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是幸运的，但幸运不过是一个开端。一○○○年前的人绝对意识不到，欧亚大陆西端的这块凸出部分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用今天经济历史学家流行的术语来说，那时，欧洲拥有世界主导地位的可能性几近于零。然而，五百年之后，这种可能性接近了百分之百。
欧洲曾长期四面受敌，历经入侵、抢劫和掠夺的痛苦。直到十世纪，才从中解脱出来。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称北欧海盗，曾驾驶着轻快帆船，穿过汹涌的海浪，驶进浅河，深入到内地抢劫掠夺，袭击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入侵触角远至义大利和西西里。另一部分人则侵入斯拉夫人的土地，成为那里的新统治阶级（称罗斯人（Rus），俄罗斯（Russia）之名即由此而来，他们统治那块忧伤的土地近七百年之久），最终几乎穿透君士坦丁堡的城墙。
这些劫匪如此令人恐怖，他们手段之残酷如此令人发指（他们将婴儿抛向空中，而后用长矛接住；或将婴儿的头在墙上撞碎来取乐），以至于当地人听到海盗要来的消息，就吓得拔腿跑散，他们的领袖、包括精神领袖，则带着细软匆忙逃亡。当地的神父们确实撰写了新的祷文，祈求上帝的保佑。然而神坛并非理想的避难所，因为海盗知道战利品在何处隐藏，他们上岸之后就直奔教堂和城堡。
来自海上的强盗还有撒拉逊人（摩尔人），他们穿越地中海，在阿尔卑斯山脉和蓝岸地区安营扎寨，抢劫南欧和北欧之间的商路。他们行动快捷，难以靠近；他们驻地与他们的穆斯林老家由海路相连，难以征服。民间传说，时至今日，阿尔卑斯高山上的某些居民肤色和外表还带有马格里布人的特征。
最后，行动迅捷的马扎尔人，即匈牙利人，从东方的陆路入侵。他们讲乌拉尔阿尔泰语（突厥语一旁支），这些亚洲异教徒一再入侵，一旦听到欧洲内部冲突或王朝争夺的消息，他们就选定侵略目标，从多瑙河边的营地出发，曾一鼓作气侵入到法兰西东部或义大利山脚下。他们与北欧海盗不同：北欧海盗为了搜寻和掠夺更多的财物，往往在驻扎营地经营数年，甚至近乎固定地成为英格兰部分地区、诺曼底（以他们的称呼命名）、西西里的统治者。而匈牙利人则在抢劫后用货车和驮兽将战利品和奴隶拉走，并不定居下来。
没有人会永远屈服在侵略者的淫威之下。欧洲人学会了对抗入侵者的袭击，有时在领导人的指挥下，有时并无领导人的帮助，因为后者经常背着当地农民与入侵者达成某种交易。村民们并非在村外抵抗海盗，而是引他们入村，诱捕或从四面八方伏击他们。这正是电影《神奇七人组》（The Magnificent Seven）的主题，影片并非受到古人的启示。情境相似，就会有相似的战术。匈牙利人进村极快，当地人来不及对付，但他们出村庄就慢了。这些傲慢而又包袱过重的侵略者遭到过几次伏击之后，终于感到有必要寻找更好的生存方式。撒拉逊人的解决办法则是像在他们的穆斯林老家一样，用军队护送将骡子和货车（大篷车）撤走。简言之，欧洲人的抵抗提高了侵略者付出的代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人受到敌人总部所犯错误的协助。历经多年，北方部落和匈牙利入侵者定居下来，并逐步驯化了。王国的宫廷代替了游牧者的帐篷，他们的统治者也对那些昂首阔步、自视甚高的将领失望了。这些将领豢养着私人部队，胆大妄为，四处掠夺战利品；飞扬跋扈，威胁着和平。国王们不需要再豢养这些惹是生非的人了。危险与奖赏并存的生涯，也使这些流氓和海盗明白了，做国内剪羊毛的地主比到国外杀羊的军阀获利更多。
据称，正是外来危险的消失才促使欧洲走上进步和发展之路。经典经济学家认为，一旦机遇和安全条件具备，增长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排除阻碍，就自然会发展。其他人则争辩说，免除入侵之忧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增长与发展需要企业进取精神，但企业精神并非与生俱来。而且，中世纪的欧洲不乏对这种进取心的阻碍。
要了解这一进程的主要特征，就必须把中世纪看做地中海希腊、而后罗马所代表的古代欧洲与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近代欧洲之间的桥梁。在中世纪的年代里，一个与过去迥然不同的新社会诞生了，并与其他文明截然分开，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确实，欧洲一直自视与东方的社会不同。民间传说或旧派的上流人士认为，希腊与波斯人在萨拉米斯和温泉关的大战是东西方之间、自由城市（希腊人称之为polis，politics一词即来源于此）与贵族帝国之间、主权公共所有（至少自由民拥有主权）和东方专制主义（所有人均负劳役）之间决战的象征。据称，希腊人在此期间发明了民主一词及其内涵。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尽管希腊奴隶制的存在和禁止妇女参与政治（当然并未禁止她们在公共场合出现），使这一概念的内涵大打折扣。
与希腊民主制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对立相关的是，私有财产权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区别。确实，专制主义的显著特征是统治者被视为神或上天的代表，与其臣民显然不同，只要高兴，他可以役使臣民做任何事情，他掌握着臣民的生死荣辱。统治者的观点就是臣仆的观点。军事贵族拥有武器的垄断权，一般民众小心翼翼，不敢冒犯他们、激起他们的贪心什至引起他们的注意。多看他们一眼，就属无礼，将招致最严厉的惩罚。
当然，我们认识到，这种所有权的安排窒息了进取心，阻碍了发展。投入资金和劳动力的人为什么不能持有自己所创造和获取的财富？用埃德蒙．伯克的话说，反对财产权的法律就是反对工业的法律。然而，在亚洲的专制君主看来，这种安排被看做是人类社会之天经地义：除增加统治者的欢乐以外，普通民众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当然，不能让老百姓自行其是。巴尔赫（中亚）人民的遭遇极具象征意义。在他们的统治者离国与印度人作战时，附近的游牧民族利用这个机会占领了他们的城市。居民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拼死保卫统治者和他们自己的家园，但他们的抵抗以失败而告终。统治者回来并重新夺回了城市。当他听到自己臣民的英勇事迹时，他斥责了他们。他训斥说，战争不是他们的事，他们的责任是臣服任何统治他们的人，并交税纳粮。民众领袖乖乖道歉，并发誓不再胆大妄为。
在这种氛围下，经济发展的概念只能是西欧人的发明了。贵族（专制）帝国的特征是压制贸易和实业：当统治精英的索求增加时，他们并未意识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价值之所在。那索求之物从何而来？他们只是加重剥削和压榨，从民众身上榨出更多的汁。有时他们判断有误，以至压榨过重，引起逃亡、暴动甚至造反。尽管这些独裁者自称君权神授，但并不能保证千秋万代。只有那些创造力多元化、创造力首先是来自下面而非上面的社会，才能着眼于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
古希腊人将自由民与非自由民截然分开，并非仅着眼于物质所得的标准（他们将经贸与希腊城里享有部分公民权的外侨和其他下民相联系，并不特别看重经济实力），甚至也并非仅从他们制度的优势着眼，尽管他们认为其他制度错误，将其视为暴政。然而，希腊人也曾屈从于专制，尤其在亚历山大所创建的及其亚洲、埃及继任者所统治的帝国的时代；其后的罗马人也同样非常轻易地滑向了专制暴政。最终，古代地中海世界在政治上与东方文明有些相像一个专制君主为首，领着一小撮由随从、仆人和奴隶包围着的权贵。但不过相像罢了。持不同政见者知道这是错误的，大声疾呼，撰文讨伐，并为自己的放肆而受到惩罚。共和的理想就这样死去了。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产权的概念尚有待于重新挖掘和认定。该时代我们称为中世纪是一个过渡时代，是古典遗产、日耳曼部落法律和习俗以及今天我们所称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混合物。所有这些都支持私有财产制度。日耳曼习俗是一种游牧民族的习俗，每一个武士只有不多的财产以利于经常搬动。当时还没有什么特殊的和有价值的东西足以引出所有权问题或引出权势野心。获取有价值和广泛的财产确实需要建立国民政府。如果没有财产权，或者财产总额不超过两三天的劳动所得，那么国民政府就不那么必要了。见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Book 五，Ch．一，Part 二。亚当．斯密在这里思考的是私有财产的保护，但是这些思考同样适用于权力的运用。
这并不是说，没有其他获取政治权力的动机，或者说，这些游牧民族的状况是不变的。在他们流浪和征服的进程中，这些问题确实出现了。法文学校的学生都听说过苏瓦松花瓶的故事。这个漂亮的花瓶是法兰克人与高卢人作战时从教堂抢劫来的。首领克洛维为了赢得一个基督教女人的欢心，准备将之归还教堂。那个获得花瓶（或在分赃时得到花瓶）的士兵拒绝了。为证明花瓶属于他，该士兵当着克洛维的面摔碎了花瓶。而且，他告诉首领，是你的就是你的，是我的就是我的。下一次部队列队时，克洛维在这个士兵前停下，问他的草鞋出了什么毛病，当士兵弯腰看鞋时，克洛维用战斧劈开了他的头颅。确实，是你的就是你的，但你是属于我的。这个伪造的故事流传了多年（由于是民间传说，叙述自有所不同），法文教师不敢再问是谁打碎了苏瓦松花瓶，因为课堂上总有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否认它。参见Bonheur，Qui a Casse一书，第七十七页。
可见，有些紧张与暧昧。但是，从长远来看，真正起作用的是政治分裂和总体不安定造成的压抑。罗马帝国终结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权力尚鞭长莫及。从原则上讲，权力来自一个群体或群体内精英阶层一致同意的忠顺，因而是有限的。确实，选举的传统屈服于世袭统治（日耳曼人受罗马典范甚或原则的影响很深）。但是，昔日的习俗与现象已荡然无存，甚至是生来就被指定的统治者，在名义上也是选举产生的。所以，他属于尘世，是人而非神。他的权力也如此。
的确有人寻求恢复昔日的帝国。罗马重生的梦想从未泯灭。如果他们真成功了，就会有独裁的再现。然而，由于通讯不便、交通不畅、法治的挑战以及地方统治权的存在，他们的努力一无所获，现实战胜了想像。其间，私有财产得以拥有和维护。有时，私有财产被武力掠夺，就像今天有人被勒死或抢劫一样。然而，这一原则从未死去：财产是一种权利，没收并不能改变它，更不用说抢劫了。
产权的概念可追溯到《圣经》所述的年代，并为基督教义所传承和完善。希伯莱人厌恶独裁，甚至自己的独裁也不例外，这一思想形成于埃及和沙漠地区。还有比这更顽强的民族吗？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其中对民众创造力的反应与所有权的神圣直接相关。神甫可拉在沙漠里领导了反抗摩西的暴动，指控摩西擅自专权，摩西自我辩护说，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头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民数记》十六章十五节）。同样，当以色列人在圣地建国，并要求国王统治时，先知撒母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警告他们这样做的后果：他说，国王并不像他一样。我拿了谁的牛？我拿了谁的羊呢？ （《撒母耳记》十二章第三节）。
这一传统使犹太人与周围王国的臣民有所不同，确实招致了那些统治者的愤恨。谁需要这样的麻烦制造者呢？当共同的信念形成教会，特别是当教会成为专制帝国官方的、拥有特权的宗教时，该传统就被淹没在基督教之中了。教会不能忘恩负义。而且，这些文字未曾出版发行，因为教会早就规定，只有合格的人，比如说某些神职人员，才能知道《圣经》。 《圣经》宣扬平等主义规则和道义，先知们曾驳斥权势、赞扬卑微，故而招致信民的混乱以及对尘世权威的误解。只有经过审查和去恶之后，才能传授于俗从。所以，直到华尔多教派（华尔多，约一一七五年）、洛拉德教派（威克利夫，约一三七六年）、路德教派（一五一九年起）、加尔文教派（十六世纪中叶）等异端邪说这些教派重视个人宗教信仰以及将《圣经》翻译为白话出现之后，这一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才为欧洲的政治意识所明确采纳，提醒统治者，他们只有行为端正才能拥有上帝赋予的财产和权力。烦人的教义。
然而，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真开始斥责尘世统治者的权利当然，是斥责比罗马皇帝小一些的一般君主（东正教从未斥责拜占庭的罗马皇帝这种东西欧的分裂不过是已有的严重冲突的一个表现而已。东欧的大多数居民知道他们应该站在哪一边。所以，中欧要扩至俄罗斯以外的所有地区，这也是欧盟和北约东扩的历史渊源。）。它暗含着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教会自己宣布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上帝是一切的真正所有者这一古老的犹太教原则以及教皇是上帝的尘世代理人这一基督教新原则得以强调。尘世统治者不能随心所欲，甚至是教会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也不能蔑视权利，随心所欲。信民捐赠财产的转让带来详尽的文书工作，证明了这一行动的良好效应和程序的适当。
所有这一切导致欧洲与周围文明迥然不同。
中国早在国家机器尚未完善时，就起监督、管理和压制作用。政府并不依赖良好的动机、正确的态度和个人美德。公元前三世纪时，中国某位道德家告诉一位诸侯，统治并不依靠能否赢得臣民的爱戴，而取决于能否确保臣民的顺从。国君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闻，所以他必须在整个帝国广布耳目。尽管他身居深宫，但什么都逃不过他，什么都瞒不了他，他警觉的眼睛注视着一切。该系统依赖活耳目的诚实和能力。统治者在野心勃勃的臣属掌握之中，因为后者瞒天过海的能力是无边无际的。独裁的弱点在于人力资源。万幸！
有一位学者不喜欢婉转辞令，径直称该系统为极权：
没有个人行为或公共生活的任何方面能够逃过官方的管理。在最高层是一系列的国家垄断但是，莫洛克神（莫洛克神，是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为献祭品。这里泛指牺牲很多人命的恐怖事物。译注）国家的触角、官僚体系的无穷能量远远超过这些。这种福利国家监督其臣民从生到死的最细微的举动。
专制同样盛行于欧洲。但是，法律、领土瓜分、国内中央领主（王室）与地方领主的权力分配缓和了专制的程度。分裂导致竞争，竞争则促使君主关心好的臣民。如果对他们不友好，他们就可能迁移到他国。
统一的帝国并不惧怕老百姓逃走。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大帝国，自视为宇宙的中心、文明的家园，国土之外皆是蛮荒。帝国臣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所以象征性的边界也就足够，例如从长城到大海的一道矮墙，即柳条边，将中国与北方蒙古︱鞑靼草原分割开来。清朝的乾隆皇帝曾赋诗言及此事。
欧洲各地社会的权力纷争引起半自治城市（其组织形式称为Commune）这一欧洲特有现象的出现。城市当然随处可见农业产出的盈余可以维持统治者、士兵、工匠和其他非农业人口的生存时，就会有城市出现。许多城市在市场等方面具有了相当大的重要性，更不消说它们作为行政中心的作用。但是类似Commune的组织从未出现在西欧之外的国家里。
首先，Commune的本质源自其经济功能：这些单位是商人治、商人有、商人享。其次，其本质在于本身独特的民事权力：能赋予居民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对经商和免除外来干预至关重要。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重于一切，因为当时仍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农业社会，大多数人口仍然由于对当地贵族的人身依附，或者由于土地租契，而受到奴役。城市却因此变成通往自由之路，像是在覆盖农村的囚幕中捅开的洞。中世纪出现的一句名言是城市空气使人自由。真有这么一个故事：佛兰德伯爵在布鲁日城内的市场上发现了一个逃跑掉的农奴，要把他抓回去，可是城里的中产阶级却把伯爵和他的爪牙们都赶出了城。
整个社会都感受到城市这一功能带来的后果。由于拥有这一特许权，城市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避难者的家园和城乡交换的聚集地。迁移到城市居住提高了迁居者及其留在乡村的亲人的收入和地位（但他们的健康水平并未改善。城市肮脏，拥挤，易于传染疾病，所以只有靠不断有人迁入才能维持和增加人口数目）。西欧的农奴解放，是直接由于获得公民权的农村和城市社区接二连三地出现，而且密集和彼此靠近。在那些城镇不多和不自由的地区，如东欧，农奴制继续存在，其状况还有所恶化。
为什么统治者赋予乡民和城镇居民这些权利，实际上放弃（转让）了他们自己的若干权力原因有二：其一，新的土地、新的农作物、贸易和市场带来了税收，而税收带来了权力（还有享乐）。其二，矛盾的是，统治者希望增加王室在国内的权力，而自由农（注意：我没有使用农民一词）和城镇居民（中产阶级）是土地贵族的天敌，会在反对诸侯的斗争中支持王室和其他君主。
请进一步注意：欧洲统治者和力图有所作为的领主为寻求增加税收，不得不利用参政权、自由权和特权简言之，讨价还价以吸引参与者。他们必须说服人们参加纳税人的行列（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统治者将成千成万的人驱赶到田地里，让他们种植作物）。而且，免除物质负担和赋予经济特权，常常导致政治让步和自治。在这里，创造性来自下面，这恰是欧洲模式的本质特征。其中暗含的是权利和契约意识谈判和请愿的权利，以及自由与经济活动安全的获得。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欧洲的好运气在于罗马帝国的衰落及其随后的虚弱与分裂（数代古典学派和拉丁教师曾为之神伤不已）。罗马帝国的统一、权威和秩序的梦想（罗马治下的和平）依然存在，实际上延续至今。毕竟，分裂一直被认为是大灾难和冲突的根源。今日欧洲的联合被视为治愈昨日战争创伤的良药，并非偶然。然而，在古代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中世纪，分裂是恣意妄为的暴戾行为的急刹车。政治敌对和退出权起了重大作用。
另一项分离尘世与宗教的分离也起了推动作用。在穆斯林社会，宗教在原则上至高无上，是圣人统治的理想政府。与之不同的是，基督教渴望帝国宽容，很早就将上帝和凯撒区分开来，各得其所。这并未阻止误解和冲突的产生：双重最高权威是最不稳定的，其中之一必将有所付出。最终，教会屈服了，将属于凯撒的归还了凯撒，并让出相当大部分原属于上帝的权利。其中包括放弃了大一统的正统地位：权威分立，导致异议纷纷出现。这也许不利于保持确定性和一致性，但却肯定有利于精神活跃和公众发挥首创性。
在此，分裂再次起了作用。教会在某些国家南欧那些国家更明显仍成功地维护着政治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却并非如此。因而，欧洲有些地区发展出一种潜在的自由思想。它以后在宗教改革中表现出来。但在此之前，欧洲就已经免除了思想控制。
至于中国，那里没有稳居统治地位的宗教，在宗教信仰方面异常宽容，但帝国朝廷和各级政府官吏充当卫道士，确立信条，评判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窒息了异议和创新，甚至窒息了技术上的创新。这是一个在文化和学术上保持原状稳定的社会：也就是说，它很少发生变化（实际上，也不可能阻遏一切变化）；但是当变化威胁现状时，国家就会介入，以恢复秩序。正是这种固有的道德准则、伦理的统一与成熟以及完全感和优越感使得中国厌恶外来知识与方法，即使有用者亦不例外。
分裂的另外一个优势是：由于权威非集中化，欧洲得以免于一击即溃。各帝国历史中不乏这样的突变：战败一两次，整个帝国就土崩瓦解。伊苏斯战役（公元前三百三十三年）和高加米拉战役（公元前三百三十一年）后的波斯；阿拉里克（阿拉里克（公元三百七十︱四百一十年），西哥特人首领，四百一十年攻陷罗马。译注）掠夺（公元四百一十年）后的罗马帝国；卡迪西亚战役（公元六百三十七年）和内哈万德战役（公元六百四十二年）后的萨珊帝国；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王国和秘鲁的印加帝国等，莫不如此。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并未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罗马帝国后期，日耳曼诸部落已经与帝国部队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侵略者：萨利的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及其他部族，与罗马将军埃提乌斯一起抗击阿提拉带领的匈奴入侵者，从而有了公元四百五十一年的沙隆战役（在特鲁瓦附近）。在欧洲传统中，阿提拉和他的匈奴士兵是野蛮与凶残的本质象征。然而，今天的土耳其人却不这么认为，阿提拉是他们最喜爱的名字之一。十三世纪，来自亚洲草原的蒙古入侵者迅速摧毁了现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境内的各斯拉夫人和哈扎尔人的王国。但他们在与罗马帝国解体后建立的诸国遭遇以前，还不得不首先闯过中欧诸国，包括早期入侵者如波兰人、立陶宛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建立的新王国。如果不是国内出现纷争转移了蒙古人的视线，他们会一路所向披靡。但是，他们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在森林地区。此后不久，土耳其人以安那托利亚为大本营，向欧洲大举入侵，占领了巴尔干和多瑙河下游河谷，两次攻抵日耳曼东疆首府维也纳城墙之下。在侵略进程中，他们征服了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和其他内部纷争不断的民族。然而，他们的侵略就到此为止，当他们抵达维也纳城墙时，他们的资源供应已达极限。一六八三年，当土耳其人第二次攻抵维也纳时，他们发现面对的不仅仅是日耳曼人，还有索别斯基统率下的波兰人。欧洲在面临共同敌人的威胁时，协作对敌。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撤退前的最后一次喘息。在随后的十六年里，他们从匈牙利撤出，退到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从而将多瑙河河谷中段让与基督徒居住（卡尔洛维茨条约）。
当然，这些帝国脆弱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剥削成性，贪得无厌，而且臣民对统治者的冷漠：一个专制君主与下一个专制君主并无二致；外来的统治家族都是傲慢无比、掠夺成性。为什么波斯的居民要关心亚历山大攻击下的大流士命运如何？或九百年之后受制于阿拉伯人的萨珊王室又怎样了？为什么罗马帝国末期，劳累、受尽压迫的罗马公民要关心帝国是否会崩溃？或者说，为什么墨西哥的臣属部落要关心蒙提祖马的命运？古希腊人（公元五世纪之前的希腊人）自视为反对亚洲暴政的自由卫士，将亚洲人这种冷漠作为他们的秘密武器：
有国王的地方，就有最胆小的懦夫。因为人的心灵被奴役，拒绝冒险，不愿为他人增加权势去卖命。但是，独立的人民是为自己冒险，不是为了他人，愿意并渴望冒险并享受胜利的果实。
一旦欧洲人发现他们自己已相当安全而无外患之忧（自十一世纪始），他们就全力以赴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是前所未有的、更非其他地方所拥有的机遇。当然，欧洲内部的暴力事件从未停息过。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土匪豪强横行霸道，最终激起公愤，在教会支持下，公众纷纷举行和平集会，缓和了紧张局势，较强的中央政府与城市特权阶层联合起来，自上至下镇压了动乱。秩序赢得了时间，带来了金钱。所以，争斗转向边疆之外（如十字军东征）。经济学家指出，一旦外来震荡结束，一个系统就会照看内部的麻烦制造者。
迄至十四世纪中叶的较长一段时期，欧洲人口增多，经济得到发展。此后，欧洲遭到瘟疫（黑死病）的侵袭。腺鼠疫和肺鼠疫肆虐，导致欧洲一／三以上的人口死亡，再算上后遗症造成的损失，人口死了一半。这是一次严重挫折，但它并未终结欧洲的发展。其后的一百五十年里，欧洲得以重建，技术更显进步，经济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这一二百年间欧洲文明进一步扩展，已胜过周围地区，从而开始了海外探险和征服。
欧洲几个世纪的成熟（公元一千︱一五○○年）以经济革命为基础，经历了生产、收获和开支的整个过程的转变，系新石器革命以来所未有。新石器革命（公元前八千年︱公元前三千年）的完成历经数千年，其重点是农业的发明和野生动物的驯养，二者极大地增加了工作中可利用的能量（所有经济革命即产业革命都将重心放在能量供应上，这会保障和改善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这一转变将人们从狩猎和采集中解脱出来，极大地促进了营养的供应，使人口数量大幅增加，并出现了集居的新方式。正是新石器革命使城镇的出现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文化技术的交流和丰富。
中世纪的经济革命同样建立在能量生产和应用的进步以及伴随而来的劳动增加之上。首先，在食物供应上，这是种植技术革新的时代。我使用革新而不是发明，因为这些新技术都是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轮式深耕铁铧犁是日耳曼入侵者带来的，但在人口稀少、畜力不丰的地方使用不多。到中世纪，这种铁犁已在罗亚尔河（位于现今法国南部。译注）以北的欧洲大陆推广使用，犁开了丰饶的河谷，开垦林地，围海造田。过去罗马木犁只能用于地中海沿岸砂砾土壤，而对黏质土壤无能为力，但到这时，黏土也被开垦为良田了。
使用轮式铁铧犁耕种黏土，需要相配的畜力。我们曾提到，这里的耕牛健壮，在廄中喂养，与别处的不同；这里的驮马也许不比耕牛壮，但力气更大。这些活的发动机为土地广阔、劳动力缺乏的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因为时间也是不足的，农业生产有播种、收获的高峰期，人们必须抓住好天气，尽快播种或收割。欧洲的社区农业尤为如此，因为这里土地分散和交错，田野开阔，使得许多人要来来回回忙碌，一个耕农忙导致所有邻居忙。强壮而行动迅速的畜力使一切改观，农民集中财力共同饲养家畜。
更集约的耕种方式，特别是从双田轮作制（一半田地耕种，另一半则休耕一年）向三田轮作制（一/三冬种，一/三春播，其余一/三休耕）的转化，既是先进技术的应用结果，也是先进技术得以进步的原因。这种耕作方式使得农田产出率增加一/三（所有可耕地的一/六，却是过去双田制时耕种地的一/三），同时也对提高家畜饲养能力有所裨益，因而增加了肥料供应，促进了农业产出，形成了良性循环。由于土地分配和畜力集体共用的特征，这一变化呼唤强有力的社区领导与合作，因为有示范和结果而易于推行。
很难说，人口压力的反应和增加产出的刺激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显然，二者兼而有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生存手段看来已不足以养活增加了的人口，因此这几百年期间，人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增加可耕地，有的是毁林造田，有的是用建坝、排水、抽水的办法变水域或沼泽为农田。这些努力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资金，它们的成功不仅证明个人和集体发挥了创造性，而且证明当时的社会巧妙地学习用机械代替人力畜力。特别是，发明并使用了忠实而不知疲倦的风车，这是在沼泽和低地成功排水的关键。正是风车造就了荷兰。
历史学家强调土地生产率和产量的提高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社会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人们被迫将大部分的人力物力用于养活自己。然而这些进步实质上都是当时社会所能允许的。而技术上、知识上和政治上的种种转变的种子和秘密，却主要掌握在市镇少数人的手中。诚然，市镇本来是由农村塑造的：从农村迁入城镇的人带来了他们的价值观、习惯和态度，这些东西在乡下比较有用，可是对市镇活动却形成了束缚。所以，商人和工匠均组成行会，画地为牢，采取零和游戏态度，认为一方有所得就是另一方有所失。此外，鉴于城镇的环境，他们认为有必要定量配给空间和时间，着眼点仍是阻止自我膨胀。所以买卖有规定的钟点，不得抢先或推后；不得有价格竞争；不得降低品质和质地以换取廉价；不得低价买进（俗称杀价坏习惯总是属于别人的）再高价卖出；总之，不得有市场竞争。凡是干了活的人都应过好日子。这值得赞扬，可是没有活力。目标是人人平等的社会正义，但结果却严重限制了进取心和经济成长以牺牲收入为代价的安全网。
这就是当时的原则。人们总该想到，古往今来制定规则，就是为了被打破。买卖人跟谈恋爱的人一样，都嘲笑锁匠。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是这样，那里的行会控制趋势既是旧日道德观的表现，也是对自由买卖作出的反应。城镇蓬勃成长，雄心勃勃；在法兰西、低地国家和莱茵兰地区，统治者都鼓励城镇，慷慨授予种种特权。但是，维持地方垄断的企图被郊区的成长挫败了，因为城区的规则管不了郊区。郊区有外来户和犹太人来定居，还有把生意扩展到了市外的老板们雇用的零工。限制市场的条条框框在这里失灵了。于是，汉堡和郊外的阿尔托纳结成对子，纽伦堡和郊外的菲尔特结成对子，如此等等，真是老财富新财富成双，礼仪与无序并存，严控进出和自由出入相呼应。
贸易活跃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人们按质量高低选择商品。这违背了平等（最终利益平等）的原则，但是硬要产品做工一致是不可能的。有的工匠确实比别人做得好，于是顾客盈门，应接不暇。与此同时，硬想限制竞争，不让买主去接近高明工匠，只会造成人才浪费。高明的业主与雇工很自然地结合到了一起。由于当局往往不允许雇工在业主的市内车间干活（限制规模），雇工们就接活在家里干或者在郊区干。这样就开始出现分包（发包）和分工，劳动生产率大有提高。
工业生产扩展到乡下，也打破了城市的封闭。农活有季节性，忙闲不一，这就提供了大量闲置的劳动力。市区限制使用女工和童工的规定到了城外就不管用，所以农村能提供的劳动力就更多了。女工和童工领的工资格外低，利用他们的劳力更是低成本高产出。早先（十三世纪），商人就已开始雇用农村工人做一些单调乏味而又技术性不强的工作。在当时最重要的行业，即纺织业中，农村的妇女在家中承包纺纱的任务：商人将原材料原毛和亚麻，后来还有原棉分包下去，然后收回纺好的纱。
这种向城外发包的做法最初没有遇到城内工人的什么反对；但是当商人们开始把纱线再发包给农村工人去织布时，这就冒犯了当时最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一，即市镇的纺织工行会。这一下子就闯大祸了。在义大利，对周围农村握有政治控制权的自治城市把这种不公平竞争给大体上摧毁了。在中世纪另一重大纺织业中心，即低地国家，市镇纺织工人进军农村，砸了乡下的织布机；尽管农村织工有所反抗，但向乡下分包纺织活计的做法被遏制了几百年。分包制未受阻拦的唯一国家是英格兰，那里的地方政治自治使得王国政府难以支持行会要求的垄断权，行会迅速沦为礼仪性的联谊会。到十五世纪时，全国一半以上的毛料是在农村纺织的。这样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做法降低了成本，比国外竞争者占有优势，所以到十六世纪时，这个原先基本上是出口包括原毛在内的初级产品的国家，已经在朝着欧洲头号制造业大国的方向大步迈进了。
由此可见，中世纪欧洲的经济扩展是由一系列组织上的创新和改进所推动，它们多半由下层创始，通过榜样的力量逐渐推广。统治者，甚至包括地方封建领主，纷纷行动起来争取不落伍，显示自己和蔼可亲，保证有劳动力可用，吸引企业及企业所创造的税收。同时，商界发明了一些新的联合、缔约和交流的形式，以确保投资安全和付款方便。在这几个世纪内，一套全新的商业文书得到采用；商业规范得以制定和实施；人们还想出了各种合伙安排方式，以鼓励贷款者与实干者结盟，资金和商品提供者与长途奔波的推销者和采购者结盟。这场商业革命几乎全部来自商界人士，在必要时绕开这一个或那一个城市或国家的规则，创立和临时安排一些新的洽谈与交易场所，如港口和外港、市郊、地方集市和国际博览会，总之，创造出一个自己的世界，仿佛是在当时邦国林立、错综复杂的镶嵌画之上盖了一幅罩布。
就这样，他们大大增进了经营安全，显著降低了经商成本（即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从而促进了专业化和分工。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论述的世界，它成形于他出生五百年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