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故事，要先从我故乡那座古怪的县城说起
古怪，就是既古而又怪。我相信世界没有第二座像它那样的城市。最少，自从我十八岁离开家乡，四十年来，走南闯北，到过许多省份，住过许多城镇，就从来不曾见过有另一座县城像它那副怪样子！说到古，在这世界上不，只说咱们中国，比它古的城市就有不少；可是，说到怪，我敢说它是天下第一，举世无双！
先说它的古，它是在春秋时期开始建立的，到西汉初年，就具有现在的这个规模。不错，世上的古城尽多，可是，有些古城不止一次的改建过，迁徙过，虽然还沿用着那个最古老的名字，但已经不在原址。就像咱们中国黄河流域的几座名城：西安、洛阳、开封、商邱、徐州等等，都有这种情形。而我故乡的那座县城，两千年来，一直留在老地方不动，这中间，水患之多，不计其数，却对它没奈何。这话不是乱说，城里关外，有许多出土的古物，可以作为证明。当然，年代太久远了，城墙和城门楼子早已经坍倒过又修复过许多回，修来修去，都还在原址，有些城的砖头，上面还有汉武帝元光、元狩的年号。一块砖头就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你说它古不古？
再说它的怪，更是怪得厉害。山东省一百零八县，县分三等，故乡这个县份，论土地面积，纵横都不足五十里，在三等县里也要排在最后几名。光是小，那倒还算不了什么，顶多只是被邻近大县份的人拿来开玩笑：哟嗬，还是你们贵处好，县太爷有什么公事要通报，一不必送公文，二不必贴布告，只要派一个大嗓门儿的衙役，敲着一面铜锣，站在衙门口那么一吆喝，四乡都听得到！这话太夸张了，不值得一驳。故乡的人也都不在乎这种玩笑，有道是：瘦子不比胖，矮子不比高。因为那瘦子、矮子除了不胖、不高之外，也并非样样都不如人。不说别的，只说那座县城，论它的高大雄伟，方正整齐，在故乡一府十三县当中，就赫赫有名，不数第一，也数第二，足可使故乡的人扬眉吐气，挽回了面子。
因为县份小，那座县城当然也就大不起来，但建造得很有气派。大致的说，城是正方形的，从东门到西门，从南门到北门，是一条直直的十字大街，把城区分作四个方块，十字街口有一座钟鼓楼，那是全城的正中心，也是城区最高的建筑物。四座城门，都分内外两重，有两排高墙围成瓮形，就是所谓的瓮城。城门楼子高达三层，和城中央的钟鼓楼形式相似，只稍稍矮了几尺。四面城墙，高度都在两丈以上。因为特别高，所以也格外厚，城墙上的马道有七八尺宽，外有齐齐整整的垛口，显得十分威武。据故乡父老们传言：在从前帝王时期，省、府、县三级的城池，高低大小都有一定的制度，稍有逾越就算是犯了忌；像故乡这种三等小县，本来是不准许这么高的，只因为地形特殊，由地方官吏、士绅联合陈情，获得朝廷允许，才能修建成这个样子。邻县的人也都知道这段故事，所以他们只敢比大小，不敢比高低。
其实，最具特色的倒还不在城的本身，而在城外那一圈长长的护城堤。本来，建造在故乡那一片大平原上的城市，由于黄河泛滥，常闹水灾，这种护城堤原是不可少的，但是，一般的情形，堤既以护城为名，总是不会离城太远的，而故乡县城外的那一圈长堤，却有些虚张声势，离城最远的堤圈，竟足足有十里路，出西城门通往府城的官道，就从那里越堤而过，地名叫作十里口。东面的堤离城七里，南北两面比较近，也都有三里、五里不等的距离。而且，那圈护城堤不止是大，还另有一桩奇处，那就是从堤里堤外两个不同的方向看上去，它的高度不一致。譬如，你从城区往外走，那圈护城堤就像山一样挡住去路，巍巍然高达三丈有余，可是，当你气喘吁吁的爬过堤口，踏上平地，再回头顾视，却发现它最多也不过只有一丈高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呢？答案很简单：堤里堤外的地势，一高一低，有两丈多的差距。
就是这两丈多的差距，造成城与堤之间很特殊的地形，很别致的景色。在城与堤之间，不是阡陌纵横的田地，而是一汪子浅浅的湖水，故乡的人实事求是，也没有替它另外取一个名称，只是简简单单的称它为城洼子。这个城洼子非同小可，论它的面积，从东堤口到西堤口有十七里路，南北也有八九里，要比一般的城洼子辽阔了许多，说它是湖，也不为过。从堤上往下看，城在湖的中央，恰似一艘制作精美的楼船，在水面上飘浮；由四门通向四方堤口的官道，都筑得高高的，就像四条粗大的缆绳，把这条船牢牢的拴住，怕它沉没。自来建造城市，总要选定一个高朗干爽的地方，故乡这座县城所处的地势，却是全县最低，以至于弄成这么一副狼狈的样子，你说怪不怪呢？
何以致此？故乡的父老们也有解释。据说，当初建城的时候，它和四乡原是一样高的，也许还稍稍高了那么一点儿，正符合筑城的条件。可是，城造起来之后，由于黄河为患，常常涨大水，威胁到城的安全，于是就在城外适当的位置，筑了那么一圈护城堤。大家都知道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经过西北黄土高原，挟大量泥沙以俱下，因而黄河所造成的水灾，比别处格外厉害，当大水退走，到处是沙土成堆，平地高起几尺，使山川变易，城市迁徙，都是这样造成的。筑堤是为了防水，也把那些泥沙拦在堤外，堤内的湖水是从地底渗进来的，所以才会那样清澈。这证明堤的作用是充分发挥了的，它不但捍卫了城的安全，也维护了城的原状，使它两千年来，屹立不移，不像别的城市那样搬来搬去。不过，堤内保持了老样子，堤外却渐渐淤积，于是低的变高，高的变低，就造成后来这种地势。故乡城区流行着四句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不怕涨大水，只怕下大雨；大水淹四乡，大雨灌城里。因为地势低，落在城与堤之间的雨水无处可去，而护城堤比城墙高了何止一丈，万一兼旬累月，倾盆不止，雨水越墙而入，岂不是全城遭殃？好在故乡天气干爽，不是多雨地区，并没有真正发生过歌谣中所说那种大雨灌城里的事，只有那些第一次见到我们这座县城的人，站在堤口发楞，不免有些心惊。
其实，如果你没有什么神经过敏的毛病，第一次看到我们这座县城，你也会像我一样爱上它的风景，感受到它的明媚与宁静，而不会在心里替它忧虑什么。那么大的一注子湖水，深处不至于没顶，浅处只有一两尺，正适合栽种各种水中植物，以芦苇、蒲草最多，也有一大片一大片的荷花；水中有鱼也有虾，春秋两季，更有大群的候鸟在这里落脚，像客栈一般的热闹。最外围的那一圈长堤，也分段种植着各种树木，最多的是柳树和槐树，浓浓密密，几无隙处。站在城头头上向四下里眺望，一湖蒲苇绿，十里芰荷香，再衬着远处那条首尾相衔的青色巨蟒，真是壮观极了。严冬季节，湖上是一片琉璃世界，冰层都冻得实实的，不但禁得住人，而且禁得住车，不怕冷的小孩子们把它当作游戏场，除非是天气特别坏，否则这里整天熙熙攘攘，景象也并不凄凉。
除了那四条通往四方堤口的官道，在城洼子的西北角和东北角上，还有三座小土丘，都被大片的湖水环绕着，说它是山也好，说它是岛也好。从最靠近的官道到那小土丘之间，也有人筑成田埂子似的羊肠小径，拐弯抹角，连蹦带跳，才能爬到那些小丘上去。这三座小丘，如果放在别处，可能不值什么，在那空荡荡的城洼子里，却是最好的点缀，远远望着就挺吸引人的。
三座土丘当中，要以西北角上的那一座最为堂皇，高度大约有十余丈，居然也有一个正式的名衔，叫作文亭山。山上盖了一座庙不，那不是庙，而是一座像庙的四合院落，里面一尊神像都没有，只在山门外头，立了一方石碑，上面刻着五个大字：曾子读书处。这处古迹，可能是出于后人的附会，但它的来历也很古，按照县志的记载，这位题字立碑的某某公，曾经在北宋初年做过本县的县太爷，如此算来，这座石碑在山顶兀然而立，任凭雨打风吹，已经有八九百年了，立碑人的姓名漫漶不清，看不出他姓什么叫什么，想来不是范仲淹、欧阳修之类的大人物。东北角的那两座，一大一小，高度相差不多，只有四丈左右，都是平坦坦、圆碌碌的那种样式，远远望过去，就像并排放着两个发面馒头，一个发得大，另一个没有发好，所以小了那么一号。家乡也懒得替它们取名字，管那个大的叫作大堌堆，小的就叫作小堌堆。后来才知道，这两个堌堆原来是大有来头的，有几个外乡人盗宝，从里头挖出来不少的古物，敢情那不是寻常的土丘，而是汉代那一位王爷的陵墓。有这三座小土丘点缀着，给这城洼子添了不少的景致。如果你是一位诗人，就像在小学和初中教我国文的宋老师那样，以极丰富的想像力，把小土丘看成高山，把护城堤看成峻岭，你可能也会写出像宋老师所写的那种好诗：三山如虎踞，一岭似龙蟠。你瞧，够雄伟吧？
听到这里，可能你会打岔：
喂，老兄，你说你离开你家乡四十年啦，家乡的地理环境，你怎么还记得这样清楚呀？
告诉你吧，老弟，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老年人的记性，记远不记近，新认识的面孔，可能会转眼就忘；越是久远的事情，越是记得清晰。而且，脑子这架机器，也是挺有个性的，虽然记忆部门录音录影的键盘一直在转，有时候效果出奇的好，有时候也会发生故障，对那些该记或不该记的事，好像它自己会选择。你问我，对自己家乡的地理环境，怎么会记得这样清楚？我想这没有别的缘故，唯一的理由是我的脑子愿意记它。这就像小时候背书一样，遇上自己喜欢念的，或是诗，或是词，根本无须花费多少力气，像唱山歌似的，就轻轻松松的把它装进肚皮里去，而且从此就印在那里，再也不会消失；遇到那些自己不愿想念的东西，任凭喊破了嗓子，也都是白费，背起书来支支吾吾，哼哼唧唧，少不了的要挨老师的一顿戒尺。家乡，那是我最喜爱的地方，在那小天地里，到处重叠着我的足迹，到处飞扬着我的梦翼，到处荡样着我的笑、我的歌，到处汹涌着我的血、我的泪啊，我怎能忘记？我怎能舍弃？家乡的旧地往事，都像雕板一样刻不是印在我的心底，虽然离开它已经有四十年，四十年有什么关系？也许，我会把它从今生记到来世！
从出生到十八岁，把虚岁扣除，也足足有十六个半年头，我是在故乡那座古怪的县城里度过的，这中间，包括了我整个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那是人一生中最可珍贵的岁月。长大了之后，我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换一句话说，我庸庸碌碌的过了大半世；小时候的我，却是一个顽皮捣蛋的孩子，常常任性胡为，做出一些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事，使得爱我的人皱眉叹气，恨我的人咬牙切齿。尊长们如果能看到我日后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许会感到欣慰，而我自己，却一直怀念着少年时期那段飞扬的岁月，觉得那时候的我才比较自然，比较真实，像一匹没有上笼头的小马驹子，爱咬就咬，爱踢就踢，虽然在别人眼中是顽劣成性，自己却过得无拘无束，无忧无虑。
六岁以前的事，已经模模糊糊的不太记得；六岁以后，入学读书，每天背著书包在县城里那条十字大街上来回的跑，总算有了自己的生活，记忆也才渐渐增多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一入学就是如此），读书对我成为一件十分自由的事，爱读就读，不爱读就溜之大吉，把书包留在教室里，却整天看不到我的影子，人呢？当然有我的去处，有时候跟着出红差的刽子手到西关外刑场上去看砍头，有时候就在城洼子里到处晃悠，听喜鹊吵架，看蚂蚁搬家，或者下湖摸泥鳅，上树掏斑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玩得高兴极了。可是，我这些自得其乐而又不妨害别人的行动，却常常惹得老师发火。那时候学校里还不禁止体罚，老师的威权很大，轻则骂，重则打，打得两只手掌都肿起了好高，还得很小心的缩在袖统里藏着，唯恐被尊长们看到，不问青红皂白，又是一顿狠揍。小时候的记忆，苦与乐总是连在一起，把挨打看作理所当然的事，犯什么过错该打多少，自己心里有数，早就摩拳擦掌的准备好了，从来不想逃避，也绝对没有仇恨老师的心理，大家各行其是，各尽其责，师生间保持着一种虽不和平、倒还融洽的关系。
你要是问我：小时候究竟挨过多少打？啊，很抱歉，就是这件事情我无法回答，不是替自己遮羞，实在是记不清楚啦。不但记不清挨了多少下，甚至于也说不出打过多少回。反正那个时期的中国孩子，都是这样打着长大的，除非你特别好运气，托生在一个开朗的新式家庭里，爸爸是老留学生，妈妈也是洋学堂毕业的，也许他们会拿新法子对待你，否则，棒头出孝子，打骂是一种教育方式，人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既然不想向打你的人报仇，打过就拉倒，记它做什么？
如果你非要问清楚不可，我只好这样回答你：挨了不计其数，最少也和我吃过的馒头、窝窝头一样多。真的，小时候挨打就和吃饭一样，都被认为是成长期间不可缺乏的营养。遇到不走运的日子，一天就挨了不止一顿，上午刚挨过，晚上还要再找补几下。偶然有一天不挨打，那必然有一个特别的理由，或是逢年过节，诸神佑护；或是那天父母、老师的心情不好，懒得跟你玩闹，暂时在账上记着。
总而言之，我挨打的经验可以算是十分丰富，在这四十多年过后，痛定思痛，痛加检讨，我得说打骂实在不是管教孩子的好办法，尤其是打骂太多，打也打木啦，骂也骂皮啦，还会有什么效果？就拿我来说，小时候几乎不可救药，长大了没有再继续升级，由坏孩子变成流氓、地痞、强盗、土匪，那是我自己变好的，或者说是这个时代救了我，跟挨打挨骂完全没有关系。
不只是对我无效，对别的孩子似乎也收效不大。例如，逃学，这是注定要挨打的，然而，不知道挨了多少，却始终没有把我这个恶习戒掉。最初，我独来独去，渐渐有了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也说不上是谁传染谁，大概天性相近，都是不成材的粗胚子，受不了学校里那种端肃仪容、正襟危坐的生活，而学校外头分心的事儿又太多，往往正在学校里待得好好儿的，忽然有人想起了一个主意，彼此在耳边嘀咕了几句，就一下子玩心大炽，而忘了老师们手中的戒尺。大人们总以为，几个坏孩子聚在一起，逃学溜号，甘冒大不韪，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了不得的大恶事，其实，我们翻墙头、钻窟窿，躲躲闪闪，如同小偷，并非真有什么坏事可做，可能只是有人说了那么一句：不知道北城洼子芦苇棵里那堆鸟蛋孵出来了没有？或是：昨天晚上，我在南城墙根底下，听见一只蟋蟀叫得好大声，说不定是只将军呢！就是这一类的话，入耳动心，教人按捺不下，真像是中了祟，入了魔，拼得第二天挨打受骂，当时也非得去探一个究竟不可。这些理由，在大人们那里都是不能成立的，而大人们偏又喜欢寻根究底，打骂之余，还要像逼供似的要你说一个明白。你越是实话实说，他们越是满腹狐疑，认为你是一手遮天，一手盖地，没有一句话是真的！哎，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既然有理说不清，干脆就不解释，由著他们去胡乱猜测，可是，他们看你低头不语，却以为你是俯首认罪。话都是他们编的，硬要你承认是咱们做的，你说，这冤不冤呢？小时候犯了过错，挨打受骂我都不在乎，就怕大人们这种不讲理的态度，教人心里不服，打骂的效果自然也就降低了。
在长辈们当中，我比较能信服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会作诗的宋老师。他和我们家里有点儿亲戚关系，是那种一表三千里的亲戚，叙起来我要喊他表伯。
他在满清末年最后一科入过学，是一位秀才先生，入民国后又进了优级师范学堂，有中学教师的资格，只因为恋乡心切，甘愿在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在五年级的时候做我们的级任兼教国文。那时候小学的编制和中学一样，老师们分科任课，各有专长。像台湾小学里这种岂有此理的包班制，把老师看成一把万能钥匙，不知道始于何时。那时候学生的年纪比较大，所授的课程也比较深，尤其是国文一科，教材是老师自己编的，爱讲什么讲什么，小学五年级读的课文，竟然大部分是从左传、国策、国语、史记这些典籍中选出来的，好在学生们大都读过私塾，有那些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在肚子里打底儿，啃这些硬东西，还不至于弄坏了肠胃。再加上我们这位宋老师是真的有学问，讲起书来深入浅出，能顾到学生的程度，更增进了我们的消化能力。十来岁的孩子，一篇又一篇的，往肚子里塞这些两千多年以前的老古董，居然也并没有人闹消化不良症。更难得的是，照他的履历，宋老师应该是很顽固、很守旧的，而他自称是维新派，对学生心理摸得很透彻。过错犯在他的手里，多半是从轻处理，也肯听我们东拉西扯的乱解释，但这并不是说他容易蒙混，你要想以假作真，他一听就会扯住你的马腿，教你动弹不得。他自己说他长了一只有神通的鼻子，能闻得出谎话的气味，我想这大半还要归功于他的年岁，他的阅历，培养出一种察言观色的本事。所以，在宋老师面前，我是从来不说谎的，有一句，说一句，虽然有些话自己听着都觉得挺稀奇，他老人家却能耐着性子听下去，临末了儿还作出一副兴味盎然的样子，问我：你真的看见一只黄鼠狼用两条后腿走路，头上还顶着个人骷髅？在什么地方？大堌堆？下次有机会，带我一块儿去，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还没见过这种怪事呢！我说的确实是真话，如果不可靠，那一定是我的眼睛骗了我，而不是我存心诓宋老师。宋老师也知道我不会骗他，不管我说的事情多么离奇，他老人家总是深信不疑，从来不把我当作一个会说谎话的坏孩子。就是这一点，使我对宋老师最信服，也最感激。
要不是上有宋老师庇护，多半我会毕不了业的，早就被戴上一顶不守校规、破坏校誉的帽子，给挂牌开除了。还不止是我，连我那几位好伙伴，也都把宋老师当作靠山。有人问宋老师：学生这么多，为什么单单喜欢我？宋老师回答说他是爱才，哎呀，这可真是教我承受不起，浑浑噩噩，懵懵懂懂的，我那来的什么才呢？不过是宋老师的薰陶感化之下，会把那些之乎者也矣焉哉连缀成句，写几篇连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的古文而已，宋老师却认为很难得，往往通篇连圈带点，最后还给加上几句好评语。
我这点子长处，在别位大人那里却受又不到赏识，甚至在根本上就表示怀疑，认定我是耍弄诡计，绝非亲笔。就连我的父亲，都不肯相信他的儿子，读了我一篇杰作之后，指着桌子喝斥：说！说！你这篇东西，究竟是从那里抄来的？被宋老师知道，当着我的面对我父亲说：天下文章一大抄，抄有什么不好？只要他抄得你看不出来历，就得承认是他作的！几句至理名言，说得父亲无话可对。我多么希望父亲会摸着我的脑袋，学古人的腔调，说一声：此吾家千里驹也！而父亲却认为我连一头牛犊子都不是，最多不过是一只重不盈斤、长不逾尺的小老鼠而已。不敢指望我能克绍箕裘，光大门楣，但求我折节向学，别惹父母生气，他就于愿足矣。父亲不是不疼我，只是他管教的方式，限制得太多而鼓励太少，把我后脑勺儿上的那几根反毛一一拔掉，所以我后来果然就如他所期望的，变成现成的这么一副温吞吞、软答答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