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要研究一下引起胰岛素阻抗性、糖尿病、心脏和循环系统等疾病的最后一条线索。这可以更合理地解释，为什么胰岛素阻抗性在全世界已经如此普遍。这点特别具有说服力，因为能够和我们已经谈到过的其他理论相互融会，并能帮助我们澄清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什么唯独白种的欧洲人和生活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有色人种相比，较容易避免胰岛素阻抗性和糖尿病的厄运。
让我们再观察一下我们生活在石器时代的祖先。在第一眼时，他们的躯体和我们的差别何在？他们有肌肉！您不妨在脑海里想像一下，一个在书桌或电脑前度过大部分时间的普通德国中年男人的样子，从各个不同角度，而且是不穿衣服的。您最先注意到的，是那圆鼓鼓的肚子，臀部几乎察觉不到，这是因为长时间坐着，臀部肌肉得不到锻炼，或许还被压扁了。腿部还依稀能分辨出一些退化的肌肉线条，有些事，我们毕竟还得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再看看上身、肩部、胸部和背部的肌肉在哪里呢？只有一双细弱的胳膊挂在垂下的肩膀上，难怪垫肩是裁缝师傅不可或缺的辅助材料。为了支撑骨骼，缺少肌肉的地方就用脂肪来填塞。这有个好处，就是万一碰到书桌或茶几的边角，也不至于伤到骨头。
我们的祖先曾经肌肉多么发达，可以从今天仍然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的某些非洲或南美洲部落的纪录片中看到。那是肌肉清晰可见、强健有力的躯体。我们之中的一些人，至少还在健身中心里，努力用机器折磨自己的肉体以达到这个效果。我们祖先身体里，始终缺乏或不足的东西是糖，也就是肌肉最偏爱的燃料。
只要有可能，肌肉总是喜欢先燃烧葡萄糖，因为葡萄糖能够迅速简便地提供能量。因此，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工作中的肌肉是主要的糖份消耗者。较大而运动多的肌肉，自然比较小而运动少的，消耗更多的葡萄糖。像我们祖先那样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每天不管台风下雨，都要为食物奔波，肌肉自然而然地得到锻炼。肌肉也乐此不疲，只是它们需要糖。可是哪里有那么多可以提供糖份的碳水化合物呢？在那个茹毛饮血的年代，哪里有那么多健康而可口的食物？哪里有麦片、马铃薯、面条和巧克力呢？古生物学家向我们保证连影子都没有！
随着冰河期的来临，远古人类的食物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野生的水果和浆果倍受青睐，但十分稀少。不要忘记，那时可没有我们现在所熟悉硕大多汁的栽培水果，那时的野果看来肯定比较寒酸。人类还能不时找到一些小得可怜的植物块茎，能提供几克淀粉，有时候，甚至能找到一点点蜂蜜。可是野生蔬菜和坚果里，几乎不合碳水化合物，一点野草种子也不能提供丰富的淀粉。除此之外，再也没什么其他可观的碳水化合物了。当然，陆上、水里大大小小的动物是人类求之不得的美味。毫无疑问，能产生糖份的碳水化合物在那个时代，始终缺乏，如此看来，我们的祖先显然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中：有那么多的肌肉，糖份的摄入却很稀薄。今天的人类呢？正好相反，摄入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却没什么肌肉。
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试想一下，碳水化合物是紧缺的商品，从每日食物中所得到的有限糖份，多半提供给肌肉了，原先的储备在寻找食物的路上，早就消耗得精光，没有东西留给大脑和生殖器官了。这可和生物的生存本能大相矛盾。因此，如果能阻止糖进入肌肉，的确是个聪明的好办法。肌肉用脂肪作燃料，照样能工作，即使效率不高。肌肉细胞的胰岛素阻抗性愈强，就能节省愈多宝贵的糖，转给重要的器官。在远古时代，能较快产生胰岛素阻抗性的人，就比那些对胰岛素敏感的同类，具有明显的生存优势。今天专家们对这个关系已经没有太大的异议。带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在进化过程中以强者身分生存了下来，并且繁衍子孙，否则我们今天的人类就不存在了。
问题发生在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后。大约一万年前，生活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人类，发现种植农作物的可能性。人类开始大规模地种植植物，特别是谷物。碳水化合物逐渐在人类的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人类种植农作物的技能不断提高，并随着中东的高度文明向中欧，进而向北欧传播。人体得到的碳水化合物供给愈充分，生存竞争对胰岛素阻抗性的压力就愈小。一旦肌肉和其他器官有了足够的糖，胰岛素阻抗性就不再是生存优势了。因此在欧洲，促进胰岛素阻抗性的基因及其发展，就停滞下来，甚至有所退化，直到今天这个水准。
问题的答案愈来愈清楚了：以前一直以持猎和采集为生的人群，像皮马印第安人、澳州原住民和瑙鲁人，如果一下子填鸭式地摄取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营养失衡就无法避免。如果他们接受这样的饮食，仍然只有一部分血糖进入肌肉，血糖浓度就会不断升高，达到病态的程度，继而胰岛腺不得不制造更多胰岛素。如果这种西方式饮食习惯长期延续下去，恶性循环就会愈演愈烈。日复一日，总是大量碳水化合物和大量胰岛素，这会增强胰岛素阻抗性，进而发展成慢性的高胰岛素血症。终于有一天，胰岛腺再也支撑不下去了，结果诊断为糖尿病。
部分科学家认为人类借助胰岛素阻抗性作为正常和健康的手段，在数十万年的进化历程中，顺利地适应了碳水化合物少，肉类多的饮食结构，直到面临了今日碳水化合物的数量和质量，问题才出现。这个理论在学术文献中被称为肉食动物效应（carnivore connection）。雪梨大学营养和代谢系的珍尼特．布兰德︱米勒（Jannette Brand-Miller）教授和雪梨威尔士王子医院代谢和糖尿病科的斯特芬．柯拉居里（Stephen Colagiuri）教授，透过调查澳州的原住民，研究了上述各种关系，并提出了这个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