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白人员警大叫道：嘿！小子，过来。我多少有些被激怒了，反驳他说：我不是小子。这时，他火冒三丈地冲了过来，横在我面前，哼着鼻子挑衅道：你说什么，小子。他迅速地搜遍我全身，问道：叫什么，小子我惴惴不安地答道：我是波塞恩特博士，是个医生。他很生气，干笑着挖苦说：我问你的名字，没有问你的姓，小子。我迟疑了一下，他马上摆出威胁的架式，攥起拳头。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嘟囔道：阿尔文。白人员警继续残酷地对我进行心理施暴，吼道：阿尔文，下次我叫你，你就得马上过来，听清了吗？听见没有！我嘀咕着。你听见了吗，小子？
在好莱坞电影中，主人公总是狠狠地回击欺负他们的人，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结局。但在现实社会中，波塞恩特博士只能在羞愧难当中躲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遭受了心理上的阉割。这种无助感和无能感是受压迫的结果，它势必导致自童年时代培养起来的自尊心的损伤。许多年前，肯尼士和马米．克拉克用实验证明：黑人儿童（其中有一些年仅三岁）已经确信身为黑人不是件好事；他们拒绝黑娃娃玩具，认为白娃娃玩具更漂亮、更高级。这个实验表明，所谓隔离而平等的教育机构，从来就是不平等的，因为对于少数民族儿童来说，隔离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由于有问题才被隔离开来的。的确，这个实验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决定（棕皮书第五号，教育理事会，一九五四）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该决定宣称实行种族隔离学校违宪。
自尊心的损伤不只发生在黑人身上，也同样影响其他一些被压迫人群。在一个与克拉克夫妇实验相似的研究中，菲力浦．戈德堡证明，妇女们接受的教育使她们普遍认为自己在智力上低于男子。在实验中，戈德堡让一些女大学生读几篇学术论文，并且让她们从写作能力和风格等方面对这些文章作出评价。其中一些学生看到的文章，署名是男性（如约翰．麦凯）；另一些学生看到同样的文章，但署名却是女性（如琼．麦凯）。女学生们对男性所著的文章的评价高于女性所著的文章。换言之，这些妇女已经知道自己的位置；她们认为女性的作品必定比男性的差，就像黑人少年认为黑娃娃玩具不如白娃娃玩具一样，这就是社会偏见的残留物。
然而，世界在变化。克拉克夫妇实验完成于四十年代；戈德堡的实验完成于六十年代。从那时起，美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公然表示偏见与歧视的赤裸裸行为明显减少，保护性法令为妇女和少数民族打开了赢得更多机会的大门，媒体开始增加对从事富有权力和影响的工作的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曝光率。大家可以推测出，这些变化反映在他们自尊心的逐步提高。
例如，近几年间，科学研究表明，非裔美国儿童对黑人娃娃的喜爱高于一九四七年的资料。此外，珍妮特．斯威姆及其同事指出，人们不再仅仅因为作者是女性就歧视她的文章。
虽然这一过程非常重要，令人鼓舞，但如果由此认为偏见与歧视不再是我们国家的严重问题却是错误的。即使公然展示的偏见越来越少，越来越隐蔽，偏见仍然使受害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每年我们都必须目睹数不胜数的因仇恨而致的案件、焚烧非裔美国人的教堂、形形色色因偏见所致的暴力事件，以及那些侮辱程度轻一些的行为比方说，在美国的大都市中，如果你是黑人，那么在深夜就很难在路上拦到计程车。
什么是偏见？它是怎样产生的？如何能够减少偏见呢？
刻板印象与偏见
社会科学家已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给偏见下了定义。从技术上讲，偏见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我可能对现代艺术家产生抵触的偏见，也可能对他们产生赞同的偏见。这就是说，在我被介绍给萨姆．斯米尔（别人告诉我，他是位现代艺术家）之前，就会表现出喜爱他或不喜爱他，同时我会期待在他身上发现某些特征。因此，如果我把现代艺术家这一概念同女性化行为联系在一起，那么，当萨姆．斯米尔像绿湾打包机队的后卫球员一样昂首阔步地走出门时，我会感到震惊和怀疑。如果我把现代艺术家这一概念同政治上的极端激进派联系在一起，那么，当萨姆．斯米尔戴着罗奈尔得．雷根派的共和党徽章时，我也会惊骇不已。
这一章中我不准备探讨与赞同他人的偏见相关的情况，因此，我所使用的偏见的工作定义将只限于消极态度。偏见（prejudice）是对于根据错误或不完全的资讯概括而成的可辨识团体的敌对或负面的态度。例如：当我们说某个人对黑人有偏见时，我们是说他（或她）的行为会导向对黑人的敌意；他（或她）会认为，除了个别例外，黑人都相差无几。他（或她）所认定的黑人的特征或者完全不正确，或者只是个别的情况，而他却认为整个黑人团体成员都是如此。
戈登．奥尔波特在其名著《偏见的本质》一书中写了这样一段对话：
x先生：犹太人的毛病就是他们只顾及自己的团体。
y先生：可根据福利基金会的记录，从捐款人数与捐款数量的比例看却表明他们比非犹太人更慷慨。
x先生：那正表明他们总是力图用钱赢得别人的好感，用钱跻身于教会事业，除了钱他们什么也不想，怪不得犹太银行家这么多。
y先生：但新近的研究表明银行界中犹太人的百分比是微不足道的，比非犹太人所占的比例小多了。
x先生：正是这样，他们不从事令人敬佩的业务，只干点电影业或开夜总会之类的事。
这段话比一大套定义更能说明偏见的本质。实际上，带有偏见的x先生是在说：不用劳烦你给我摆事实、讲道理，我心意已定。他不去批驳y先生提出的资料，而是歪曲事实，为憎恨犹太人找出支持依据，或者不假思索地脱离这些事实，从新的方面发起攻击。一个怀有很深偏见的人对与其持有的刻板印象相反的资讯具有免疫力。著名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尔蒙斯曾经说过，改变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就像让阳光照入瞳孔瞳孔会本能地收缩起来。
有可靠理由假设，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存有偏见不管民族偏见、国家偏见、种族偏见，还是对同性恋的偏见、对某个居住区的偏见、或者对某种食物的偏见。就拿食物为例：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是不吃昆虫的。假设某人（如y先生）告诉你，毛毛虫、蠼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精心烹制后鲜美可口。你会跑回家，炸上一大盘吗？大概不会。像x先生一样，你可能为你的偏见找出其他一些理由，比如昆虫的样子很难看。毕竟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只吃漂亮的动物，例如龙虾。
戈登．奥尔波特是在一九五四年写的这本书。 x先生和y先生之间的对话对于现在的读者似乎有些遥远。真有人会那样考虑问题吗？真有人头脑简单到相信那些有关犹太银行家的老掉牙、漏洞百出的刻板印象吗？可能不会。但是在奥尔波特的对话发生二十年后，类似的言论出现了。
说这话的人不是一位普通的公民，而是美国军界的最有权力的长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布朗将军。在一次关于犹太人对国会山的影响的公开演说中，他说道：现在，犹太人的影响力已强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你们知道，他们拥有这个国家的银行、控制这个国家的报纸。请看看犹太人的钱在什么地方就一目了然了。
一九七七年，尼克森总统在水门事件中的录音带公开后，我们有幸听到了尼克森和H． R．哈德曼的一段对话。其间，尼克森总统表达了类似的对犹太人的负面情绪。
对布朗将军与尼克森总统所指的某群体的特征或动机的概括称作刻板化。刻板化（stereotype）是把同一个特征归属于团体的每一个人，而不管团体成员中的实际差异。这样，相信黑人天生就有节律感，相信犹太人贪财，那就会认为所有黑人都有节奏感，或者认为所有犹太人都在四处奔波、积蓄财产。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将刻板印象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在一个对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进行的实验中，研究者让这些学生用以下这些特征来评价他们的同班同学：声望、领导能力、公正性等等。给来自上层社会家庭的学生每个单项的评价高于来自底层社会家庭的学生。少年似乎没有能力根据个体差异评判他们的同班同学；相反，他们因为各自的家庭出身将自己刻板化了。
正如第四章中所述，刻板化并不一定是一种恶意的行为，它常常只是简化我们对世界看法的一种方法，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过这种行为。当我们听到像纽约计程车司机、义大利理发师或中学啦啦队队长这样的字眼时，大多数人的头脑里都会出现一个固定的形象。当基于经验的刻板印象正确无误时，就会成为我们认识外界复杂事物的一条适当的捷径。
但另一方面，如果它蒙蔽了我们，使我们看不到群体中的个体差异，那它就是不适当的，并具有潜在的危险。
例如，我们国家的许多白人很容易将暴力行为与黑人联系在一起。这种刻板印象是如何将不平等和压迫性的行为强加于黑人的呢？查理斯．邦德及其同事通过比较一家工作人员全是白人的精神病院对待黑人病人及白人病人的方式，阐述了这一问题。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工作人员惯常使用两种方法来对付病人的暴力事件：一、将病人隔离在休息室；二、给病人穿上紧身衣，然后给他服用镇静剂。翻看医院在过去八十五天内的记录，研究人员发现，第二种方式身体束缚加服用镇静剂，在黑人病人中使用的频率几乎四倍于白人病人，尽管黑人病人中的暴力事件的次数与白人病人相差无几。此外，与白人病人相比，即使黑人病人在入院时被诊断为攻击性更低，这种歧视性对待依旧会发生。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病人在医院生活一个月后，工作人员对黑人病人和白人病人的态度逐渐平等起来，用第二种方式对待黑人病人的次数明显下降。显然，当黑人刚入院时，工作人员对黑人整体的偏见在起作用；随着白人工作人员与某黑人病人之间熟悉程度的加深，对他的偏见行为逐渐减少。因而，这项研究表明，与增加种族之间的相互接触相伴而生的相互熟悉有可能会减少不公平的刻板印象，并为了解个体特点扫清道路。但是，我们在本章后面将会看到，种族接触本身通常不足以摧毁那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和冥顽不化。
为了进一步阐述种族或民族的刻板印象隐伏的恶果，让我们来看一看因犯罪入狱的少数民族成员的遭遇。当他们要求假释，在判断是否应该给予他们假释时，他们的种族或民族状态这些资讯的分量是否会凌驾于其他资讯之上，例如他们的生活环境或在狱中的良好表现。研究表明，这样的认知偏见的确存在。盖伦．博登豪森和罗伯特．韦耶让大学生阅读杜撰出来的要求假释的罪犯的档案，并要求他们利用档案中所提供的资讯决定是否应该允许假释。有时候，他们所犯的罪行与人们对罪犯的刻板印象吻合，如拉美人罪犯卡洛斯．拉米雷兹因犯有殴打罪，或者来自上层社会的白人罪犯阿什利．张伯伦犯有贪污罪。有时候，他们所犯的罪行与人们对罪犯的刻板印象相互矛盾。在前一种情况下，学生容易忽略其他相关资讯如他们在狱中的良好表现，且往往作出比较严厉的假释建议。因而，当人们的行为与我们的刻板印象一致时，我们容易蒙蔽自己，而忽视那些提供了他们真实意图的线索。相反，我们会假设，一定由于他们的自身原因，而非生活环境的因素，导致了他们的行为方式。
盖伦．博登豪森和罗伯特．韦耶的被试人中有多少人挨过拉美人的打，又有多少人上过白种人的当（损失钱财）？就算有这种事，也是寥寥无几，因为大多数刻板印象并非根据有效经验来为偏见与残酷辩解，而是根据道听涂说、媒介宣传或我们的臆想。
正如本书前面所探讨的预言的自我实现现象，认为黑人或拉美人是愚蠢、危险的，有助于为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力或拒绝他们的假释请求而辩解；认为妇女生来就应该做家务，有助于为男人当道的社会将妇女束缚于吸尘器上而辩解；认为来自底层的人们是浑浑噩噩、愚蠢、野蛮的，有助于为他们所做的低级劳动尽可能少付钱或为将他们逐出社区而辩解。在上述例子中，刻板印象确实是有害的。在九十年代早期，当克林顿总统试图废除同性恋者不能为军队服役的限制时，遭到了坚决的反对。人们调用了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一些军界人士和政治家预测，如果允许这种人穿上制服，后果不堪设想，士气将会颓丧。然而，事实给我们开了个宇宙级玩笑。其后几年中，成千上万名男女同性恋者在军中默默地职守着爱国岗位，优秀地完成了工作任务，根本没有惹任何麻烦。
我要赶紧补充一句，这些资料是在假象情境中大学生们自己给出的，所以不能说明假释官员也会表现出同样的行为。实际上，假释官员很有可能比实验中的被试人更有社会阅历，更加老练。但是，实验确实说明了某些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是富有聪明才智及良好意愿的人们也存有认知偏见；除非我们非常警惕，任何人都有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就其本质而言，刻板印象的性质并不一定都是侮辱性的。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即使刻板印象是中性的或是正面的，对于刻板印象的对象来说也是有害的。比如说，认为雄心勃勃是犹太人的特点，天然节奏感是黑人的特点，艺术家气质是同性恋的特点，这虽然不一定是消极的，但仅仅因为它剥夺了个体应具有个性特点（不管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的权利，所以这种概括实际上是有害的。
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刻板印象是有害的；它所产生的危害是直接的，能够不断地打击目标群体。让我们来看一个特殊的例子：在九十年代，在非裔美国学生的教育福利方面，克劳德．斯蒂尔观察到一个烦人的争端。简单说来，在大学生中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的考试成绩之间存在差距；此外，黑人学生的辍学率几乎是白人学生的两倍。虽然有许多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但斯蒂尔认为这些原因没有切中要害；它们不足以解释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与早先的考试成绩相比）取得的考试成绩之间的差距与他们在没有准备的前提下取得的考试成绩之间的差距一样大的现象。换言之，必定存在某种原因能够解释是什么妨碍了那些智力超群、准备充分的黑人学生在考试中的表现和具有相同能力、准备同样充分的白人学生一样出色。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克劳德．斯蒂尔和约书亚．阿伦森推理到，影响黑人学生表现的主要因素是（在高度评价性教育范畴内）黑人学生对证实人们对黑人智力水准低下负面的刻板印象怀有恐惧心理。斯蒂尔和阿伦森将其称为刻板印象的威胁（stereotype threat）。他们推理到，正是这种恐惧心理带来的额外负担干扰了学生在评价类项目（如测试）中的表现水准。在一项著名实验中，斯蒂尔和阿伦森让斯坦福大学的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分别进行了一项较有难度的辞汇测试（GRE，研究生入学测试）。让其中半数学生相信，研究者的目的是考察他们的智力；让另外半数学生相信，研究者的目的只是测试他们的辞汇能力，而与他们的智力水准无关。
结果十分明显：无论测试目的是否会被用作诊断智力水准的指标，白人学生在测试中的表现都一样好。相信测试目的与诊断智力水准无关的黑人学生表现得与白人学生一样好；相比之下，相信测试目的与诊断智力水准有关的黑人学生表现得比白人学生差很多。
这就是刻板印象的威力。
刻板印象与归因
刻板化是归因现象的特殊情况。正如第四章中所述，当事件发生时，人们总是试图找出事件发生的原因。确切地说，当某人完成了某一行为，旁观者会对行为的产生原因作出推测。例如：如果你最喜欢的橄榄球队里的边锋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传球，你会产生许多种可能的解释：也许阳光太刺眼；也许他在担心孩子的病而注意力分散；也许他是故意丢球，因为他买彩票时下注在对方球队；也许他听到后面有人跟上来而心慌意乱；也许他本来就球技平平。注意，上面各条有关边锋失误原因的解释会导致一个很不相同的结果。如果他是为孩子的病担心而不是在买彩票时下注在对方球队身上，那我们对他的看法就会不同。
这种探索别人行为原因的需要，是人类超越已有资讯的一种倾向，它常常是有用的。例如：设想你刚刚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没有朋友，倍感孤独。这时传来了敲门声，原来是邻居乔。他握住你的手，表示欢迎你来做邻居。你请他进来，他坐了大约二十分钟。你们谈得很投机。想到有可能结识一个新朋友，你感到非常惬意。当他起身离开时，他开口说道：噢，对了，如果你需要买保险的话，我恰好是干这行儿的，很乐意效劳。接着他留下自己的名片。他到底是个恰好推销保险的朋友，还是伪装成朋友想达到推销保险的目的呢？了解这些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必须决定是否和他继续来往。再重复一遍，在进行归因时，人们必须超越已获资讯。我们不知道边锋为什么失球；我们不知道乔善意举动的动机。我们在猜测。因此，我们对事物的因果解释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
在不明确的情景中，人们的归因往往与其信仰和偏见保持一致。汤玛斯．佩蒂．格鲁将其称为最后归因错误（ultimate attribution error）。如果顽固先生看见一个衣冠楚楚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基督徒在星期三下午三点坐在公园椅子上晒太阳，他不会介意。可是如果是一个衣着整齐的黑人这样做，他很容易匆忙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失业了。同时，顽固先生会很生气，因为他认为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纳了税，最后作为福利补助，让这个懒惰的废物点心去买好衣服了。如果顽固先生路过一位白人的家，看见垃圾箱被弄翻了，垃圾撒了满地，顽固先生会推论出可能有条野狗刚在这里觅食。如果他路过一个黑人的家并看到同样的情景，他就会很生气，并且断言说：这些人过得跟猪一样。偏见不仅影响他的归因和结论，而且他的错误结论又为其负面感情进行了辩解并使之得以强化。因而，整个归因过程呈螺旋式上升，即偏见引起了某种特定的负面归因或刻板印象，而这种负面归因或刻板印象又反过来加强了偏见。
性别的刻板印象
对刻板印象特别有趣的展示发生在人们对性别差异的看法上。凯．杜克斯及其同事发现，世界各地的妇女都被认为更应该担任哺育者的角色，而且妇女都被认为没有男子果断。很可能这种认识完全与角色扮演相关即，传统的妇女扮演的是家庭主妇的角色，因而更容易被看成哺育者。在连续体的另一端，进化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女性行为和男性行为只存在于那些两种性别面临不同适应问题的领域。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看来，有强有力的生物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妇女在进化过程中比男性更容易扮演哺育者的角色。例如，由于解剖学的原因，在我们的祖先中女性一直就是婴儿的早期照料者；那些不被女性照料的婴儿存活率较低。
虽然无法证实与男性相比，照料婴儿更有可能是女性的基因特性，但事实表明，文化上的刻板印象在真实生活中俯拾即是。爱丽丝．伊格雷、温蒂．伍德和珍妮特．斯威姆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倾向于展示那些被人们描绘成更具社交敏感性、更友善、更关心他人的行为，而男性倾向于展示那些被人们描绘成更有支配性、更具控制力、更独立的行为。勿庸置疑，男性与女性的性格特点存在许多交叉之处；我们大家身边既有具有社交敏感性的男性，也有不具有社交敏感性的女性。无论刻板印象背后的现实是社会性的还是生理性的，对女性或男性应用刻板印象剥夺了个体被视为具有个体特质和能力的人的权利。
勿庸置疑，性别刻板印象确实经常脱离实际情况，因而特别有害。例如，在雪丽．费尔德曼、萨默斯和萨拉．基斯勒于一九七四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当男大学生遇到一位成功的女医生时，他们认为她的能力低于成功的男医生。凯杜克斯和蒂姆．埃姆斯．怀勒在类似实验中发现，如果性别刻板印象的作用足以强大，遭受刻板印象的群体中的成员也很容易接纳它。具体说来，研究者告诉男女学生，某同学很好地完成了一个难度较大的任务，并要求他们解释其成功的原因。如果是个男生完成的，男女生都把他的成功归于他的能力；但如果是个女学生完成的，男女生都把她的成功归结于她的运气。
虽然这是个二十五年前的实验，自那时起，美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会影响人们对妇女所持的刻板印象呢？是的，但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多。在一九九六年，珍妮特．斯威姆和劳伦斯．桑那对个关于这方面课题的最新实验进行了认真分析。他们发现，虽然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没有扩大，但他们与从前惊人的一致：如果男性在某项工作中获得成功，旁观者容易将其成功归因于他的能力；如果女性在同一工作中获得成功，旁观者容易将其成功归因于她的勤奋。如果男性未能完成某项工作，旁观者容易将其失败归因于他的霉运或努力不够；如果女性未能完成同一工作，旁观者容易将其失败归因于她的能力。
研究还显示，年轻女孩容易低估自身的能力。约翰．尼古拉斯发现，四年级的男孩将自己在一项难度很大的智力任务中的成功归因于他们的能力，四年级的女孩往往贬低她们的成功表现。此外，这项实验显示，男孩学会通过将自身的失败归因于霉运来保护自尊心，而女孩总是更多在自己身上寻找失败的原因。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黛博拉．斯蒂派克和海蒂．格拉林斯基发现，女孩贬低自己能力的倾向在传统上由男性把持的领域中（如数学）更有普遍性。具体说来，斯蒂派克和格拉林斯基发现，初中女生将自己在数学课上的成功归因于运气，而男孩将自己在数学课上的成功归因于能力。另外，在获得数学测试的成功后，女孩的自豪感要低于男生。
女孩的这种自我贬低的认识从何而来呢？总的说来，她们肯定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态度的影响。但是，对她们影响最深的人是那些在她们幼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人她的父母的态度。在一项研究中，贾尼斯．雅各和贾桂琳．埃克尔斯探索了母亲的性别刻板印象对自己十一岁和十二岁的儿女的能力认识的影响。雅各和埃克尔斯进一步研究了母亲的这种认识对于孩子们对自身能力认识的影响。持有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母亲认为，她们的女儿的数学能力低一些，而儿子的数学能力要高一些。这些认识反过来影响着孩子们的认识。持有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母亲的女儿们也认为自己没有多少数学天分。不持有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母亲的女儿们没有这种自我贬低的认识。
自我归因的现象存在许多有趣的后果。假设一个男网球运动员以二：六输掉了第一个发球局。他会怎么总结呢？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没有尽力，或是运气不好。总而言之，他的对手神奇般地连续得分。假设一位女网球运动员失去了第一局比赛，她会怎样总结呢？根据尼克尔斯的资料，她可能认为自己的球技不如对手精湛，说到底，她的确是以二：六输掉了这局比赛。这里有趣的现象是：运动员对自己在第一局中失利的归因会部分影响他们在后面几局的成功表现。也就是说，男运动员会更加努力，后来居上，在后两局中胜出，从而赢得整个比赛。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在对这种现象进行的系统调查中，研究者调查了一万九千三百场网球比赛的结果。在这些比赛中，当运动员在第一局失利后，男运动员比女运动员更有可能重整旗鼓，拿下第二局和第三局。女运动员更有可能连落三局，失掉比赛。这种现象在职业网球运动员中同样存在虽然他们认为自己球艺精湛、富有实力。
马林．特纳和安东尼．普拉特．肯尼斯通过揭示女性求职过程中产生的负面自我归因有可能妨碍她们的实际表现，将这一概念向前推动了一步。具体说来，特纳和普拉特．肯尼斯带着浓厚的兴趣，研究了对妇女的保护性行动计划中可能存在的某些不良的副作用。大家知道，这种保护性行动计划旨在使那些曾经在求职中被人忽视的富有才华的女性受益。不幸的是，这种计划本身也有不周之处：某些这样的计划无意中给富有才干的女性打上了烙印，因为它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即她们的入选并非是由于其才干，而是由于其性别。它对妇女的影响又是怎样呢？在一项严格控制的实验中，特纳和普拉特．肯尼斯让一些妇女相信她们是因为性别原因才入选某项工作的，而让另一些妇女参加一个测试，并告诉她们测试成绩将被作为选拔标准。那些被告知是由于性别原因（而非测试成绩）而被选拔的妇女往往贬低她们自己的能力。此外，他们往往干出一些自我妨碍的行为；具体说来，当她们所从事的工作需要十分努力时，认为自己是因为性别原因而被选拔的妇女工作起来，不如那些认为自己因为富有才干而被选拔的妇女。
谴责受害者
让从未体验过偏见的人们充分理解作为偏见对象的感受有时是十分困难的。对于处于支配群体并相对具有安全感的人们来说，通情并不是呼之既来的。虽然他们可能产生同情之心，并希望目睹的一切不是真的，但自我正确的意识的痕迹常常会潜入他们的态度，使他们容易将罪名归因于受害者。这种情形总是以罪有应得的形式出现。例如，如果犹太人在历史上一直遭受迫害，那说明他们一定是做了某种错事。如果她遭到强暴，那说明她一定有过煽情的举止。如果非裔美国人、拉美人、美国印第安人、同性恋者不想惹麻烦，为什么不（远离报纸的头条新闻、闭上嘴巴、不要去那些不受欢迎的地方等等）。这种建议包含着一项指令，它要求偏见的对象遵守那些比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还要严厉的规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因为受害人遭受不幸而谴责受害人（即将受害人的困境归因于他们的性格特点与无能）的倾向往往是被一种希望看到世界是公正的动机所驱使。正如梅尔文．勒纳及其同事指出的，人们容易用个体的性格特点来解释那些否则无法解释的不公平事件。例如，如果两个人在同一项工作中同样努力，而仅仅通过掷钢嘣儿，一个人得到了一笔丰厚的奖金，而另一个人却两手空空，那么旁观者很容易将其原因解释为那个倒楣的人工作不如另一个人努力。同样，对待穷人的负面态度包括指责他们要为自己的苦难负责在相信世界相对公平的个体当中十分普遍。显然，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人们无缘无故地被剥夺掉他们的应得（同工同酬）或需要（生活必需品）的世界上，我们将会感到恐惧。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万犹太人无缘无故地遭到杀戮，和让自己相信他们做了错事才遭此报应相比，后者会让人心里好受一些。
巴鲁什．菲什霍夫对于后见之明（我们在第一章及第四章中分别探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谴责受害人现象的理解。你可能还记得，研究显示大多数人都是绝佳的预言家：当我们得知某事的结果时，围绕这件事的复杂的形势一下子变得一目了然；似乎我们从来就对此了若指掌，如果要我们预测结果，我们肯定是不费吹灰之力。但这只是一个幻觉。
*敏锐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这是关于人们所具有的贬低其伤害对象倾向的一个温和一些的例子。我们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看到，当一个人伤害另一个人时，攻击者往往会先通过将攻击对象非人化来贬低受害者，然后再攻击他。而在上述例子中，如果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遭到误解，他或她就会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
在一系列有趣的实验中，龙尼．雅诺夫、布林曼及其同事发现，后见之明的力量增加了被试人对强奸受害者对其不幸应负有责任的认识。研究者让被试人阅读两份曾在大学课堂上相识的一对男女的约会记录。这两份记录除了结尾一句不同，其余内容完全相同。其中半数被试人看到的结尾是，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他强奸了我。而另外半数被试人看到的结尾是，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他把我带回了家。在要求被试人忽略约会的真实结果后，研究者要求被试人预测几种可能的结局的概率，包括他们所看到的记录。尽管在这两个版本的故事中，导致结果的事件完全相同，读到强奸结尾的被试人比读到回家结尾的被试人更有可能预测强奸会发生。此外，读到强奸结尾的被试人容易将强奸归罪于妇女的举止如让男人吻她。
这些发现的意义还存在争议。为了理解和感受受害人的境遇，我们必须能够从受害人的角度来重建导致他受害的事件。请不要忘记，受害人并不像我们一样能利用后见之明来指导他们的行为。
偏见与科学
科学家受到的训练使他们可以客观、公正地认识事物。但即使是科学家，也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十九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的路易士．阿加西斯曾提出，上帝是把黑人与白人作为不同的物种造出来的。与此相似，一九二五年英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数学家卡尔．皮尔逊总结自己关于民族差异的研究时说：一般说来，不论男女，犹太移民的脑力和体力都比当地居民（不列颠人）低劣。在此基础上，皮尔逊提出，不许东欧犹太人移居到大不列颠。
许多当代科学家会要求获得比阿加西斯和皮尔逊更多的确凿证据。例如，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足以成熟到懂得如何正确看待标准的智商测验。他们认为它是一种偏见的工具，在无意之中偏向白人和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因为对于测验中所用的特定术语和辞汇陈述的问题，城市的孩子比在农村或少数民族聚居区长大的孩子要熟悉的多。因此，在我们作出黑人、拉美人或乡村居民智商测验成绩不好是由于愚笨这一结论前，必须知道智商测验是否没有受到文化背景的干扰。
但是科学家的成熟并不能保证他们没有偏见。在偏见社会中，善意的人们落入的陷阱可能是十分微妙的。让我举一个亲身体验过的大男子主义的例子。在此书第一次付梓时，我在讨论个体在说服力方面的差异问题时讲到，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容易被说服。这一结论是根据五十年代晚期欧文．贾尼斯和彼得．菲尔德所做的实验。然而，对这项实验的严格审查却发现，它无意中对女性持有的偏见正如智商测验对乡村居民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居民的偏见一样。在他们的实验中，劝导的题目包括民防系统（尤指防核毁灭的）、癌症研究、冯兴登堡元帅等等。对于这些题目，由于文化背景的原故，男子和男孩比妇女和女孩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与现在相比，这种情况在五十年代尤为什之。因此，这个实验结果仅仅说明人们在不关心或不熟悉的问题上更容易被劝导。的确，这些推测已被弗兰克．西斯．特鲁克和约翰．麦克．大卫斯新近做的一系列实验所证实。在这个研究中，他们运用的题目十分广泛，有些是男子更感兴趣的，另一些更适合妇女的传统兴趣和专长。结果很清楚，妇女们在男性更有兴趣的问题上更容易被劝导；而男子则在妇女更有兴趣的问题上更容易被劝导。当然，女性和男性在养育过程中对某些问题不感兴趣的事实，本身就是性别歧视的不幸后果。
一九七○年，我写此书第一版时，没有意识到贾尼斯和菲尔德的实验存在缺陷。后来，一个朋友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很礼貌但很坚定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她既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又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从这个事例中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训：生活在一个偏见比比皆是的社会中，我们会经常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偏见。我们很容易相信妇女易于受骗，因为整个社会都持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可见，我们很容易不加批判地对待作为论据的科学资料，而且往往在还没有意识到这点时，就把它用来作为自己偏见的科学依据了。
偏见的微妙效果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种族主义者和大男子主义者的社会。这一事实将对主流群体与女性和少数民族成员的行为产生微妙但重大的影响。大量的这种行为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卡尔．沃德及其同事首次训练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对求职者进行面试。他们的观察揭示了考察者在面试黑人求职者时与面试白人求职者时存在的巨大差异：与面试对象为白人相比，当求职者为黑人时，考察者无意中坐得与求职者稍微远一些，谈话中语误出现得更多，面试时间缩短二十五％。在第二个实验中，沃德及其同事训练他们的考察者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上一次面试中的白人求职者或黑人求职者。研究者对作为面试人的学生录了像。独立观察者判定，那些被以对待黑人求职者的方式所对待的求职者比以对待白人求职者方式对待的求职者显得更紧张、效果更差。这项实验的结果使我们对下述现象产生了强烈质疑：当妇女或少数民族成员被男性白人面试时，他们的表现不好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行，而是因为面试人在自己也不察觉的情况下，采取的行为方式使求职者感到不自在。
即使我们从未发现自己处于上述的求职者的位置，我们每天都会与他人交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拉美人等等。我们对他人的认识常常影响我们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按照自己的想像，来看待他人的特点与行为。我在其他章节里曾把这种现象称为预言的自我实现。例如，假设我和你素昧平生，但我们的一位共同认识的人告诫我，你是一个冷酷、孤僻、沉默寡言的人，当我们见面时，我很可能也保持与你的距离，并采取冷漠、孤僻的方式对待你。而在实际生活当中，你是一个热情开朗的人。可是我的行为没有给你一个显示你本来性格的机会。作为对我的行为的对应，你也很可能保持与我的距离，这样，我对你的先入之见（你不是个热情友好的人）就得到了证实。
这只是众多观念创造现实情景中的一例。当我们持有错误的观念或对他人持有偏见时，我们对他人的反应往往会使他人的行为方式最终验证了我们的错误判断。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默顿写到，这种预言的自我实现创造了谬误的王国，并使之长生不息。如果人们把女性视为被动和依赖的代名词，或者把黑人视为懒惰和愚蠢的代名词，他们就可能这样对待女性和黑人，并在无意间创造出与这些刻板印象相联的行为或特征。瞧，他们会对自己说，我对这些的看法始终是正确的。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其他群体的成员持有顽固的刻板印象。我们常常只是暂时收纳各种各样的社会观念，然后再对它们的正确性进行判断。我们经常利用社会交往的形式来检验对他人的推测是否正确。但在我们检验推测的战略中存有内在缺陷。也就是说，我们检验对他人的假设时所应用的战略能够产生证实性的证据，即使假设本身有误时也是如此。还记得（第四章中）马克．斯奈德和威廉．斯旺的实验吗？在这些实验中，当要求个体检验关于某人性格外向的假设时，研究者使用了外向性的问题（如，如果你想活跃晚会气氛，你会做些什么呢？）；当要求个体检验关于某人性格内向的假设时，研究者使用了内向性的问题（如，什么因素使你难以向别人敞开心扉？）。斯奈德和斯旺发现，问题的性质有助于决定问题的答案。也就是说，既不外向也不内向的人在回答第一类问题时显得外向，而在回答第二类问题时显得内向。
概括起来，上述研究的结果帮助人们理解了刻板印象难以改变的原因。当我们对他人持有某种看法时，预言的自我实现使我们创造了一个与我们的预期一致的社会现实。即使我们的思想开放到能够检验我们的观念的正确性时，我们往往仍会不自觉地应用证实我们刻板印象的正确性的检测方法，甚至在我们的观念错误的时候也如此。
尽管许多有正义感的人尽力做到思想开放，但他们仍然不能与微妙的偏见绝缘。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过去美国白人那种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基本上已被间接形式所取代，但这种方式或许更加有害。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没有偏见，即使他们可能会继续以隐蔽的方式歧视少数民族成员。
我所描述的这种微妙的种族主义正是大卫．弗雷和萨姆尔．盖特纳在研究白人对黑人的帮助行为时所发现的。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只有当受到帮助的黑人显示他自己也尽了很大的努力时，白人被试人愿意帮助黑人学生的程度才与愿意帮助白人学生的程度一样。但当他们认为黑人学生在工作中缺乏努力时，被试人更容易拒绝黑人学生而不是白人学生。这些发现揭示，当人们很容易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时，微妙的种族主义就很容易冒头：如果拒绝帮助一个难以在其所处的环境中获取帮助的少数民族成员，人们很难为自己开脱，使自己看上去不像个老顽固。但如果人们可以为不施援手而找到更好的理由时，如当需要帮助的人是个懒汉，人们将会继续以偏见的方式行事，而装扮成没有偏见的样子。
在一个相关实验中，派特里夏．迪瓦恩指出，我们大家都已经意识到那些与少数民族相关的普遍的刻板印象。当怀有偏见的人遇到少数民族成员时，这些普遍的刻板印象就会闯入他们的脑海，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待人的方式。迪瓦恩发现，在正常情形中，相对没有偏见的人们能够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以谨防刻板印象闯入我们的脑海并影响我们的观念和行为。但她还发现，在特殊情形下（有意识的控制处于最低点），甚至那些相对没有偏见的人们也会不由自主地滑向偏见一方，最终按照普遍的刻板印象思考或行事。
微妙的男性至上主义者与性别角色的社会化
偏见的微妙形式同样指向女性。达里尔和桑德拉．贝姆夫妇认为，社会对妇女的偏见是未意识到的意识形态的一个范例。也就是说，人们盲目地接受了一套信仰，却并未意识到它，因为人们甚至无法想像世上还存在着其他观念。在我们的文化形态里，很难想像让一个妇女去当卡车司机或看守，而让她的丈夫呆在家里看孩子、补袜子、收拾屋子。倘若确有其事，很多人就会认为这种夫妇不太正常。为什么？因为这种安排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并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就像鱼不知道它生活在水中一样，人们还不曾意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存在，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实在是太普遍了，因而人们甚至不可能设想世界上还存在着其他观念。
回忆一下第一章的例子，小玛丽在九岁生日时得到了一套过家家玩具（包括灶具）的生日礼物。这时她九岁，已经知道自己的角色是在厨房，并受到这种观念的制约。这种制约是如此彻底，甚至连她父亲也相信家庭主妇在本源上是遗传的。这并不只是一个幻想。正像我们提到过的，甚至幼儿读的第一本小人书也容易传播这些角色的刻板印象。的确，鲁斯．哈特利的研究表明，孩子在五岁时已清楚地知道了男性和女性的适当行为定义是什么。这种未意识到的意识形态可能对社会有重大的影响。例如，琼．李普曼．布卢门报告过，大多数妇女在幼年时就形成了对自身性别角色的传统观念（即妇女的位置是在家里，而不是接受高等教育）。而那些持有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女性则表现出更强烈的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倾向。
时下妇女自我意识的提高对妇女是大有裨益的。依据李普曼．布卢门的发现，我推测随着性别角色刻板形象的日益瓦解，寻求高等教育的妇女人数将会增长。实际上，一九八○年，公立大学校园里女生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男生。这一趋势持续到九十年代中期。对参加职业训练的人数的统计表明，虽然男性在那些一直为男性把持的行业里的人数仍然超过女性，但在诸如心理学等性别要求比较中立的领域里，女研究生的数量居多。还应该提一下，妇女自我意识的提高令男性同样受益，因为妇女的兴趣扩大了、工作的类型扩大了，男子的角色规定也变得不那么苛刻了。
让我将这个例子扩展开来说。近年来，我们这个社会已越来越认识到对性别的歧视和刻板化是不同性别角色的结果。性别角色的观念就是所扮演的角色要适合于性别特点，这对于理解社会给男子和妇女的压力是很有用的。按照传统观点，人们期待男子成为能养家糊口的人、创造者和攻击者，任何时候都不暴露他们的脆弱情感和弱点。按照传统观念，女性则往往与较低的自尊、高度焦虑和较低的社会接受程度相关联。正如前面所述，人们认为女性更温和、更敏感、语言能力更强，但是竞争力较低且优柔寡断。女性的角色一直集中在家庭、孩子和婚姻上，在获得更高地位或更广泛地选择职业时则受到限制。
这种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存在着严重的后果。在一项有趣的实验中，娜特莉．波特和弗洛伦斯．盖斯发现，与男性同事相比，甚至连女研究生都没有因其智力上的领导能力而受到多少肯定。在实验中，给大学生看一幅一群男子或一群女子围坐在桌边的照片。研究者向大学生解释说，这是一群研究生讨论研究课题的照片。然后，研究者让大学生们猜测谁对小组的贡献最多。被试人具有非常强烈的倾向，选择坐在桌首的人作为对小组贡献最多的人。在另一种情况下，研究者给大学生看一幅男男女女（两个男子和三个女子）围坐在桌边的照片。当其中一位男子坐在桌首时，大多数被试人都指认他是贡献最多的人；当其中一位女子坐在桌首时，没有一位被试人指认她是贡献最多的人。实际上，照片中的每位男子收到的选票都比三位女子收到的选票之和还要多。在实验中，被试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研究者获得的实验结果都极为相近，因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未意识到的意识形态的绝妙范例；此外，实验中的女性与男性一样，很少选择女性作为贡献最多的人。
波特和盖斯的实验指出，对女性怀有偏见的人并不全是男性；在妇女中间，对女性怀有偏见行为远比我们所知的要更普遍。此外，罗伯特． S．巴伦、玛丽．伯吉斯与D． F．考发现，女性对女性的性别偏见往往不易察觉。他们在实验中请男性和女性被试人看幅刻画了某人以蔑视女性的态度对待女性的插图。当以蔑视女性的态度对待女性的人为女性时，男性与女性将其行为视为蔑视女性的可能性较小。而且，同以蔑视女性的态度对待女性的人为男性时相比，将这种行为视为不太极端、不太激烈。
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过程使我们把男性、女性的角色看做是固定的、有限的。该领域的研究者发现，这种传统的标签化方法同充实丰富的成长过程是对立的。例如，桑德拉．贝姆提倡人们用双性化来减少性别角色的刻板化。根据她的理论，应该鼓励男性与女性成为既能干又善于表达、既果断又柔顺，既具有男性特点又具有女性特点究竟采取什么行为，取决于行为与其所处的情境是否匹配。举例说来，无论是男性或女性，要求加薪时，果断自信的态度比较合适，而唯唯诺诺或羞羞答答的行为则不会让你达到目的；然而，在争论后寻求和解时，柔顺态度是比较合适的。武断只会增加局势的紧张。
通向男女平等的道路充满坎坷。像少数民族成员一样，妇女的行为如果符合低下、被动、无独立性、神经过敏的传统文化观点便受到鼓励。结果就会导致预言的自我实现：如果一个妇女用与社会公认的标准不同的观点评价自己，那她不可避免地会感到不舒服，因为她的行为与她自童年时期形成的自我观念不相符。
例如：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如果一个卡车司机和家庭主妇调换一下位置，显然会产生许多不协调，特别是当他们与同伴相互交往时更是如此。这样，一个社会所习惯的刻板形象便会以这种方式长期存在。如果一个妇女试图通过变得果断或找一个非传统的工作来摆脱她固定的性别角色，那她就面临失去友谊的危险，甚至会挑起他人的偏见情绪。相应而言，如果个人需要从善如流，那么跳出规定角色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
然而，有理由认为，现在人们对适当的男性和女性行为的认识也越来越灵活。琳达．杰克逊与汤玛斯．卡什发现，被人描述成双性人的男性和女性比一直恪守传统性别角色的男性和女性更令人喜爱，也更适应环境。但蹊跷之处是：如果女性以人们刻板印象中只有男性才采取的方式行事时，她们受人喜爱的程度最低。同样，如果男性以人们刻板印象中只有女性才采取的方式行事时，会被认为比以人们刻板印象中只有男性才采取的方式行事的女性更令人难以接受。得出的教训似乎是这样的：人们只要在性别交叉行为与其原本性别中被视为适宜的行为之间小心地达成平衡，就能够被人接纳。回到我们的例子上来，当个女卡车司机的想法可能不会令多少人惊讶，如果她同时还是一位超级厨师、女裁缝或业余芭蕾舞演员。同样，选择待在家里看孩子的男性也可能赢得社会更多的肯定，如果他同时还是个王牌捕鱼手或灵巧的机械工。
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存在许多后果。从六十年代晚期至七十年代早期，玛蒂纳．霍纳所做的一系列实验表明，妇女实际上可能惧怕成功，特别是当成功不符合其角色的期望时。她在研究中要求女大学生，以安妮发现自己是医学院里的尖子生为题描写一段故事。学生们都喜欢把安妮的前途描写为不幸的，把安妮的特点描写为或者极力缩小自己的成就，或者由于成功反而得到恶果。有趣的是，最近的研究证明，当男性在非传统场合取得成功时，这种现象同样存在。具体说来，当男性被告知约翰是护校里的尖子生时，他们所估计的负面后果比被告知安妮是医学院里的尖子生的女性所估计的负面后果还要多。因而，惧怕成功现象与劝导能力现象十分类似；男性与女性都呈现出这种效果的行为症状；而何时出现或以何种方式出现则取决于不同的情况。
我认为在这里，可以学到两个重要经验。
其一，虽然男女的行为之间存在差异，但许多差异可以追溯到两性所处的不同的环境。也就是说，最初女性似乎更容易被说服或者更惧怕成功，因为人们是以男性的游戏规则来评价她们的。你瞧！当人们以女性的游戏规则来评价男性时，男性似乎也显得更容易被说服或者更惧怕成功等等。此外，甚至当男性与女性的行为完全相同时，评价他们的标准往往也不尽相同。例如，正如前面所述，当女性获得成功时，人们通常将其成功归因于勤奋或运气；而男性获得成功时，人们通常将其成功归因于才干。因而，在匆忙得出某一性别在任何领域都逊于另一个性别的结论前，我们必须仔细考察行为发生的背景情况，以及在评价男性和女性行为时，是否引入了双重标准。请记住阿伦森的第一法则：干蠢事的人不一定都是蠢人。同样，做劣等事的人不一定都是劣等人。
其二，必须意识到所有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男孩、女孩；无论是黑人、拉美人，还是白人、亚洲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都是束缚着我们的刻板印象的受害者。如果遗漏了某些角色比其他角色更有限制性、更虚弱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将是幼稚的。然而，如果疏忽了群体挣断偏见枷锁的力量间接地使我们获益这一事实，也将是愚蠢的。随着我们学会接受他人超出角色范畴的行为，我们自己超出角色范畴的行为也会逐渐被人接受。最终，我们会更加自由地发挥自身作为人的潜力。
偏见与媒体媒体
在维护偏见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化作用。早些时候，报纸往往会刊登非白种人罪犯或嫌疑人的种族情况。但如果犯事的人碰巧是个白人，报纸却从不提及他的种族情况。这无疑会勾画一幅扭曲的图画，使非白人犯罪的数量受到了歪曲。在比尔．柯斯比和迈克尔．乔丹推开了这扇大门前，人们很少会在电视上或广告中看到一张黑脸，而他所扮演的角色摆脱了刻板印象的窠臼。几年前，当非裔美国人只能扮演类似《阿莫斯和安迪》剧中的角色或出演综艺节目中的说唱节目时，关于黑人是愚蠢的、无能的、懒惰的，具有天生的韵律感的刻板印象即被强化。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到底有多大呢？随着八十年代比尔．柯斯比栏目的广受欢迎和奥芙瑞．温芙妮和迈克尔．乔丹等富有魅力的文化偶像的无所不在，人们很容易认为，对黑人态度已发生了巨变。但虽然非裔美国人在近几年里在媒体中的出镜率上升，从戏剧的角度看来，他们总是被集中在基本上全是黑人环境的喜剧中，或者在全是白人的剧中扮演象征性角色。让我们看看黄金时段上演的剧作吧，他们可是美国电视业收入的领头羊啊。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著名学者乔治．格伯纳定期性地对媒体进行广泛的调查。根据格伯纳的发现，在过去的十五年间，非裔美国人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中的百分比一直在六％和十六％之间徘徊，没有明显迹象表明这一时期这一数字有上升的趋势。
在其他形式的宣传和娱乐中，这种情况更为极端。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幽默卡通片。几年前，我的一位学生鲁斯蒂．博多对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纽约客》杂志上刊登的所有卡通片进行了全面分析。她发现，非裔美国人在卡通片中极少出现。此外，在她的早期研究中（四十年代与五十年代），每当非裔美国人出现在卡通片中，他或她通常都是扮演那些高度刻板化的典型角色。相对而言，随着以刻板印象刻画的少数民族越来越不为人接受，非裔美国人的刻板角色出现的频率实际上逐年下降。鲁斯蒂．博多震惊地发现，在整整四十二年内，只有一位非裔美国人在卡通片中扮演了主角，而且其角色与种族无关。但这是三万五千八百七十四个卡通片中唯一的一例。蒂博多总结到，黑人在卡通片中并不仅仅被刻画成普通市民的代表。
回到黄金时段电视节目上，对其他少数民族而言，他们在电视节目中的整体情况还要更灰暗。格伯纳发现，在九十年代，在黄金时段电视剧中扮演角色的拉美人大约略高于一％，亚裔人或美国印第安人的比率都低于一％。男女同性恋者的出镜率几乎为零，当他们出镜时也只是扮演那些刻板化的角色。这并不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电视为人们了解世界提供了重要的资讯来源。相应地，对少数民族成员或女性的非经常性的和不客观的刻画是有害的，因为它误导了人们。人们由此产生了这些人不是社会的必然成员的错觉，并无法体验到真正的冒险经历、普通的麻烦或人类情感此外，媒体中正面榜样角色的缺乏无疑会助长自卑的情绪，并导致少数民族成员之见的疏离，尤其是孩子之间的疏离。
*在这种总的趋势当中，一九九七年艾伦德．格尼瑞斯出演的电视剧是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德格尼瑞斯在剧中扮演了一位女同性恋者，同时，她向公众披露自己也是同性恋者。有趣的是，该剧是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虽然许多保守组织以联合抵制的方式反对该片的播出，但调查显示，该剧受到了美国公众的普遍喜爱。
类似问题也影响了对女性的刻画。许多年来，当女性出现在黄金时段电视剧中、广告中或儿童读物中时，她们很少被描绘成权威人物、知识份子或富于探索的勇士。相反，她们总是被描绘成婀娜多姿却头脑简单的女孩，心里总是惦记着用哪个牌子的洗衣粉，指望着男人在重大问题上拿主意。在九十年代，随着像墨菲．布朗这种强悍、能干的人物的出现和对女篮比赛的电视播放，这种趋势得以改变。然而，虽然这种改变令人鼓舞，但巨大的差异依旧存在。根据乔治．格伯纳的分析，在黄金时段节目中，男性角色的数量与女性角色的比例是二：一，而女性作为暴力行为受害者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男性。同样，深受孩子喜爱的报纸连环画往往扮演了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的角色。对十四个通过稿件辛迪加而出售（为了在多家报纸或期刊上同时发表，通过稿件辛迪加而出售连环漫画或幽默小栏目等）的连环漫画（如《花生》、《蜘蛛人》、《艾德的魔力》）的分析表明，作为主人公的女性只占漫画的十五％的篇幅。此外，只有四％的女性角色以职业妇女的形象出现，而实际上大约六十九％的美国女性外出工作。
媒体中如此普遍的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会造成什么影响呢？从微观层面看，人们容易相信或接受经常目睹的事物，除非有强有力的理由反对他们这样做。此外，很难让人们去说明那些没有呈现出来的事物。因而，如果人们没有看到女性可以担任重要的工作，就会很容易得出结论：女性没有能力有效地使用权力或女性更喜欢厨房而不是会议室。
让我们再进一步地认识这个问题吧。当这种刻板印象在内化的过程中，可能会使女性对自身生活的可能性的认识产生不好的影响。弗洛伦斯．盖斯及其同事认为，电视广告中对女性的传统角色的刻画为女性提供了有暗示作用的脚本，使她们的行为妨碍了她们对成就的渴望。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一些被试人观看一些刻板化的广告片，其中女性被刻画成性对象或诚惶诚恐服侍男人的家庭主妇；研究者让另一些被试人观看一些相反的广告片，其中男性正自豪地为妻子准备可口的饭食，而妻子在一天辛苦的工作后刚刚回到家中。当让被试人设想主人公十年后的生活时，看过第一类广告片的女性被试人更有可能弱化职业与成就的重要性。观看刻板化广告片并非简单地在实验过程中临时性地打击女性对成就的渴望。相反，在严格控制条件下的女性被试人，虽然根本没有看广告片，对成就的渴望程度却与看过这类广告片的女性一样。然而，观看那些女性扮演非传统角色的广告片的女性，渴望达到的成就程度与男性被试人一样。更有趣的是，男性被试人的成就欲丝毫不受传统广告片或非传统广告片的影响。这些发现认为，包含性别刻板印象的广告片反映了女性作为第二性的文化烙印，也说明了经常播放这类广告片会限制女性对实现她们本应实现的目标的认识。此外，经常性地解释不蔑视女性的宣传按理会加强女性对成就与职业成功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