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挫和攻击性
我们已经看到，攻击性可以被任何不愉快或令人厌恶的情形所引发，如愤怒、疼痛、酷热，等等。在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情形当中，引发攻击性的主要因素是挫折感。想像一下下面的情形：你必须驾车穿过城市去参加一个重要的面试。在去停车场的路上，你意识到你可能会稍微晚到一会儿，所以你必须加快速度。可当你找到车时，你发现其中一个轮胎瘪了。噢，我要迟到二十分钟了，好在还不算太糟。你边说边从箱子里拿出千斤顶，拖出扳手。你连搬带拉，终于把坏轮胎取了下来，换上了备用胎，上紧螺丝。可是上帝呀，备用胎也是瘪的。你沮丧得快要发疯了，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宿舍，走进房间。你的室友看见你站在那儿，手里拿着履历，冒着汗，脏兮兮的，衣服也皱皱巴巴的。他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幽默地问道，你的面试怎么样了？你说他是不是要准备挨揍。
如果一个人在实现目的的途中受阻，产生的挫折感会增加攻击性反应的可能性。这并不意味着挫折感一定会导致攻击，或者受挫是产生攻击的唯一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决定了一个受挫的人是否会攻击他人。
罗杰．巴克、塔马拉．登博和库尔特．勒温的著名实验清楚地展现了一幅挫折︱攻击性（frustration aggression）之间关系的图像。这些心理学家让一些孩子观看满屋吸引人的玩具，但不让他们玩，使他们受挫。这些孩子站在金属网外面观看这些玩具，他们很想去玩一玩，但无法拿到它们。在长时间的痛苦等待之后，最后才允许他们去玩这些玩具。在这个实验中，另一组孩子没有先受挫折，直接让他们去玩这些玩具，这些孩子非常高兴地玩这些玩具。而受过挫折的那组男孩，当最后允许他们接近这些玩具时，却具有极端的破坏性：他们往往打碎这些玩具、将它们摔向墙壁、踩到地上等等。这说明挫折能导致攻击行为。
有几种因素能加重挫折。假设你正想咬一口厚厚多汁的汉堡包时，一个人把它抢走了，这比你在去麦当劳速食店的路上被一个人拦住更能挫伤你，更能导致你做出攻击性反应。玛丽．哈里斯所做的一个现场研究证明了类似的情况。她让学生在排队买票、餐厅外排队买饭或商店里排队付钱的人中加塞儿。有时他们加在第二个人的前面，有时加在第十二个人的前面。正如我们所估计的那样，当学生加在第二个人的前面时，站在加塞儿者后面的人的反应更具有攻击性。目的就要达到，可进程突然被中断，这时挫折就会增加。当进程的中断是意外的或看来是不合理的时候，挫折感将进一步增长，这正像詹姆斯．库利克和罗杰．布朗的实验所指出的那样。让被试人用电话为慈善机构募捐，如果得到捐献者捐钱的保证，他们可以挣到钱。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期望捐款率高，告诉他们以前的电话募捐有二／三都成功了；使另一些人对成功率不抱什么希望。当被募捐的人（这些人实际是实验者的助手）全都拒绝捐款时，那些抱很大希望的募捐者表现出更大的攻击性，他们讲话生硬、粗暴并狠狠地摔下电话。在实验中还改变助手拒绝捐款的理由：有时让其理由很合理（我没能力捐款）；有时则让他的理由看来蛮横无理（慈善事业是浪费时间和骗钱的勾当）。听到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拒绝捐款理由的被试人所显示的攻击行为更多。正像这些实验证明的那样，奋斗目标已具体可见并到了可及的范围之内，对成功已抱有很高的希望却受到不公正的阻碍时，挫折感最为显著。
总的来说，正如这些实验所示：当目标近在咫尺，唾手可得时，当期望值很高时，当实现目标的过程被无理中断时，挫折感最强。这些因素有助于说明挫折与剥夺之间的重要区别。没有玩具可玩的孩子并不一定去攻击；相反，上边的实验表明，那些有各种理由期待得到玩具的孩子，当他们的期望受到阻碍时，就会经受挫折，这种阻碍是引起孩子们的破坏性行为的原因。与此相一致，精神病学家杰罗姆．弗兰克指出，近代史上的两次最严重的美国黑人暴动不是发生在地理分布上最贫穷的地区，而是发生在瓦茨和底特律。对黑人来说，这两个地区的情况并不像美国其他一些地区那样坏。关键是与白人的条件相比较，黑人的境遇不好。革命通常不是由那些头部还埋在污泥中的人发起的，而常常是由那些刚从污泥中抬起头，举目四顾，注意到别人比自己生活得好，而且整个制度对自己很不公平的人发起的。因此，挫折感不是简单剥夺的结果，而是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的结果。假设我不愿意受教育，而你愿意受教育，你的职业比我强，当我想到这一点时，并不感受到挫折而灰心。但是，我们两个都受过教育，你是白领工人，而我（因为是黑人或奇卡诺人，或妇女）却只能扫大街，我就会感到受了挫折而灰心丧气。如果你很容易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而我因为生长在贫穷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却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会感到受了挫折。每当我打开电视机，看到白人居住的漂亮房子，看到卖给别人的令人喜爱的东西以及我所不能分享的优裕生活和悠闲娱乐，这时挫折、丧气就愈加深重。当你想到少数民族团体在这个富裕的社会里面临的经济及社会挫折时，你会对只有那么少的暴乱感到奇怪。正如阿历克斯．德托克维尔在一百五十年前所述，一旦产生了释放罪恶的念头，那些在本该爆发的时候耐着性子忍受下来的罪恶，此时则变得不可容忍了。
只要存在着未得到满足的希望，就存在着可导致攻击行为的挫折。希望的满足可以减少攻击行为，希望的完全丧失也可使攻击行为减到最少。无希望的人是冷漠无情的人。乌干达人在艾迪．阿明专制、残忍的统治下，不敢想像改善生活条件或反抗阿明的统治。南非的黑人，至少是一部分美国黑人，只要使他们不对将来抱有任何希望，他们就不会反抗。显然，用消除人们的希望来减少攻击性这个方法不好。美国唯一的可取之处是至少从理论上说它是希望之乡。我们明确地或含蓄地教育我们的孩子要希望、要期待、要努力工作以改善生活。然而，除非这种希望能够合乎情理地实现，否则暴乱、骚动将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学习和攻击行为
有许多因素能诱发一个只经受轻微挫折或痛苦的人产生攻击行为，或者抑制一个受挫折的人的攻击行为。这些因素就是社会学习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过社会学习是怎样抑制攻击性反应的。回忆一下，当刺激猴子大脑中唯一能产生攻击行为的区域时，如果猴子（已经学会）害怕某个猴子，它在那个猴子面前就不攻击。
另一个以社会学习为基础的限制条件是，使你受到挫折或痛苦的人的行为意图。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之一似乎是，人有考虑他人意图的能力。试想下列情境：（一）一个关心他人的人偶然踩了你的脚；（二）一个从不顾及他人的，也不关心你的人踩到了你的脚。假设在这两种情况下你的脚所受到的压力和痛苦的程度恰巧相等，我认为后一种情况会引起你的攻击性反应。所以，我认为挫折和痛苦并非必然引起攻击行为。
的确，攻击性反应是可以被改变的改变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是挫伤别人的意图。沙巴兹．马利克和博伊德．麦坎德利斯的一个实验已经说明了这个现象。在这一实验中，由于一个三年级学生的愚蠢行为使得全班学生未能获得一笔奖金。然后，向这些学生中的一些人合情合理地、非恶意地解释了妨碍他们获奖的那个学生的行为。具体地说就是告诉他们，那个学生当时很困、很烦。与没有得到这种解释的孩子相比，得到这种解释的儿童对那个妨碍别人的儿童所表现出的攻击行为要少得多。此外，后来一些利用成年人作为被试人的实验也表明，假如我们被某人激怒，如果在事发前我们听到了对其行为的合理解释，与事后听到同样的解释相比，我们攻击他的可能性会更小。
另一方面，如果受挫的经历与某些煽动性的刺激因素联系在一起，受挫后攻击他人的倾向可能被加强。伦纳德．贝科威茨及其同事已经证明：若一个人被激怒或挫伤，只是提一下与激怒原因有关的词或名字，就可增加此人的攻击性。在一个实验中，安排被试者与另一学生结为一对（该学生实际是实验者的助手），实验者把这个学生或是作为学院的拳击手或是作为讲演家介绍给被试者。这个学生用电击激怒被试者，然后在被激怒的受试者中，让一半人去看电影里激烈拳击比赛的片段，让另一半人看一部令人兴奋而非攻击性的电影片段。随后，使他们有机会电击同伴。正如我们根据前面的讨论所估计的那样，看暴力电影片段的被试者发出时间更长、强度更大的电击。然而，有趣的是，在看拳击比赛电影片段的被试者中，与拳击手结为同伴的被试者比与讲演家结伴的被试者向同伴发出更多的电击。在一个类似的实验中，把助手介绍给被试者时使用不同的名字对一些被试者说此人叫做柯克．安德森，对另一些被试者说此人叫做鲍勃．安德森。这次被试者还是看这两部电影片段中的一部。看拳击比赛电影的被试者后来发出的电击更强。但是，在看了拳击武斗场面（这一场面是从非常流行的电影《冠军》中截取的。这部电影的主演叫柯克．道格拉斯）的被试者中，那些被介绍给柯克．安德森的被试者比那些与鲍勃．安德森结伴的被试者发出的电击更多。可见，对一个人的描绘或一个人的名字，即使与此人所做的事实际上毫无关系，也可起到增加别人对此人进行攻击的作用。
同样，仅仅是一个与攻击行为有关的物体在场，也会起到诱发攻击行为的作用。在另一个研究中，一些大学生在一间屋子里被激怒，这个屋子里随便放着一支枪（是由前面的实验者故意放在那儿的），其他学生在另一房间里被惹怒，这间房子里放的是一件中性物体（一个羽毛球拍）而不是枪。然后让被试者向一位同学发出电击。那些在有攻击性刺激物（aggressive stimulus）（枪）的房间里被激怒的人，比那些只有羽毛球拍在场时被惹怒的人所发出的电击要多。还有一个关于先入为主的例子，我们在第四章中首次提到过。在这个例子中，某些与攻击联系在一起的暗示会增加一个人攻击的倾向。从保险杠贴纸上的口号杀人的不是枪，而是人上面，这些研究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正如贝科威茨所说的，一个愤怒的人如果想使用暴力，他就会扳动枪机。而如果一个人想攻击别人而且这种攻击倾向又未得到很强的抑制，那么枪机也可以扳动他的手指或诱发他的攻击性反应。
社会学习抑制攻击性的一面是绝大多数人都有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倾向。但是如果这种责任感减弱，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菲力浦．津巴多已经表明，默默无闻的人比有名望的人更容易攻击他人。在津巴多的实验中，要求女学生电击另一个学生（实际上是实验者的助手），并告诉她这是通情研究的一部分。其中一些女学生被隐匿了姓名，她们坐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穿着松松垮垮的袍子，头上裹着头巾，她们的名字从来没有被提到过。另一些学生很容易被认出来，房间里灯火通明，学生们没有穿袍子，也没有戴头巾，每个女学生胸前都戴著名牌。正如所预料的那样，那些无名无姓的人向其他学生放出的电击时间更长，强度更大。津巴多认为，匿名状态会产生非个体意识（deindividuation）现象，这是一种自我意识减弱的状态，对社会评价的关注降低，对不正当行为的自我约束减轻。
因为这是一个控制情况下的实验室实验的一部分，与野蛮的、冲动的暴力事件相比（一般来说，是与骚乱、轮奸、保安委员会的审判联系在一起的），津巴多研究中的被试人表现出来的攻击性显得苍白无力。不过，有理由相信，在实验室之外同样存在着非个体意识的现象。布赖恩．马伦分析了一八九九年至一九四六年间的报导过的私刑事件，发现参与暴徒的数量与暴力程度之间的紧密的关系，人数越多，私刑的残暴程度越高。马伦的研究认为，当人们身为一个群体的一员时，他们是不为人所知的。他们的自我意识会降低，更少在意对攻击性、破坏性行为的自我约束。所以，他们更不可能对攻击性行为负责。
社会学习、暴力和大众媒介
几年前，阿尔伯特．班杜拉及其同事进行了一系列的经典实验。其基本程式是让一位成年人打一个空气填充的塑胶玩具波波娃娃（类似不倒翁的玩具）。有时，这个人一边打娃娃一边骂。让一些孩子们看到大人的所作所为，然后让他们去玩这个娃娃。在这些实验中，这些孩子不仅模仿了大人的攻击行为，而且在看过大人的攻击行为后，还会发明新的、创造性的攻击行为。简而言之，儿童的行为不只限于模仿；看到一个人攻击别人，可促使孩子们发明新的攻击行为。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社会学习（social learing）。为什么我们说这些实验如此重要呢？谁会关心波波娃娃的遭遇呢？让我们慢慢道来。
在社会学习的诸多因素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毫无疑问，电视在孩子的社会化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电视节目中充斥了暴力场面。根据一项最新调查，五十八％的电视节目涉及暴力场面，而在这些节目中，七十八％的节目都不涉及对这些暴力行为的懊悔、指责或惩罚。的确，四十％暴力节目中的暴力事件是由孩子们喜爱的英雄人物或有魅力的榜样发起的。
准确地说，孩子们到底从电视节目中学到了些什么呢？一些长期研究表明，孩子看的暴力节目越多，在少年和刚成年时表现出来的攻击性越多。在一项典型研究中，（一）青少年被问及他们在童年时所看的节目以及观看这些节目的频率；（二）由专家独立评出这些节目的暴力程度；（三）由这些孩子的老师和同班同学独立评出他们的一般攻击性。结果显示，在看暴力电视节目的数量和观众后来的攻击行为之间不仅存在着高相关，而且，产生的影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也就是说，这种关系的强度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虽然我们有很有说服力的资料，仍然不能肯定看暴力电视节目会使孩子们变成有攻击性的青少年。但是，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攻击性的孩子生来就有欣赏暴力的倾向，而且，这种欣赏不仅表现在他们的攻击行为本身，还表现在他们对观看暴力电视节目的喜爱上。我们再次看到了控制实验的价值，它帮助我们理解事务的因果关系。为了最后揭示观看暴力电视节目能够导致暴力行为，我们必须运用实验的方法。
因为这是一个对社会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进行缜密的研究。大量的实验证据表明，观看电视暴力节目的确会增加孩子们的攻击性行为。如，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早期实验中，罗伯特．利伯特和罗伯特．巴伦给一组孩子看暴力程度极高的电视警匪片的片断。在控制情况下，给另一组情况类似的孩子看一段令人激动但没有暴力色彩的、具有同样片长的电视体育片。然后每个孩子都被允许到隔壁的房间里和另外一组孩子玩。看过充斥暴力场面的警匪片的孩子比看过体育片的孩子更多地表现出对同伴的攻击行为。
后来由温蒂．约瑟夫森做的一个实验表明，正如我们预料的，观看暴力电视节目对开始表现出暴力倾向的少年的影响最大。在这个实验中，给这些少年看两个电视节目，一个节目是充满暴力的警匪片，另一个节目是激动人心的、但没有暴力场面的自行车比赛。然后，让这些少年玩曲棍球。观看暴力电视节目增加了曲棍球比赛中的攻击行为的次数在那些比赛前被老师评为具有高度攻击性的孩子身上，这种现象尤为明显。他们用球棍打其他孩子，用胳膊肘撞其他孩子，攻击性地向其他孩子大喊大叫。总之，他们的行为表现出的攻击性程度高于观看了同样暴力节目的、没有攻击倾向的孩子以及观看了非暴力节目的、被老师评为有攻击性的孩子。所以，观看暴力节目有可能使攻击性孩子得到了表现攻击性的机会。约瑟夫森的实验认为，没有暴力倾向的少年不一定会有攻击行为至少不会仅仅因为看一部暴力电影而产生攻击性。
结论的最后措词非常重要，因为即使是没有暴力倾向的孩子，如果长期观看暴力电影，也会变得更有攻击性。罗斯．派克及其同事的现场实验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实验中，不同组的孩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观看暴力程度不同的节目。与长期观看良性节目的孩子相比，长期观看暴力节目的孩子（甚至那些没有很高攻击倾向的孩子）更有攻击性。
我们要提到最近的一次国会关于电视暴力节目的听证会。据统计，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在电视上平均观看了十万个暴力行为。我们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我们相信上述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除了社会学习和模仿）是一个简单的先入为主现象。也就是说，正像实验中的那样，当孩子们经历痛苦和挫折的时候，看到屋子里或实验室地上的步枪和其他武器就会增加他们的攻击性反应的可能性。那么，给孩子们无休止地提供暴力电影和电视节目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所以，在讨论媒介暴力的影响时，我们把主要目标都放在孩子身上是非常有道理的。少年，从定义上讲，比成年人更有可塑性。即，一般看来，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容易受到所见所闻的事情的更深的影响。但是媒介暴力的影响不仅限于孩子。在许多情况下，成人暴力似乎是对艺术的模仿。如几年前，一个男子开着卡车，冲进德克萨斯州柯林市一家拥挤的自助餐厅，向人们随意地开枪射击。到员警赶到时，二十二人死亡，是美国历史上最有破坏性的滥杀无辜事件。他随后自杀。在他的口袋里，员警发现了一张电影《费舍尔王》的票根。这部电影描写了一个愤怒的男子向拥挤的酒吧疯狂射击，使几人丧命的故事。
看暴力电影就会导致暴力行为吗？我们不能十分肯定。但是我们知道媒体中的暴力可以并确实对成年人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年前，大卫．菲力浦斯详细调查了美国每天的谋杀率，发现每次重量级拳击比赛结束后的第二个星期，谋杀率都会增加。而且，对比赛的报导越多，谋杀率的增加就越高。更让人震惊的是，拳击比赛中失败者所属于的种族和赛后谋杀案的受害者所属于的种族有相关性：白人拳击手失利后，白人受害者的数量相应增加，黑人受害者的数量没有增加；黑人拳击手失利后，黑人受害者的数量相应增加，白人受害者的数量没有增加。菲力浦斯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这些资料是如此一致，以至于无法仅仅被视为一种巧合。我们再次重申，这不能被理解为所有人或者相当数量的人在观看了媒体暴力后都会被激发起从事暴力活动的欲望。但是事实证明，有一些人会受到影响并且结果有可能是惨痛的，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电视暴力的麻木作用
重复对痛苦或不愉快事件进行披露似乎会使我们对这类事件的敏感性产生麻木的作用。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在本章开篇时引用的例子：我对越战中滥杀行为是怎样的习以为常，以至于在向年幼的儿子解释时竟然漫不经心。有很好的证据表明这是普遍现象。当一些年轻男子在看一场相当残酷和血腥的拳击比赛时，维克多．克莱因及其同事测量了他们的身体反应。相对来说，那些每天看电视的人似乎对于拳击场上的打斗漠不关心，他们显示出很少的身体反应，如激动、焦虑，等等。他们用懒洋洋的态度对待暴力。另一方面，那些很少看电视的人却体验了很大的生理反应。暴力行为对他们有作用。
在相关方面，玛格丽特．汉拉提．汤玛斯及其同事表明，看电视暴力节目可以使人们在面临真实生活中的攻击时反应麻木。
汤玛斯让她的被试人看一个充满暴力的警匪片或者看一个激动人心的但没有暴力的排球比赛。经过短暂的休息后，这些被试人被允许观看两位学龄前儿童之间的口角和身体冲突。那些看过警匪片的被试人对此的情感反应少于那些看过排球比赛的被试人。似乎一开始看过暴力事件使这些人对后来的暴力行为脱敏；他们不再为一件应该让他们不安的事件而不安。虽然这种反应可能使我们在心理上不再不安，它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增加我们对暴力事件的受害人的漠不关心，也可能使我们把对暴力行为的接受作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在其后的实验中，汤玛斯把她的推理向前推进了一步。她表明了，过多看暴力电视节目的大学生不仅在生理上表现出对暴力的更多接受，而且当他们有机会向同学实施电击时，他们实行的电击比控制组的被试人强度更大。
为什么大众媒介影响观众的攻击性
让我总结一下在本节中的所述。有四个截然不同的因素决定了媒体揭示的暴力现象可能增加人们的攻击性：
一．如果他们可以做，我也能。当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主人公表现暴力时，它可能会减少他们对以前学习到的对暴力行为的抑制。
二．噢，你是那么做的啊！当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主人公表现暴力时，它可能会刺激人们的模仿，向人们提供如何处理事情的方法。
三．我认为这一定是我的攻击情绪。大家一致认为，观看暴力事件更容易使人产生愤怒情绪，也更容易使攻击反应一触即发。因此，一个人也许会将他或她适度的生气错误地诠释为愤怒，更有可能发泄出来。
四．呵，又是一个野蛮的殴打场面。看看其他频道在演什么？观看大量的暴力伤害似乎会降低人们对暴力行为的恐惧以及对受害者的同情，因此使我们更容易对暴力行为麻木不仁，甚至更有可能产生攻击性。
对女性不利的媒体、色情与暴力
我国主要的、令人烦恼的暴力型攻击行为是强奸。根据过去年的全国性调查，大约半数以上的强奸或强奸未遂并不来自陌生人的袭击，而是发生于所谓的约会强奸，其中受害者认识攻击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呢？
似乎许多约会强奸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男伴没有把女伴的不字当真，其中部分原因与青少年在逐渐走向成熟时获得的对性别角色的误解有关。角色（scripts）指人们从文化中间接学到的社会行为方式。青少年们获得的性别角色指出，传统的女性角色就应该是拒绝男性的更深一步的性行为，而男性的角色就应该是要千方百计达到目的。所以，对高中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虽然九十五％的男性和九十七％的女性都认为女方一旦说不，男方就应该停止进一步的行为，但同时，其中有半数学生也认为，当女人说不时，她们并不总是真的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促使一些大学对学生在初次约会时的性行为和限度制定了严格的规定。考虑到和性别角色相关的问题以及误解对方的愿望和意图所带来的不愉快（偶尔是悲剧性的）后果，很容易理解校方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极端的预防措施。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许多社会批评家对这种措施感到痛心，因为这样做会导致过多的担心和妄想，破坏罗曼蒂克的自发性，减少约会时的兴奋感，甚至可能会吃官司。
在过去几十年里，与强奸案发生率的上升相一致的是逼真、清楚地描述性行为的杂志、电影及录影带的增加。或好或坏，在最近几年中，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对色情的东西也越来越包容。如果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电影、电视中看到了暴力场面会导致暴力行为的产生，是不是看色情材料也会增加强奸案的发生率？虽然宗教界和学术界对此进行过争论，做此假设也太过简单了。确实，通过对已有资料的研究，总统淫秽与色情事务委员会总结认为，清楚的性材料就其本身而言不会导致性犯罪、对妇女的暴力或其他反社会行为。
上句的关键性辞汇是就其本身而言。在过去几年里，尼尔．马拉穆斯、爱德华．唐纳斯坦及其同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以确定色情的影响，如果真的有影响的话。综合起来，这些研究发现接触色情文学是无害的，但是暴力型的色情文学含有暴力内容的色情文学滋长了对妇女的性暴力的更大程度的接受，在实际生活中是导致对妇女的攻击性行为的因素之一。在一个实验中，唐纳斯坦给一些男性被试人放映了三部电影中的一部第一部电影描写了强奸，既有暴力内容又有色情内容；第二部是纯粹的色情电影，没有包含攻击行为；第三部电影，既无攻击行为又无色情内容。在观看了其中一部电影后，这些男人参加了一项似乎与电影无关的研究，让他们教一位男性或者女性助理发一些没有意义的音节，命令他们向回答错误的助理发出电击，还允许他们任意选择电击强度。 （不让这些被试人知道，实际上无人受到电击。）那些看过强奸电影的男人会发出强度最大的电击但仅针对女性助理。
同样，马拉穆斯做了一个实验，让男大学生看两部色情电影中的一部。第一部电影描绘了两个彼此情愿的成年人的做爱情景；第二部电影描绘了一个强奸事件。看完电影后，要求这些男人进行性想像。与看过第一部电影的大学生相比，看过强奸电影的男大学生勾画出的性幻想中含有更多的暴力。在另一个实验中，马拉穆斯和切克安排大学生们观看两部电影中的一部，其中一部逼真地描写了性暴力，另一部既无暴力也无性行为。几天后，让这些学生填一张性态度调查表。看过性暴力电影的男学生对女性施暴的接受程度增加。另外，他们还开始相信某些关于强奸的荒诞说法如，是妇女挑起了强奸，并且喜欢被强奸。
我必须指出，总的来说，相信关于强奸的荒诞说法不仅限于男性。马拉穆斯及其同事在一项对女大学生的调查中发现，虽然不止一位女大学生认为她不会从性暴力中获得任何快感，大多数人认为有一些女性也许是这样的。我再重申一次，接触暴力型色情描写有助于增加男性相信这些关于强奸的荒诞说法。有证据表明，这个说法不一定是根深蒂固的信念体系的一部分。如，在一项研究中，当男大学生看一部性暴力电影时，正如预料的那样，他们对关于强奸的荒诞说法的相信程度上升。但看完电影后，当研究者向他们解释了实验程式后，与既没看过这部电影也没听到解释的控制组中的学生相比，他们对关于强奸的荒诞说法的相信程度下降。
虽然这一发现令人鼓舞，我们也不应该就此满足，因为这些资料同样显示，长期接触性暴力会导致对女性施暴问题上的情感脱敏和冷酷。而且，有理由相信，不断观看X级性暴力电影即那些内容中含有极端暴力行为，但清楚的性描写少于色情电影的电影会比不含暴力的X级色情电影更具破坏力。在一次实验中，丹尼尔．林茨及其同事发现，让男大学生至少看两部性暴力电影（隔一天看一部），脱敏反应的确存在。也就是说，当比较他们对第一部和第二部电影的反应时，发现他们表现出来的对电影中的暴力内容的情感反应下降，对电影中妇女更加贬低。另外，研究者比较了X级性暴力电影、X级色情电影和青少年性行为的电影对于男性对被强奸女性受害者的态度的影响。在看电影两天后，被试人参加了一个假定的非相关实验，观看了一例再现的强奸案审判，并被要求对受害人和被告作出判断。我们又一次看到性暴力电影对男性观看者的态度有重大的影响。与观看非暴力色情电影的学生或青少年色情电影相比，观看性暴力电影的男学生表现出对案件中受害者的同情较少。这些发现表明，我们的社会对电影的评级制度偏离了目标，带有误导性：我们对清楚描写性行为但不含暴力的电影给予了更具限制性的X级，但对充满暴力镜头的性暴力电影仅给了R级因而被更多的人所观看即使有证据表明后者的影响是负面的。
总而言之，性与暴力的结合无论是在色情电影中还是在性暴力电影中所产生的影响与媒体中其他暴力形式相关的影响同样显著：攻击水准在增加，在许多情况下，包容暴力的态度也得到了强化。观看暴力（色情或其他什么）不会起到发泄作用，相反，这样做似乎会鼓励攻击行为。这些资料提出了关于审查制度和第一修正案规定的权利等复杂的政策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虽然我本人反对强制执行审查制度，我认为，以公正的态度阅读这一研究会导致媒体中的某些政策制定者采取某些审慎的自我约束。
吸引大众注意的攻击行为
攻击行为还有另一个作用。在我们这样一个复杂而无情的社会里，对于一个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来说，攻击行为可能是引起歧视他们的人注意的一种最戏剧性的手段。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瓦茨和底特律暴乱的效果足以提醒大量正直而有感情的人去注意美国黑人的困境；没有一个人会怀疑，雅典和纽约的国家监狱里的流血事件导致了改革监狱愿望的增长。这种结果以人的生命为可怕的代价值得吗？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我可以一遍又一遍地说，暴力从来不会简单地因条件得到改善而结束。暴力滋生暴力不仅在受害者反击敌人这个简单意义上是如此，在下边这种更复杂、更隐晦的意义上也是如此，即攻击者通过夸大对手的邪恶来为自己的暴力辩护，因而增加他进一步攻击（一遍又一遍地）对手的可能性。
永远不会有一个战争能结束所有的战争或骚乱以结束不公平现象。恰恰相反，好战行为强化了好战态度，好战态度又增加了产生好战行为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寻找其他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一种比较缓和的攻击手段可用来纠正社会疾病而又不会造成不可调和的、无限回圈的冲突。想想甘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打败驻印英军的成功范例。罢工、联合抵制、其他形式的非暴力反抗最终导致英国统治的结束，而没有滋长两国人民之间迅速升级的憎恨。静坐、联合抵制同样被马丁．路德金、凯撒．切夫斯和其他一些人成功地运用，他们唤醒了我们对我们的国家发生的真正的令人悲哀的事情的意识。因而，我将引述洛伦．艾斯利的呼吁希望我们的民族成为更温和的民族。但我要补充一点，我要呼吁，希望我们的民族成为更能容忍彼此的差异的民族，但不要容忍不公正现象。这就是说，我们的人民既要热爱别人、彼此信任，又能用呼吁、大声抗议、罢工、联合抵制、游行、静坐示威（甚至投票表决）来消除不公正和残酷。再强调一遍，我们在无数实验中已看到，暴力不能像水龙头那样可随意打开和关闭。研究工作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减少暴力的唯一方法是，不断地减少能给人造成挫折从而导致暴力攻击的不公平。
如何减少暴力
至此，我们已经初步集中地讨论了一些增加人类攻击性的因素。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减少攻击习性是个有价值的目的，那该怎样去达到这一目的呢？寻求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是诱人的。不止一位像前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这样的专家提出建议，发明一种抗残酷性的药物给人们（特别是给国家领导人）服用，以此作为在全球范围内减少暴力的手段。寻求这种解决方法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点令人感动，但生产这种药物是极不可能的。除非使服用者的动机系统完全平静下来，否则不可能开发出这种减少残酷性的药物。化学药物不能像心理过程那样分辨细小的差异。像爱因斯坦一样，既温和、热爱和平又精力充沛、富有创造力、有勇有谋的人，是生理和心理力量微妙结合、遗传能力和后天学习微妙结合的产物。很难想像化学药品能表现得如此精细。此外，对人类行为的化学控制有如噩梦一样可怕。我们能够信任使用这种手段的人吗？
也许在减少攻击性问题上既简单又安全的解决方法是不存在的。根据已经学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对某些既复杂又不那么简单明了的可能性做出推测。
纯理性
我敢肯定，我们能构想出一套合乎逻辑的、理性的论点，来描绘攻击行为的危险性及其产生的悲惨后果（不仅存在于受害者身上，也存在于攻击者身上）。我什至能相当肯定，可以说服大部分人相信这些论据是充分的。显然，大多数人都一致认为，战争是地狱，街头暴力不受欢迎。但是，这种论据无论多么充分、多么具有说服力，大概仍然不能显著地减少攻击行为。即使能说服人们相信攻击行为普遍不受欢迎，但是人们仍会做出攻击行为，除非他们坚信攻击行为对自身不利。早在二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就观察到，许多人是不能被理性行为说服的：因为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论据意味着教育，而有些人是不可教育的。此外，控制攻击行为的问题最先发生在童年的早期也就是说，发生在个体年纪很小、还不能推理的时期逻辑性的论点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由于这些原因，社会心理学家已在寻求其他劝导的方法和技巧，其中许多虽是为儿童设计的，但同样也适用于成年人。
惩罚
对一般公民来说，减少攻击行为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惩罚。如果一个人抢劫、殴打或杀害他人，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他投进监狱，或者更极端些，把他处以死刑。如果一个小女孩攻击父母、兄弟或同伴，可以打她的屁股、呵斥她、取消其优惠权或让她感到自己犯了错。这样做的假设是，这个惩罚会给她一个教训，使她下次做出同样行动前三思而后行。而且，这种惩罚越厉害效果越好。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业已证明严厉的惩罚只是暂时有效，除非谨慎运用，否则它最后会起相反的作用。对现实世界中的父母和孩子的观察已多次证明：使用严厉惩罚的父母养育的孩子往往具有特别强的攻击性，或者像大人一样，喜欢用暴力方式来解决个人和政治问题。这些攻击性通常发生在家庭之外，远离惩罚者的地方。但是，只靠这种自然观察还不能得出结论，它们并不一定证明对攻击行为的惩罚本身能使儿童产生攻击性。采用严厉惩罚的父母也许同时还做了许多别的事情这就是说，他们自己也许就是严厉并具有攻击性的人，因此其子女有可能只是简单地模仿父母的攻击行为。确有事实表明，孩子们如果被一个曾经充满爱心、精心呵护他们的人惩罚时，当该成人不在身边时，孩子们有遵从他的意愿的倾向。另一方面，孩子们如果被一个没有人性的、冷若冰霜的成人所惩罚，一旦这个成人离开房间，孩子们就不太可能遵从他的意愿。因而有理由相信，如果能在和睦关系的前提下明智地运用惩罚手段，那惩罚就是有用的。
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惩罚的效能的因素是惩罚的严厉性或束缚性。严厉的或束缚性的惩罚可使人备受挫折，因为挫折是引起攻击行为的基本原因之一，所以在试图抑制攻击行为的时候，避免使用挫折的方法看来是明智的。罗伯特．汉布利姆及其同事所做的一项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项研究中，教师用剥夺权力的方式来惩罚富于攻击性的男孩。具体说就是，这些孩子得到了一种代用券，用它可以换取各种好玩的东西。一个孩子每攻击一次就被收回一些证券。在使用这一方法期间及实验结束后，这些孩子的攻击行为的次数实际增加了两倍。这很可能是增加挫折的结果。
美国的监狱是相当严厉而且具有束缚性的惩罚机构，那里的情况如何呢？虽然把罪犯置于严厉的环境中以防止将来继续犯罪的想法凭直觉看来是正确的，但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假设。实际上，正如我们的分析所预言的，监禁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但是，要确定其具体的结果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单独考察监禁的结果，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着被监禁的人。那么多人重返监狱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犯罪型的人吗？换句话说，惯犯是否是一群特殊的冥顽不化的罪犯，无论惩罚有多严厉都愿意过一种罪恶的生活呢？是否由于囚犯是反社会的、不道德的人，而看守是独裁主义者和虐待狂，才使监狱充满了压迫和暴力呢？虽然这些可能性在现实世界中往往难以验证，两个特殊的研究提供了证据，证明了监狱不能防止刑满释放者重新犯罪，也证明了囚犯的残暴及非人性不完全是由囚犯和看守的人格特点造成的。最高法院的一项决定为第一个研究提供了机会，使我们可以分离出囚禁对累犯的效应。一九六三年出台了没有辩护律师的人不能被判重罪的规定，佛罗里达监狱的许多囚犯刑期未满就被提前释放了。这些提前释放的囚犯与那些继续留在监狱里的囚犯之间的唯一差别是，辩护律师不曾为这些被释放的囚犯辩护过。因而，研究者可对两组几乎完全一样的囚犯进行比较；一组被提前释放，另一组要继续服刑，一直改造到期满为止。从累犯的情况看，两组囚犯存在着惊人的差异：服满刑期的罪犯重回监狱的可能性是提前释放的囚犯的两倍。这是否意味着严厉的惩罚不能减少犯罪呢？不一定。虽然这项研究确实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长期监禁不能阻止被释放的囚犯的重新犯罪，但也不足以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严厉惩罚的效果可能仅仅是阻止从未犯过罪的人的犯罪倾向。惩罚的威胁很可能一开始就阻止了许多即将犯罪的人触犯法律。
回到第二个问题上来，监狱的问题是由罪犯的性格类型引起的，还是由于环境的性质引起的？我们在第一章结尾引用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戏剧性的可怕结果说明了第二个结论。菲力浦．齐姆巴多及其同事创造了一个模拟监狱情境，把他们所能选择的最正常的人投入其中。学生们在完成了一套心理测验后被随机地安排为囚犯和看守。即使经过这样精心地选择过程，把这些学生放在独裁的、压迫性环境里，仍然导致了齐姆巴多所描述的残酷和人性的丧失，结果预定两周的实验只做了六天就停止了。
这方面的证据进一步证明，虽然严厉惩罚经常能使人顺从，但它很少使人产生内化。为了建立长期的非攻击性的行为模式，重要的一点是，当人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要诱导他们内化一套能贬低攻击性的价值观。在第五章详细讨论过的实验中，我和梅里尔．卡尔．史密斯以及乔纳森．弗里德曼证明：对小孩说来，适度惩罚的威胁作用比严厉惩罚更有效。虽然这些调查只涉及孩子们对玩具的喜好，但有力地说明了适度惩罚（而不是严厉惩罚）的威胁作用同样可阻止攻击行为。
让我来举例说明它的运作过程吧。假设母亲为了让儿子暂时不要欺负小妹妹而用惩罚来威胁他，如果母亲成功了，孩子就会感受不协调。他的认知我想打我的小妹妹和妈妈禁止我打小妹妹的认知互不协调。如果他受到严厉的恫吓，那么他就有充分的理由来解释自己对打人行为的抑制他可以这样减少不协调：我不能打小妹妹，如果我打了她，我肯定会挨一顿狠揍，但我真想打她。然而，假如母亲用一种较为适度而不严厉的惩罚强度刚好使孩子停止攻击行为，那么在这个例子中，当孩子自问为什么没有去打小妹妹的时候，他不能用受到威吓这个理由来减少不协调。也就是说，他不能轻易地说服自己如果打了小妹妹自己也会挨打，因为这不是真的。他必须为自己不打妹妹这一事实寻找辩解的理由。换言之，他的外在理由（即威胁的严重性）很小，因而，为了证明自己不打妹妹是正确的，他必须加上自己的内在理由。例如，他可能让自己相信不再喜欢打妹妹了。
这不仅为他眼下不打妹妹的行为进行了辩解，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可以减少他将来打妹妹的可能性。简言之，即一种反对攻击性的价值观被内化了。他会说服自己相信，对他来说，打人既不受人欢迎，又没什么乐趣。
在真实世界里，这一普遍原则已在校园里得到了一些成功的应用。大卫．奥尔维斯致力于挪威学校系统的研究。他通过训练老师和学校管理人员警惕打人问题以及采取及时、适度的惩罚措施，将打人行为减少了五十％。总的来看，这项研究表明，如果对攻击行为的惩罚及时、适度，没有形成价值判断的孩子更容易形成对攻击行为的厌恶。
对攻击性榜样的惩罚
惩罚问题的一个变式是对别人的惩罚。明确地说，有人认为，让孩子看一个攻击者的可悲下场，可以减少他们的攻击行为。这里隐含的理论是，看到这种情况的人会感到自己的攻击行为受到了惩罚，因此他们的攻击性会变得弱一些。也许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公开的绞刑和鞭挞就是持这一理论的人安排的。它有效吗？现实世界里的众多资料不支援这一理论。例如，从总统法律执行委员会提供的资料看，死刑的存在和运用并未减少杀人犯罪率。此外，根据非正式的资料，大众宣传工具经常把攻击性强的人描绘成颇具魅力的人，即使他们最终受到了惩罚，也仍然可能诱使一些人去寻求与这样一些暴力人物的认同。
从严格控制的实验中得出的证据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更清晰的画面。一般来说，在这些实验里，孩子们看一部电影，上面有个攻击性很强的人物，由于攻击行为，他或者得到奖励或者受到惩罚。然后给孩子们机会，使他们可以在与电影上相似的环境下发出攻击。一致的发现是，看过攻击者受惩罚的电影的孩子，其攻击行为显著少于那些看过攻击者受奖励的电影的孩子。前面已经提到过，也有些证据表明，那些看到攻击性人物受惩罚的孩子比看到攻击性人物既未受惩罚也未受奖励的孩子所表现出的攻击行为少。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讨论中最重要的方面看到一个榜样因攻击行为而受惩罚的孩子，他的一般攻击水准并不比从未看过攻击榜样的孩子低。换言之，此项研究的主要结论似乎表明，看到攻击者受奖励会增加孩子的攻击行为，看到攻击者受惩罚不会增加孩子的攻击行为。但尚未定论的是，看到攻击者受惩罚是否会减少其攻击行为。也许它和根本不让孩子接触攻击性榜样的效果相同。关于这项研究对于大众宣传工具中暴力描绘的影响问题已经讨论过了。
对另一种行为模式给以奖励
已经研究过的另一个可能性是，当一个孩子进行攻击行为时不理睬他（或她）；在他进行非攻击行为时给予奖励。这种做法部分地依据这样一个假设：孩子们（也许还有成人）常把进行攻击行为作为吸引他人注意的一个手段。对他们说来，宁愿受罚也不想被忽视。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对攻击行为的惩罚实际上可解释为一种奖励嘿！瞧，每次我一碰小妹妹，妈妈就很注意我。我想再来一次。布朗．保罗和罗杰斯．伊里亚德在幼稚园所做的实验验证了这一想法。他们让幼稚园的老师不理睬孩子的任何攻击行为，同时要求老师十分注意这些孩子，当他们做了与攻击行为相反的行动，如友好地玩耍、把玩具分给别人、与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时，给他们以特别关照。几个星期以后，这些孩子的攻击行为明显地减少了。乔尔．大卫茨在一个更加精细的实验中证明：挫折不一定导致攻击行为；相反，它也可以导致建设性行为，只要经过事先训练使这种行为能吸引人、引起人们的兴趣。在这项研究里，让孩子们四人一组地玩耍，对一些小组的建设性行为给予奖励，而对另一些小组的攻击性和竞争性行为给予奖励。然后故意挫伤所有的孩子。方法是先让他们产生一种希望，即告诉他们要看娱乐性电影，还可以做游戏。实验者甚至真的开始放映电影并发给每人一些糖果让他们等一会儿再吃。这时，挫折来了：实验者突然在影片的最高潮时停止放映，并且收回了糖果。之后，让孩子们自由玩耍。那些被接受过建设性行为训练的孩子，比其他组的孩子表现出更多的建设性行为和更少的攻击性行为。
这项研究的确很鼓舞人。在此我发现很有必要陈述我的坚定信念，即如果希望看到社会上大多数的孩子在面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及逆境时，都能自愿选择建设性行为而非破坏性行为是非常幼稚的。一般说来，社会呈现给我们的各种迹象表明，用暴力方式解决冲突和挫折不仅占主导地位，而且还为世人所推崇。约翰．韦恩、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斯尔维斯特．史泰龙、阿诺德．施瓦辛格、詹姆斯．邦德成为了我们的文化偶像。无论是清楚地表达还是含蓄地表达，无论是扮成复仇牛仔、城市员警、拳击手、终结者，还是用奇异和娱乐的方式击退对手的温文尔雅的特工，这些影视英雄展现给孩子们的是社会的价值取向以及对他们的寄望。
无需冗言，我们对发生的问题采取暴力解决的方式的宣传不仅仅局限于电影和录影片；这类事件同样主导了每天的晚间新闻。因而，一点儿也不奇怪孩子们是怎样知道大人们经常用暴力方式来解决冲突的。而且，许多孩子甚至没有意识到还有其他可行的或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我们希望看到孩子们在成长阶段认同非暴力的解决方法，那么向他们提供掌握这些技巧的特殊训练并鼓励他们运用这些方法可能是个极好的想法。而且，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在家庭和学校里同时提供这样的训练。
非攻击性榜样的在场
一个抑制攻击行为的重要方法是，清楚地指出这种行为是不适当的。最有效的指示者就是社会即在同一情境下，其他有自制能力的、相对无攻击性的人在场。例如，在罗伯特．巴伦和理查．凯普纳的一项研究中，被试人在受到某人的侮辱后，又看到此人受到第三者的电击。这第三者或者发出强烈电击或者发出轻微电击。另外还有一个控制组，这组的被试人没有看到第三者发出电击。然后，给被试人机会电击侮辱他们的人，那些看到第三者发出强烈电击的被试人，比控制组的被试人所发出的电击要强；看到第三者发出轻微电击的被试人比控制组的被试人所发出的电击要弱。我们对这种情况应该很熟悉吧？读者可能已注意到，攻击行为的表现与其他（任何）行为的表现一样，可以视为一种从众行为。尤其在一个模棱两可的情境中，人们看到别人如何行动以确定什么行为是适合的。请你回忆第二章里我们所描述的情境，在那个情境下你可能在弗里唐尼亚高级官员的餐桌上打嗝。这使我们联想到，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受到挫折或被惹怒，你周围的所有人都向折磨你的人掷雪球，这就会增加你掷雪球的可能性；如果所有的人仅仅在气愤地指责他，就会增加你气愤地指责他的可能性；如果大家都用棍棒打他的头，就会增加你捡起棍子打他的头的可能性。
培养对他人的通情
假设在一个繁忙的交叉路口的红绿灯下，汽车排着长队。绿灯亮时，排在最前面的司机停了十五秒还没有启动汽车。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可以肯定，催促的喇叭响成一片。这可不是按一两声喇叭提醒最前面的司机绿灯亮了那么简单，这些拖着长腔、响个不停的喇叭声说明了那些受挫的人们正在发泄他们的烦躁情绪。确实，在控制实验中发现，在这种情形下，排在第二位的司机，大约有九十％会以攻击性的方式揿喇叭。在同一个实验中，一位行人在红灯还亮着的时候从第一辆车与第二辆车之间横穿马路，等到绿灯亮时，他已经穿过了马路。而排在第二位的司机，大约有九十％的人一直到绿灯亮起来还在揿喇叭。那么，如果这位行人是拄拐杖的人，情况会是怎样呢？很明显，看见有人拄着双拐唤起了通情反应。通情的感受超过了攻击的欲望，揿喇叭的人的比例大幅度下降。
通情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西摩．费谢．巴赫注意到：很多人觉得故意使别人受痛苦是很困难的，除非他们能找到一些判定受害者已失去人性的方法。因此，当美国在与亚洲人作战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日本人作战，五十年代与朝鲜人作战，六十年代与越南人作战，我们的军人经常把亚洲人称为蠢猪。我们认为将亚洲人非人性化是为他们的残酷行为找到合理的理由，因为对于一头猪实施暴力比对人要容易。正如笔者在本书中一再提到的，费谢．巴赫指出的那种文饰作用不仅使我们有可能攻击别人，而且可以使我们继续不断地攻击别人。回忆一下生活在俄亥俄州肯特城的那位中学女教师。在四个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被俄亥俄国民警卫队员杀死后，她告诉作家詹姆斯．米切纳说，任何一个赤足走在大街上的人都该死。就表面判断，这种言论是十分荒诞的。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说这种话的人已经把悲剧的受害者看做失去人性的人，才能够开始理解它的含义。
我们可能对这种情况感到痛心，同时对于这种情况的理解又可帮助我们去消除它。具体地说，许多人为了进行一项极端的攻击行为，必须使自己相信受害者已经失去人性。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通过培养人们的通情就会使攻击行为难以进行。诺马和西摩．费谢．巴赫的确已经证明：儿童的通情和攻击性之间存在着负相关，一个人通情越多，越不会采用攻击行为。
后来，诺玛．费谢．巴赫开发一套训练通情的方法并成功地测试了它对攻击行为的有效性。简单说来，她教育一些学龄前儿童如何从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孩子们被训练去识别人们的不同情绪，然后让他们在各种各样充满情感的情景下扮演其他人的角色，并以小组为单位探究他们各自的情绪。这些通情训练导致了攻击行为的显著减少。乔治娜．汉默克和黛博拉．理查森近期做过一个类似的实验，证明了通情是极端攻击行为的重要的缓冲器。他们把大学生置于一个情景下，命令他们每个人向另一个同学发出电击。那些受过通情训练，能够感受他人情绪的学生发出的高强度电击要少于那些通情较少的学生。肯依奇．沃布奇（音译）及其同事在日本学生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沃布奇命令每个学生向另一个学生发出电击，作为一个学习实验的一部分。在一种情况下，在受到电击前，受害者先介绍一下个人情况因而打开了促使通情形成的大门；在控制情况下，受害者没有机会介绍自己。受害人在前一种情况下受到的电击比在后一种情况下受到的电击轻得多。
有很多方法能促进人们之间的通情；其中一部分可以在小学教室里学到，无需在此一一指出，我也不准备在这里讨论他们。
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看一看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认为别人已失去人性。这种看法产生于偏见中，它不仅伤害受害者，同时也伤害压迫者。读了下一章的第一段你就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