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世纪，亚当．斯密论述这些事情时曾指出，劳动分工和市场的扩大促进了技术创新。这确实是中世纪的欧洲所发生的事实。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创造力的社会之一。也许有人感到惊奇：长期以来，中世纪一直被视为罗马帝国的宏伟与文艺复兴时代的辉煌之间的幕间休场，被称为黑暗时代。就技术问题而言，这种陈词滥调是站不住的。
谨举例如下：
一．水车罗马人已经知道水车，在帝国末期曾用水车作一些有意义的事。斯时，征服已经结束了，奴隶来源锐减，几乎没有新奴隶供应。但那时已经太晚了，秩序和商业都被破坏殆尽。水车流传下来，成为教会的财产，它将神职人员解放出来，专事祈祷。水车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得以复兴，在雨水充足和水流普遍的地区，水车的应用成倍增长。公元一○八六年的英格兰土地勘察记录标明，在英格兰这个欧洲外围的落后岛屿上共有五千六百部水车；欧洲大陆水车数量更多。
水力运用技术的提高更为显著。机械师通过建设堤坝、池塘的方式提高水压和效率，将水车排成一列，利用逐步减少的水能完成各项不同的任务，需要能量最大的任务放在开始部位，而后逐步递减。同时，附属设备曲柄、齿轮的发明或改进，使得利用远处的能量、更改方向、将旋转运动改变为往复运动成为可能，并应用于越来越多的各种新工作之中：不仅用于谷粒粉碎；还用于布匹蒸洗，从而促成羊毛纺织业的转型；用于金属锤打、金属板的辗轧和拔丝；用于磨碎酒花酿制啤酒以及将碎布捣成浆来制纸等。纸由中国人发明，并为阿拉伯人传承，千年来一直是人工制造；十三世纪时，欧洲出现了机械造纸纸虽然已经在全球一半的地方使用，但当时还没有其他文化或文明曾试图用机械的方法造纸。欧洲是独一无二的以动力为基础的文明。
二．眼镜眼镜看起来是琐事一桩，因为它太普通了，好像不值一提。然而，眼镜的发明却使技术工匠，特别是从事精细工作的人，如抄写者（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尤为重要）和读书人、工具仪表生产者、精细的织布工、金属制造工等等的劳动生涯延长了一倍以上。
眼睛的问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在四十岁左右时，眼睛的晶体发生硬化，出现类似远视的状况（即老花眼）。眼睛不能聚焦于眼前的实物。然而，四十岁的中世纪工匠有理由期望再工作二十年，那是他工作生涯的黄金年代如果他的视力没有出现问题。眼镜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第一副眼镜出现于何时何地。粗制的放大镜和水晶玻璃发现较早，并用于阅读。关键在于要发明一种装置，可减少失真。而且可以将一副镜片戴在双眼上，而不再需要手来拿着镜片。显然，这种眼镜于十三世纪末首先出现在比萨，一个曾见过发明者的证人（公元一三○六年）这样谈道：
并非所有的艺术（在艺术和工艺的意义上）都被发现了，我们永远不能看到尽头，每天都会发现新的艺术形式眼镜制作的艺术还不到二十年，这种艺术帮助我们看清一切，是世界上最好、最必要的艺术之一。这项前所未有的新艺术的发明不过很短时间我本人就见过发明和使用眼镜的人，并与他交谈过。
这些凸镜显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会具有现今我们所说的验光质量。但是，尽管中世纪的光学技术非常原始，但要解决的困难不算大：矫正远视的眼镜并不需要极其精确。其基本功能是放大，也许放大质量好坏不一，但它们对使用者都有所帮助。人们会偶尔在餐馆借一副眼镜来看清菜单，廉价物品商店可以出售眼镜，其原因也在于此。购买者试戴几副后，就能选出最合适的。但近视者就不能这样做。
眼镜制作就这样开始了。到十五世纪中叶，义大利，特别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已制作眼镜达成千上万副之多，既有凹透镜又有凸透镜，既有近视镜又有远视镜。并且，至少佛罗伦萨人（也许还有其他人）已经了解，视力随着年龄递减，凸透镜每五年更换一副，凹透镜每二年更换一副。这样，使用者可以批量购买，随着时间更换。
眼镜的发明使精细劳动和精细工具的使用成为可能。但反过来，它也鼓励着精细工具的发明，从而把欧洲推向别处所不知的境地。穆斯林知道了星盘，仅此而已。而欧洲却随之发明了计量器、测微计和精细的齿轮切割器等等一系列与精密测量和控制有关的器具。他们的发明，为组合机械提供了适合的零件，奠定了机械组合的基础。
精密操作：在中世纪，欧洲以外的地方也有精密操作，但人们所依靠的是长期养成的习惯。技巧在于手工，而不在眼力和工具。他们取得过很不错的成果，但作品没有两件是完全一样的。欧洲却向复制技术迈进，先是小批生产，然后是大批量生产。此外，透镜的知识还培育出后来的光学进步，而且不仅是在义大利。望远镜和显微镜都是一六○○年左右发明于低地国家，从那里迅速传播到其他的地方。
欧洲垄断矫正眼镜技术达三百至四百年之久。实际上，它使能工巧匠增多了一倍，如果将经验的价值考虑在内，又何止一倍。
三．机械钟机械钟看起来也是一项小发明，普通得似乎不值一提。但刘易斯．芒福德正确地称之为关键性机械。
时钟发明之前，人们通过太阳的影子（日晷）和水钟来判断时间早晚。日晷只能在晴天计时，而天寒时节水温向冰点下降，水钟因而计时不准确，更不用说长时间沉淀和阻塞造成的偏差了。在阳光普照的气候里，这两种装置计时较好，但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地区有时连续数周看不到太阳，温度每季节甚至每昼夜之间都有变化。
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认识到时间准确的重要性。首先，教会每周组织七次祷告，其中的晨祷其实是一种夜间的宗教仪式，需要在拂晓前叫醒神职人员（因而有我们的轮唱儿歌《教友雅克》：教友雅克睡过了头，未能按时敲响晨祷的钟）歌词的英德两种文本（也许还有其他文本）说，晨钟在响，这歪曲了原意。应当说晨钟没有响。随后，新城镇设立了临时报时制度。由于空间狭小，为了组织集体劳动、分配空间，人们需要知道和安排时间。他们规定了起床、上班、开市、闭市、下班回家、最后熄灯（鸣钟熄灯）安歇的时间。
当只有一种权威的计时时，这一切与旧装置是相容的；然而，随着城市的增长，出现多种时间信号，带来了混乱和冲突。社会需要一种更可靠的时间衡量仪器。这就是发明机械钟的背景。
我们不知道机械钟由何人在何地发明。它好像是在十三世纪的后二十五年出现于义大利和英国（也许是两国同时发明的）。一旦为人所知，机械钟得以迅速传播并淘汰了水钟，但日晷保留了下来，作为检验新时钟效果的最后手段。早期的机械钟尚处在初期阶段，不精确且易于出故障所以，最好是在购买机械钟的同时购买一位制钟工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机械钟趋于损害教会的权威。尽管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衰落的几个世纪里，教会仪式使得人们保留了对计时的兴趣，但教会时间是大自然的时间，白天黑夜不均分，除春分秋分白天黑夜相等以外，自然时间的长短随季节而变化。然而，机械钟将时间分为均等的小时，隐含着一种全新的计时方法。教会抵制和不采用这种计时方法达一世纪之久。然而一开始，城镇就把时间均分作为它们的标准，公共时钟安放在市政厅或市场广场的钟楼上，作为新的、世俗的权威的象征。每一城镇都要有一座时钟，征服者们把掠夺的时钟作为特别珍贵的战利品；游客观看和倾听钟声，就像祭拜圣徒遗物的朝圣者一样。新时间，新风俗。
时钟是中世纪所有机械发明中最伟大的成就。这是观念上的革命，其根本性的创新意义是时钟制造者不能体味的。与模拟式设备相比，它是数字式设备的第一个范例：它由一系列有规律的、重复而独立的运动组成（钟摆的摆动），而不是跟踪规律性的、循环不停的移动，如日晷的影子和水钟水的流动。今天，我们知道，这种重复频率比任何持续现象都规律得多，而今天几乎所有高精确度的设备都以数字化原则为基础。这并非十三世纪的人所能明白的，他们认为时间是持续的，所以应当用其他的持续标准来加以跟踪和衡量。
机械钟必须接受地球和太阳的严格标准的检验，无法忽视或隐瞒自己的失败。结果，机械钟的制造技术和设计的提高受到无情的压力。每一个阶梯，钟表制造者都是走向精确的榜样：小型化，误差的检测和纠正，以及对更新更好的追求。他们成为机械工程的先锋其他分支的典范和教师。
最后，时钟带来了集体与个人的秩序和控制。时钟的公开显示和私人所有奠定了掌握时间上的自治的基础：人们不需要来自上峰的命令，可以自行协调来来去去的安排（与之不同，军队中只有指挥官需要掌握时间）。时钟为集体活动提供了准时的标准，使得个人可以确定自己（以及其他人）的任务安排，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实际上，劳动生产率概念是时钟的副产品：一旦把个人完成任务情况与单一的时间单位联系在一起，工作就不一样了。人们就从农民的任务型时间意识（只要时光允许，任务一项接一项）和家奴的满负荷时间意识（总有事要做）向单位时间产品数量最大化的努力（时间就是金钱）转化。机械钟的发明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分析效果预备了佐证：国家财富的增长直接源于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
机械钟为欧洲（西方）垄断达三百年之久，就高精度而言，甚至可以说，直到二十世纪相当一段时期，它都是欧洲的垄断物。其他文明对时钟仰慕不已，更精确地说，其统治者和精英尤为如此。然而，他们从未达到欧洲的标准。
中国在唐宋时代曾建立过几座天文水钟非常复杂的艺术品，这些水钟在初期报时精确，但以后就阻塞了（由于沉淀作用，使用时间较长后，水钟报时就不准确了）。这些纪念性设施是皇家之物，为皇帝及其占星家使用和保有。中国人把时间和时间的知识看做统治权的机密组成部分，不得与普通民众分享。这种垄断涉及日时和年时。在城市，鼓或其他报时器械每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小时）敲响一次，而皇历规定全国各地的季节和民众的活动。皇历也不是统一的、客观的资料。每一代皇帝都制定自己的皇历，确定下来后通行全国。私人的历法没有任何意义。
大城市的间隔报时并未取代持续增长的知识与认识。而且，钟声并非数字报时，每一时辰都有自己的名称而非数字，它证明了计时学知识的匮乏。由于中国缺乏大众消费的基础，时钟不能到市场上交易，导致测时技术的退步和停滞。中国时钟发展的水平从未超出水钟的使用。中国知道了西方的机械钟，但未能掌握和复制。中国不乏对机械钟的兴趣：中国的宫廷和富有的精英人士莫不为之著迷，然而他们不愿意承认欧洲技术的先进，就把机械钟贬为玩具。大错特错！
穆斯林曾试图拥有和复制机械钟，但目的无非是确定祈祷的时间。像中国一样，穆斯林的测时专家在欧洲之前制造出了水钟。传说，公元八百年前后，哈龙︱阿尔︱拉希德曾将水钟作为礼物赠送给查理曼大帝，但法兰克宫廷的人对该物所知甚少，由于无知和忽视，水钟不见了。像中国一样，穆斯林非常喜欢欧洲的钟表，力图千方百计通过购买和接受进贡的方法得到时钟。但是，他们用时钟来确定祈祷时间，从未用以创造一种公共时间意识。我们的证据是，神圣罗马帝国派驻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吉谢林．德．比斯贝克在一五六○年的一封信中说，他们认为，如果竖立公共时钟，那么报呼祈祷时间的权威和古代的仪式就会衰微了。那会是亵渎神圣！
四．印刷术印刷术是中国公元九世纪的发明（纸也是中国人发明的），在十世纪时得以广泛使用。由于中国文字是表意字（不是字母），不容易用活字排版，这一成就因而更显得有意义。文字的这一特点解释了为什么中文印刷在当时主要是满版木刻，为什么中国古书那么多图画。如果需要刻制木版，画图比雕刻许多汉字要容易得多。而且，表意文字难读：有的人孩提时代也许学过汉字，但长时间搁置不用后，也就忘记怎样阅读了，但图画会帮助识别它们。
雕版印刷限制了印刷的范围和传播。它适合于古典经书、佛家经文以及类似典籍的传播，但是，它使印刷新著作的成本和风险增大，印数较少。有的中国印刷家使用活字印刷，但由于文字量大和投资需求高，活字印刷技术从未像在西方那样流行。实际上，活字印刷术也像中国的其他发明一样，一段时间内很可能被人抛在脑后，以后又重新引进来。
总体而言，印刷术在中国确实有助于知识的保存和传播，但从未像在欧洲一样爆炸。多数印刷依赖政府的倡议，儒家官僚不鼓励异议和新思想的出现，甚至证明传统知识有误的证据也遭到排斥。结果是，知识活动以个人和地域划线，而科学成就表现出令人惊奇的不连贯。伟大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北方求学成材，后迁往南方的扬州，在那里出版了自己的专著，但找不到门生。结果，他较复杂的研究成就不为后几代人所理解。然而，他的基础课本却成为各地的公共财产。基础课本是一种标准典籍，但这远远不够；更糟糕的是，它们还可能束缚人们的思想。
欧洲在中国之后进入印刷时代。然而，我们不应该认为印刷术出现后才有了书、发明了阅读。恰恰相反，中世纪时对书面文字的兴趣迅速增加，特别是官僚体系和城镇的兴起促使记录、文件的需求增长。政府依靠文件而存。这些冗长的文件多用当地习惯语写就，从而打破了虽已死去但仍被人奉为神明的语言（拉丁语）的僧侣垄断，为广泛阅读和异议文字的出现打开了大门。
结果，抄写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人们想过种种办法，以种种安排形式增加阅读资料的数量。原稿分为数册，由几人分头抄写，数人可同时阅读该书。就像中国一样，雕版印刷早于活字印刷，印刷的活页多于书本，而且有许多图画。谷登堡在一四五二︱一四五五年间用活字印刷了《圣经》这是西方第一本活字印刷的著作，也是当时最精致的印刷品，他将新技术带给了一个因书面作品数量大幅增加而渴求印刷术的社会。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印刷术由莱茵兰流行到整个西欧。早期著作（一五○一年前出版的图书）的数量估计超过数百万册仅义大利就有二百万册。
尽管印刷术有明显的优势，但并非世界各地都接受它。由于宗教原因，伊斯兰国家长期反对印刷术：印刷《可兰经》的想法是不被接受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在伊斯坦布尔设有印刷厂，但穆斯林没有开设印刷厂。印度也是如此，直到十九世纪初期才设立了第一家印刷厂。在欧洲，却没有人能阻止新技术的应用。政治权威四分五裂。教会曾试图阻止《圣经》白话文译本的出现，禁止经典和非经典书本的传播。然而到这时，印刷术确实已经势不可挡了。早在马丁．路德之前，异端的魔鬼已经飘出瓶外，由于印刷术的出现，将它们收回瓶中再也不可能了。
五．火药大约在十三世纪末，更可能是在十四世纪初，欧洲从中国得到了火药。中国十一世纪时已经知道火药，并制成用于烟花和战争的管状燃烧器具。以后，中国又将火药用作发射药，最初用于低效率的抛石炮和火箭，后来又用于火炮（十三世纪末）。这些装备的威力从它们的名称中可见一斑：八面威风惊风震火炮或九箭穿心毒火雷。显然，它们因响声和杀伤力而备受赏识。实用主义者由此看到技术破坏性的比喻意义或修辞幻象能震撼敌人。
或许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或许由于与侵犯中国的游牧民族作战不需要攻城战，中国继续依赖燃烧火药而非爆炸火药。相比外敌侵犯而言，中国好像更害怕国内暴动。较现代武器有可能落入谋反者，包括某些将军们手中，参见Hall，Powers and Liberties，第四十六︱四十七页。中国十六世纪的兵书谈到的火器有数百种之多：例如，飞天弩，显然由五百年前的火矛发展而来，用以向敌帆喷射火药和燃纸屑；火药桶和火砖；是浸毒纸充填的火药弹；另有一些装有化学药品与人粪的武器，用以恐吓、蒙蔽或恶心敌人；装有金属弹丸和爆炸物的手榴弹，可以致人非命。这些武器有的是手掷的，有的由弓箭射出。战争就像开药方一样，真让人大开眼界。
如火药这一名称所示，中国人使用粉状火药，由于粉粒细小，点火缓慢，武器的威力不大。而欧洲人在十六世纪时学会了制作小颗粒状或卵石片状火药，点火快，由于火药成分混合彻底，所以爆炸充分，威力极大。人们集中于弹丸的射程与重量，而不再关注音响、视觉与嗅觉效果。
侧重于投射能力的做法与铸钟的经验相结合（铸钟金属可转化为武器所需要的金属，两种铸造技术也是相通的），使得欧洲成为世界上火炮与军械制造技术最先进的地区。
这些事例清楚地表明，在地理大发现（十五世纪始）和大对抗之前，其他社会已经落后于欧洲。由于一系列值得深究的历史观念和民间传说，一些学者最近试图说明，十八世纪末之前，欧洲在技术方面落后于亚洲。当前最活跃的分子是因特网上的H-World网点。为什么这样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我们从失败和成功中均获益良多。我们无法考察欧洲之外所有的文明，但有两个文明值得探究。
首先，伊斯兰文明最初吸收和发展了被占领地区的知识和方法。在公元一○○○年至一五○○年之间，它统治着从地中海西端到东印度群岛的广大地区。而在此之前的公元七百五十年到一一○○年，伊斯兰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远远超过欧洲。欧洲需要恢复历史传统，从某些方面上讲，要通过与伊斯兰的联系（其渠道是欧洲人与穆斯林当年曾彼此接触的地区，如西班牙）。伊斯兰是欧洲的先生。
其后，事情的发展出了问题。伊斯兰科学被宗教狂热分子贬斥为异端邪说，陷于宗教精神服从的压力之下（对思想家和研究者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好战的伊斯兰看来，真理已经揭示了；回溯真理是允许的、有用的；而其余都是错误和欺骗。历史学家伊本．哈尔顿是宗教上的保守派，但仍为穆斯林对科学的敌视而沮丧：
当穆斯林占领波斯（公元六百三十七︱六百四十二年）时，他们获取了不计其数的书籍和科学著作。赛义德．阿拜．瓦基斯写信给奥马尔．宾．哈塔布，要求允许他将书籍带回，作为战利品分发给穆斯林。奥马尔回信说，将它们统统扔进水里。如果书籍中有正确的启示，真主已经给我们的启示更正确。如果书籍有误，真主已经保佑我们击败了它。
我们应记得，伊斯兰教不像基督教那样区分教会人员和世俗人员，二者合而为一，理想的国家形式是神权统治。如果缺乏这种形式，那么好的统治者就将精神和心理问题（从最宽泛意义上）交给阿訇处理。这对科学家而言就难堪有加了。
伊斯兰人士懂得技术的变化与进步：从纸的引进，新的农作物如咖啡和甘蔗的引进和传播，以及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迅速学会使用（而不是制造）火炮和时钟等事实，可见一斑。然而，这些大多从国外引进，并且继续依赖国外供应。国内的发明火花似乎熄灭了。即使在其黄金时代（公元七五○︱一一○○年），理论与实践也是脱节的：近五百年间，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用阿拉伯数字写作，然而科学的繁荣对伊斯兰缓慢的技术进步没有任何推动作用。
曾经有可能超越欧洲成就的唯一文明是中国。至少，历史记载似乎反映了这一点。看一看中国发明的长名单就够了：独轮推车、马镫、硬马轭（预防窒息）、指南针、造纸、印刷、火药、陶瓷。然而，在技术和科学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谜尽管已故世的李约瑟和其他人作了大量信息收集的工作来澄清这个问题。例如，这些专家指出，中国的工业比欧洲要早得多；在纺织业上，中国在十二世纪时已经用水力驱动的机械纺麻纤维，比英国工业革命知道水力纺纱机和走锭精纺机早五百年；而在冶铁方面，我们被告知，中国早就懂得使用煤块和焦炭作为燃料，在风炉里熔解铁块，到十一世纪末中国已年产十二万五千吨生铁七百年之后英国才达到这个标准。
谜在于中国未能实现其潜力。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和学识是逐步积累的：很显然，一旦一项先进技术为人所知，必将淘汰旧技术。然而，中国的产业历史却提供了一个技术埋没和倒退的例证。我们看到了中国计时技术的后退；同样，纺麻纤维的机械并未用于棉纺，后者从未达到机械化。而煤炭、焦炭冶铁也随着整个冶铁业弃置不用了。为什么呢？
当前所有常规解释都不能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在繁荣和扩张的时代，中国的经济中缺乏技术进步呢？历史学家认为对西北欧工业革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因素，几乎都在中国出现过，甚至社会阶级关系的革命至少在农村出现过，但它对生产技术并无重要影响。只是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未曾出现罢了。但在短期看来，这无甚大用。如果中国人拥有和发展了像十七世纪欧洲那样的对实验和开发的狂热，他们很容易在原始机械的基础上设计出高效的纺织机械蒸汽机的发明并不容易，但对在宋朝就发明出利用活塞的二踢响的中国来说，这并非不可逾越的困难。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没有人进行尝试。在大多数领域里，农业是个重要的例外，早在科学知识的匮乏成为严重障碍之前，中国的技术发展就停步不前了。
为什么呢？汉学家提出了一些部分的解释，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有：
一．缺少自由市场和产权制度。中国政府时常干涉私营企业接管获利颇丰的行业，禁止另一些行业，操纵价格，索取贿赂，没收私人财富。其中的一个打击目标是海洋贸易，在天朝的宫廷看来，这是一种分离性的力量和收入不均等的源泉，更糟糕的是，它鼓励移民国外。明朝（公元一三六八年︱一六四四年）时，国家试图禁止海外贸易，禁海达到顶峰。禁止导致逃税和走私，走私引起腐败（保护费）、没收、暴力和惩治。拙劣的政府扼杀创造力，提高了交易成本，将才智从商业和工业中引开。
二．社会价值观。一位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认为，性别关系是一个重大障碍：例如，妇女基本上困于家庭事务，使得以工厂形式发展获利的机械纺织业不可能出现。与中国妇女显著不同的是，欧洲和日本妇女可以自由出入公共场所，在外工作，攒得嫁妆或增加家庭收入。
三．杰出的匈牙利︱德国︱法国汉学家艾蒂安．包拉日强调大环境的不同。他认为中国技术未能得到发展是极权主义控制造成的后果之一。他没有从水利工程导致中央集权的角度解释这一大环境，但是他看到了一些因素：缺乏自由，习惯势力，以及被视为哲理的舆论。他的分析值得我们复述：
如果人们理解，极权主义就是国家及其行政机关和官吏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毫无例外的全盘控制，那么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高度极权主义的社会没有哪一个私人的首创性、没有哪一项公共生活的活动能逃脱官方的监控。首先是整整一系列的国家垄断，大众消费品，如盐、铁、茶叶和酒的贸易，以及对外贸易，都由国家垄断。教育也被小心翼翼地垄断起来。实际上还有文字的垄断，或者说出版的垄断：任何非官方的文字作品若未经审查，就没有什么希望传到公众的手中。可是国家的可怖权势、官僚机构的无限权力所影响到的范围还更加广泛得多。人们穿什么衣服有规定；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房屋大小）有规定；服装是什么颜色、听什么音乐、怎样过节日全都有规定。有出生和安葬的规定，天佑的政权明察臣民从生到死的一举一动。这是一个文牍和骚扰的制度：无穷尽的文牍，无穷尽的骚扰。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给人类作出过那么多的贡献丝绸、茶叶、陶瓷、造纸、印刷等等。倘若没有那令人窒息的国家控制，这样的聪明才智无疑会使中国更富裕，也许早已使它迈进到现代工业的门槛。正是国家控制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凡是违背或似乎违背国家当局利益的事物均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观念所牢牢树立的习俗。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任何创新都表示怀疑，任何非奉命提出和预先经过批准的倡议都不会被接受，这种抱残守缺的氛围不利于自由探索的精神。
简言之，没有人尝试。何苦去尝试呢？
不管这些因素如何混合，结果却是出现了孤立的首创精神和西西弗斯（西西弗斯（Sisiphus），希腊神话中的古希腊暴君，他死后坠入地狱，被罚推石上山，但石头在接近山顶时又滚下来，于是再推，如此循环不止。比喻艰苦而无尽头的往复活动。译注）似的间断二者并存的奇异模式上升，上升，上升，而后下降社会仿佛是被悬挂于丝绸的顶棚。结果如果不是目标的话，是不变中的变化，或变化中的不变。创新只被允许（只能）走那么远，不得再多走一步。
欧洲人遭遇的这类干涉要少得多。相反，在这几个世纪，欧洲人进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创新和竞争的世界，它向既得利益提出挑战，令保守主义势力震撼。变化积少成多；新事物传播迅速；新的进步意识代替了陈旧的、对权威的尊敬。这种对自由的陶醉触及（传染）各个角落。这是教会的异端之年，公众的创新为宗教改革做着准备。在这个时代，新的表现形式和集体行动挑战着旧的艺术形式，质疑着社会结构，并对其他体制构成威胁；工作和制造的新方法使得新颖成为美德和欢乐的源泉。这是乌托邦的时代，人们想像着美好的未来而不必回想失去的乐园。
重要的是，教会是知识的管理者和技师的训练所。人们本来会把教会想像为另一种情形：组织精神活动，专注祈祷与冥想，对技术无甚兴趣。确实，既然教会把劳动看做是对原罪的惩罚，本来是不会寻求缓解这一判断的。然而，世事万物多走向反面：将神职人员从耗时费力的世俗事务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导致了动力机械的引进和广泛使用，而且从西多会修士开始，还雇用世俗人员（平信徒）担负杂役。雇佣鼓励了对时间和劳动生产率的关注。以上因素导致修道院财产中动力机械的大量集中通过一系列工业作业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分配可利用的水力资源的综合后果。对十二世纪中叶克莱尔沃大教堂的描述赞扬了丰富多姿的工作安排：烹调、过滤、混合、摹拓、清洗、传送（动力）、磨制、弯曲。作者显然为这些成就而自豪，他进一步告诉读者，他可以自由地开玩笑：漂槌好像免除了对漂布者罪过的惩罚；这些设备能够缓和人的压迫性劳动和牲畜的劳役，真得感谢上帝。
这种欧洲独有的创新乐趣从何而来？这种对新事物、更好事物的乐趣从何而来？这种对发明的栽培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发明的发明从何而来？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解释，通常均与宗教价值观有关：
一．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尊重手工劳动，这一点概括于圣经中的一系列训谕。例如，当上帝警告诺亚说洪水将至，他将获救时，并非上帝救他。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座方舟，上帝说。诺亚按照上帝的神示建造了方舟。
二．犹太教和基督教都认为自然从属于人类。这与广泛传播的泛灵论信仰及其实践有明显的不同。泛灵论认为树木和溪流都有神灵（因而有泉神和树神）。今天的生态学家也许更喜欢这种泛灵学说，而不是取代它的信仰。然而，在基督教的欧洲，没有人倾听异教徒的大自然崇拜。
三．犹太教和基督教对时间的思维是线式的。另一些社会却认为时间是环形的，可以回到早期状态，然后重新开始。线式时间只有进步或倒退，走向更好或从早期欢乐的状态衰落。对中世纪欧洲人而言，进步的观点占上风。
四．归根结底，我强调市场的价值。欧洲的企业是自由的。发明能见效并得到应有的报酬，统治者和既得利益势力阻碍创新的能力受到限制。成功孕育了模仿和竞争；力量的意识从长远看将会使人几乎达到神的水平。昔日的传说依旧人被逐出伊甸园，（伊卡罗斯希腊神之一，用蜡与羽毛制成翼飞离克里特岛，因过分接近太阳，其蜡融化，他本人坠海而死。译注）飞得太高了，普罗米修斯被铁链所缚警告人不得过分自信（过分自信无边的傲慢的概念是用来检验某些人的自负及他人抑制这种自负的努力的）。
然而，当时的实践者并未对此加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