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的原因
是什么使人产生了偏见呢？偏见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进化的心理学家认为，动物对在基因上与其相近的其他动物具有强烈的认同感，而对在基因上与其不同的其他动物具有强烈的惧怕感和厌恶感，即使这些动物并没有伤害他们。因而，偏见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类生物进化机制的一个有机部分。正是这种机制使得人们热爱家庭、热爱同胞，而对外人怀有敌意。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作为人类，我们区别于低等动物；人类的本性可能是善良、开放、合作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偏见就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文化（父母、社区、媒体）在有意无意中教育了我们，让我们把一些负面的特征和归因强加在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身上的。
虽然人类继承了使我们日后易于接受偏见行为的生物倾向，没人能够肯定偏见是否是人类生物构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都认为，人们应该掌握偏见的特质要么是通过模仿其他人的态度与行为，要么是通过我们构建心理现实的方式。正如我们了解到的，偏见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深嵌于人类自我辩解的需要之中。例如，在前两章里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做了残酷的事情，就会诋毁那个人或那个群体，以便为我们的残酷辩解。如果我们能使自己深信那些人是无用的、低能的、愚蠢的和不道德的，这将帮助我们摆脱因奴役他们、屠杀他们、使他们得不到公平教育而产生的不道德感。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到教堂做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因为我们所伤害的不是人类同伴。的确，若我们再狡辩一些，甚至可以使自己深信，野蛮地屠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是基督徒的美德就像当年十字军战士所做的那样，他们在前往圣地的途中，以耶稣的名义屠杀了许多欧洲犹太人。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自我辩解的行为加剧了后来的暴行。当然，除了自我辩解需要外，人类还有其他需要，比如地位和权力的需要。
因而，一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人可能需要一个受压迫的、社会地位更低的少数团体的存在，这样他才能体会到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一些研究证明，对一个人的偏见程度的最好预测指标是他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和兴衰。例如，珍妮佛．克罗克及其同事发现，来自社会低层的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比来自社会地位高一些阶层的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对其他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表现出的偏见和蔑视都更多。同样，研究者在调查白人对黑人的偏见或异教徒对犹太人的偏见时发现，一个社会地位低下或日益衰落的人，比社会地位高或不断上升的人更容易产生偏见。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在教育、收入、职业方面处于或接近底层的白人，不仅对黑人的敌意最深，而且他们为了阻止学校取消种族隔离，最喜欢诉诸暴力。
这些发现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程度低下的人们偏见更大，是由于下面的原因吗？一、他们需要一些比自己更低的人以显示自己优越；二、他们最强烈地感到，在工作竞争中，少数团体成员是他们最直接的竞争对手；三、他们比大多数人更易受到挫折，因此他们更具有攻击性；四、缺乏教育增加了他们简单刻板地看世界的可能性。要搞清究竟哪些变因起作用是很难的，不过，上述每种现象都对偏见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看来是真实的。的确，偏见绝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下面让我们看看偏见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
在本章中，我们将认识偏见的四个基本因素：一、经济和政治的竞争或冲突；二、转移攻击目标；三、人格需要；四、对现存的社会规范的遵从。这四个原因不是彼此割裂而是同时发生作用的。但是确定每个原因的重要程度极为有用，因为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减少偏见取决于我们认为什么是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举例来说，如果我认为偏执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本性，我将绝望地摊开双手得出结论：我们不能对每个人进行深度的心理治疗，大多数有偏见的人将永远怀有偏见。这会使我嘲笑那些企图通过减少竞争或中和遵从压力来减少偏见的尝试。
经济和政治的竞争
偏见可被看做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结果。根据这一观点，假定资源是有限的，统治团体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会尽量剥削或诋毁少数团体。当世道艰难，在相互排斥的目标上存在冲突时，偏见态度很容易滋长起来，而不管这些目标有关经济、政治，还是意识形态。因此，由于就业名额有限，白人和墨西哥裔美国移民工人之间存在偏见；由于领土划分存在争议，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存在偏见；由于奴隶制的废除，美国南方人或北方人之间存在偏见。只要看看某些行业工会多年来取得的成功便会发现，从歧视中得到的经济效益是很明显的。这些工会拒绝接受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成员为会员，从而把这些人排斥在他们一手控制的相对高薪职业之外。例如：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民权运动在政治和法律上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但在一九六六年，在所有由行业控制的学徒中，只有二．七％是黑人，只比前一个十年增长了一％。此外，在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劳工部在个主要城市的水管工、汽车装配工、钢板工、石匠、车工、油漆工、玻璃工和管理工程师等行会，调查少数民族会员的情况。结果在四个城市里未发现一名黑人会员。显然，偏见保护了某些人的利益。虽然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开明的立法和社会进步使这些统计数字有了很大变化，但对于少数民族团体来说依然远远没有达到公正的地步。
随着对日益减少的工作机会的竞争的加剧，歧视、偏见和负面的刻板化也显著增加。约翰．朵拉德在他早年对一个小工业城市的偏见的调查中，描写到：虽然在城里一开始对德国人并没有明显的偏见，但随着工作机会的减少，偏见便出现了。
来自附近农场的当地白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新移民，藐视和诋毁这些德国人，并且具有一种优越感。促使他们对德国人进行攻击的主要因素是当地木器厂中的职业和地位的竞争。随着德国人的到来当地白人感到德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由于时事艰难，当地白人找到了谴责德国人的机会，因为他们的出现为更加有限的工作增加了竞争对手。当地人对德国人似乎并无传统的偏见，只是由于对新移民的普遍疑心，使得他们对德国人的敌意一触即发。
同样，在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人对中国移民的偏见、暴行和负面的刻板印象随着经济竞争的变化而大起大落。例如，当中国人试图在加利福尼亚州寻找金矿时，他们被描绘成邪恶和堕落、全是饕餮之徒、嗜血而野蛮。然而，十年后，当中国人愿意接受修建横贯美洲大陆铁路的危险而艰苦的工作白种美国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时，中国人就被描绘成朴实、勤劳、奉公守法的人。的确，参与修建西部铁路的大财阀之一的查理斯．克罗克写到，他们与白人一样优秀他们令人信赖，富有聪明才智，信守合同。铁路修完后，工作数量减少了。随着内战的结束，大批士兵涌入拥挤的求职大军，对中国人的负面态度戏剧般陡增：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变为罪犯、教唆犯、诡计多端和愚昧无知。
这些资料表明，竞争和冲突滋生了偏见。此外，这种现象超越了纯粹的历史意义；它似乎具有持久的心理作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调查中，多数反黑人的偏见都出自社会经济地位刚刚高于黑人的团体。而且，这种倾向在黑人和白人激烈竞争工作机会的情况下尤为明显。与此同时，对这些资料的解释还存有两可之处，因为在一些例子中，竞争这一变数经常和其他变数（如教育水准、家庭背景）纠缠在一起。
为了断定是否竞争本身引起偏见，还必须进行实验。怎么做呢？如果竞争和冲突引起偏见，那么在实验室里制造偏见是有可能的。可以使用简单的方法完成这样的实验：一、随机地把来自背景不同的人安排在两个组里；二、任一选择某一标准将这两个组区分开来；三、将两个组置于相互竞争的情境中；四、找出偏见的证据。马札夫．谢里夫及其同事已在童子军夏令营的自然环境中做了这样的实验。被试人是十二岁的正常男孩，他们被随机地安排在两个组里：鹰组和响尾蛇组。主要通过安排活动使每个组员都高度互相依赖，教会每个组内的孩子学会互相合作。例如，在每组里，大家一起为跳水搭建跳台、一起准备食物、搭绳桥等等。
在每个组内部，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感情逐渐加强后，使两个组发生竞争。研究者们安排了一系列竞争性的活动：橄榄球、棒球和拔河。为增强比赛的激烈程度，得胜队可获得奖赏，这会在游戏当中引发一些敌意和怨恨。除此之外，研究者不惜设想出一套相当恶毒的计划，将两组置于特别设计的情境中以加剧冲突。其中有个情境是，安排一次营地晚会，让鹰组比响尾蛇组提前很多时间到达。而晚餐是由两种不同的食物组成，一种食物新鲜、诱人、让人食欲大增，而另一种食物已被压瘪，看上去烂叽叽的，让人倒胃口。也许是由于已经产生的竞争性，提前到达的组几乎吃光了所有的诱人食品，只剩下不好的食品留给他们的对手吃。后来，当响尾蛇组到达发现吃了亏时，他们发怒了（这当然可以理解），用相当难听的话骂对方。而鹰组认为自己得到好的食物是应该的（先到者先吃），因此对这种无礼感到不满并以同样方式回报对方。孩子们对骂升级到相互投掷食物，很快就发展成一场规模很大的骚乱。
这件事发生以后，研究者取消了竞争游戏而代之以大量社会接触。然而，因为相互间存有敌意，仅仅消除竞争并不能消除敌意。实际上，敌意不断地升级，甚至当两个组在一起做良性活动时（如看电影），依然不能消除敌意。研究者最终还是成功地减少了他们的敌意。至于怎样做到这一点，本章后面将继续讨论。
偏见的替罪羊理论
前一章我们曾提出，有些攻击行为是由于挫折或其他不愉快的、令人讨厌的情境（如痛苦和厌烦）引起的。这一章，我们看到受挫折的个体对引起挫折的原因有很强的攻击倾向。然而，一个人受挫折的原因常常不是太大就是太模糊而不易直接报复。例如：如果一个六岁的孩子受到老师的训斥，他怎么能报复呢？教师的权力太大了。但这一挫折增长了他攻击一个较小的旁观者的可能性即便旁观者与他的痛苦毫无关系。同样，如果发生大规模的失业受挫折的失业工人能打击谁呢？经济制度吗？这个制度太庞大而又太模糊。如果找出一个不那么模糊而很具体的东西，因失业对他（或它）进行谴责就会更方便。总统吗？他很具体、很合适，但他太有权力了，想不受惩罚的攻击他是办不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古老的希伯来人的一个习俗。在赎罪日里，一个牧师一边把手放在一只山羊的头上，嘴里还一边说着人所犯下的罪恶，这样就象征性地把人的邪恶与罪行都转移到羊的身上。然后这只羊被放逐到野外，这样这个社区的罪恶就被洗清。这个生灵就是替罪羊。在现代，替罪羊（scapegoating）一词被用来形容一个未做错事却受了斥责的软弱无辜者。遗憾的是他无法逃到荒野之中，而常常遭受折磨甚至死亡。如果一个人失业了，如果通货膨胀耗尽了他的积蓄，他不会简单地痛斥经济制度，他可能找到一个替罪羊。在纳粹德国，替罪羊就是犹太人；在十九世纪的加利福尼亚州，替罪羊是中国移民；在南方的乡村，替罪羊就是黑人。几年前，卡尔．霍夫兰和罗伯特．西尔斯发现，在一八八二︱一九三○年期间，可以根据棉花的价格估计南方受私刑的人数：私刑随着棉价的跌落而增加。简单说，这是由于人们在经历一场经济萧条时，可能遭受了很多挫折，这些挫折便导致私刑和其他暴力罪行的增长。
社会心理学家奥托．克兰伯格对偏见的跨文化问题抱有特殊的兴趣。他描述了发生在日本的一个独特的替罪羊现象。在日本各地散居着大约二百万部落民。虽然部落民与其他日本人之间没有本质的种族或生理差异，但人们认为他们不洁，不适合从事某些职业。你可以想像，部落民通常居住在贫穷的贫民窟。他们的平均智商比日本人的平均智商低十六个点。与普通日本人的子女相比，部落民的子女更容易翘课，行为不良的比率是普通日本人子女的数倍。据克兰伯格说，部落民中的一员与外人通婚被视为禁忌。他们是一个隐形的种族对他们的定义主要根据社会阶层而非生理特征。人们只能根据他们与众不同的语调（由于多年不与其他日本人交往造成的）和身份证明识别他们的身份。虽然他们的历史起源不甚清楚，但可以推测出，他们大概是一直处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最下层，直到一次经济危机将他们完全逐出日本社会。现在，日本人认为部落民天生就低人一等，因而为自己进一步歧视他们，把他们当成替罪羊而辩解。
很难理解对黑人执行的私刑或对部落民的虐待仅仅是由经济竞争引发的。从这些行为背后大量的情感因素可以看出，除了经济因素外，还存在着更深层的心理因素。同样，纳粹企图灭绝犹太人（与经济地位无关）的那种狂热，强有力地表明这一现象并非单纯是个经济的或政治的问题，而是（至少部分是）心理问题。尼尔．米勒和理查．巴盖尔斯基所做的控制严密的实验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他们要求被试人表述自己对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感受。然后，让一些被试人受到挫折，即剥夺他们看电影的机会而去参加一系列难度很大的测验。之后，要求他们重新表述自己对少数民族的感受。这些被试人在受挫折之后，增加了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另一组未受挫折的被试人，其偏见则没有变化。
其他研究有助于更准确地阻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要求白人学生在这个所谓的学习实验中对另一个学生发出一系列电击。被试人享有调整电击强度的权利。事实上，学习者是研究者的助手，他并没有真的被连在导线上。研究者设计了的种情况组合：助手本人要么是个黑人，要么是个白人；他要么对被试人友好，要么对他恶语相向。当他行为友好时，被试人向黑人助手发出的电击强度稍弱；当他恶语相向时，被试人向黑人助手发出的电击强度远远高于对白人助手发出的电击强度。在另一个实验中，让一些大学生经受许多挫折。其中一些学生是强烈反对犹太人的，另一些不是。研究者要求被试人根据他们看过的图片写故事。给其中一些被试人所看的图片上的人物安上犹太人的名字，而对其他人则不是这样。研究者有两个主要发现：一、在受挫折之后，反犹太人的被试人与不反犹太人的被试人相比，前者在故事中对犹太人做出了更多的攻击；二、如果所写故事中的人物不是犹太人，那么反犹太人的学生和其他学生之间则无太大差别。总之，挫折导致了一种特殊的攻击对外集团的攻击。
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有助于帮助我们澄清真实世界中的各种因素。出现替罪羊的一般情境是：个体倾向于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不喜欢的、看得见的、相对软弱的群体。此外，攻击的形式则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内集团（自己人的集团）允许和赞同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对黑人施以私刑和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并非经常发生，除非在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或亚文化认为合适的情况下。
在上面的句子中，我使用了过去时态，因为相信极端形式的替罪羊现象已成为历史会让大家心里舒畅一些。但时至今日，依然发生了许多让我们大家愕然的事件。例如，当前苏联分崩离析后，一时间，我们欢欣鼓舞，以为东欧国家重获自由。但不幸的是，在该地区的许多地方，这种新的自由夹杂着更多的民族主义感情。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感情，反过来导致了对外集团的更多的偏见和敌意。因而，在巴尔干地区，紧张的民族主义引发了敌意在全区范围内爆发，最值得注意的是波士尼亚的战争。此外，东欧地区在经济上的困境和期待的受挫导致了全区范围内对闪族人（包括阿拉伯人、犹太人、和亚述人）的敌对情绪。
有偏见的人格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把攻击矛头指向替罪羊可能是人类的一种倾向，但并非所有人都会这样做。我们已经指出，社会经济地位是产生偏见的一个原因。同时，我们也看到，与不讨厌某个外集团成员的人们相比，讨厌某个外集团成员的人们更易于把攻击矛头对准外集团成员。现在我们把这一问题向前推进一步。有些证据表明，在仇恨的一般倾向上存在着个体差异。换言之，有些人易于接受偏见，这不完全是由于当时的外部影响，而是由于他们本身就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特奥多．阿多诺和他的同事认为，这些人具有专制人格。具有专制人格的人的基本特征是：他们信仰坚定，往往持有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容忍自己和别人的脆弱，喜欢严厉地惩罚，多疑，极端仰慕权威。人们开发了确定一个人是否专制的工具（称作F量表），可测量出一个人同意或反对诸如下列项目的程度：
．犯有强奸和猥亵儿童之类的罪行的人仅被监禁是远远不够的；这些罪犯应该受到公开鞭笞，或者更严厉的惩罚。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命运是如何受暗地里策划的阴谋所摆布的。
．服从和敬仰权威是孩子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美德。
对上述这些内容的高度认同，表明该人具有专制主义的倾向。一个主要的发现是，具有高度的专制主义倾向的人并非仅仅厌恶犹太人或黑人；他们对（所有）少数民族都怀有很大的偏见。
通过对在F量表上得高分或低分的人进行的精心的临床观察，阿多诺及其同事把这一系列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发展追溯到人们的童年经历上。他们童年的家庭特征是父母的管教极为严厉。
此外，在量表上得高分的人，其父母还倾向于使用爱和不爱作为使孩子服从的主要手段。一般说来专制人格的人在儿童时期都非常缺乏安全感并过分依赖父母；他害怕父母并且不自觉地对他们怀有敌意。这种人长大以后便会由于害怕和不安全感而变得脾气暴躁，他把攻击转移向弱小团体，却明显保留着对权威的崇拜。
了解萨姆．麦克．法兰及其同事在前苏联进行的一项关于专制人格的研究中的发现，将使我们受益匪浅。他们发现，在量表上得高分的人往往赞成推翻他们刚刚获得的民主制度，回到原来的苏维埃政权。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具有专制主义人格的前苏联人与具有专制主义人格的美国人非常不同，后者往往反对社会主义。当然，他们之间的共性并不在于某个特殊的意识形态观念，而在于对权威的墨守成规和敬仰。换言之，连接两者的纽带是遵从他们所处文化中传统价值的需要及怀疑来自与他们不同的人的新思想、新信仰的倾向。
虽然对专制人格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偏见原因的理解，但应注意，大部分资料只是一种伴随关系，即我们仅知道两个变数有相关，却不能确定是否为因果关系。例如：当我们考虑一个人在量表上的分数与他在童年时所经受的特定社会实践的关系时会发现，虽然专制和有高度偏见的成人在小的时候父母对他们很严厉，并且用有条件的爱作为手段来使他们服从，但并不一定是这些因素使他们成为有偏见的人。相反，可能是这些人的父母自己就对少数民族怀有很深的偏见。因此，一些人的偏见可能是由于认同过程产生的遵从，如第二章描述的那样。也就是说，一个孩子可能有意识地从父母那里汲取对少数民族的信念，因为孩子认同父母。这和阿多诺及其同事所做的解释不同，比他们的解释简单得多。阿多诺的解释是建立在孩子对父母的不自觉的敌意和被压抑的惧怕基础上的。
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某些人来说偏见不是深深植根于无意识的童年冲突之中，相反，它表明许多人可能是在妈妈或爸爸膝头上时就学会了一系列的偏见。此外，一些人还会遵从有限的而十分特殊的偏见，这取决于他们所处亚文化采用的标准。让我们仔细看一看作为从众行为的偏见现象。
由从众引起的偏见
我们常常观察到，对黑人的偏见在南方比在北方多。它往往以强烈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态度表现出来。例如：一九四二年仅有四％的南方人赞成取消交通工具上的种族隔离，而北方却有五十六％的人赞同。为什么？是由于经济竞争的原因吗？大概不是。在南方一些地区经济竞争比北方少得多，而对黑人的偏见却很大。是不是南方人比北方人有更强的专制人格呢？不，汤玛斯．佩蒂．格鲁在南方和北方广泛地进行了F量表测量，发现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分数基本一致。此外，虽然南方对黑人的偏见多，但对犹太人的偏见却比其他地区少。有偏见人格的人应对所有人都有偏见可南方人不是这样。
那么，怎么解释存在于南方的对黑人的敌意呢？这可能是由于历史原因：黑人曾经是奴隶，南北战争是由于奴隶制问题引起的，因而营造出一个产生更大偏见的氛围。但又是什么使这一风气得以继续下去呢？一个可能的线索来自对南方一些相当奇怪的种族分离形式的观察。我们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在西佛吉尼亚的一个小城里，黑人和白人矿工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井下完全融合，而在井上却完全隔离。我们怎样去解释这种不协调呢？如果你真的恨一个人，你就希望离他远点为什么在井下同他有联系而在井上却没有呢？
佩蒂．格鲁建议用从众来解释上述现象。在这一例子中，人们只是简单地遵从社会上的规范（在井上）。南方的历史事件为产生对黑人更大的偏见奠定了基础，而从众使这一风气得以继续。的确，佩蒂．格鲁相信，虽然经济竞争、挫折和人格需要能够解释一些偏见行为，但大多数偏见行为是对于社会规范奴仆般地遵从的结果。
我们怎样才能确定从众是产生偏见的原因呢？一个方法是确定一个人的偏见和他的一般从众模式之间的关系。例如：对南非种族纠纷的研究表明，最容易遵从各种社会规范的人表现出对黑人有很大的偏见。换言之，如果从众主义者更有偏见，就表明偏见可能是遵从的结果。另一种确定从众作用的方法是，如果一个人迁入到国家的另一地区，看看他的偏见会发生一些什么变化。如果从众是偏见的一个因素，我们将会看到，当个人迁入社会规范更为偏见的地区时，他的偏见会显著增长，而当他们受到偏见少的规范影响时，其偏见应显著减少。这是确实发生的事情。珍尼．沃森在一次研究中发现，新近迁入纽约城的人与反犹太人的人有直接接触，他们自己便变得反犹太人了。佩蒂．格鲁在另一次研究中发现，当南方人参军并与种族隔离较少的社会规范接触后，他们对黑人的偏见也减少了。
从众的压力可能是相当明显的，就像阿希实验所表明的那样。另一方面，对于偏见规范的遵从可能只是由于没有得到准确证据或者错误资讯占了优势，从而导致人们采取那种建立在道听涂说基础上的负面态度。这类刻板化行为的例子充斥在文学作品里，例如：克里斯多夫．马娄的《马尔他的犹太人》和威廉．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这两本书，都把犹太人描写成恣意骄横、见钱眼开、卑躬屈膝的胆小鬼。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论，马娄和莎士比亚可能曾与令人讨厌的犹太人有过不幸的经历才会写出这些刻薄的丑化之作。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这些作品问世前三百多年，犹太人就被逐出了英格兰。因此，马娄和莎士比亚这样做的唯一原因似乎是残留的刻板印象。不幸的是，他们的作品不仅反映了这些刻板，而且毫无疑问地加剧了这些刻板印象。
即使是在不经意间接触到的偏执态度也可影响我们对偏见受害人的态度和行为。研究表明，仅仅无意中听到别人用贬低性的字眼称呼某一群体（如称呼某一种族或民族的绰号），也会增加我们以负面态度看待该群体（或仅仅与该群体相关的某人）的可能性。在一项实验中，莎莉．柯克兰及其同事要求被试人阅读一段审判罪犯的记录，其中由黑人担任白人被告的律师，而这位黑人律师的照片被贴在审判记录上。当被试人阅读记录时，偷听到扮成被试人的两位研究助手的简短交谈。一些被试人听到一个人称呼黑人律师为黑鬼，而另一些被试人听到一个人称呼黑人律师为讼棍。在两种情景中，第二个人都对第一个人对黑人律师的蔑视态度表示了赞同。由于正好有这种从众的动力，研究者马上要求被试人对律师和被告作出评价。对这些评价的分析显示，与听到用与律师的种族无关的字眼嘲讽黑人律师的对话的被试人相比，听到用种族缺陷来贬低黑人律师的对话的被试人给他的评价更加负面。此外，后者给白人被告作出的判决更严厉，评价也更负面。后一个发现表明，对偏见性习俗的遵从能够产生超越种族歧视最初目标的破坏性效果。
偏执态度也可以在一个从制度上支持这些态度的偏执社会中人为地制造出来。例如，一个从法律与习俗上支持种族隔离的社会一定支援一个群体劣等于另一个群体的观念。因而，在种族隔离的时代，一个调查者和南非白人会谈，试图找出他们对黑人持负面态度的原因。他发现典型的南非白人深信绝大多数犯罪活动都是黑人干的。这当然是错误的，可这种错误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些人说他们看到许多黑人罪犯在公共场所干活在这些地方他们从未见过白人罪犯，这还不能证明黑人比白人犯罪更多吗？不能。实际上，法律不允许白人罪犯在公共场所干活。总之，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制度制造偏见信念。在我们这个社会，规定黑人只能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部、禁止妇女进入颇有名望的俱乐部、禁止犹太人在高级饭店住宿，都曾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这些规定制造了某一民族是劣等的或不被人接受的错觉。
国家干预能改变习俗
一九五四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所谓隔离而平等的学校实际上是不平等的。用首席检察官厄尔．沃伦的话来说，当黑人孩子仅仅因为种族的原因而与白人孩子隔离开时，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将以一种无法弥补的方式伤害着他们的心灵。在我们还未完全意识到时，这个决定带动着我们国家展开了一场最令人激动的、范围最广的社会实验。
这一历史性决定做出之后，许多人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他们预言，如果强迫学校里种族混合，就会产生互相间的厮杀。他们争辩说，法律不能强迫人们和平共处。这重复了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观点。几年前他曾提出国家干预不能改变习俗，即法律不能规范社会道德或使人们相互接受。许多人极力主张要等到人们的态度改变后再取消种族隔离。
当然，那时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通过改变态度就可以改变行为。因此，如果你能让顽固的人减少对黑人的偏见，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让自己的孩子和黑人孩子一起上学。虽然许多社会科学家本应更了解顽固不化的人，他们还是深信，通过发动宣传活动可以改变顽固不化的人的态度。他们采用十六毫米影片的方法来减少偏见：如果持有偏见的人认定黑人是无能、懒惰的，那么你要做的就是给他们放一部把黑人描写得勤劳可敬的电影，目的是让错误资讯与正确资讯较量一番。如果莎士比亚因为曾得到过有关犹太人的错误资讯而认定犹太人是恣意骄横的吸血鬼，那么你就告诉他真实情况，他的偏见便会逐渐消除。如果一个南非白人认为，大部分罪行都是黑人犯下的，那么让他看看白人罪犯，他就会改变信念。不幸的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无论偏见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经济竞争，还是由于对社会规范的遵从，抑或是由于人格需要，用播放资讯去改变它并不那么容易。许多年来，大部分人都已深深地陷入偏见行为中。当你的朋友和同事都对黑人抱有偏见时，你要形成一种对黑人的开明态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仅仅看一场电影不能改变人们多少年来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前边已讲过，当牵涉到重要问题的时候，宣传活动是无效的，因为人们并不喜欢安稳地坐着接受与自己的信仰不一致的资讯。保罗．拉扎斯．费尔德描绘了四十年代初，许多电台都为减少种族偏见而用热烈、同情的方式提供了许多关于各种不同种族的资讯。有专门描写波兰血统的美国人的节目，也有专门描写义大利血统的美国人的节目，等等。那么听众又是哪些人呢？波兰美国人节目的主要听众是波兰血统的美国人。那么猜猜谁在收听义大利美国人节目呢？对了，是义大利美国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若强迫人们收听不合意的资讯，他们就会排斥它、诋毁它或不理它。这与x先生坚持他对犹太人的消极态度而不管y先生所提供的资讯、与达特茅斯和普林斯顿学生歪曲他们所看的足球赛电影是一样的。对许多人来说，偏见在他们的信仰系统中根深蒂固，与他们日常行为太一致，从周围的人们中接受的支持和鼓励太多，以至一本书、一部电影、一个电台节目是不能减少它的。
同等社会地位接触的作用
虽然态度的改变可以影响行为的改变（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但通过教育改变态度常常是很困难的。社会心理学家早就知道，但只是最近才开始理解，行为的改变可以促进态度的改变。从最简单的层面看，如果黑人和白人可以直接接触，持有偏见的人就要面对自己所体验的真实情况，而不是简单的刻板印象，因而会导致更好地相互理解。当然这种接触必须发生在黑人与白人有相同社会地位的情境中。纵观历史，虽然许多白人和黑人有过大量接触，但黑人多半处于仆人地位，如奴隶、搬运工、洗碟子工、擦皮鞋的孩子、洗衣房仆从和家庭佣人。这种接触只能增加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助长了对黑人的偏见。直到最近，平等社会地位的接触还很少，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教育和职业的不公平，另一方面是因为居住区的隔离。最高法院一九五四年的决定是逐渐增加平等社会地位接触的开端。
在一九五四年以前，平等社会地位融合的事例偶尔也有发生。其结果倾向于支持行为的改变会产生态度改变这一观点。一九五一年，莫顿．多伊奇和玛丽．埃伦．科林斯在一个前瞻性研究里，观察了白人在公共住房规划上对黑人的态度。具体说，在一个住房规划中黑人和白人家庭被以隔离的方式安排在不同的住宅楼内，在另一个规划中黑人和白人家庭被安排在同一个住宅楼里。在迁入新居之后，取消隔离的居民所表现出的对黑人态度的积极变化，比仍处于隔离状态中的居民大得多。这些发现表明，国家干预能改变习俗，表明你可以通过立法来制定道德规范。当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平等社会地位接触这个中介实现的。显然，如果不同的种族集团可以在同等社会地位的条件下相处，他们就有更好地相互了解的机会。正如佩蒂．格鲁最近发现的，当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这些措施能够加深人们的相互理解，减少紧张气氛。应当注意，多伊奇和科林斯的研究发生在公共住房规划中而不是私人居住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下面我们还将讨论它。
取消隔离的替代作用
直到前不久，社会心理学家才开始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即取消种族隔离可能影响那些不曾与少数种族团体有过接触的人的价值观。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在第四章里所提到的机制引起的，我们称这种机制为不可避免性心理。具体讲，如果我和你将不可避免地有紧密接触，而我又不喜欢你，我会体验到不协调，为了减少不协调我将试图说服自己，你并不像我以前所想的那样坏。我将着手寻找你的积极特性，并极力忽视或缩小你的消极特性。因此，当我得知必须和你在某一方面有密切接触，而其他条件相等时，仅仅这一事实就能迫使我改变对你的偏见态度。实验室的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预测。例如：有些孩子知道自己将必须食用某种以前不喜欢吃的蔬菜时，他们便说服自己相信这种蔬菜并不那么难吃。同样，女大学生得知她们将同一个既有积极品质又有消极品质的妇女密切合作时，她们甚至在见到她之前就已形成了对她的好感。而当她们没有预料到将要和她一起工作时，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不可否认，一碗蔬菜和黑人、拉美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相差甚远。很少有社会心理学家如此幼稚，竟然相信只要人们对不可避免的事件妥协以减少不协调，就可以消除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但我认为，在理想条件下，这种事件能融化偏见的态度并减少大多数人的敌意。下面我们还要讨论所谓理想条件指的是什么。在此之前，让我们先给这些理论骨架多充实些内容。减少不协调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
让我们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设想一个四十五岁的白人，他十六岁的女儿在一所种族隔离学校就学。假定他对黑人存有负面态度，这种态度是建立在下述信念基础上的：他认为黑人无能、懒惰，所有的黑人男子都性欲过盛，都是潜在的强奸犯。突然，司法部颁布了法令，第二年秋天，他那金发碧眼的女儿必须在一所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读书。国家和地方的所有官员虽然不喜欢这个主张，但也清楚地表示想阻止它是办不到的这是国家的法律，必须执行。当然，这位父亲可能会不让他女儿继续受教育，或许他会送她到一所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但是，仔细想来这样做不是太过激就是太费钱。于是他不得不决定让女儿到一所取消隔离的学校就读。对他来说，金发的女儿不可避免地要和黑人孩子上同一所学校。这与黑人是懒惰的、潜在的强奸犯这一认知产生了不协调。他会怎样做呢？我猜测他会重新检验一下他对黑人的看法。他们真的都那么懒惰吗？他们真的到处去强奸女性吗？这次他会重新审查带着很大倾向性试图找到黑人身上的好品质，而不是去捏造或夸大坏的、不可接受的品质。我猜测到来年的九月，他对黑人的态度会解冻，并且会转变到一个积极的方向上。如果这种转变能得到取消种族隔离后的积极事件的支持例如，如果他的女儿和她的黑人同学相处得和睦、愉快那整个态度的根本转变就可能在父亲身上发生。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分析过于简单化，但基本过程就是这样。让我们来看看这一过程优于前边讲的宣传活动的方面。它启动了一个机制，激发个体改变对黑人的负面刻板印象的动机。
我的分析强有力地表明，一种特定的、与公共认识相反的国家政策能给社会带来潜在的最大利益。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一九五四年最高法院的决定公布以后，人们普遍认为种族融合应该逐步进行。大部分国家官员和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为得到一个和谐的种族关系，应该等到人们经过再教育变得偏见较少时再取消隔离。总之，一九五四年时的普遍看法是，只有在认知改变之后才能采取行动（取消隔离）。我的分析表明，取得种族间最终融合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先改变行为。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人们对种族融合的必然性认识得越早，偏见态度也就改变得越快。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可能（也已经）遭到了破坏，因为国家官员极力宣传可以回避或延迟种族融合的观点，从而产生了种族融合未必是不可避免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态度是不会转变的，结果导致了混乱和冲突的增加。让我们回到前面那个例子上：如果这个金发女孩的父亲被说服（被州长、市长、校委会主席或地方司法官说服），相信有摆脱种族融合的方法，他就会感到毫无必要重新检验自己对黑人的负面态度，结果，他便会强烈反对取消种族隔离。
下面的事实与这一推理相一致。随着对取消种族隔离的广泛实施，赞成种族融合的态度已有增长。一九四二年，美国只有三十％的白人赞成在学校取消隔离，到一九五六年这个数字上升到四十九％，到一九七○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七十五％。最后，到一九八○年，随着在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赞成取消隔离的人数接近九十％。南方的改变（自行发生的）更加引人注目。一九四二年，南方只有二％的白人赞同种族融合的学校，一九五六年，大多数南方人还认为取消种族隔离的规定会被规避，只有十四％的人赞同取消隔离；但是到一九七○年，随着种族隔离运动的进行，已有将近五十％的人表示赞同；这一数字在八十年代继续攀升。当然，这些统计资料并不能完全证明，人们改变对学校取消隔离的态度是向不可避免的事物妥协，但上述资料是相当有启发性的。
在对学校取消隔离的过程和作用认真分析时，汤玛斯．佩蒂．格鲁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取消隔离的最初几年里，暴力只发生在诸如阿肯色州的小石城的一些社区中，而没有发生在诸如北卡罗莱那州的诺福克市和温斯顿赛勒姆市这些地方呢？这一结论进一步支持了我的推理。他总结到，在通常发生暴力的地方，至少有一些权威人士事先暗示到，如果发生动乱他们将愉快地回到隔离状态。只有坚定有力的领导，才能和平地完成种族融合。换言之，如果人们没有机会减少不协调，就会发生暴力。早在一九五三年肯尼士．克拉克就在几个边界州发现了消除种族隔离期间的同一现象。他发现，迅速消除隔离比逐步消除更有效。此外，暴力还发生在政策模棱两可或不一致的地区，或者团体的领导人摇摆不定的地区。二战中，当军队里开始消除种族隔离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政策模棱两可的地方麻烦最大。
其他条件不相同的情况
在前一节里，我对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提出了一个过于简单的解释。我有意这样做是为了表明，在理想条件下这种事情从理论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条件很少是理想的，经常会出现一些复杂情况。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些复杂的情况，然后讨论在这些复杂的情况下怎样减少或消除偏见。
在我谈到种族融合的住房规划减少了偏见的例子时，我特别指出了这是一个公共住房规划。如果它牵涉到私人住房时，情况便复杂了。一般说来白人有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当黑人迁为邻居时，房产价值就会下降，这种信念引起了经济冲突和竞争，阻碍了偏见态度的减少。的确，对于种族融合的私人住房的系统调查表明，在白人居民中偏见态度有所增长。
此外，正像我们提到的不可避免的心理的实验是在实验室里完成的，那种研究所牵涉的不喜爱并不像现实世界中的种族偏见那样强烈和根深蒂固。虽然看到这些发现与取消种族隔离的实践一致是令人鼓舞的，但下结论说只要个体有机会对不可避免的东西妥协，通向融合的路就很平坦，那就是幼稚的、错误的。
麻烦常常是随着种族隔离的消除而开始的。这多半是由于白人和少数民族孩子之间的接触（特别是从高中开始）通常都不是平等社会地位的接触。请你想像下列情境：一个出身于黑人或奇卡诺人家庭的十年级的孩子，在接受次等教育后，突然进入了一个由中产阶级的白人教师任教、由中产阶级白人控制的学校。在这里他必须同持有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中产阶级白人男孩进行竞争。实际上他被投入一个毫无准备的、高度竞争的情境：这里的规则不是他所熟悉的规则，并且这里奖励的是那些他还不具备的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他是在一种远离了他所熟悉的环境中竞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因素造成他自尊心的降低，而正是这一因素导致最高法院做出了消除学校中种族隔离的决定。沃尔特．斯蒂芬在对消除种族隔离的研究进行认真分析时发现：没有资料显示黑人孩子的自尊心在取消隔离后有显著增长；却有二十五％的研究资料表明，隔离取消以后他们的自尊心显著下降了。而且，实际上偏见也并未减少，斯蒂芬发现偏见的增长同减少几乎一样多。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当你发现新近的种族融合的中学是个非常紧张的地方时，就不会感到吃惊。因而，少数民族学生试图提高自己的自尊心是很自然的。提高自尊心的方法之一是团结一致、打击白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排斥白人的价值观和白人的领导等等。
让我们总结一下上面的讨论：
一、平等社会地位的接触在没有经济冲突的理想条件下可以（并确实能够）增加理解，减少偏见。
二、不可避免性心理可以（并确实能够）产生压力以减少偏见态度，并且为理想条件下以和平、非暴力方式消除种族隔离打下了基础。
三、在有经济冲突的地方（如取消隔离的私人住宅区中）偏见态度往往会增长。
四、由于在学校取消隔离而引起竞争，特别是如果对少数种族团体有严重不公平的地方，黑人和拉美人对白人的敌意往往会增加，这至少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想重新得到某些已失去的自尊心。
相互依赖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学校里取消隔离可以为学生相互了解打开大门，但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重要的问题不是简单地把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孩子送入同一个学校；他们到那里以后的情况才是至关重要的。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如果那里的气氛竞争性很强，相互接触的结果可能会使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紧张气氛更加紧张。学校里取消种族隔离往往导致紧张气氛，这使我想起了马札福．谢里夫及其同事所做的实验里的孩子们的行为。他把两组孩子置于矛盾和竞争的情境中使两组之间产生了敌意。如果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一旦牢牢地建立起来，只是简单地消除冲突和竞争，这种敌意是不会减少的。事实上，一旦不信任牢固建立起来，把两组置于平等地位和无竞争的情境中，只能增长这种敌意和不信任。例如：这两组孩子甚至坐在一起看电影时也有矛盾。
谢里夫最终怎样成功地减少了这种敌意呢？他的办法是把这些孩子置于一个完全相互依赖的情境中为达到目标，他们不得不相互合作。例如，研究者通过损坏供水系统制造了一个事故情境，修好供水系统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孩子们立即合作。研究者制造的另一种情境是，孩子们在前往露营地的途中，卡车抛锚了。为了让卡车继续开动，必须把它拉上一个很陡的小山坡。当一然，只有当所有的孩子不管是鹰组的还是响尾蛇组的一起来拉才能办到。最后，敌意情绪和消极的刻板印象减少了。孩子跨组交朋友，他们相处得很好，并且开始主动地合作了。
看来减少敌意的主要因素似乎是彼此互相依赖为了达到目标个体之间互相需要的情境。几位研究者已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实验中证明了合作的好处。例如：莫顿．多伊奇已表明解决问题小组在合作气氛下比在竞争气氛下更友好、更专心。同样，派特里夏．基南和彼得．卡内维尔发现，团体内部合作同样能够推动团体之间的合作。也就是说，在小组内部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常常会迁移到与其他小组的交往中。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与以竞争方式完成任务的小组相比，以合作方式完成任务的小组在随后与另一个小组的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的合作性。
不幸的是，合作和互相依赖并不是大多数学校的课堂教学过程的特征，即便在小学阶段亦是如此。我们已经影射了这一过程的竞争性本质，下面让我们再进一步来认识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为这一过程作出定义。无论人们何时发生互相作用，有两个事物总是同时存在：内容与过程。所谓内容，我指的是人们交往的主题；所谓过程，我指的是交往的动态。例如，在课堂教学里，内容可能是算术、地理、社会研究或音乐；过程则是这些课程的教授方式。勿庸置疑，内容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过程的重要性却常常被低估。正是通过过程，学生们才能学到大量有关他们生存世界的知识。的确，我什至还要说，从某些角度看，与内容本身相较，过程是一个更重要的学习来源。
许多年前，当我应邀作为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的教育体系顾问时，得到了观察课堂实践的宝贵机会。那时，在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刚刚开始，校园里的骚乱和种种不愉快事件接连不断。我和同事参与到该市的教育体系中来，不是为了消除这些不愉快事件的发生，而是为了了解人们是否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实现人们梦寐以求的那些积极目标。我与同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系统地观察教学过程。我们尽力睁大探索一切的眼睛，仿佛我们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们在课堂上见到的最典型的情景是：老师站在全班学生面前，提出一个问题并等待孩子回答。往往是六至十个孩子焦急地坐在位子上举着手想吸引老师的注意，他们都渴望被叫到。其他几个学生却安静地坐着，眼睛避开老师的注视，好像想使自己不被老师看见。当老师叫到一个学生（实际上他只能叫一个），那些急切举手而未被叫到的学生脸上流露出不满、不愉快和失望的表情。如果被叫起来的学生回答对了，老师就笑笑，赞许地点点头，继续问下一个问题。这对那个碰巧被叫起来的学生是一大奖励。但就在那个幸运的学生答对问题并受到老师的赞许时，那些渴望被叫到却受到忽视的学生就会发出一片嘟囔声。很明显，他们很不满意，因为他们失去了一次向老师表现自己多么聪颖、多么机灵的机会。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学到了几件事：第一，他们知道了这个教室里只有一个专家，就是教师。他们也知道教师的每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即教师脑子里已有的答案。学生的任务就是想像出教师期望的那个答案。学生们还知道只有积极地表现出自己多么机灵、聪明、整齐、清洁、举止端庄才能使老师高兴、才能得到奖励。如果他们做得很好，就会得到这个权威人物的重视和喜爱。这个权威人物将会对他们很亲切，并且告诉他们的父母，使父母了解自己的孩子是多么好。对他们说来，和同学合作毫无用处。实际上他们的同学就是应当战胜的对手。此外，与同学合作会遭到许多老师的反对：如果在课堂上发生，就意味着扰乱课堂；如果在考试中发生，就意味著作弊。
这种活动很有竞争性，利害关系也很大。在小学课堂上孩子们互相竞争是为了得到他们周围的一个、两个或三个重要人物的重视和赞同（。当然，这对大多数学生都很重要。）如果你知道正确的答案，老师叫了另一个学生，你很可能会坐在那里祈祷，希望那个孩子答错，这样，你就有机会向老师表现自己多么聪明了。那些被叫起来但回答错了的孩子，或者那些根本没举手参加竞争的孩子，都会产生怨恨成功学生的倾向。失败者常常会嫉妒成功的学生，也许他们会取笑成功者，威胁他们，骂他们是老师的跟屁虫。他们甚至还会在校园里对成功者进行身体攻击。而那些成功的学生也经常蔑视那些失败的学生，认为他们是愚蠢的、讨厌的。这一过程在大部分课堂上或多或少都会发生，其结果是友谊与理解没有在同班同学之间建立起来，相反却产生了仇恨。这一过程甚至很容易在同一种族的孩子间制造憎恨。如果再加上种族、民族之间疏远的因素，或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如为调整学生的种族比例把非本地区的学生用车接来读书）在已经十分紧张气氛中火上加油，这样情况就会变得特别困难与不愉快。
虽然课堂上的竞争是典型的，但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在研究中发现，许多教师在课堂上都很愿意尝试更加合作性的教学手法。因此我和我的同事发展了一个简单的方法，使孩子们置身于一个互相依赖的学习小组里。我们系统地对这些孩子与那些处于传统竞争的课堂情景中的孩子在学习成绩、是否愉快和互相喜爱方面进行了比较。我们称这一方法为拼图法，因为它很像玩拼图玩具的工作原理。
举个例子能说得更加明白。在开始实验时，我们走进一所刚刚消除种族隔离学校的一个五年级教室。班上的孩子正在学习美国伟人的传记，那一课碰巧是学习著名新闻记者约瑟夫．普利策的传记。首先，我们组织了一篇由六个段落构成的约瑟夫．普利策的传记：第一段描写了约瑟夫．普利策的祖先及他们是怎样来到这个国家的；第二段描写了童年的约瑟夫．普利策的生活经历；第三段描写了青年约瑟夫．普利策所受的教育和他早年的工作；第四段描写了中年的约瑟夫．普利策以及创办自己的报纸的经历，等等。约瑟夫．普利策一生的每个主要方面都单独写在一段里。
我们油印了他的传记并把每本传记裁成六份，每份都是一个段落，分给六人学习组中的每个人。这样，每个学习小组就有了约瑟夫．普利策的全部传记，而每人却只有故事的六分之一。就像拼图游戏那样：每个孩子有一块拼图板，每个孩子都要依靠同组的其他孩子来拼成一个大图形。为了学习约瑟夫．普利策，每个孩子都要掌握一段文章并要教给其他孩子。如果每个学生离开别人只靠自己是无法学会的。阅读文章的时候，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同另一组相对应的人商量，即如果约翰尼有一段关于约瑟夫．普利策年轻时代的文章，他就可以同另一组里有同一段文章的米利商量。他们可以互相学习，以便搞清约瑟夫．普利策一生中那一阶段的重要特点是什么。过一会儿，学生都回到自己的小组里。告诉他们用一段时间互相交流知识，交流完还要对他们所学的知识进行测验。
由于完全要靠自己，孩子们最终学会如何教授别人知识以及如何从他人那里获得知识。孩子们逐渐懂得，没有同组的每个人的帮助他们都不能学好。每个成员都可做出自己独有的、不可缺少的贡献。假设你和我是同一组的孩子，你手中的是描写约瑟夫．普利策年轻时代的那段文章，我手中的是描写他老年时代的那段文章，了解约瑟夫．普利策年轻时代的唯一方法是倾听你所说的话。对我来说，你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来源，而教师已不再是唯一来源了，甚至已不再是重要来源，因为实际上她并不在这个组里。相反，组里的每个孩子对我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仔细听别人讲，我就可以学得好；如果不这样做，我就学不好。我不再因取悦老师而得到奖励，也不会因此伤害你。这是一个全新的球类运动（需要彼此配合）。
但是，合作行为并不是都能立即发生。对孩子来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有效地运用这一方法。打破旧习惯很困难，我们实验组的学生已习惯于在学校多年所形成的竞争。开头几天，大多数孩子都试图去竞争即便竞争毫无用处。让我用个实际例子解释一下，这个例子是孩子对学习中的合作过程从不习惯到习惯的典型：在一个组里有个墨西哥裔美国男孩，我们暂且称他卡洛斯。卡洛斯的第二语言英语说得不大清楚。多年来，他已学会在班上保持沉默，因为过去他说话时别人经常嘲笑他。在此例中，他在给其他孩子讲述自己那一段文章时遇到许多困难，他对此感到不愉快。他更喜欢传统的方法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我们所介绍的方法中，卡洛斯要被迫讲话，而以前他在课堂上却总是默默无闻，尽量不引人注意。但情况比这还要复杂甚至可以说老师和卡洛斯已达成默契，使卡洛斯可以平安地沉默。过去，老师偶尔叫过他，他结结巴巴、口齿不清而后陷入窘迫的沉默中，其他孩子就取笑他。于是，老师便不再叫他了。这一决定可能出自好意老师只是不想让他丢脸。但老师忽视了他，从而把他排除在外，这暗示他不值得被提问至少班上其他孩子得出了这种印象他们认为老师不叫卡洛斯的原因是他很笨。的确，就连卡洛斯也可能产生这种想法。这就是在竞争过程中，种族隔离的消除是如何制造不平等接触，导致种族间的更大仇恨以及使落后的少数民族成员丧失自尊这个动态过程的一部分。
让我们回到六人小组的问题上。卡洛斯要叙述约瑟夫．普利策的年轻时代，这使他感到很困难。他结结巴巴、犹豫不定、坐立不安。组里的其他孩子并不帮助他，他们已经习惯于竞争，因而继续采取过去的习惯。他们知道在一个孩子结巴时，尤其是他们认为一个孩子很笨时，他们应该怎么做：嘲弄他、羞辱他、讥讽他。在实验里，我们听到玛丽说：噢，你不知道，你是哑巴。你是笨蛋，你没长脑子吗！在实验初期，这些小组只由一个研究助手松散地管理着，他要从一个小组走到另一个小组。当这事发生时，我们的助手前去干涉，他是这样说的：好，如果你们愿意，就这么做吧。这对你们可能是很好玩的，但这并不能帮助你们学到约瑟夫．普利策的年轻时代。一个小时后就要进行考试。请注意研究助手干预后，事情发生了变化：玛丽通过贬低卡洛斯不再能得到很多东西实际上，她却丢掉了一个大目标。几天后经过相似的实验，卡洛斯小组的学生们才突然意识到，学到约瑟夫．普利策年轻时代的唯一方法是注意听卡洛斯说话。此后，他们逐渐变成了相当好的交谈者。当卡洛斯在讲述中遇到困难时，他们不再贬低他或嘲弄他，而是提些启发性的问题这种问题使卡洛斯更容易叙述他所知道的东西，卡洛斯也开始变得不拘束了。随着精神的放松，他的叙述能力也有所提高。
两三个星期后，其他孩子下结论说，卡洛斯并非像他们所想的那样笨。他们开始看到他身上有以前从未看见过的东西，并开始喜欢他。卡洛斯也开始喜欢学校了，不再把同组的白人同学视为欺负人的人，而视为乐于关心人和帮助人的人。此外，由于他在班上感到更顺心一些，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信心，其学习成绩也开始提高了。恶性循环已经扭转过来，过去引起螺旋形下降的因素已经改变，现在开始螺旋地上升了。
一连几年，我和学生在全国各地的课堂上多次重复了这个实验，取得的效果明显而一致。在互相依赖的拼图课堂上的孩子，比在传统课堂上的孩子变得更互相喜爱、更爱学校、自尊心更强。拼图课堂上孩子间互相喜爱的增长超越了民族与种族界限。拼图课堂里的少数民族学生的考试成绩比传统课堂里的高。
例如，在一个研究中，我与同事发现，少数民族的孩子在参加拼图小组的两个星期里语文成绩几乎提高了整整一个等级，而且没有影响其他孩子的成绩。最后，教师也喜欢运用这一方法并认为它十分有效。许多同意用拼图法来帮助我们实验的教师在实验结束后继续使用这个方法。
最近几项实验表明，拼图玩具方法对减少偏见的有效性不仅仅局限于儿童。多娜．德斯．弗格斯．福尔斯和她的同事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她们让大学生与一个被介绍为从前是精神病患者的实验助手交往。大学生们被诱导认为他会表现出怪异的行为。这次交往是学习情景的一部分。一部分学生同这个精神病患者在拼图玩具组交往，另一部分学生同他在一个更传统的学习环境中交往。实验结果惊人：与传统环境中的学生相比，拼图玩具组的学生更快地抛弃了他们的刻板印象，他们更喜欢前精神病患者，也更喜欢与他交往，而且拼图玩具组的学生对精神病患者的描述也更积极。
现象背后的机制
为什么拼图法能产生如此正面的效果呢？一个原因就是，这种合作性方法将人们置于互惠的情境。也就是说，组内的每个成员都在通过与其他成员分享自己的知识帮助他人。你也许还记得，在第五章里，我们探讨了迈克．利普和唐娜．艾森施塔特的实验。该实验指出，帮助他人的人最终会逐渐对他们的帮助对象越来越喜爱。
萨姆尔．盖特纳及其同事在一项实验中很好地阐述了一个完全不同却相互补充的机制。他们发现，合作过程通过改变人们惯用的认知类型，减少了团体间的障碍。换言之，合作改变了人们将外集团成员区别于内集团成员的认知方式。此外，拼图法鼓励通情的发展。在本书的前面，我曾提到增长一个人的感情移入把自己置于另一位置的能力对于人类的交往、增加助人行为和减少攻击行为都是有益的。在课堂上，特别在拼图情境中，增加知识的最好方法是十分注意正在说话的孩子。例如：如果我和卡洛斯同在一个拼图小组，我想学到他的东西，实际上我不仅要十分注意他，而且我还要跟上他的思路。这样我才能针对他所提供的资讯提些适当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不仅学到了这一门课和了解了卡洛斯，而且还学会了以别人的眼光去看世界的方法。
我的一位学生黛安内．布里奇曼在一个有趣的实验中，验证了我的上述观点。她给十岁的孩子（有一半孩子参加了八个星期的拼图课堂）放映了许多动画系列片，目的是测量孩子们的通情能力。例如，在一个动画片的片段中，一个小男孩在机场上和父亲告别时显得很难过。在另一组镜头里，一个邮递员给了孩子一个包裹，孩子打开一看是一架玩具飞机他一下子就哭了。当布里奇曼问孩子们为什么这个小男孩哭了，几乎所有孩子都告诉他：飞机让小男孩想起了与父亲分别的情景，这使他很难过。至此，没有什么让人稀奇的。下面，就到了实验的关键部分。然后布里奇曼又问孩子们，送邮包的那个邮递员在想些什么？几乎那个年龄的所有孩子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这个错误起因于他们的自我中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