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当世界准备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时，各群体争先恐后地赞美哥伦布及其伟大成就。在美国，有的人甚至愿意称美国为哥伦比亚（意为哥伦布的国度），有七十来个城镇以及许多博览会和互助组织以这位发现者的名字命名，义大利血统的人与西班牙裔人竞相称这个拥有功绩与荣誉的发现者为自己的同胞（由于血统或归化）。人们有理由期望庆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百周年（一八九二年）时盛大场面的重现：世界博览会（哥伦布展览会），各种纪念品，翌年发行丰富多彩的纪念邮票。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对纪念哥伦布感到喜气洋洋，期望一九九二年的庆祝更宏大、更美好（五百周年自然应该强于四百周年）；但是，有些事甚至所有事都出了差错。哥伦布从历史成就的象征和新大陆的助产士变为政治上的一个困惑。逐渐明朗的是其实多年来就有一种隐隐的异议许多人并不把这位海军舰队总司令看做英雄，不把欧洲人到达新大陆看做一个发现，不把这一事件的周年看做值得纪念的事情。
相反，哥伦布现在被描画为卑鄙之徒；欧洲人被视为入侵者；当地的土著被视为无辜的、快乐的居民，他们被掠夺成性、身带病菌的欧洲白人降为奴隶，最终被赶尽杀绝。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是分离主义者的大本营，其市政厅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向来以不虔敬（或虔敬方式不同）而著称，这个市政厅将哥伦布日更名为土著人日，并提供了一部歌剧的两场演出，剧名为《再一次迷路的哥伦布》，系土生土长的美国作曲家怀特．克劳德．伍弗豪克的作品。两年后，为了证实自己的选择，墨西哥决定发行纪念币，纪念阿兹特克人（阿兹特克人是西班牙人入侵前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后遭到入侵者的屠杀和征服。译注）和一种在艺术、科学和文化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发达文明。没有对征服者的任何赞誉之辞。
现在，抹杀或扭转历史显然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计划撤离和回归欧洲，哥伦布要寻退路已经太晚。但是，反哥伦布的情绪高涨，特别是标榜政治正确的组织尤其卖力，他们使庆祝活动显得不恰当，像醒来就跳捷格舞（一种急迫轻快的舞蹈。译注）一样。所以，没有化装游行，没有纪念品，没有T恤衫当然没有印着标语的T恤，没有厂商赞助，没有法律的重新制定（谁会同意呢？），没有赞颂，没有纪念邮票，没有纪念币，没有奖品。华盛顿的国立美术馆决定举行其五百周年画展时，平光纸印刷的厚厚的目录中竟然没有哥伦布。画展包含着其他的世界，公元一四九二年前后发生的其他事件。最重要的事件却被刻意忽略了。历史被删改了。
就像多数破除偶像推翻传统的做法一样，对哥伦布更确切地说，对哥伦布到美洲后发生的一切所进行的攻击，包含着一些事实，一些谬误，还有些不切题的议论。
事实在于，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后土著居民的悲惨命运。除很少、很小或不起作用的例外，他们遭受了蔑视、暴力和残暴虐待。欧洲人不知不觉带给他们的病菌和病毒几乎夺去了他们所有人的性命。他们的土地、文化和尊严丧失殆尽。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庆祝的了。
谬误在于，对发现一词发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哥伦布如何能发现新大陆？这大陆本来就在那里。当地人知道这块土地，他们早就发现了它Jean Ziegler，La Victoire des vaincus，第一百零一页，引用Juryi Rychten，Ajvanhu（波兰译文一九六六年版）一书中的一段话：那是一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前苏联小说，其中的西伯利亚主人公抱怨道，我无法明白如何发现已经有人居住的土地如果我到达雅库茨克，然后宣布我发现了该城市，雅库茨克人不会为这高兴的。 （注意：这段话经过了几重翻译从俄语到波兰语到法语到英语。但我感到原义并没有被歪曲。）（我们不会有新的哥伦布纪念邮票，但是一九九二年美国邮政署迅速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纪念美国印第安人的祖先、数万年前抵达北美洲的亚洲人，这在政治上也无可非议）。而且，哥伦布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公元一四九二年，是印第安土著发现了哥伦布。
当然他们发现了哥伦布，就像哥伦布发现了他们。相见本是双向的。提到双方，并不能证明甩掉其中一方是有理的。这种很有意思的吹毛求疵，也是数学上的主要问题之一。数学家发现、揭示了新的定理和证据。他称这些为真理。是他发现了它们？或创造了它们？或者，它们本来就在那里等待发现就像保罗．厄尔多斯所说的，是圣经上刻着的永恒？或它们仅仅由于被发现才存在呢？这些都无关宏旨。数学家发现或创造了它们，数学思想和想像力因而改变。哥伦布的发现也如此：一旦消息传了回来，人们对世界及世界上各民族的想法人类的想像力就永远改变了。
不切题的议论在于，有些人认为，强调哥伦布的发现，就把世界交往和交流的进程欧洲化了，这种欧洲中心主义会轻易引出欧洲必胜信念，使历史学家只看重虚假的积极一面（地理发现的伟大时代），而忽略真实的消极一面（入侵的灾难性后果）。
有些抱怨是对的，但好的历史学家应保持自己的平衡。新大陆（对欧洲而言是新的）的开放是一个交流，但并不对称。欧洲神灵式的显现是问题的核心。正是欧洲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进程，响应了大发现，确定了进一步开发的日程安排。在操作层面上讲谁对谁做了什么这是单向的。
从这些事件的伟大之处着眼，各个民族，不论大小，都力图从中获得声誉。一旦杜撰出来，神话就不易戳穿。然而，英勇的大发现的神话并未得到学者的赞同当然没有得到专业研究方面的赞同。卡尔．索尔、伍德罗．博拉和加利福尼亚的经济地理学派宣布，从考古发现的遗物来看，欧洲白人及他们携带的病菌（天花、流感等）的到来，导致二五○○万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死亡率高达九/十。自那以后，没有人再能用自得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了。这种失望之情的一个例外是，基督教传播到异教横行、活人献祭和吃人的世界，人们为此感恩不已。我本人绝不维护那些旧形式。然而，历史学家必须注意到那些自愿超度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提供了不同的价值观念。
这些定名性的异议是一种赎罪和政治动员的形式。其目标是打破权威，而不是阐明观点。其打击对象是欧洲（西方）主导地位及其所得。其意愿是：归咎于犯罪者，引起良知，为补偿正名。了解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我们会得到新的启示。
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并非偶然事件。欧洲在武器杀伤力上拥有绝对优势。欧洲可以把武器送到船能抵达的任何地方；由于新的航海技术，欧洲的船只可以到达任何地方。
现在，让我们暂停一下，对这种不平等的更广的涵义加以考虑。我要提出一个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法则，即三个因素是不可能共存的：（一）权力的显著悬殊；（二）私人掌握权力工具的可能；（三）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平等。当一个群体强大到能对其他群体作威作福并从中获利时，它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即使国家不主张侵略，公司和个人也不会坐等许可。他们将为了自己的利益自行其是，拖挟着其他群体，包括国家，向前走。
这就是帝国主义（一个群体对其他群体的控制）为什么与我们相提并论的原因。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世界由领土面积和实力不等的多种国家组成，我们不应认为强者总是控制和剥削弱者。这是正确的，但强国的克制大多取决于力量的均势。当有必要防止一国称霸时，各国会联合起来。因此，理性的计算会带来克制。然而这种计算是脆弱的，有可能错误估计形势。欧洲经历许多个世纪才形成均势，但这一均势在半世纪两度遭到挑战，结果都很悲惨。最近的海湾战争同样是这种计算错误（源于情报错误）的结果，它引起巨大反应的原因，则首先在于赌注（石油）事关重大，其次在于大家确信有必要确立人们通常所说的集体安全的原则。关于帝国主义的权力均势模式，参见Landes，Some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Economic Imperialism及An Equilibrium Model of Imperialism。这是人类深层动力的表现。还有一种更为优秀的情感：利他的动力、团结的理想和为人准则。 （指《圣经》中所说的欲人施于己者，己必施于人。译注）然而，尽管这些高贵的理想为组织起来的宗教所认可和宣传，却很少付诸实施，而常遭违反。确实，这些高尚的原则，包括宗教原则，都曾在入侵中被祈求过。只有政治权威经过深思熟虑作出决定，不仅不采取恃强凌弱的行动，而且阻止群体成员参与，才能挡住这种动机。
中世纪的欧洲缺乏中央权威来做出这样的决策。相反，多主权体之间的竞争给予个人参战的广阔机会，而个人联系封建义务和忠诚促使武士参与掠夺。所以，欧洲在经受外来入侵者数世纪的压榨与剥削之后，从十一世纪起开始向外进攻。十字军东征（一○九六年开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这种对外扩张的明显象征。提倡十字军东征，部分地是为了让自相残杀的暴力得到升华而将暴力转向外敌。这是一个好斗的社会。
真是精心选择的对手！十字军使延续数世纪之久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信仰对信仰的战争复活了，并推进到敌营的中心。从理论上讲，没有比这更神圣的动机了，但是在现实中，像往常一样，理想主义的目标掩盖了臭名昭著的暴行和贪婪。十字军使信奉希腊正教的君士坦丁堡遭到整整三天的劫掠和杀戮，还一路上屠杀犹太教徒和基督教东正教徒（他们质问东正教徒能算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吗？），换来的只是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屠城，以及在安纳托利亚和穆斯林巴勒斯坦建立的那些岌岌可危的小王国所带来的慰藉。公元一○九九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时，奸淫烧杀。而一一八七年萨拉丁为穆斯林重新夺回该城市时，他却手下留情。
十字军的入侵并未持久，穆斯林将侵略者赶走，并将胜利归于真主的决定。但是，反对穆斯林的战争仍在别处进行，最激烈的战争发生在西班牙，战争持续数世纪之久（最后的胜利发生在一四九二年的格拉纳达今西班牙南部一城市，原为格拉纳达王国首府，是摩尔人在西班牙的最后根据地。译注），基督教王国逐渐打败了贪婪的各阿拉伯酋长国。摩尔人占领过的安达卢西亚成为一片废墟：每一个有影响的人都带领一批追随者，退守某个城堡，自命为苏丹并擅用君主的徽章标志。
在断断续续的战争中，穆斯林依赖从北非雇佣来的柏柏尔士兵，而雇佣军缺少对穆斯林统治者的忠诚，因而不利。从欧洲方面讲，卡斯蒂利亚王国（西班牙中部当时一王国。译注）的国王接受教会可以理解的劝告，发动反对异教徒的战争，贵族和恶霸牺牲农民和教士的利益，将他们送到战场上。这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进军圣地的动机相同：与其让我们去打仗，不如让他们去拼命。双方都错误百出，是战争持续如此长久的原因。然而，在后勤和人口数量方面，基督教徒好于对方。基督教世界在逐步向南推进，其过程缓慢如同滴注而非洪水滔天。
最终，文明屈服了，而野蛮取得了胜利。曾是欧洲最伟大的学术中心的科尔多瓦于一二三六年陷落。安达卢西亚的经济大都市塞维利亚于一二四八年陷落。卡斯蒂利亚军队是心不在焉地攻占了这两座城市，因为他们的国王费迪南三世实际上不曾想到他在当时就能横扫瓜达尔基维尔河谷的摩尔人。摩尔人的埃米尔求和，向费迪南称臣，退守格拉纳达的小小山区据点，为维持自己地位而小心伺候卡斯蒂利亚人，而对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同胞的命运则漠不关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到了格拉纳达遭围攻时（一四九○︱一四九二年），它求援的呼声无人理睬。于是，格拉纳达的最后一任摩尔人统治者通过谈判要到一大笔钱就退位逃离西班牙，连他自己的母亲都鄙视他，说她知道什么是懦夫了。
复地运动的胜利者，一个是葡萄牙，它到十四世纪中期已从穆斯林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国土；再一个就是卡斯蒂利亚，它是一个不断扩张疆域的国度，有着西班牙骑士式的牧场主（相当于我们美国的牛仔吧）以及贪财的恶棍和军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摩尔人建造的南方城市，拥有大理石的王宫、冷泉、绿色的花园和知识中心，自然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
复地运动完成之后又怎样呢？当然，土地被攫取和重新安置居民，庄园被划界和开垦，农民（特别是摩尔农民）被迫为新的地主干活。王国也必须成为基督教国家，因为伊莎贝拉女王是一位热心的基督教徒。在宣称基督教为真正信仰的情况下，不论当局与格拉纳达投降者谈判中向伊斯兰教作过什么让步，这种承诺都不可能持久。教会的宗教裁判所非常忙碌，更不用说教会在老百姓中布置的密探及告密者了。由犹太教皈依过来的人大多并非心甘情愿，因此不可靠，需要严密监视。由伊斯兰教皈依过来的人也是一样。卡斯蒂利亚社会为虔诚的精神湿疹这种疥癣所苦。
然而，所有这些仍给进一步的征战和冒险留下了活力。遣散那些只知道剑与马、战争友谊、杀人的刺激、掠夺的欢乐的人，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甚至在将最后一批摩尔人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开始在海外进行试探和发动攻击。第一批目标是地中海诸岛屿和北非海岸。阿拉贡王国（位于西班牙东北部，十五世纪末它与卡斯蒂利亚合并为西班牙王国。译注）的国王海梅一世在一二二九︱一二三五年攫取了巴利阿里群岛，自夸为近百年来人类所做的最好的事。葡萄牙于一四一五年攫取了休达；一四六三年攫取了卡萨布兰卡；一四七一年攫取了丹吉尔。
战争自有办法使自己的理由合法化并庆祝其征服成果。这些新十字军也如此：诗人们赋诗赞颂他们的事迹，他们的暴力掠夺被升华为骑士风范。海洋探险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功绩，海梅一世说：占领一个上帝愿意设立在海洋上的王国，比占领三个陆地王国的价值更大。该世纪（十五世纪）末，国王的记事官夸口说，没有国王的允许，任何鱼不得游水。
战争需要金钱。这些贵族的探求模式是传统的、封建的商业企业。有些贵族某个历史学家称之为贵族流氓带着统治者的祝福（有时还有他的金钱）带领一队战士出发了，他的船队由远近的商人提供，然后去攫取一切可以攫取的财富。他所拿到和拥有的东西，除去掠夺的分赃、对士兵的奖赏、给予支持者的红利以及对君主表示支持和忠诚的开销以外，就都归他所有。
目标的选择并非漫无边际。舰队自最近、最能接近的地方开始侵略。经济学家也许会说，它们的参与成本低。而且，这些地方多由异教徒占有，因此冒险也被神圣化了。穆斯林将非伊斯兰世界称为剑房，认为他们的占领是公平决斗的结果。基督教没有近似的说法，但其作为无异。
掠夺近处的这些牺牲品之后，远方不尽的诱惑在向他们招手：骆驼驮着黄金从无人所知的地方走来，穿越非洲沙漠；香料从印度洋运出，通过红海和波斯湾，然后经陆路运抵黎凡（特指地中海东部以及爱琴海沿岸的国家，自希腊至埃及，其中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译注）的港口，由于中间转手数次，每一次交易都使价格攀升；旅行队从中国带来梦幻般的丝绸。所有这些珍奇之物都成为穆斯林商人把持下的赎金。如果能发现绕过这些异教中间商的道路，那就会在上帝的佑护下致富。
这些仅仅是人类已知的东方财富，人们可以把握的东西。谣言和传说告诉人们更大的奇迹和梦想：在非洲的另一端，有一个被伊斯兰包围着的基督教王国，那就是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的王国；附近就是失乐园；向东是如田园诗般的入画美景，向西则是不为人知的国度。许多人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从理论上讲，人们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东方。然而，对于习惯内海航行的人来说，大西洋的惊涛骇浪太汹涌了些。即使海边长大的人所看到的也只是一片骇人的空旷。像天涯海角和地尽头这样的地名并不仅仅是地貌事实的陈述。
当人们对某些事物一无所知时，想像就大行其道了。西边的海洋是圣岛、波浪之下神秘的亚特兰提斯（传说的大西洋中的神秘岛屿，据称是最后沉入海底的。译注）一个由鬼怪、漩涡和龙卷风守护的神秘王国所有现实和意象的危险都在其中了。海洋探险需要巨大的勇气，远远超越中世纪航海图的标记和确信由陆地到海边的线路。北欧海盗的航行路线是向西、向北再向西，证实了他们航海技术的高超和勇气可嘉，他们对海水（海水的颜色、脾性、深度及其水底）和海洋生物（鱼与鸟）的稔知，使得他们在看到陆地以前，就知道了它的存在，故而可以沿着大西洋的顶端越岛前进。热那亚人和其他义大利人随后而来，他们绕过伊比利亚，航行到英格兰。到十四世纪，在葡萄牙人和巴斯克人的陪伴下，他们发现了附近的一些大西洋岛屿：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其中除了靠近非洲大陆的加那利群岛以外，都无人居住西班牙人在加那利群岛发现了仍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土著人。他们被称为关切人。在经历了与西班牙殖民者不愉快的共存后，他们进行了猛烈的反抗，尽管武器非常低劣（用棍棒对抗铁枪），他们将侵略者赶出达一个世纪之久。在哥伦布到达之前，他们从未完全屈服。关切人的所作所为提出了一个理论性和精神性的问题：他们是人吗？他们有灵魂吗？他们是否按照法治生活？他们能被基督教化吗？提出这些离开本题的道德性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为征服和奴化的行径辩护。西班牙人需要自己的行为合法化，他们需要对自己事业的祝福，而他们总是能得到祝福的。 （直到十五世纪中叶，欧洲人才发现位于北纬十五度、博哈多尔角以南的佛得角群岛；直到十五世纪九十年代，几内亚湾的圣多美岛才成为殖民地）。
对今天而言，这些小岛意义不大。它们已经降到前哨站的地位，只有游客和那些从大陆工作或学习回来的居民偶尔光顾。然而，在被发现后的年代里，它们代表着欧洲领土的海外延伸。其实，古代罗马人早就从毛里塔尼亚国王那里知道了加那利群岛。它们未并入罗马的版图。将发现变为机会需要知识、手段和需求的结合。
这些都发生于十五世纪。南方诸岛（马德拉群岛和加那利群岛）尤其适于种植甘蔗，而甘蔗注定成为欧洲财富之源。欧洲人是在中东首先接触到甘蔗的，而阿拉伯人则是从印度接触到甘蔗，而后传到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克里特岛和马格里布。返回来的十字军将甘蔗引入欧洲希腊，西西里，以及葡萄牙的阿尔加维。
糖极易上瘾，爽口开胃，对人的心理有安抚作用。起初，糖价格昂贵，只用于治病。在药房买糖，大多数欧洲人则是从水果和蜂蜜中吸收糖分。当然，这不是第一种能同时引起病人和身体健康者兴趣的药品。由于甘蔗的广泛种植，其价格下降，最后在杂货店里也能有蔗糖出售了。此时，糖被用作食物的佐料。德国谚语说，没有任何食物的味道会被糖败坏（德国人就是这样做饭的）。同样，由于食物容易腐坏，糖也用作一种有效的防腐剂和掩饰佐料。在十五和十六世纪时，糖还是一种奢侈品，女主人将糖锁在仆人拿不到的高架上。但它逐渐成为一种必需品，从上流社会传至民间。
尽管地中海的种植业非常成功，但仍不能与大西洋诸岛相提并论，这是气候和社会因素造成的。甘蔗最适宜在热带和亚热带气候栽种，需要定期浇水和恒热赤道附近的大雨信风带地区是最适合的。种植甘蔗需要大量的集体劳动力，而这是自由民所不愿从事的，所以种植者希望能使用奴隶劳动。这正是十字军占领地中海的塞浦路斯等岛屿时所发现的：阿拉伯的制糖业使用奴隶劳动，而奴隶大多来自东非。
然而，在基督教的欧洲，奴隶制度早就因不受欢迎而被推翻，再设立该制度不容易。奴隶制早为农奴制代替，一则由于基督教徒不能作为奴隶（另外奴婢地位也与婚姻的神圣相矛盾）；一则异教徒或不信教的奴隶供应量太小，而且不稳定一旦皈依基督教就取消奴隶身份。黑人确实可以作为例外。人们可以怀疑他们是否有灵魂、能否成为基督教徒。我们知道，葡萄牙并不谴责输入黑人做家奴或在海岸甘蔗田里劳动；十六世纪中期，里斯本人口约十％是黑人。然而许多（多少呢？）黑奴最后被解放了，成为自由人口。除偶尔有黑鬼油漆房间以外，欧洲再也没有出现黑奴制度。如果欧洲人要在甘蔗田使用黑奴劳动，他们需要在远方实现这一目的。
大西洋诸群岛就在远方。这里纯净得像一张白纸，可以自由进行社会制度安排。可以随着社会制度的发展而进步。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最初由欧洲移民或那些被剥夺自由的人罪犯、妓女、宗教迫害的牺牲品和孤儿居住。近来，阿根廷将消失的的政治反对派的子女（包括那些在监狱出生的婴儿）交给监狱看守、甚至杀害他们父母的警察，然后这些人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养大。这种做法早有先例。一四九七年，葡萄牙将一批犹太人驱逐出境，而将他们改信基督教的孩子从他们手中夺下，一船送往佛得角群岛，因为没有人自愿到那里定居。参见，Fernandez-Armesto，Before Columbus，第二百零一页。白人曾到这些热带岛屿上定居，但很少能活下来。佛得角群岛则远离冈比亚海湾，是进行奴隶贸易的理想去处短暂停留后将黑人船运到里斯本或其他岛屿。
当非洲的奴隶主发现，欧洲白人为黄金和香料而来时，对这种活人商品也感兴趣，他们欣然从命。哥伦布出生前的一／四世纪里，佛得角群岛以及随后的马德拉群岛成为奴隶种植甘蔗的试验地，十六世纪圣多美岛也加入进来。这些种植者为了致富，要训练和压榨黑奴，还要克服困难和气候的不适；义大利的商船主也是这样。而葡萄牙王室以许可证、蔗糖契约和税收等方式获取毛收入的一/三或更多。甘蔗种植成为模式，以后在新大陆获益更多。
大西洋诸岛极大地扩展了欧洲的视野。欧洲的船员向西、向南航行几百海里就到达这些岛屿，建立了航海基地，从那里出发到无人所知的远方，并迎接归航者。它们是海洋沙漠上的绿洲：减轻远航者的痛苦，并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哥伦布在出发前到达加那利群岛，进入了东风带的轨道，这是幸运还是先见之明使然？不管如何，他自己走在赤道季风的林阴大道上，和煦、稳定的风力在一个月里将哥伦布送过大西洋。
真巧。但是在一四九二年，西班牙人认为自己无事不成。哥伦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要向西航行到达亚洲，而葡萄牙对此不感兴趣。但西班牙认为这一计划有意义，因为西班牙已经同意与葡萄牙瓜分世界，并承认葡萄牙拥有东部（非洲）航线这再一次证明这两个王国的过度自信。对西班牙来说，向西进发就是一切，否则就一无所得。碰巧哥伦布低估了自己任务的艰巨性，他以为世界要小得多。但这并非是一个糟糕的开始；海洋事实上要比他想像的狭窄。
哥伦布发现了一个新大陆。直到死时，他都不相信这一点，仍然以为那是中国和日本周围的群岛。他不知道，在那些岛屿之外还有两片大陆，即以后所称的南美洲和北美洲。他发现裸体或基本裸体的土著人还生活在石器时代，他们用手抓住西班牙人的剑刃而被割掉了自己的手。他把一些土著人作为标本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送回西班牙。
哥伦布确实没有发现黄金、丝绸、香料和其他可以与东方相联系的宝藏。他首先需要黄金，这主要不是为自己（他要的是官位和荣誉），而是为了给西班牙君主。他明白，没有别的东西更能保持王室的兴趣和支持。
没有黄金是令人失望的，但是他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前形势，确信这些岛屿拥有丰富的奴隶资源；他从加那利群岛和马德拉群岛了解到，这些奴隶显然适用于甘蔗种植。他们也可以从事畜牧业，如此等等。自从白人来到之后，加勒比海的历史大体上就是牛代替了人，尔后黑奴来到这里定居，从事甘蔗种植。
大屠杀、野蛮残酷和深深的绝望加速了人口的锐减。当地人自杀，禁绝性生活，堕胎，杀死自己的婴儿。由旧世界（指欧洲大陆。译注）带来的病菌（天花、流感）导致土著居民成千上万地死去。西班牙为他们遇到的野人有无灵魂、是否是人争论不休。但历史记载明确指明他们住在那里。当哥伦布第一次遇到印第安人时，他无法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友谊；西班牙人得不到金银，遂兽性大发，其所作所为乃野兽所不耻：
他们的骑兵手执铁剑长矛，大肆蹂躏屠杀他们碾过城市乡村，不分男女老幼，对有孕在身的妇女也不放过，撕破她们的肚子，将婴儿挑出来砍碎。他们常常打赌，看一看谁能灵巧地将人从中间劈开他们常常提着孩子的脚，将孩子的头撞向岩石，当孩子落水中时，残忍地嘲弄他们，名之曰请他们游泳他们竖立了许多吊架在每一个吊架上吊着十三个人，亵渎神灵地宣称这样做是以救世主及其圣徒的名义行事，尔后在下面点火，活活烧死那些无辜的贫民。那些获准赦免的人，双手被砍断一半，只连着一点皮肉。
不需要再举出更多的例证了。读者会被这些血腥屠杀和罪恶吓倒。这里血债累累：自发、放纵的兽性表演，随便、轻松、连想都不想的屠杀，将人折磨致死的善意比赛，挖空心思的让人痛苦，无缘无故的集体杀人狂热，对生命的仇恨。
令人惊异的是，这里缺乏理性，即使对待有价值的劳动力也如此。早在殖民之初，一群天主教多明我会修道士曾致信西班牙国王，抱怨太多的矿工被迫从一个矿井向另一个矿井转移途中饥饿而死，以至于后去的矿工不需要向导了（民间传说中的拇指人汤姆用丢石子的方法在路上作标记；而西班牙人用尸体作标记）。信中还提到，一艘满载八百多印第安人的船只抵达普拉特港（银港），等了两天才靠岸。出了什么情况？没有细节描述，但是据说船上约六百人死亡，尸体被抛出船外，像浮板一样在波浪之上漂浮。非洲奴隶的存活率也许比这还高一点。
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可以与此相提并论。数十年间，土著阿拉瓦克人（泰诺人）和加勒比人大体上灭绝了。大屠杀的程度是一个有争议的论题。在哥伦布到达时，加勒比诸岛屿的人口估计高达数百万，仅伊斯帕尼奥拉岛（海地）的人口就达百万。该数字基于据认为是哥伦布的弟弟巴塞洛缪．哥伦布一四九六年的统计，它成为以后报告的权威数据，参见Sauer，The Early Spanish Main，第六十五︱六十七页。很难对该数字加以评论。在另一方面，索尔指出，一五一八年以前，没有对诸岛屿瘟疫和疾病的报导。而一五一八年时，伊斯帕尼奥拉岛土著人的人口已经降至一万一千人左右。那么，前后两个数字相差那么远，那些不见了的人是怎么灭绝的呢？当然，有野蛮屠杀、谋杀，金砂矿的强迫劳动，人口出生率骤降。然而，我们仍然难以理解，即使是虐待狂、屠夫和监工忙碌的殖民地怎么能这么快地消灭这么多人（超过一百万）。参见：Sauer，The Early Spanish Main，第二百零四页。
当然，征服加勒比只是故事的开始。西班牙对黄金和财宝的渴望无法得到满足；结党营私谋反之事也层出不穷。西班牙王室派驻当地的使团领导人发现，处置反抗者和造反者的最好办法是用船把这些捣乱分子送到陌生的海岸，让他们去寻找青春泉吧；如果顺利的话，他们就会在寻找过程之中死去。这种探险的孤寂无望和艰难困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见，西班牙征服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其倒霉的航行和徒劳的进军是传奇，然而也被人遗忘。当然也有幸运的征服，如墨西哥和秘鲁。一次发现，甚至一份报告就能激起和证明十来次的远征。这正是帝国的组成部分：权力、贪婪和使团，掺和着轻信、暴怒和疯狂。
非洲的黄金
黄金在非洲某个地方发现，然后运到地中海沿岸。欧洲商人甘心受其驱使。他们到突尼斯等地，用银子、武器、纺织品、皮革、大米、无花果、坚果和酒（可能再出口）交换粮食、草料、石油、油、粗面粉、蜂蜜以及为维持收支平衡黄金：金屑、金锭、金币（摩尔货币）。不仅这些金黄色的金属几乎引起催眠的诱惑，现存汇率也使这些交易获利极丰。在十四世纪上半叶突尼斯金银的兑换率是一：十，而同时在巴伦西亚（西班牙东部城市名。译注）的比率是一比十三。这种差距不会持续太久，活跃的贸易活动形成了流动的市场，市场造成价格的近似。到十四世纪中期，那不勒斯的比率是一：十．五，佛罗伦萨市场的比率是一：十一。从非洲流出的黄金影响很大，使得西地中海一带的许多货币都转向了金本位，这在西西里、马霍卡、撒丁（一三三九年）和阿拉贡（一三四六年）的新币制中均有所体现。
回溯到十三世纪中叶，那时的文字和图表记载表明，拉丁人被黄金及其不为人知的主矿脉销魂夺魄。黄金的供应者千方百计隐藏黄金的来源这无疑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猜测到，这些基督教异教徒会为了黄金大动干戈，烧杀抢掳。现在，我们知道，黄金产自西非内地的深处，大约沿尼日尔河上游地段，在冈比亚河和塞内加尔河源头附近。据传说，开采黄金的黑人矿工采用哑巴式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买者将交易用的货物留在某一指定的地点然后离开；矿工拿走货物并留下他认为等值的黄金。不用说，这种神话传说容易引起浮想联翩。有人说，那里的黄金像胡萝卜一样生长；有人证实黄金由勤劳而恭顺的蚂蚁从地下挖掘出来；有人说黄金由住在洞穴的裸体之人开采出来。
不论怎样，这种贵重的金属要从其源头穿过非洲传奇式的王国马里。该王国控制着廷巴克图镇和穿过撒哈拉沙漠的骆驼商路的进出权，是地中海商人所知的最上游源头。黄金商向当地的经纪人和统治者（称为曼萨）交纳大量的贡赋。传说称，马里王国留下了天然金块，把金屑交给商人们（磨制和削制天然金块的作坊应该是手工操作）。有时，曼萨及其下属试图强迫矿工挖掘出更多的黄金，增加岁入。但这些努力因矿工的消极抵抗（停止开采金矿）归于失败。
同时，曼萨发放许可证，大发横财。一位名叫穆萨（阿拉伯语中的摩西）的曼萨在一三二四年到麦加朝圣。该旅行长达一年之久，曼萨决定大肆铺张。他在埃及住了三个月，关于他访问的情景传扬了数百年。他给苏丹五万第纳尔，苏丹绝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厚礼。他给朝拜的圣地以及迎接和保护他的官员数千根金条。据称，当他离开时，埃及的金价下跌了十％到二十五％。
尽管曼萨带着大量的资金来朝圣八十到一百只骆驼，每只骆驼驮有三百磅黄金（共值一．一亿至一．三十五亿美元！），但朝圣结束时，他已经一文不名了，他不得不借钱回国。他的债主得到了丰厚的补偿，每借三百第纳尔，他归还七百第纳尔。
财富确实令人动心。阿拉伯的作家伊本．阿米尔．哈吉布和伊本．巴图塔对马里国王及其王国作了详尽的描述。他们告诉后人，曼萨受到的爱戴远胜其他地方的君主。他是神圣的活化身从他的举止可见一斑；臣子们非常谦卑，跪倒在他面前，以首触地，对他说的每一个字都用惊叹表示喝采。衣着不整的人是不能走到他面前的；没有人在他面前打喷嚏。这种无礼会招致杀身之祸。
关于曼萨如何伟大的传说是通过二手材料传到欧洲的（地图，特别是一三七五年的加泰罗尼亚西班牙东北部一地区。译注）地图集表明，曼萨的加冕如同欧洲君主，头戴王冠，手持宝珠和权杖。他的国家富有黄金，他是世界上最富有、最高贵的君主，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如是说。这种仰慕并没有持续多久。黄金贸易式微了，马里也衰落了。十四世纪末，当葡萄牙人沿着非洲黄金海岸侵入冈比亚时，穆萨曼萨的继承者看起来就像粗浅而虚饰的原型。尘世的荣华富贵就这样消失殆尽。
掩盖的重要性
裸体并非无足轻重：据推断，起初它是伊甸园式的天真无邪的表现。例如，哥伦布起初曾著迷过。他们赤身裸体如同初生之时，他写道，男女都这样。他还写道，我们基督徒认为他们非常漂亮，男女都这样；以及这种漂亮不仅体现在形体上，也体现在道德上他们是世界上最友善、最和平的民族。
与美丽相伴的是天真无邪。司令说他不相信怎能有人会遇见如此善良、慷慨和羞怯的人，因为他们一见到我们基督徒，就倾其所有给了我们。而且，你给他们东西进行交换，不管你的物品多么微不足道，他们都会立即把自己所有的东西给你；他们并不垂涎于他人的东西不论你要他的什么东西，他都不会拒绝。相反，他们要你随便拿，他们的爱心真叫人感动；他们非常温和，从来不知邪恶为何物。他们对杀死他人一无所知。
但是，这种田园诗般的景象经不起现实的考验。特别是，他们并不准备慷慨地把他们的女人赠送给别人。然而，这些西班牙好色之徒在海上漂流了数月，他们需要女人甚于黄金。而且，这些慷慨的倾其所有赠人的土著设想西班牙人也应该同样对待他们，所以他们拿走了西班牙人的东西，而后者将这种行为定性为偷窃。正是在刚刚到达时还心存狂想的同一个哥伦布，不久就为自己的信任后悔，向属下提出可行的忠告：在驶向锡瓦奥的途中，如果印第安人偷什么东西，你必须割下他的鼻子或砍下他的手，以示惩罚，因为这是他们不能隐藏的身体部分。
于是，这些高贵的土著成了野蛮人，地地道道的野蛮人。他们还能是什么别的呢？在一些最残酷无情的歹徒向本来毫无怀疑之心的受害者横施暴虐的情况下，任何人也不可能表现得像是神话式的圣人。帕斯卡尔．布鲁克纳令人信服地指出，印第安人从一开始就倒霉，因为他们曾被宣称为尽善尽美。而野蛮人这一新的形象倒是让白人觉得更来劲。加深这一形象的因素，还有印第安文化的另一些方面，特别是据说他们有食人生番习性。有的学者否认吃人这种做法的存在，至少加勒比的印第安人不是这样（好像墨西哥或中美洲如此）。这种否认的可信性多大，有待商榷；毕竟很难提出反证，但显然人类学家有一种动机，需要把欧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相遇看做是黑白交恶，一方是邪恶无比，另一方则纯洁无瑕。
有时辩护是间接的。社会人类学家戴维．梅伯瑞︱路易斯引用过一五五七年出版的汉斯．施塔登有影响力的、有代表性的著作《美洲新大陆野蛮、裸体和吃人民族的真实历史》，接着指出，曾俘虏过施塔登的图皮南巴印第安人定期举行仪式吃掉俘虏，他说，这被看做是英勇的死，被俘虏的战士也许与俘虏他的人一同生活了多年，并娶妻生子。在决斗仪式上，他被牵出来，棒击致死。之后，所有公众吃掉他，分享他的英雄之躯。
梅伯瑞︱路易斯指出，图皮南巴的人却对欧洲人经常在审讯和惩罚中拷打犯人和实行奴隶制的残暴感到震惊；他还对欧洲人的判断和政策的片面性感到可悲。当然，要求我们像别人看待我们那样看待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因此欣赏相对主义同情的力量它特别是人种学的一种美德。但是，我们不必期望相对主义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只有几个教会神职人员持相对主义的观点。在平静地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的论点尤其为人所赏识。
历史与传奇
关于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过程中的暴行和罪恶的故事如此骇人听闻，一回顾起来，就有一种窘迫和羞耻涌上心头。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如此凶残和奸诈？如上文所述，答案在于社会选择和历史。一方面，发现新大陆的冒险吸引着西班牙最大胆、最贪婪和奸诈的社会成员，他们大多是流氓无赖、亡命之徒，置他人生命于不顾。另一方面，西班牙与国内（宗教迫害）、国外（征服）敌人长期斗争的历史经验，导致人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灭绝了情理和人性的感情。茨维坦．托多罗夫还加上了距离的因素：西班牙人在遥远的地方采取行动，对陌生人行使权力和发泄暴怒，这些人被认为低人一等，甚至不适用对待敌人的规则，或应该使用更低等的原则。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无需任何限制。所以，他们竞赛作恶，导致集体狂乱的爆发。托多罗夫还说，西班牙人的野蛮并非是回归原始，它完全是人类的行为，并宣布现时代的到来。
将极度的非道德和征服机会结合在一起，将柔弱的民族交到贪婪、愤怒、无情和极度残暴的人手里，这真是不幸。
为缓和（如果不是宽恕）西班牙邪恶的记录，辩护者许多是当年的征服者的后裔提出了两类论据。一类是说这些指控是神话传说和夸大其词，全不可信。他们求助于黑色传说一词：黑色意味着过分夸大（有完全黑色的东西吗？）；况且是传说而不是历史。其目的就是拒绝承认而不是提出反证，因为反证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技巧和术语也曾用于否认西班牙国内的偏执和狂热。这种偏执和宗教狂热，以种族纯正的狂妄为顶点，甚至到人迹罕见之所追捕异教徒，从而损伤了国家学术研究和学习的能力。对坏消息不予考虑要比进行反驳容易得多）。
第二类论据是指出其他殖民者的恶行，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北美新教徒）的罪行。后者的征服战略不同，而且牺牲较少，但是他们残暴和伪善的能力想必是相似的。是这样吗？北美洲的英国殖民者确实也可以进行无情杀戮，但有没有折磨和酷刑？如果要问谁能衡量这些事情，我看确实存在运作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说，如果我是印第安人，我宁可死在英国人手上，也不愿意被西班牙人杀死。死就死了，但我愿意死得痛快，而且能保留全尸。好像他人的恶行能够用来免除自己所犯的罪愆似的。这种论点与日后的强权和帝国主义政治不是没有关联的。对许多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来说，强调征服美洲的英国佬的恶行是最要紧的一条。最好是，将美洲印第安人的不幸归咎于他们，即使是暗示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