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还是一位年轻的父亲。有一天，我在家里看沃尔特．克朗凯特播报的电视新闻，当时越战正酣。在节目中，克朗凯特先生报导了美国飞机在越南南部的一个村庄上空投放凝固汽油弹，当时美国人以为这个村庄是越共的大本营。当我正在看电视的时候，年仅十岁的大儿子好奇地问：喂！爸爸，什么是凝固汽油弹？
噢，我漫不经心地回答：据我了解，它是一种能把人烧伤的化学物质。它具有粘性，如果粘到人的皮肤上就去不掉。
说完后，我继续看我的电视。
几分钟后，我无意中看了儿子一眼，只见他泪流满面。看到儿子的痛苦和悲伤，想想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感到沮丧和懊恼。我开始质问自己到底怎么了。如果我不是如此残忍，怎能轻率地回答这种问题就好像儿子问我垒球是怎么做的，或者树叶有什么功能一样。难道我对人类的残忍已那样习以为常了吗？
从某种角度来看，发生这种事情并不令人惊讶。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时代有着不可名状的恐怖，例如：在欧洲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不胜枚举。其后，我们又亲眼目睹了发生在中美洲的几场残酷的战争、在柬埔寨的杀戮场上屠杀了超过一百万的无辜平民、波士尼亚的种族大清洗、卢旺达、苏丹的种族屠杀、琼斯顿九百多人集体自杀等。虽然这些事件令人毛骨悚然，但并不是仅仅发生在近代。多年以前，一个朋友曾给我看过一本很薄很薄的书，仅有十至十五页，内容是简略地介绍世界历史。此书以年谱的形式列出了有文字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你猜书上是怎么写的？当然是一个战争接着一个战争，战争和战争之间时而插入一些诸如耶稣诞生、印刷术的发明等等事件。如果在人类短暂的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是人类的大量自相残杀，那么人类算是一个什么样的物种呢？
另外，我们美国人对一些似乎非常荒唐与愚蠢的暴力事件具有令人惊讶的接受能力。让我们来看一个特别令人心碎的例子。
一九八六年，为报复利比亚的恐怖分子的活动，美国派遣战机轰炸了利比亚。后来，当被问及他们是否同意采取军事行动时，七十一％接受调查的市民回答说是，尽管只有三十一％的人认为这一行动为将来打击恐怖主义活动能产生真正的作用。除了认为大多数美国人都能接受纯粹的报复行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之外，我们还能得出什么别的结论吗？
从广义的范围看，人类已显示出自己是一种特别具有攻击性的物种。除了某些啮齿类动物外，再没有其他脊椎动物那样顽固、那样放肆地自相残杀了。我已把社会心理学定义为对社会影响的研究即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对另一个人（或另一个团体）的影响。最极端的攻击行为（毁灭肉体）可被看做是一种达到极限的社会影响。攻击性是先天的吗，是人类本性固有的一部分吗？它能否被改造？增加或减少攻击性的社会因素和情境因素是什么？
攻击性的定义
社会心理学家对攻击性行为（aggressive action）的定义是旨在导致他人身体上或心理上的痛苦的有意识行为。不能把它与武断混淆在一起，尽管很多人经常把他人的行为视为具有攻击性，如果他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写信给编辑抱怨确实存在或想像出来的不公平现象、特别努力工作、表现出野心勃勃、或是真正的坚定不移实现目标的人。类似的是，在性别社会里，如果一位妇女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主动去接电话或者主动邀请男性朋友共进晚餐，都有可能被人看做是攻击性行为，但我却不这样看。我对攻击性行为的定义十分明确：攻击性行为是旨在对他人产生伤害或痛苦的有意识行为。这种行为既可以体现在行动上，也可以体现在语言上。无论达到目的与否，它都是攻击性行为。因此，如果一位愤怒的朋友把啤酒瓶子砸向你的头，你往下一蹲躲过去了，酒瓶子没有击中目标，但这个行为仍然属于攻击性行为。意向是攻击行为定义中最关键的方面。同样，如果一位喝醉酒的司机在你过马路时无意撞伤你，即使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你躲过的酒瓶子造成的伤害，但他的行为不是攻击性行为。
区分敌意性攻击与手段性攻击是很有用的。敌意性攻击（hostile aggression）源于愤怒的情绪，目的是给他人造成痛苦或伤害。而手段性攻击（instrumental aggression）中存在着伤害他人的动机，但伤害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而不是给他人造成痛苦。
例如，如果在职业橄榄球比赛中，防卫前锋必须尽一切可能挫败他的对手（阻挡者）以抱住并摔倒对方带球的队员。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包括故意造成对手的痛苦。如果这样做有助于扫清阻碍者顺利地截住带球队员，这就是手段性攻击。另一方面，如果他认为对手在使用不正当手段，他可能会变得十分气愤，会冲上去伤害他的对手，即使这样做不会增加他截住对方带球队员的机会，这就是敌意性的攻击。
攻击性是人的本能吗？
在攻击性是先天固有的本能还是后天习得的行为这个问题上，心理学家、生理学家、生态学家和哲学家有争论，这个争论不是始于现在，而是已经持续了若干世纪。如，汤玛斯．霍布斯在他的名著《海中怪兽》（初版于一六五一年）中提出，人类就其本性而言是野蛮的；只有加强社会的法制和秩序，人类才能克制霍布斯认为的攻击天性。另一方面，卢梭的高尚的野蛮人的概念（提出于一七六二年）认为，人就其天性而言，是一种善良的动物，正是束缚的社会使人们变得好战，具有攻击性。
到了二十世纪，霍布斯的较为悲观的观点得到了弗洛伊德的详尽阐述。他认为人除了天生具有一种生存愿望（求生本能eros）外，还天生具有求死的愿望（死亡驱动力thanatos）。正是死亡驱动力导致了人们产生攻击行为。关于死亡本性，弗洛伊德写到，它在每个生命体中起作用，极力把生命体推向毁灭，减少生命体的生命力直至使它回到原来的无生命状态。弗洛伊德认为，一定要设法让这种攻击性的能量释放出来，以免它继续积累导致疾病。弗洛伊德的观点可被描述为一种水力学理论（hydraulic theory），类似于容器中水的压力升高的理论：除非对攻击性加以疏导，否则它将产生某种爆炸。依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在调节死本能并帮助人们使之升华方面，即在把这种破坏性的能量变成可接受的或有益的行为方面，社会起着最主要的作用。
一些学者进一步发展了攻击性是人所固有的本能这一观点，认为人不仅先天就有残杀性，而且在所有动物中，人的这种肆无忌惮的破坏性是独一无二的。因而，这些学者提出，把人类的行为称作兽行是对其他动物的诬蔑。安东尼．斯托尔雄辩有力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我们一般用兽性或兽行来比喻人类最可恶的残暴行为，这些词表明这种行为是那些进化程度比人类低的动物的特征。但实际上极端残暴的行为只有人类才有。人们野蛮地相互残杀，这在自然界中是独一无二的。可悲的事实是，在地球上的一切动物中，人是最残酷、最无情的物种。在阅读描写人对人实施暴行的报纸或历史书时，虽然我们可能被吓得退缩，但我们心里很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盘踞着与导致谋杀、虐待和战争同样的野蛮冲动。
在人类的攻击性是否为本能这一问题上还没有明确清楚的证据。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争论仍然十分激烈的原因。许多证据是从对动物的观察和实验得来的。其中有一项是郭任远的研究。
他试图推翻猫捕捉和杀死老鼠是本能这一神话。他的实验很简单：把一只小猫和一只老鼠放在同一个笼子里喂养，结果小猫不仅不向老鼠进攻，而且和老鼠成了亲密伙伴。这只猫甚至拒绝追扑和杀死别的老鼠。然而必须指出，这个实验并不能证明攻击性行为不是天生的，它仅仅证明攻击行为可以被早期经验所抑制。
艾尔瑙斯．艾布林︱艾贝斯．费尔特的一个实验表明，隔离喂养的老鼠（即没有任何同其他老鼠斗争的经历）在刚放入笼子里时，它会攻击已在笼子里的那只老鼠，而且还会以有经验的老鼠所使用的那种恫吓和进攻的方式。可见，虽然攻击行为可被早期经验所改造（像郭任远实验指出的那样），但艾布林︱艾贝斯．费尔特的实验却指出，动物不用学习就可以有很明显的攻击性。不过，从这个研究中也不能得出攻击性一定是本能的结论。正像约翰．保罗．斯科特所指出的那样，要推导出这个结论，必须有起争斗的诱发刺激仅仅来自动物身体内部的生理学证据。上述实验中的那种刺激是来自外界，也就是新老鼠的形象刺激了这只隔离喂养的老鼠，使它们争斗起来。斯科特调查了大量的证据，断定争斗并非天生的需要：如果一个有机体在生活中没有引起争斗的外界刺激，那么它就不表现出攻击性行为，而这并不会使它遭受生理或心理的损害。这个观点同弗洛伊德的论点相矛盾，它实际上主张动物没有攻击性本能。
这场争论此起彼伏。著名的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兹已对斯科特的结论表示怀疑。洛伦兹观察了丽鱼的行为。丽鱼是一种攻击性极强的热带鱼，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域，雄丽鱼会进攻其他雄丽鱼。在自然环境里，雄丽鱼不攻击雌丽鱼，也不攻击其他种类的雄性热带鱼，它只攻击同类的雄性。若从鱼缸中拿走所有其他雄丽鱼，只留下一条使之没有竞争对手，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根据本能论的水力学理论，这时，攻击需要的滋长会导致这条雄丽鱼去攻击在一般情况下并非是适当攻击对象的鱼。结果正如所料：当其他雄丽鱼不在时，这只雄丽鱼将攻击那些它以前毫不理睬的其他种类的雄性鱼。如果拿走所有的雄鱼，这只雄丽鱼最后会去攻击和杀掉雌丽鱼。
后来，理查．劳尔和拉里．舒尔茨报告说，在脊椎动物中普遍存在的攻击性现象有力地证明了攻击性源于人类的进化，而且由于其生存价值一直保留了下来。同时，这些研究者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所有的生物体似乎也逐步发展了很强的抑制机制，能够在对他们最有利的时候压制攻击性。因此，甚至在最有暴力倾向的物种身上，攻击性也是一种选择性方案。是否能表现出来，取决于这个动物先前的社会经验和该动物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
社会心理学家普遍赞同劳尔和舒尔茨对动物行为研究的解释。然而，关于人类，由于我们社会影响的复杂性，社会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比对低等生物的影响更巨大。伦纳德．贝科威茨认为，我们人类天生就具有通过打击刺激制造者对挑衅性刺激作出反应的倾向。实际上，攻击性是否能明显地表现出来取决于先天倾向、后天习得的反应、以及社会环境的明确性质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例如，虽然许多生物，从昆虫到类人猿，都会攻击那些侵入自己领地的动物，但像大多数通俗读物作者那样，认为人类也按同样模式去保卫自己的领地，并用攻击行为来回答具体的刺激未免过于简单化。
大量事实支援贝科威茨的论点，即人类内在的行为模式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和可变性。人类文化在这个层面上也显示出巨大的差异。例如，有许多所谓的原始部落，如锡丹土著的雷布查人、中美洲的俾格米人、新几内亚的阿拉白什人，都能够与同族人和异族人友好和睦地相处。在他们当中，攻击性行为极其罕见。
而与此同时，在我们这个更加文明的社会里，我们选举出来的领袖把大量资源花费在和平时期的军事预算上；家庭暴力司空见惯；驾车射击已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噩梦。
在一个既定文化范畴内，改变社会环境能够导致攻击行为的巨大改变。这一事实突出了人类能够改变攻击倾向的各种方式。
例如，易洛魁族印第安人作为射猎民族已经生活了成百上千年了。但十八在世纪，与欧洲新移民之间日益增长的贸易使易洛魁族印第安人与相邻的休伦人为争夺皮毛（为了交换商品）而发生了直接冲突。一系列的战争开始了。易洛魁族印第安人之所以变成了残暴的好战者，不是因为无法控制的攻击本能，而是因为社会变化导致了竞争的加剧。
在我们的社会里，在攻击性行为及引发暴力的事件种类方面，存在惊人的地区差异。如，理查．尼斯．贝特揭示了生活在南方的白种男性的谋杀率远远高于生活在北方的白种男性，尤其是在乡村。但这个资料仅仅是针对那些与争持相关的谋杀。
尼斯．贝特的研究表明，总的来看，南方人并不比北方人更喜欢使用暴力，但仅在保护私有财产和抗拒侮辱方面，南方人更容易使用暴力。这一模式显示作为南方绅士特点的荣誉文化也许是特殊的经济与职业环境的产物，因此这种文化涉及可移动的财产（因为很容易被盗），因为在早期的美国南部和西部的社会里，一个人全部的财产很可能被洗劫一空。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艾奥瓦州的农民，不会有人偷走你的全部庄稼。因此，无需为自己赢得一个为捍卫自己的财产而挺身而出的名声。但如果你是一个牧牛人，建立一个不要惹我的名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些偷牲口的贼在偷盗前都会三思而后行。
这一现象特别有趣的一面是荣誉文化在其所存在环境消失很久以后依然存在。因此，根据他们最初的发现，尼斯．贝特及其同事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在密执安大学新入学的男性南方学生的认知、情绪、行为和生理反应方面，都发现了这些具有荣誉文化特征的准则，虽然他们的家庭已经几个世纪都没有放过牧了。
在这些实验里，每个研究对象都碰巧撞上研究者的同伙。这个人叫着他的外号辱骂他。与来自北方的白种男性学生（他们只是耸耸肩，对辱骂不屑一顾）相比，来自南方的白种男性学生更有可能认为他们的男性尊严受到了威胁，因为他们变得很焦躁不安（血液中的肾上腺素上升），然后从生理上为攻击做好准备，最后，更有可能采取攻击性和支配性的行为。在后来的实验中，柯恩和尼斯．贝特以曾经在与维护荣誉相关的冲突中杀过人的人的名义向美国各地的公司发出求职信。与位于北部的公司相比，位于南部和西部的公司更有可能以接纳或理解的态度回复求职者的信。
考虑到这些发现，我们可以总结出，虽然攻击的本能成分确实存在于人类身上，但是攻击并不完全是由本能所致。许多例子清楚地表明，环境和社会事件能够导致攻击性行为。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在人类身上，这种攻击性行为可以被环境和社会因素所改变。简而言之，攻击性行为是可能被减少的。
攻击性有用吗？
适者生存
好了。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攻击性是可以被减少的。但是否有这个必要呢？难道攻击性没有用处吗？一些研究者提出，攻击性是有用的，甚至可能是必须的。如康拉德．洛伦兹曾提出，攻击性是本能的防御机制的主要部分。基于对动物观察作出的结论，他认为攻击性具有重要的进化意义。由于有了攻击性，年幼的动物才有最强壮、最聪明的父母；一个种群才有最好的首领。在对欧洲大陆的猴子进行研究之后，人类学家伍德．沃什伯恩和精神病学家大卫．汉伯格一致认为，在同一群猴子中，攻击性在进食、繁殖及确定统治地位方面都起重要的作用。一个群体里最健壮、最富有攻击性的雄性，最初通过显示其攻击性夺得统治地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根据史蒂文．平克的观察，这足以减少以后该群体中的一些严重争斗，因为其他雄性知道谁是头头了。而且，由于处于统治地位的雄猴子把持着交配权，这只强壮的雄性就将其强壮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从而增加了整个群体的生存的可能性。
象海豹之间的行为模式也很类似，只是更加血腥。根据动物心理学家伯尼．莱博尤夫的研究，每年交配季节到来之前，一对对雄象海豹互相拉开架势为争夺统治地位而凶猛地血战一场。最强壮、最富有攻击性和最敏捷的雄性象海豹，在同伴中不仅居第一号统治地位，而且是头号交配者。对由一百八十五只雌性和一百二十只雄性组成的象海豹群的一次观察中发现，居第一位或阿尔法（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母a的雄象海豹），垄断着半数可观察到的交配行为。在一个有四十只雌性或雌性更少的象海豹群中，居第一位的雄性几乎垄断着全部交配行为。
考虑到这些资料，许多观察家极力主张在力图控制人类的攻击性方面要谨慎从事。他们认为，正如在低级动物中一样，攻击性是生存之必需。这个推理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下面的假设：驱使某人杀死其邻居的那种机制，同样能驱使另一个人去征服外太空、去啃一道很难的数学方程、去攻克一个逻辑难题，或去主宰宇宙。
但正如我早先论证过的，这个推理是基于对攻击的定义的夸张。况且，把高度的成就和进步与敌对、攻击性等同起来会搞乱问题。要精通一个问题或一种技能而又不伤害他人，甚至没有征服他人的企图，这是可以做到的。但对我们来说，划清二者的界限是很困难的，因为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所受的教育使他们习惯于把成功与取胜、把干得好与超过别人等同起来。阿什利．蒙塔古认为，达尔文的一个被过分简化和曲解了的理论向普通人灌输了一种错误思想，即冲突是生活的必然规律。蒙塔古讲到，在工业革命时期，工厂主压榨、剥削工人，而同时却侈谈什么生活就是生存竞争，适者（而且只有适者）生存是天经地义的，以此为其压榨剥削行为辩解。这样做所带来的危险是，这种论证变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而且使我们忽视或贬低了非攻击性和非竞争性行为的生存价值。例如：彼得．克罗波特金在一九○二年断定：对许多种生命形态来说，合作和互助有着巨大的生存价值。
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结论。某些社会性昆虫像白蚁、蚂蚁和蜜蜂，它们的合作行为是众所周知的。黑猩猩有一种行为，可以称作利他行为（altruistic），也许还不为人们所知。情况是这样的：两只黑猩猩被关在两个相邻的笼子里，一只有食物，另一只没有食物。没有食物的黑猩猩便开始乞讨，那只富有的黑猩猩尽管不太情愿，但还是将自己的一些食物递过去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情愿给予的礼物更加意味深长，它表明这只黑猩猩非常喜欢这些食物并很想把它们留给自己。因而，这意味着促使它同别的黑猩猩共用食物的驱力确实是很大的。而人们对克罗波特金的工作并未给予极大的重视实际上它被忽视了，也许这是因为它不适应当时的时代要求或不适合那些工业革命中的既得利益者的需要。
让我们看一看自己的社会。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美国人似乎以竞争为生；我们奖赏胜利者，蔑视失败者。两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已建筑在竞争和适者生存规律的基础上。除极少的特殊例子外，我们都未教育自己的孩子热爱学习只是教育他们为取得高分而努力。擅长以体育为题材的作家格兰特．兰德．赖斯说过，重要的不是你的输或赢而是你如何打好这场比赛。他没有描写那些在美国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题材，而是劝告人们不要过于关心胜负。一个棒球联合会的运动员在自己球队败给那些在体育场里高唱我们是第一名的大学生时，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詹森在越南战争中的判断几乎肯定被他常说的一个愿望所歪曲了，这个愿望是：不做第一个打败仗的美国总统。一个三年级小学生因为在算术测验中取得了好成绩而瞧不起其他同学。
从以上事例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惊愕的只关心胜负的文化。一个名叫文斯．龙巴迪的非常出色的职业橄榄球教练曾把这一切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获胜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接受这种哲学的可怕之处在于，为了胜利的目标，无论使用怎样的手段都是有理的，即便仅仅是一场早先被人当作娱乐活动的橄榄球赛。对龙巴迪的话有个有趣而令人震惊的注脚：几年前，当龙巴迪的继任丹迪万带领球队在一个赛季失利后，威斯康辛州绿湾市的居民把他当成了撒气靶子，他的家庭受人侮辱，他的狗被人打死在家门前，半夜里有人给他打来不堪入耳的电话，有谣言说他女儿是城里的妓女、妻子是酒鬼等等。
在人类进化的早期，某些攻击行为具有适应性，这可能是真实的。一些作者把人类的攻击性追溯到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狩猎动物和采集植物的时代。但理查．利基及其同事们最近挖掘出来的考古证据表明，这种假设可能没有根据。人类的攻击性是在人们开始耕种土地和开始关心自己的所有权及财产时才出现。但是，当我们环顾四周，看到了一个充斥着国家之间、种族之间、部落之间的仇恨和不信任的世界，一个充斥着毫无理性的屠杀的世界，一个充斥着足以把人类摧毁许多次的核弹头的世界，我对攻击行为的存在价值感到怀疑是有道理的。人类学家洛伦．艾斯利把这些行为归因于我们的古代祖先，但同时警告人们不要去模仿他们。他写道：现在需要的是比帮助我们战胜严寒、老虎和熊罴的人更温柔、更有耐性的人。
精神宣泄
在另一种意义上，人们曾争论说，攻击性具有一种有用的也许是必需的功能。这里我说的是心理分析引入的概念：宣泄（catharsis）即能量的释放。具体地说，我们前面提到过，弗洛伊德认为，除非允许人们宣泄自己的攻击性，否则攻击性的能量将受到抑制而产生压力，由于这种能量要寻找一条输出通道，因而便产生暴力行为，或以精神疾病的状态显现出来。有无证据支持这种见解呢？有证据表明，攻击性的冲突可导致人类陷入感情上的高度紧张状态。这使许多研究者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对人类的攻击性反应加以抑制不是导致严重的疾病就是导致更强烈的攻击行为。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支持这个结论。
有人可能会问，表现攻击性有益吗？这是一种很诱人的想法。我们中间许多人在受到挫折和生气时，曾有过这样的经验，用大喊大叫或咒骂某人甚至打某人来解心头之气，以使紧张状态得以松弛。但一个攻击行为能否减少进一步攻击的需要呢？
看看下面这些释放攻击性能量的方法：（一）用社会普遍接受的具有攻击性的身体活动这类形式来消耗攻击性能量，如足球、曲棍球等体育活动；（二）进行一些没有破坏性的、幻想的攻击行为如想像打某人或写暴力小说；（三）参加一些直接的攻击行动如痛斥某人、伤害他、刁难他、讲他的坏话，等等。
让我们先看第一种进行某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攻击行为。
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过程是有效的，而且它受到一些倾向于心理分析的治疗家的极大支持。例如杰出的精神病学家威廉．门宁格曾主张：竞争性的游戏为本能的攻击内驱力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令人满意的出路。自然有人会问，是否有证据表明竞争性游戏减少了攻击性呢？贝科威茨对现有资料所做的精心分析，没有得出剧烈体育活动能减少攻击性的这一简单明确的结论。事实上，亚瑟．派特森的一个现场研究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测量了中学橄榄球运动员的敌对情绪，他在赛季前一周和赛季后一周分别评定了他们的敌对情绪的等级。如果剧烈的体育活动和作为橄榄球赛的一部分的攻击行为真的能够减少由抑制攻击冲动所引起的紧张状态，那么运动员在比赛后期应该表现出敌对情绪的减少。但测量的结果却显示出紧张状态明显地增加了。同样，沃伦．詹森在他对大学运动员的详细研究中也没有发现一致的证据支持精神宣泄的观点。他断定，不仅认为可以在伊顿公学的操场赢得战争是荒谬的，而且希望我们能在那里防止战争更是荒唐的。这并不是说人们在比赛中得不到什么乐趣。他们可以得到乐趣，但是从事这些比赛并不能减少攻击性。
如果参加竞技型和攻击性游戏不能导致攻击性行为的减少，那么观看这类游戏是否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加拿大的运动心理学家戈登．拉塞尔在一场异常激烈的冰球赛中测量了观众的敌意度。随着比赛的进行，观众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直到比赛结束，他们的敌意度才回复到比赛前的水准。所以，观看竞技型运看看下面这些释放攻击性能量的方法：用社会普遍接受的具有攻击性的身体活动这类形式来消耗攻击性能量，如足球、曲棍球等体育活动；进行一些没有破坏性的、幻想的攻击行为动不仅不能减少攻击性行为，在短时间里还会使之增加。
让我们再来考察释放攻击性的第二种形式幻想。如果幻想能减少攻击行为，那么在幻想中攻击他人就是一种特别有益的缓和攻击性紧张状态的方法。记住，幻想中的攻击行为实际是不伤害他人的。有证据表明，进行这种攻击性的幻想可使人们感觉好一些，甚至可以暂时减少攻击行为。在西摩．费谢．巴赫所做的一个有趣的实验中，学生们受了教师的侮辱，然后允许半数学生写一些想像的攻击性的故事；而另一半学生没有机会写；还有一个控制组，学生们没有受教师的侮辱。实验结果表明，那些有机会写攻击故事的学生在写完以后，与那些没有机会写的学生相比，攻击性稍有减少。应当指出，这两组受到侮辱的学生的攻击性显著地大于那些根本没有受侮辱的学生。由此看来，幻想攻击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它并不能使攻击性能量明显减少。
现在进一步看看对直接攻击行为的研究。它能减少进一步攻击的需要吗？虽然证据并不明确，但有关这个课题的多数实验并未发现精神宣泄的效应。事实上，迄今为止最具共性的发现就是上面介绍的观看暴力的例子；也就是说，当人们有了攻击性行为后，就增加了后来攻击的倾向。如在拉塞尔．吉恩及其同事所做的实验中，被试者和一个学生结为伙伴，这个学生实际是实验者的助手。首先，助手要激怒被试人。在他们就各种问题互相交换意见期间，当助手不同意被试者的意见时，就给被试者以电击。然后，在研究惩罚在学习上的效果问题时，被试者扮为老师，而助手当学生。在第一个学习任务上，要求一些被试者在助手每次出现错误时给他一次电击，要求其他被试者只记录下助手的错误。在第二项任务上，让所有被试者都有机会发出电击。
若精神宣泄有效的话，我们期望先前已电击过助手的被试者第二次将发出更轻、更少的电击。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事实上，那些先前电击过助手的被试者，当有机会再次电击助手时，表现出了更大的攻击性。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实验室中，在现实世界的真实事件中也可系统地观察到同样的倾向，如口头上的攻击足以助长下一步的攻击行为。在这种真实的实验中，给一些刚被解雇的技术人员提供一个机会，使他们口头表达自己对前老板的敌对情绪。后来，当要求他们描述这个老板时，在其描述里给老板的惩罚、报复比先前未曾口头表达过敌对情绪的技术人员多得多。
总的看来，我们的证据不足以支持精神宣泄的假说。猛眼一看，精神宣泄似乎是个合理的见解，因为它似乎具有某种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当某人惹怒我们时，宣泄对他的不满似乎确实使我们感到舒服一些。然而，发泄我们的敌意并未减少我们的敌意。什么理论可以反驳这种预言呢？就人类而言，攻击性不仅仅依赖于一个人所感觉到的紧张状态，而且还依赖于一个人的思维。假设你自己是上述实验的被试人，在电击另一个人或表达你对前老板的愤怒之后，第二次再这样就变得更容易了，因为第一次攻击可以减少对其他类似攻击行为的抑制，攻击行为被合法化了，因而你可能变得习惯于做出这样的攻击。而且，对该问题的主要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人公开地攻击某人会改变他对那个人的感情，增加他对那个人的厌恶，因而会增加将来攻击他的可能性。
这是为什么呢？在前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当一个人伤害另一个人时，在动机上产生一种为残酷行为辩解的认知过程。具体地说，当某人伤害另一个人时，体验到一种认知不协调我伤害了萨姆与我是公正、理智、善良的人这两种认知不协调。减少这种不协调的最好方法是，设法使自己相信伤害萨姆并非不公正、不理智的坏事。如我可以无视萨姆的优点和强调他的缺点以使自己相信萨姆是个很坏的人，他受伤害是罪有应得的。
这就是谴责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现象背后隐含的机制让自己认为受害者是罪有应得。如果攻击的目标是个无辜的受害者，我更会这样想。例如：在大卫．格拉斯、基斯． E．大卫斯和爱德华． E．琼斯的实验（前一章已讨论过）中，被试人使一个先前不曾伤害过他的受害者受到生理或心理上的痛苦，于是被试人就开始贬低他，使自己相信他不是个好人，他活该受罪。这样就彻底减少了不协调，并为进一步攻击做了准备。一旦你贬低过某人，以后就更容易伤害他了。
若受害者不是那么清白无辜，又将怎样呢？如果他（或她）做了一些使你生气的事，他的确应该受到报复，那又将怎样呢？
问题变得更复杂、更有趣了。在对这个问题的几项研究中，有一个是卡恩．迈克尔的出色的博士论文。在他的实验中，一位医疗技术员给大学生做了一些生理测验，并当面说了些贬低他们的话。在一种实验条件下，允许被试人向技术员的雇主表达自己对技术员的不满情绪以发泄愤怒，这一行动可能会使技术员遇到大麻烦，也许甚至使他失业。在另一种实验条件下，被试人没有机会表达对于惹怒他们的那个人的愤怒情绪。心理分析预测会发生什么呢？很简单，被压抑的那组人会体验到紧张状态、极度气愤以及对技术员的敌对情绪，而允许表达愤怒情绪的那组人则会因为紧张已释放变得轻松，从而对技术员不那么敌视。总之，根据心理分析理论，表达愤怒可以使受辱的被试人消除愤怒。作为一个忠诚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卡恩对实验结果的预计正是这样。但是他却惊奇地发现结果恰恰相反：那些后来有机会发泄攻击性的人比那些受抑制而不能发泄攻击性的人更不喜欢技术员，对他更有敌意。换言之，发泄攻击性并不能抑制攻击倾向，却往往增加攻击倾向甚至在目标并不完全是个无辜受害者的时候也是如此。
卡恩的实验说明：当人们被激怒时，他们往往实施过分的伤害行为。在此例中，使技术员丢掉工作与他对学生的伤害相比，是一种严重的过分伤害行为，过分伤害将产生不协调，这和伤害无辜者所产生的不协调极为相似。也就是说，那个人对你所进行的伤害行为与你的报复行为之间在强度上存在着差异，你要对这个差异做辩解正像无辜受害者实验中的情况一样，这个辩解的形式是，先伤害使你愤怒的对象，然后再贬低他。
如果你使自己的报复行为不那么残酷，情况又会怎样呢？就是说，如果你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报复行为，不使它超过你所受到的伤害，情况会怎样呢？我预言，在这种情形下，很少有或者没有不协调。萨姆侮辱了我，我已回敬了他，我们两清了，没有进一步报复的必要了。这就是安东尼．杜布和拉雷恩．伍德的实验所发现的结果。像在卡恩的实验中那样，杜布和伍德安排了各种细节，以使被试人受到一位助手的侮辱和气恼。在一种条件下，使被试人有机会发出一系列电击来报复侮辱他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旦报了仇，就没有对侮辱者进一步惩罚的必要了。那些没有机会报复的被试人确实决定以后要惩罚侮辱自己的人。这样，我们已看到，如果扯平了，报复就会减少进一步攻击的需要。必须说明的是，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情况并不像杜布和伍德的情况那样简单，其中报复行为与所受的伤害相等。在我看来，现实世界通常更类似于卡恩．迈克尔实验中的情况，即报复行为一般都大大超过了所受的伤害。例如，无论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对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队员做了些什么（大喊脏话、起哄、嘲骂）都达不到该枪毙或该杀死他们的程度。何况这种大规模攻击行为的多数受害者完全是无辜的。在前述所有情境中，都产生了与精神宣泄相反的结果。一旦我在肯特州枪击过一些持异议的大学生，我就要使自己相信他们真是活该被枪击，甚至比没有伤害他们之前更恨这些大学生；一旦我在越南的美莱屠杀了妇女和儿童，我会比在未屠杀他们之前更加相信这些东方佬是畜牲；一旦我拒绝给黑人提供良好的教育，我将更加相信黑人都是白痴，他们不会从良好的教育中得到什么益处。在大多数情况下，暴力并不能减少使用暴力的倾向，却会进一步增长暴力。
攻击性行为产生的原因
正如我们所见，产生暴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暴力本身。当一个人有了攻击性行为，特别是当攻击力量超过了受害者做过的事而所应受到的攻击强度时，认知和动机力量就建立起来，为敞开进一步攻击的大门而辩解。让我们来看一看产生攻击性行为的其他几个主要原因。
神经学与化学因素
人类大脑存在一个被称为杏仁核（amydala）的区域，与人类及低等动物的攻击性行为相关联。当该区域受到电击时，平时温和的机体变得暴躁；同样，当该区域的神经活动被抑制时，暴躁的机体变得温和。但应该注意到这里也有灵活性：神经机制的影响可以被社会因素所调整，甚至对动物来说，也是这样如，当一个雄性猴子面对统治地位低于自己的猴子，杏仁核区域被启动时，它的确会向其他猴子发起攻击；但如果它面对的是统治地位高于自己的猴子，当杏仁核区域被启动时，它不但不会发起攻击，相反还会逃开。
睾丸激素
某些化学物质已被证明能够影响攻击性。如，注入睾丸激素，一种雄性荷尔蒙，会增加动物的攻击性。对于人类也有类似的发现。詹姆斯．达布斯及其同事发现因暴力犯罪入狱的囚犯的睾丸激素的自然水准远远高于因非暴力犯罪入狱的囚犯。而且入狱后，睾丸激素水准高的囚犯更多地违反监狱的规定，尤其是与直接冲突相关的规定。达布斯及其同事还发现青少年罪犯的睾丸激素高于大学生。在某所大学内比较友爱程度时，发现那些被普遍认为是最粗野的、缺少社会责任感的、更野蛮的学生睾丸激素的平均水准最高。很明显，睾丸激素可以影响攻击性。反之亦然，攻击性行为增加睾丸激素的释出。
如果睾丸激素水准影响攻击性，那是否意味着男人比女人更有攻击性呢？事实显然是这样的。在对儿童所做的广泛的调查研究中，埃莉诺．麦科比和卡罗尔．杰克林发现，男孩始终比女孩更具攻击性。如，在一项研究中，调查者密切观察了不同国家的孩子在玩耍时的情况，包括美国、瑞士和埃塞俄比亚。男孩中的非嬉戏动作，如推搡、打人等，远远多于女孩。同样，在世界各地的成人中间，大多数因暴力犯罪而锒铛入狱的人都是男人。女人通常因财物犯罪（如伪造罪、欺诈罪和偷窃罪）被捕，而不是因暴力犯罪（如谋杀和严重的身体伤害）而被捕。这些差异是由生理差异造成的，还是由社会学习差异造成的呢？我们不能十分确定，但是的确有证据表明生理差异是存在的。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间，与男性相比，巨大的社会变化对女性产生的影响并没有造成女性暴力犯罪率的增长。同时，在非暴力犯罪率上，有资料表明女性犯罪率的增长远远高于男性。
无需冗言，上述现象并不意味着女性的攻击性不为人所知或极为罕见。它只说明了女性攻击性确实不像男性那样普遍。而且，爱丽丝．伊格雷和瓦莱里亚．斯蒂芬发现，当女性产生攻击行为时，他们比男性更容易产生罪恶感或焦虑。研究人员认为，男性与女性的实际性差异，虽然由来已久，但在绝对意义上并非那样巨大。不过，这些性别差异的明确性和一致性是显著的，不应该被低估。正如伊格雷指出的那样，在许多情况下，微小的差别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戴恩．阿彻和派特里夏．麦克．丹尼尔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的结果支持了几乎无所不在的性别差异。他们要求来自个十一国家的青少年阅读关于人们之间相互冲突的故事，并在他们读完故事前打断他们，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想像来结束这个故事。阿彻和麦克．丹尼尔发现，在所有的国家中，年轻的男性比年轻女性表现出更多的以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倾向。可以合理地认识到，在他们的发现中涉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生化差异；而且，这些发现也清楚地表明，并不仅仅是生化差异在起作用。阿彻和麦克．丹尼尔发现，虽然在一个文化中，有证据表明男性的攻击性始终高于女性，但是文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女性比瑞典和韩国的女性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
酒精
有一种全世界的许多人都愉快摄取的化学物质就是酒精。许多大学中的社交活跃分子都知道，酒精可以降低对我们不去从事社会鄙视的行为的抑制力，包括攻击性行为。随机的观察表明，打架斗殴经常发生在酒吧和夜总会里，家庭暴力也时常与酗酒相关。大量确凿的资料支援了这些随机的观察。如，犯罪统计显示，七十五％的因谋杀、攻击他人以及其他暴力犯罪被捕的罪犯在被捕时都喝得烂醉。另外，控制下的实验室实验也显示，当人们摄取了足以喝醉的酒精时，会比喝得少的人或根本没喝酒的人对挑衅性行为反应更为激烈。
我们并不是说酒精会自动增加人们的攻击性；喝了酒的人们也不一定就会在酒精的驱使下四处打架。更确切地说，实验室和实际实验的结果表明，酒精起着解除抑制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抑制能力减少，从而使我们不如平时那样谨慎。所以，在酒精的作用下，一个人的本性经常被唤起，所以友善的人会变得更友善，暴躁的人会变得更有攻击性。同样，在摄取酒精后，屈从于社会对攻击性行为的压力的人们，或那些受到挫折或煽动的人，会体验到对攻击性行为的限制或抑制的减少。
痛苦和不适
痛苦与不适是攻击性行为的重要预兆。如果一个生物体体验了痛苦而无法摆脱，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攻击行为。这种情形同样存在于田鼠、老鼠、仓鼠、狐狸、猴子、蝼蛄、蛇类、浣熊、美洲鳄以及许多动物的身上。这些动物会攻击同类动物、其他种类的动物或者是身边的任何东西，包括填充娃娃和网球。你是否认为人类也和他们一样呢？略微思考一下你就会猜到，人类大概也不例外。大多数人在受到意外的刺痛时（如我们绊了一跤时），很可能会咒骂身边的任何目标。伦纳德．伯科威茨在一系列的实验中发现，与普通学生相比，经历了把手浸在刺骨的水中而痛苦的学生攻击性行为确实显著增加。
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一直在猜想，身体不适的其他形式，如炎热、潮湿、空气污染、刺激性气味，都可能降低人们对攻击性行为的自我抑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早期，由于越战、种族歧视等国家政策问题，美国全国上下充满了紧张气氛。国家领导人对他们称之为漫长、炎热的夏季的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因为在炎热的夏季，暴乱和其他形式民众骚乱的发生频率要高于秋季、冬季或春季。那么事情是真的如此，还仅仅是人们的猜测呢？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在对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发生在七十九个城市的骚乱所进行的系统化分析中，梅里尔．卡尔．史密斯和克雷格．安德森发现，暴乱在炎热的天气发生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在冷天发生的可能性。类似的是，在美国的大城市中，从德克萨斯州的休士顿到依阿华的德斯毛尼斯，天气越热，暴力犯罪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到现在为止你已经了解到，对于自然环境中发生的事件，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对待。如，一个有较高的科学素养的人会问，攻击性行为的增加到底是由于温度本身的原因，还仅仅是因为更多的人在炎热的天气都比寒冷的天气更喜欢到户外去（挡住别人的路！），所以我们怎能下结论说是炎热本身导致了攻击性行为，而不是因为人们增加了相互接触的机会呢？我们可以把这一现象带入实验室研究，而且做起来十分容易。如，威廉．格里菲特和萝勃塔．维奇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他们让学生参加一个测试，其中一部分人在常温房间里答题，而另一部分人在一间温度为九十华氏度的房间里答题。在热房间里的学生不仅报告说他们感觉攻击性更强，而且还对实验者要求他们描述和评价的陌生人表现出更多的敌意。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一些例子也支援了我们的观点，即高温可以导致攻击性的增加。如在重大的棒球比赛中，当温度在九十度以上时，击球手被棒球击中的次数要远远多于温度在九十度以下他们被击中的次数。在亚里桑那州的凤凰城，与驾驶有空调汽车的司机相比，驾驶没有空调汽车的司机在碰到交通堵塞时更有可能摁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