，是家舍不得离开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不肯放手，我有什么办法？
那小伙子不以为然，向我传授着他的经验：
你不会哭啊？你不会闹啊？你不会拿着草绳、切菜刀去抹脖子上吊啊？爷爷、奶奶没有不疼孙子的，爸爸、妈妈没有不爱儿子的，对不对？只要你自己下定决心，耍耍赖，发发狠，他们不点头，你就来个七天不吃饭，三天不喝水，看他们是愿意留下一个死的？还是宁可放走一个活的？
他说的这些招数，我何尝没有想到？可是，依我的估计，就算我厚着脸皮做出来，恐怕也未必有效。我叹了一口气说：
各家的情形不同，你是用这办法把自己弄出来的，对吧？我照着你的办法做，却不一定管用。
那小伙子嗤嗤哼哼的冷笑：
试都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这办法不灵？除非你自己不打算走！当然啦，去参加抗战总免不了要吃些苦头，比不上留在家里当少爷来得舒服！
我正一肚子冤苦，他再这么冷嘲热讽，可真是想挨揍。如果他不是一个过客，多半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就已经挥出了拳头。在自己的地头儿上，总不能这么没有涵养，我用左手抓住右手，才把那势子止住。吞了一口唾沫，我向他客客气气的说：
请问，你有几位兄弟？
他被我问得莫名其妙，又不能不回答：
你是问亲的？一个都没有，我是一棵独头蒜！
堂兄弟呢？
也没有堂兄弟。我们家里人口不多，从我祖父，到我，三代都是单传，所以他们才把我当成了宝，拉着扯着的不放我走。哈，到底还是拗不过我，你瞧，我不是跑出来了嚒？
他说着，眉飞色舞，顾盼自雄，就像是一只丑小鸭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天鹅，说到那句你瞧，还摆出了一个姿势，竟然有几分搔首弄姿的味道。
我向他说明我的难处：
这就是咱们两个人不同的地方了。你家里人口少，每一个人都注视着你，所以他们才中了你的计；我呢？你可知道我家里有多少人嚒？亲兄弟、堂兄弟都成群结队，有谁一天两天不吃饭，根本没有人注意，不吃也是白不吃，总不能真的把自己饿死！
各家的情形不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些话，我以为他会听不懂；或者是，听懂了，也不会寄予同情。那小伙子却是玲珑剔透，绝顶聪明，而且人也还算厚道，他听清了我的难处，倒是并不认为有机可乘，说一些轻薄话来奚落我，反而安慰我说：
不要急，总有法子可想的。
果然就皱起双眉，陷于沉思，要替我折筹代谋，想一条妙计。
对他的热心相助，我十分感激，而且已经把他引为知己。古人有所谓倾盖论交的故事，大概就是像我和他这个样子。我抓住他的手说：
算了，别替我伤脑筋了。但凡是脚底下有一条路，我就不会赖在家里不走。你放心好了，早晚我会走的，希望将来在后方，或是在军队里，咱们还有再见面的机会。
他目光闪动，也抓住我的手猛摇，高高兴兴的说：
何必等将来呢？现在，你脚底下就有一条现成的路呀！
我不解所谓：
你的意思？
他往我脚底下一指：
我说的就是这条官道！你既然决心要走，那还犹豫什么？顾虑太多，也许你一辈子都走不了！倒不如当机立断，脚底板儿抹油，一，二，三，开步走，咱们一齐上路！
你是说现在？
不把握现在，那会有将来？你总不会像老一辈的人那样迷信，迁徙、出行，还得翻查皇历，选一个黄道吉日吧？
那当然不用。可是，就这样一走了之，对家里怎么说呢？
咳，你怎么这样噜苏？就是因为说不通嘛，我才劝你出此下策。自古道，忠孝不能两全，你又想做忠臣，又想做孝子，世界那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别傻，我劝你快刀斩乱麻，根本不必回家，就这么潇潇洒洒的跟我们走吧！
真要是这样走了，从此流浪天涯，赤条条无牵无挂，潇洒倒是真够潇洒；大概在我的思想中，很久以来就存在着这样的憧憬，过去没有受到怂恿，所以它就静伏不动，现在听了这些话，我感觉到它在我的心头左右冲击，上下翻腾，再也控制不住它。只是为了表示自己还有些理智，我勉强按下心头的狂喜，喃喃自语：
能这样做吗？恐怕不行吧。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总得向家里说一声儿，不然的话，他们还以为我是被土匪绑票去了哪。
那小伙子又替我袪疑解惑：
这也容易。茶棚子里净是你本乡本土的人，不会托他们往府上带个信儿？将来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你衣锦荣归，再回来向尊长们磕头请罪，还怕他们不肯原谅你？
他说的很有理。古人移孝作忠，因公忘私，一定也做过类似的事，我又有什么不可呢？对！可以的！我用右拳击向左掌，大声的宣告：
好！就这么做！
那小伙子也显得非常兴奋，一把抓起我，要去向同行者介绍：
这几位，不是我的亲戚，就是我的同学，大家都会欢迎你
被扯得紧紧的，向那几个人走过去，我低头自顾，在这时候忽然想起一件极重要的事，就拉了一个骑马式，两条腿像木桩似的，把自己钉在当地。
不行，我不能跟你走！
那小伙子被我这么一挣，冷不防的，几乎跌了一个狗吃屎。他站稳了身子，向我发脾气：
一会儿走，一会儿不走，你这个人有什么毛病？
我指指自己身上，胀红着脸说：
你看我浑身上下，除了这套衣服，一个蹦子都没有，我怎么能跟你走？
他缓过脸色，笑得像孟尝君似的：
这根本不成问题。你没有衣服，我有，替换着穿就是了。至于吃的，我们一人省一口，你就挨不了饿。既然志同道合，还分什么你跟我？
就是这一点，教我很为难。这可能是自幼养成的一种观念，一直到老年也没有多大改变：让我帮助别人，只要我力量够，总会尽力去做，而且做起来心里很舒坦；可是，把位置颠倒过来，让别人来帮助我，我却很难接受不接受也就罢了，还往往措置失当，弄得双方都困窘不堪。我知道这是一项性格上的缺点，却到老也无法改善，在十几岁的年纪，当然更没有这种承恩受惠的雅量，事情就僵住了。
那小伙子跳着脚骂我，说我迂，说我臭，说我绝顶自私，说我根本不拿他当朋友正在这时候，我五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以家长的身分，向人家作了揖，赔了礼，把我押回到城里去。
在五哥的劝说之下，我打消了偷钱开溜的念头，决定留在家乡陪他。至于他本人，从来就没有过离开家乡的想法。以我家乡的人来说，对于日本鬼子的残暴，他知道的比谁都多，但装满他心头的，是愤怒，是仇恨，而没有丝毫的畏怯。
他常常对我，以及我的那些伙伴们说：
日本鬼子并不可怕，过去，是咱们自己的人太不争气。这场仗，只要咱们肯打，就一定能打赢的！不过，保国卫乡，这可是人人都有份儿，谁也不能退缩，谁也不能逃避！要抗日，不一定跟着政府往后退；要拼命，不一定要加入正规的军队；留在家乡，总会有很多可做的事儿！
有什么事儿可做呢？他也说不上来，却把主意拿得稳稳的：这是他的家乡，他要留在这里，就是爷爷改变了心意，准许他和我加入流亡学生的行列，他说，他也绝对不去！就因为他的意念太坚决，终于影响到我，也改变初衷，决定留在家乡陪他。就是这一念之转，由被迫变成自动，心情也大为不同，不再露出那么一副含冤受屈的面孔了。
宋老师家里的诗酒之会，我有几次托故未去，这实在怪不得我。作诗，对我来说，只能算是一门子功课，本来就苦多于乐，再遇上情绪不好，心浮气躁，还叫我咿咿哦哦，摇头晃脑，简直就是一种刑罚了。宋老师并不责备，只是每到会期，还照例的折柬相邀，倒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有一次，我故意挑了一个不是会期的日子，去探望宋老师。不巧宋老师和师母有事出门去了，只有巧姐一个人在家，一看到我就责怪说：
你可是有一阵子不来了！
我以为她是记挂着我答应过的红下颏儿，就老老实实的向她报告：
还没到时候，我去找过，一只都没有。别的鸟儿倒是很多，你又不要。
巧姐是一位温柔端庄的姑娘，从来不曾听到她放大嗓门儿说一句话，声音总是那么柔柔的，细细的。今天，她似乎真的生气了，也许是我来的时辰不对，正碰上她闹情绪，眼前又没有别的人，就拿我当作她发怒出气的靶子：
红下颏儿不来，所以你也就不来了！要是它永远不来，你也就永远不来了吧？
这几句话，声音虽然很低，却露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好像她真是有意和我吵嘴。我还不至于那么没出息，心里头可有些不舒服：怎么所有的女孩儿都是这样小性子、不讲理？我本来以为巧姐是和一般女孩儿不同的，看起来她也有泼辣刁蛮的一面，谁要是惹了她，恐怕也和别的女孩儿一样的难缠。怪不得孔老夫子说过那样的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他老人家一定是有感而发。过去读论语，这几句话也曾引起我的腹诽，总觉得孔子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说法，把所有的女子与小人都一概而论，未免有失他圣人的身分，直到今日，对这几句话又多了一番体会，才知道圣人果然不是白当的，所说的金言玉语，每一句都有至理。
巧姐向我发作了一顿，大概她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又不知道该如何收场，索性转过身子，一挑门帘儿，走回套间去，把我一个人晾在正厅里。从女孩儿身上受这种待遇，这还是生平第一回。我楞在那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心里十分无趣。楞了一会儿，想不出什么法子，既不想跟她吵架，也没有理由向她赔礼认罪，我觉得还是走为上策，于是就默然起立，悄悄的走了出去。
当时我是被情势所迫，只好出之一走，心里可并没有赌气斗狠、从此不再来的念头。可是，自从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却发现宋老师那里真是不好去了，每逢接到通知，也曾厚着脸皮，鼓起勇气，权当没有发生什么事儿，照常的去参加聚会，一路走着，一路给自己加油，离宋老师的大门越走越近，越觉得自己脸热心跳，而且频率渐渐加快，温度渐渐升高，步子也就越走越慢了。到了宋老师的大门口，我实在是拖不动脚，抬不起手，终于还是过门不入，临时改换了目标，就那样穿戴整齐，到孔庙跨院里打拳劈刀去了。
说得冠冕堂皇些，我这样做叫作弃文就武，从此多练筋骨，少用头脑。打拳劈刀，对我来说，倒不算是新功课，早在六七岁的时候，我就下场子练过，只是后来升入中学之后，反而生疏了。五哥的根基不如我，但他的兴趣极高，看他打起拳来那种咬牙切齿的样子，你会说他那不是在练功夫，而是跟自己拼命来着，好像他恨不得一时三刻，就把师父的本领全部学到。有时候，在师父的指派之下，我和五哥下场子对打，起初是我让他，后来就渐渐平手，偶尔我精神分散，用心不专，还难免会结结实实的挨他几拳。每逢他占了上风，竟然对我毫不留情，打得我火气上升，也就不再礼让，抽冷子给他几记狠的，两个人的身上都常常肿一块、瘀一块，要劳动师父推拿揉搓，替我们治伤活血。
每次他挨了我的揍，还都高高兴兴的夸奖我：
对，小六儿，练功夫嘛，就得这样子，一招一式，都不能马虎，不然哪，你就学不到真本事了！
我倒是有些不忍，劝他别这么认真：
练国术，不过是为了强健身体，别的还能有什么用处？练得再好，也挡不住敌人的机关枪、大炮，这在义和团时代就已经证明过了。五哥，你还真想拿这个去上战场杀鬼子啊？算了吧，不顶用呀！
五哥不以为然，他说：
怎么会不顶用？练过国术的人，身体健壮，关节灵活，跑得比人快，跳得比人高，力气比人大，方法比人多，在战场上拼命的时候，这就大有用处！像宋老师和他那些爱作诗的朋友，学问固然不错，身体却被学问给糟蹋了，一个个都像糟鹌鹑似的。薄皮、嫩肉、脆骨头，一按就扁啦，一碰就散啦，你能指望着这些人去保国卫乡嚒？要是让他们上战场，也不必动刀动枪，敌人在前面逃，让他们在后面追；追的时间长了，就能把他们给活活的累死！前些日子，你常和他们混在一起，爷爷、奶奶准许，我也不好阻止，只是替你着急，瞧他们那一身酸臭迂腐的气味，不怕薰坏了你？往后呢？你还去是不去？
我耸耸膀子：
偶然的，总还得去一次。
五哥斜着眼睛向我窥视：
我劝你，偶然的也不必，除非是你在打别的主意。听说宋老师有一个外甥女，自幼住在他家里，宋老师的本领，这位姑娘已经得了十之六七。有没有这么个人儿？
这当然是瞒不过去，我回答得很爽利：
不错，是有的。
那么，五哥注视着我的脸色：大概我猜得不错，你常常往宋老师家里跑，是另有所图啰？
瞧五哥的神情，他自以为是十拿九稳的，猜中了我的心事；殊不知，他这一猜，刚好猜到反面去。照他的猜想，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参加什么诗酒之会，完全是为了宋老师的那个宝贝外甥女；五哥何曾猜想得到，我是为了她才过门不入，才弃文习武的。依我平日的脾气，我绝对不肯受这种诬蔑，必然会大呼小叫，把真相说将出来，奇怪的是，现在我却不想否认这件事，自管把头一低，故作神秘，不言不语。
五哥向我咧了咧嘴，又使了一个黑虎偷心的招式，兜胸给了我一捶，这意思是对我完全满意，再也没有什么疑惑。
其后的一段日子，我和五哥往孔庙跑得很勤，几乎每天早晨都要到那里熬炼出一身汗水，直到近午时分，才随着别的伙伴们一同散去。下半天，有时候被爷爷拘在家里，由他老人家亲自监督着读书、写字。遇到爷爷不在家，或者忙着别的事，我们也就给自己放上半天假，五哥自有他的去处，我呢，就找几个小喽啰到城洼子里去转悠，表面上过着和往常暑假里一样闲适的生活，只是心情不同了。
那年的夏天似乎特别长，已经到了农历七月底，应该是金风送爽的季节，气候却还没有转凉。
候鸟似乎来得早了些，数量却似乎比往年少了许多，而且，都显出一副慌慌张张的样子，就好像一群一群过境的难民似的，稍受惊扰，就扑楞楞的飞上天去，不像往年那样容易捕捉。甚至就连我这个捕鸟老手，成绩也大打折扣。对这件怪事，我试著作了解释：从报上看到的消息，北平、天津那两座大城沦陷之后，以二十九军为主力的国军部队，转移到长城一带，以劣势武器与装备，对抗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车，奋勇杀撖，战况十分激烈；南口、忻口、古北口、居庸关、平型关、娘子关这些古老的地名，经常在报纸上出现。据父老们传言，候鸟秋去春来，从塞北到江南，这些关塞正是它们必经的路线。现在，长城一带烽火连天，鸟儿们在饱受惊吓之后，不得不提前上路，虽然已经飞离了战场，碎裂的心魂一时还不能平复，所以才听到脚步声就怕，看见人影儿就躲，不像往年那样蹦蹦跳跳，毫无机心了。
在众多的候鸟群中，红下颏儿总是夹在中间，来得不早不晚。这种鸟儿有一个特性：清晨上树，在枝头大展歌喉；一过正午，它就落下地面，在芦苇丛，或是灌木林中钻进钻出，大概是在寻觅食物。所以，要捉这种鸟儿，一天之中，使用的方法不同，上午用鸟笼，挂在树荫浓密处，有特别装置的机关活门，笼中放着一盂清水，和一两串谷穗，当那些歌星唱累了的时候，也许它就想进去休息休息，却不知道这家客栈是许进不许出的。用这个方法捉住的红下颏儿，都是些能歌善唱的优秀份子，只可惜它气性太大，一旦发现上了当，它就会在笼子里乱飞猛撞，直弄得头破血流，羽毛憔悴，纵然侥幸不死，也得用心调养一阵子，要想它精神抖擞的高歌一曲，那是明年的事了。另一个法子是用网捕，这要事先选妥地点，趁着正午以前，先把网罗布好，等到鸟儿落定之后，就几个人一路吆喝着，远远的赶过来，赶到网罗近处，齐着嗓子扯一声唿哨，鸟儿受了惊吓，朝着没人的那一面飞逃，就一个个的在网眼里上了吊。用这种法子捕鸟，有点儿像是竭泽而渔。遇到旺季，一罗能捉住几十只，只是品类非一，良莠不齐，也不分什么本地土著或异乡过客，凡是被圈进范围里头的，都一齐落入网内，有一回，我们还捉到一只老大老大的猫头鹰呢。好在我和我的那些伙伴们都是行家，对各种鸟儿的特征和习性十分熟悉，也知道该如何处理，该留的留，该放的放，几分钟里，就可以处理完毕。一网捉住几十只，也许最后决定收养的，不过是三只两只而已。
红下颏儿原不是什么名贵的鸟儿，我这句话说得太现实，太功利，把鸟儿也看作商品，给它定了身价，分了品级；事实上，在四十多年前的家乡，纯粹的农业社会，根本没有这种思想，许多东西都不会拿来当作买卖的对象，也就是说，那些东西是无价的，跟金钱完全扯不上关系。既然如此，又如何去判定它的价码、而说它名贵不名贵呢？四十多年以前，也不止是我的家乡，其他那些比较偏僻、比较保守的地方，想来也必然一样，都把莳花养鸟看作是雅事，正因为它雅，所以就不能带有一丝铜臭气味，那会把花、把鸟给薰死的！故乡没有一家鸟店，也没有一座以营利为目标的花园，莳花养鸟的人倒是不少，但是，从来不曾听说过有谁利欲薰心，硬要把花儿鸟儿订出一个价格，拿这些大自然的灵物去换取钞票。买卖是双方的行为，既然没有人肯卖，当然也就没有人能买，这种交易怎么能做得起来？你要是在别人的花园里看到一株好看的花，或者在别人鸟笼里听到一只会唱的鸟，因之而贪心大炽，希望能据为己有，那就只有两条途径可走：一条是求，一条是偷，虽然讨未必能讨得着，偷也不一定会贼星高照，一偷就到手。但是，除此之外，却再也没有别的门路。你可别妄想仗着财大气粗，硬要拿钞票当砖头，砸得对方屈膝讨饶，也非得满足自己的贪心不可，我告诉你，那种可能性很少，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因为，莳花养鸟的人大多把花鸟看成性命，而把钱财视同身外之物，你的钱再多，其奈他不卖何？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摆不脱这些老观念。
有一次，到一位养兰名家的别墅做客，主要的是要参观，他那上千盆的兰花。在主人殷勤招待之下，游目四顾，应接不暇，觉得自己一身的俗骨浊气，都被那芝兰之香薰蒸融化，而变得有几分高雅；可是，正当我心迷神醉，忽然听到主人向另一位贵宾介绍说：这一盆两万七，那一盆三万八我刚刚培养出来的那点儿情趣，就一下子被粉碎无余，一对老花眼也像装上爱克斯光似的，定睛再看，只觉得那些王者之香都走了样子，兰花是玛瑙，兰叶是翡翠，而且上面还缠了金丝，镶着钻石，那么耀眼生辉，令人不敢逼视。名贵诚然是十分名贵，却不再是一些真实而有生命的东西。我总觉得，有些东西不能让它有价钱，不管你把那价钱订得多高，事实上都是一种贬抑，有了价钱的东西就再也称不上高贵。这些老观念，是从我小时候就装进脑子里，而在那里生了根的。所以，你不能因为我偶然说错了一句话，用错了几个字，而就曲解了我的意思，否则，你不但惹恼了我，也得罪了我家乡的红下颏儿，这则故事我就说不下去了。
我之所以说红下颏儿不是什么名贵的鸟儿，并非指身价说的，而是因为这种候鸟数量繁多，不来则已，一来就成群结队，几乎是捉不胜捉，要多少就有多少，不像传说中的龙呀、凤呀、麒麟呀那般珍异难得。不是有物以稀为贵这句话嚒？根据这个道理，红下颏儿只能算是一种极寻常、极普通的鸟儿，名贵二字当然用不到它的身上去。
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鸟儿，却也是无价的。要是有人出钱雇我，不干别的，专门为他捕鸟，我必然一口回绝。我捉到的鸟儿，要是有人掂斤论两，挑肥拣瘦的出钱来买，也必然是自讨没趣，看不到我的好脸色。你大概会说我是古怪而又小器。古怪，也许有一点儿；小器，那可绝对不是。如果有人求我，而碰巧我心情正好，就是要个三只五只，我也一定会给。捕鸟的工作看起来很轻松，实际上却很沉重，别的不说，单说所花费的时间，一耗就是大半天，又要有经验，还得靠耐性。农历七月底，虽然已入秋令，后半晌的大太阳还够毒的，在那芦苇丛或是灌木林中活动，上面遮不住阳光的直射，左右前后却是密不通风，只要在那种地方待上两个小时，必然会汗流浃背，一身水湿，还另外奉送前胸后背数不清的痱子，每天刺刺挠挠的，不到秋凉就消不下去，实在是够辛苦、也够劳累。尽管如此，我费心巴力捉来的鸟儿，大部分还都是养在别人的笼子里，你怎么能说我小器？
我答应送给巧姐一对红下颏儿的，虽然有一阵子没有到宋老师家里去，对这份儿承诺，我并没有忘记。事实上，以我当时的心境和年岁，我对捕鸟养鸟一事，早已经失去兴趣，居然又再整旧业，重施故技，在这城洼子里流了好几身汗水，不为别的，就为着要捉两只上等的红下颏儿，给巧姐送去，她那里正有一只空鸟笼子在虚位以待呢。
出动了几次，虽然这一年的鸟季不甚景气，承蒙众家兄弟效劳出力，每一次也都能满载面归。可是，挑来选去，都不合我的意。有的是当年新孵出来的小雏儿，不但唱得不成调子，下巴颏里的那一撮红毛，也还是那种淡淡的土黄色。把这样的鸟儿送人，人家还当我是故意的敷衍塞责，不成敬意的。好在鸟季才刚刚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接续而至，机会还多的是，我决定不必太急，反正在这个季节结束之前，我一定会把这份礼物给巧姐送了去。
谁能想得到呢？就因为多拖了这几日，竟造成我终生莫赎的恨事。
这是怎么也猜想不到的。别说是我，就是那些年老智高的长者，经验丰富如一部活历史，对故乡数百年的往事无所不知，可以依据他们的经验，卜占来年旱涝，预测明朝晴雨，也是绝对猜想不到的。
在我的家乡，那一大片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上，自古以来，就灾难频繁，一直到民国二十几年，乡民们的生活还停留在人与天争的阶段，生存的凭借十分艰难。故乡的灾祸之源，就是那条永远混浊、永远不清澈的黄河，照史书上的记载，它曾经许多次在那块大平原上翻身打滚，改变河道，每一次都带来滔天巨祸。就在它比较老实、比较安分的年岁，在那高达数丈的堤头，稍稍冲开一点儿缺口，也会使得几万平方里的平地变成泽国，人民流离，庐舍为墟。不闹水灾的时候，又往往久旱不雨，禾枯树死，赤地千里，情况是和水灾一样严重的。只要能挨过这两种天灾，故乡仍然算得是一片福地。从初民时期，炎黄裔胄就在这块土地上落户定居，经历过这许多世代，人烟越发稠密。
那一大片平原，地脉深厚，结构严密，挖掘一口水井，要深入地面数十尺，挖出来的是一层又一层颜色不同的泥土，却连一粒鸡蛋大的小石子儿都没有。有的只是些陶瓮、土罐、龟甲、兽骨几千年前的古物，会在极偶然的机缘下大量出土。那一块土地，就因为它够悠久，所以它也够坚实，不坍不陷，不动不摇，那样厚厚重重的，安安稳稳的。在那块土地上走路，你会觉得每一个脚印都深镌久留；在那块土地上建造房屋，你会相信它将世代相传，子孙永守。
在那块土地上，上百岁的老人，不知道什么叫作地震，非但不曾经历过，而且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可是，就在民国二十六年的秋季，七七事变发生之后不到两个月，人祸招来了天灾，一场空前未有的大地震，震动了那块安稳厚重的土地。由于乡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又正是大敌压境、人心虚浮之际，对这次突如其来的灾祸，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内心更是倍感恐惧，于是一时之间，谣言四起，各处传出许多初民时期神话式的故事。有些人还只是听听说说而已；有些人就深信不疑，说什么鳌鱼翻身，地狱走水，天神失职，妖魔出世总之，人类大祸临头，世界到了末日。
想起那次大地震，就在这四十多年之后，犹不免冷汗淋漓，心有余悸。我不知道那次大地震是怎样发生的，也不知道它在地震仪上是属于几等几级；而且，灾变发生之后的这几十年来，更很少看到有关它的文字记载，可见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是一桩小事。然而，对我来说，它留给我的记忆，却是超级的，最强烈的，和我日后所经历的那许多重灾大祸相比，也并不能降低它的地位。
那次大地震，从初震到它完全过去，拖拖拉拉的，几乎连续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头，够得上强烈的就有七八次之多，中间还穿插着许多次强弱不等的小震，大概每隔三两天，总要摇晃一阵子，摇得人心惊胆颤，头昏眼花。
初震是发生在深夜里，情景最为怪异，也最为滑稽，但由于根本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虽然十分狼狈，倒是并不畏惧。我和五哥睡在学屋院里，一排房子五大间，三明两暗，弟兄俩各据一端。那天深夜，我正睡得好好的，忽然被人从床上掀了下来，平著身子落在方砖地上，摔得屁股好疼。我茫然四顾，不见人影。而当时睡意什浓，也就顾不得找人打架，嘟哝了几句，还爬回床上去睡。及至第二次又被掀下来，这时候头脑比较清醒，我才发现原来是那张古旧的顶床在作怪，它好像日久成精，有了灵性，竟然和我开起玩笑，一边格格吱吱的发着怪声，一边摇摇摆摆的全身抖动，就像一匹不受约束的马驹子似的，连蹦带跳，非得把我掀下地来不可。接连被摔了两次，我已经没有睡意，心头一把无名火涌起，和身扑了上去，跟那张木床进行一场角力，它朝上甩我，我往下压它，僵持了一阵子，感觉上它似乎平静了些，却猛然来了个大动作，把我整个儿甩离床面，往方砖地上摔落，我才相信它真是成了精了，有了神通了，光凭我这副泼皮大胆是制不住它了，这么想着，不由得心虚胆怯起来，头皮一炸，两条腿发麻，赶紧的挣扎着往外跑。大厅里黑漆漆的也没有个灯火，冲到正门口，刚好和一个人体撞了个满怀，双方的冲劲儿都不小，彼此仰面撞倒，又怕又疼，都失声喊叫，才知道被我撞倒的是我五哥。
五哥坐在地下抖抖缩缩的问着：
小六儿，是你吗？
是我。我应着，迫不及待的向五哥诉说：不得了，我房子里那张老木床成了精啦，要跟我打架，我也打不过它
不是床的关系，是这房子有问题。五哥似乎已经作过一番深思熟虑，说话的口气却有些躲躲闪闪的：小六儿，你也听说过这学屋不大干净，对不对？好像是说，有一位老夫子死在这里，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儿？
事情是有的，小时候，我还跟着那位老夫子念了半本论语呢。老夫子姓周，本来也是邻县的一位财主，只因他天性好赌，而又每赌必输，一份家产就渐渐的耗尽，最后又遇到郎中，连仅剩的一座店铺也输给别人，只落得扫地出门，无处存身。太太上了吊，儿子也离开家乡，自谋生路去了，只留下他孤苦一个，人也变得疯疯癫癫的，被爷爷收留在家里，成了我们几个小毛头的启蒙老师。事实上，这位周老夫子心志衰竭，神经也不大正常，根本不能教书，是因为爷爷和他相识，同情他的际遇，所以才假教书为名，给他一个栖身之处。只过了半年的光景，他就一病不起，死在这间学屋里。他生前就常常自言自语，唉声叹气；他死后，这学屋被闲置了很久，偶然有人从院墙外走过，听到学屋里有些动静，也许是风吹窗棂，也许是阶前虫鸣，听到的人神经过敏，硬说那是周老夫子的声音，硬说那声音和周老夫子生前的自言自语、唉声叹气是一个样子这则故事，平时我是不肯相信的，五哥也和我一样受过新知识的洗礼，对科学有着极坚定的信心，当然也认为这故事是荒唐无稽，否则，他就不会接受我的提议，叫人把学屋收拾出来，跟我一同住在这里。不过，说是完全不信呢，那是在平时，那是在艳阳高照的白日；像现在这种时刻，又发生了不可解释的怪事，我们的信心就似乎有了空隙，从里往外一股一股的冒着冷气，脊背上的汗水也凉飕飕的。
我喉头干燥，咽了一口唾沫，问道：
五哥，你的意思是说有鬼？
其实话是他先提出来的，说这学屋不太干净，不就是闹鬼的意思？可是，当我这么挑明了一问，他大概是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身分：一个受过科学教育的现代青年，怎么能如此迷信？要想完全不承认吧，内心虚弱，又说不出硬话，就越发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用的是一副梅兰芳式的假嗓子：
鬼，是不会有的。人死如灯灭，那来的鬼呢？只不过，今儿晚上这些动静太怪异，不知道该怎么样解释。你别怕，小六儿，有道是邪不胜正，只要咱们光明磊落，就是有什么邪魔鬼祟，它也奈何不了咱们，何况，这是在咱们自己的家里，你说对不对？来，小六儿，你就靠紧五哥，坐在这里，尽管放大胆子，管它妈拉个巴子的是什么东西，咱们就跟它耗下去！
说到最后这两句，调门儿升高，又恢复了他做哥哥的权威。反正我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就照着五哥吩咐，挨过去和他坐在一起。
五哥抓住我的胳臂，又小声的叮嘱我：
小六儿，你记牢，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要保持镇静，别哭，别叫，别跑，万一落在别人眼里，拿来当笑话说，咱们可受不了！
原来五哥的想法跟我一样：不是怕自己有凶险，怕的是在别人眼里出洋相。兄弟同心，两个人背靠屋门，挤得紧紧的，打定了主意不躲不避，就跟它耗下去。屋门是上了闩的，屋子里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谁知道那一圈漆黑中有些什么东西？也弄不清当时是几更天了，只在心底浮动着一丝希望；不管夜有多长，天总会亮；只要能熬到天亮，我们就算打赢了这一仗。
有人说：恐惧生于无知。可是，在某些情况下，无知也会助长了勇气，虽然那种勇气是憨憨的，傻傻的，照前不顾后的。我和五哥这两个傻小子，在那个生死关头的大地震之夜，就这样背门而坐，根本没有想到要往屋子外头跑，居然也让我们熬过来了。
怕给人家看笑话，结果却做了大傻瓜。所好的是，那天夜里的傻瓜很多，闹出来的笑话更是五花八门，什么新鲜事儿都有，像我们弟兄俩的想法和作法，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哪。
事后，总算从明白人那里，听清楚当天夜里发生的是什么事；又知道地震是一种最可怕的天灾，墙倒屋坍，山崩地裂，比起闹鬼更要来得厉害。就在那一夜之间，我们那座小小的县城，就倒坍了几百间房屋，葬送了几十条性命。幸好我家那座学屋，虽然很陈旧，却也够牢固，还禁得住摇摆，否则，那天夜里我和五哥都打定了主意，要以正克邪，说什么也不会跑出来，别说它倒啦坍啦，就是从屋顶掉下一根木条或者砖块，砸在脑袋上，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你说那有多冤枉？
在那冤死了的几十条性命当中，有几位是我家的亲戚；另外也都是乡亲近邻，叫得出姓名来的。地震过后，县城里有许多人家都在办理丧事，弄得一座城惨雾愁云，哭声阵阵，到处流动着一种惊慌、疑惧而又哀伤的气氛，再加上大街小巷，触目是断垣残壁，倒好像是日本人已经来过了似的。
最令我震惊而不肯相信的，宋老师的外甥女巧姐那个有才无命的女孩子，竟然也在这次灾祸中丧失了生命。我在地震的第二天，就听说了这件事，一口气跑到宋家的大门口，隔着院墙，听到从里面传出宋师母的哭声，我还是不能信以为真。在大门外徘徊了很久，从宋家亲友们口中，再三的证实了这个噩耗，我仍然告诉自己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后来，是前来吊唁的一位太太看见我在大门口发楞，进去告诉了宋老师，我才被喊了进去。
宋老师老泪纵横，反而一再的安慰我：
不要难过，孩子，这是天意。
我知道，巧姐之死，对宋老师夫妇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也想说几句表示同情的话，却苦于笨嘴拙舌，想不出该说些什么。
宋师母哭得嗓子都哑了，看到我，抽抽噎噎的说：
这些日子，怎么不见你来？昨儿个，巧儿还念叨着，说是你答应过送她一对小鸟儿，大概你是忘了。我这个外甥女可是个死心眼儿的人，别人说过的话，她会一直记着。
就是这件事情使我难过。宋师母冤枉了我，但凡是我答应的，不论事情大小，我总会把它做好。现在，一场意外的横祸，谁能料想得到？却把我变成一个轻诺寡信的人了。
宋师母看我无话可说，就吩咐我：
傻站著作什么？给你巧姐上一炷香吧！
拈香在手，我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宋师母气冲冲的说：
跪下呀。你巧姐比你大，难道她还受不起你一礼吗？
我就直挺挺的跪倒在地，上香，行礼，正待站起，却被宋老师阻止
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告诉你的好，过去不告诉你，是怕落了痕迹，反而使你们不自然，怕见面。现在，人已经去世，就不必再瞒着你了。你知道的，巧儿父母双亡，由我来教养，等于是我的女儿一样。所以，她的终身大事，我不能不张罗。我觉得，你和巧儿很相配，原有意把她许给你，巧儿自己也同意。
宋老师的这段话，我是跪着听的。听得很仔细，很清楚，一字不漏，心里却迷迷茫茫，像作梦一样。宋老师的话并不难懂，他使用的这些字句，我也都深知其义，不至于有什么误会。他说要把巧姐许给我，这个许字，就是允婚的意思，我懂得；可是，这总得男方先来提亲才行，却把我蒙在鼓里，对他老人家的这番美意一概不知，他又怎么个许法呢？他又说，巧儿自己也同意，那就是说，不知道这件事儿的，就只有我一个人啰？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人算计的笨鸟，树上有机关，地上有网罗，又准备好一只空鸟笼子在等着我，可是，就没有人问问我的意思：我是不是愿意进去呢？
久知宋老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的思想，有的很旧，有的极新，旧的那一部分可以称得上是老顽固，新的部分又几乎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而他的立身处世，也自有一套哲理，往往不依照常轨，却并不因此而影响他在乡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提起宋老师，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才子，而四十多年以前的那个旧社会，虽然礼教的势力很重，对才子却是很优遇，也很宽容的，不像对一般世俗大众那样严厉。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宋老师做事一向是我行我素，只能别人配合他，他是绝对不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过去，作为他的门人弟子，对他那些被传扬的轶闻趣事，我都听得津津有味，甚至兴起一种大丈夫当如是的心理，而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他对我所作的这件事情，半新半旧，不今不古，实在教人难以接受。尤其是，当巧姐活着，他把他的这番好意藏在心底，不向我透露一点儿消息；现在，巧姐已经离开人世，他却向我说得源源本本的，清清楚楚的，全不想我听到这些隐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