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不存在的关系：假想的关联
分类的另一个效果是，我们经常在两个认为有联系的事物之间构建一种关系但事实上，这种关系并不存在。社会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假想的关联（illusory correlation）。让我通过大卫．汉密尔顿及其同事的实验来阐明这个问题吧。在实验中，被试人阅读了二十四段文字，其中描述了不同人物的姓名、职业以及两个最突出的性格特点。例如，汤姆是个推销员。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让人厌烦。 、比尔是个会计。他胆小羞怯，为人谦恭。偶尔，描写性格特点的词语碰巧与大多数人对于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的典型人物所具有的特点是一致的；即，一般都把推销员描绘成热情洋溢、能说会道，把会计描绘成精益求精、胆小羞怯。上述资料表明，被试人过高估计了刻板化词语被用于描述每种职业的频率。换言之，他们成功地在人物的性格特点与其从事的职业之间构建了一个假想的关系。
这种假想关系经常表现在社会判断中。请看下面两个例子：在非正式调查中，人们总是过高估计女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的程度。事实上，与男同性恋者及异性恋者相比，女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最低。但是，对于男同性恋者与女同性恋者的分类的认识，使我们得出了女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比率很高的错误判断。根据临床判断，把某人归类于某一诊断类型（如精神分裂症或燥狂抑郁症）能够产生一种认识：此人和与这种诊断相吻合的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即使这种关系并不存在）。无论环境如何，假想关联强化了我们最初的刻板化认识及观念；这种认识将使我们发现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以后会向我们提供证据，表明我们最初的刻板化认识是正确的。
组内︱组外效果
对人进行分类的一个最常见手法是把人分为两组：和我在一起的那组以及不和我在一起的其他组。例如，我们经常将世界二分为我们的和他们的、我的学校和你的学校、我的球队和对方的球队、美国人和外国人、我的种族和你的种族、与我在一个桌子吃午饭的人和与你在一个桌子吃午饭的人。研究者发现，当我们把世界一分为二时，大量证据表明将会产生至少两种后果，同类效应（homogencity effect）（那些所有和我类似的人）和组内偏爱（in-group favoritism）。
总的来说，我们容易认为：组外成员（out-groups）之间的相似性要多于他们与我组组内成员（in-group）的相似性。
巴纳蒂特．派克和迈伦．罗思．巴特向三个妇女联谊会的成员提问，请他们回答不同联谊会成员之间的相似之处。结果发现，这些妇女认为，与她们所在的联谊会的成员相比，其他联谊会的成员之间的相似性更多。对这种现象的另一个解释是，当被试人想到本组的成员时，就将其视为不同的个体，每个人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个性和生活方式。当她们看待外组成员时，就给她们贴上团队的标签，刻板化地看待她们，因此认为外组成员中每个人的特点都与该组的特性一致。
组内偏爱的定义是，无论从哪个层面看待自己的组，人们都具有将其视为更好的一组并把奖励分配给自己的组的倾向。运用被人称之为低限群体范例（minimum group paradigm）的概念，组内偏爱得到了广泛的研究。英国社会心理学家亨利．塔吉费尔最先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他用能想像出来的、最微不足道的、最不合乎逻辑的标准将彼此完全陌生的人分为四组。例如，在一个研究中，被试人看到塔吉费尔掷硬币将他们随机地分到x组或w组。在另一个研究中，塔吉费尔让他们对一些从未听说过的艺术家发表看法，然后仅仅根据他们对这些艺术家的轻度偏好，随机分到喜欢凯利的小组或喜欢坎丁斯基的小组。
塔吉费尔实验中非常有趣的部分是，重大结果的获得往往来自那些看似完全没有意义的小组。在参加实验前，被试人彼此陌生，从未有过交往，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不为人所知的。但他们的行为显示，那些和他们带着同样的、毫无意义的标签的人，似乎是他们的至爱亲朋。被试人表示，他们喜欢那些和他们带有同样标签的人。与分配到别组的人相比，他们认为同组成员性格更好，工作效率更高。最让人震惊的是，被试人分给同组成员的钱和奖励要多一些。我们在第七章会看到，这些倾向性能够形成种族歧视和民族歧视的基础。
记忆的重建
我们的记忆在所有社会交往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鉴此，掌握下述关于记忆的一点知识是至关重要的：人类的记忆就其本质而言是可以重建的（re-constructive）。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可能打开记忆的闸门，让对以往发生的事情得到真实的诠释。
记忆也不像播放磁带或录影机那样；相反，我们的记忆重建在经过过滤的真实生活的片段基础上，并通过对可能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认识的修正而完成的。对于某些具体事件，记忆还会受到他人言论的深刻影响即使在事情发生很久之后。正如安东尼．格林沃德所说，如果历史学家修正并歪曲历史的程度和我们回忆各自生活的程度一样的话，他们肯定是要失业的！当然，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相信，我们的记忆里只有对过去的真实记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记忆出了一点问题确实让人有点恐惧。
但是对于蒂莫西．亨尼斯，这种情形简直可怕极了，由于陪审团认为人的记忆不会出岔，他几乎丢了性命。
让我们来解释一下。一九八六年七月四日，亨尼斯被控对凯萨琳．伊斯特本、卡拉．伊斯特本和爱琳．伊斯特本犯有三重谋杀罪并涉嫌强奸凯萨琳．伊斯特本。罪犯显然是十恶不赦，他闯入伊斯特本家，用刀威逼凯萨琳．伊斯特本并强奸了她，然后割断她的喉咙并捅了她十五刀。三岁的爱琳和五岁的卡拉各被捅了十几刀。员警迅速侦察案情，发现在这周初，蒂莫西．亨尼斯在报纸上看到伊斯特本刊登的广告，希望有人收养她家的黑色拉博多尔猎狗。亨尼斯还带着狗遛了一圈儿。
审判期间，有两名目击者证明亨尼斯在犯罪现场。查克．巴雷特证实他看见蒂莫西．亨尼斯在案发当日凌晨三点在现场附近出现。桑德拉．巴恩斯证实看见一个貌似亨尼斯的男人在使用员警早些时间认定伊斯特本家被盗的信用卡。但亨尼斯不在犯罪现场的辩词无懈可击。而且，没有任何物理证据（手印、衣物纤维、胶印、血迹、头发）将其与犯罪现场联系起来。然而，陪审团认为目击证据令人信服，因而判定亨尼斯有罪被判注射毒药的死刑。
在上诉法院的法官以某个与证人证词无关的程式上的技术问题为由宣布要再次审判前，亨尼斯已经在死神的板凳上挨过了八百四十五个漫长的夜晚。亨尼斯的律师知道，如果亨尼斯还有推翻判决的机会，他们必须反驳那些宣称看到亨尼斯在犯罪现场的证人的证词。在谋杀案发生的两天后，查克．巴雷特最初告诉员警他看见凶手的发色是棕色的（亨尼斯的头发是金色），身高有五．五英尺（亨尼斯长得更高）。另外，当被要求从警察局的嫌疑犯伫列中辨别出亨尼斯时，巴雷特却不能肯定。当案发后几周内，员警初次接触桑德拉．巴恩斯时，她坚定地强调，那天在银行柜员机前她没有见到任何人。可是为什么在审判时，两位目击者都自信地认为他们在犯罪现场看到了亨尼斯？难道他们在说谎吗？不，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普通人；随着一年中被员警和律师反覆盘查，他们对事件的记忆已经被拉平、磨光构建、成形并重建。
伊莉莎白．洛夫特斯，一位天才的认知心理学家，作为专家列席了对亨尼斯的第二次审判。洛夫特斯曾经做过一个关于重建记忆的令人着迷的研究项目调查这种有倾向性的审讯是如何影响记忆及证人后来的证词的。在其中的一个实验中，洛夫特斯请被试人看一段描述多辆汽车相撞的影片。看完电影后，其中一些被试人被问道，当汽车撞烂时，这些车的车速大概是多少？另一些被试人被问及同样的问题，但是把撞烂一词替换成撞上。当用撞烂而不是撞上问被试人时，他们估算出的车速更快；而且，在看过电影一周后，他们更有可能认为（错误地）事故现场能见到破碎的玻璃。
首要的问题不仅会影响对事实的判断（正如上述案例所示），同样也会影响人们对事实的记忆。在洛夫特斯的早期研究中，她给被试人看一系列描绘汽车撞人事故的幻灯片。在描绘事故发生时情况的幻灯片中，一辆绿色小轿车经过事故现场。在看完所有幻灯片后，立刻向半数被试人提问，那辆经过事故现场的蓝色小汽车的顶棚上是否有一副滑雪板？剩下的另一半被试人也被问及相同的问题，但是省略了蓝色这个字眼。实验证明，前者较之后者更有可能错误地认为他们看见了一辆蓝色汽车。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轻易改变他们的记忆。
在对亨尼斯的第二次审判中，洛夫特斯在她的证词中讨论了重建记忆的本质以及审问是如何促使目击者去构建想像出来的情节并相信它的确发生过。想一想桑德拉．巴雷斯最初的证词。起初，她记不起来在银行柜员机前是否有人。但是，当看了几个月的电视节目和报纸长达一年连篇累牍的报导后，巴雷斯重新构建了她在银行柜员机旁看到了一个貌似亨尼斯的人的记忆与洛夫特斯实验中的学生回忆起看到了一辆蓝色汽车而不是绿色汽车的情形类似。通过向律师和法官反覆叙述新构建起来的记忆，巴雷斯逐渐把它当成了事实。有一点非常重要，大家要特别注意，巴雷斯并没有有意撒谎，她只是重建了对这起事件的记忆，并逐渐相信了自己的陈述。查克．巴雷特的证词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带有纰缪。最后证实，案发早晨他在上班路上看见的男人是另一个男人而不是亨尼斯。
亨尼斯是幸运的，他的生命没有终结在死刑椅上。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日，二审的陪审团宣布蒂莫西．亨尼斯无罪，因为没有任何物理证据表明他在现场，并且证人证词不能成立。在一审中亨尼斯之所以成为受害者，是因为受到错误地指认和法官根深蒂固的假设：人们的记忆是准确无误的。
虽然案件至今未破，当地警察局指出有充分理由相信罪犯另有其人，因为在亨尼斯在押期间，邻镇又发生了一起骇人的强奸凶杀案，犯罪手法与亨尼斯案件极其相似。两起案件发生后，亨尼斯和警察局都收到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匿名信，感谢亨尼斯成为伊斯特本案件的替罪羊。
自传体记忆
很明显，当记忆涉及快速的、瞬间发生的事件时（如试图回忆汽车事故的细节），记忆能够重建。但是对于那些时间更加持久（如对我们个人历史的回忆）的事件，情况又是怎样呢？我们再次提请大家注意，我们不可能像自己以为的那样准确无误地记住我们的过去，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很简单，要记住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正如你想像的那样，对自传体回忆的修正不是随机的。相反，我们具有强烈的倾向，用黑兹尔．马尔库思称为自我设计（self-schemas）的方式来组织我们个人的历史将关于我们自身的连贯的记忆、感受和观念串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因而，我们的记忆会被某种方式所歪曲，以便有可能与我们对自己的总体印象吻合。如果我们对童年时代有一个笼统的印象，如不幸福、父母冷漠而疏远，那么儿时发生的与笼统的印象相反的任何事件都比与之一致的事件更难被回忆起来。所以，多年以后，我们的记忆变得越来越一致，越来越不准确。这样，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我们的个人历史。我们并不是要为过去撒谎，只是无法准确地记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塑造自己的记忆。
迈克尔．罗斯、凯西．麦克法兰、加思．弗莱彻所做的一个简单的小实验很好地阐述了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在实验中，大学生们收到了一份规劝信，强调了经常刷牙的重要性。收到信以后，他们改变了对刷牙的态度。无需冗言，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但让人奇怪的是：当天，研究者问他们你在过去的两个月内刷了多少次牙？那些收到信件的学生回忆他们刷牙的次数要远远高于控制组的学生。这些学生并非有意欺骗研究者；他们没有理由撒谎。他们只是把他们新的态度作为重建过去记忆的指导原则。从某种意义来看，他们需要相信自己总是明智而理性地行事即使他们刚刚才发现这一明智的行为可能是什么。
伊莉莎白．洛夫特斯把这一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她成功地把对儿时经历的错误记忆植入到年轻人的头脑中。方法很简单：要求一位关系密切的亲戚把这些经历当成事实讲述出来。如果一个年轻人的姐姐对他说，还记得你五岁时，你在大学城购物中心里走失几个小时的事吗？当时你吓坏了还有一位老人想帮助你？我们发现你时，你正紧紧地抓住老人的手，哇哇大哭。
在听到类似故事后的几天内，大多数人都会把植入的记忆整合到个人历史中去，并赋予它一些细节（噢，是的，那个帮助我的老人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衣）。他们还会坚信此事的确发生过而事实上，它根本没有发生。这种现象被称为错误记忆综合征（false memory syndrome）。
记忆恢复现象
洛夫特斯在植入错误的儿时记忆方面的研究引导她和许多其他认知科学家进一步观察并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最新的社会现象：记忆恢复现象（revovered memory phenomeneon）。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成千上万的成年人似乎都回忆起了根本不曾存在的可怕的童年生活。许多记忆都是关于他们的父亲或其他一些家庭成员对他们进行的长达几个月甚至数年的性骚扰。一些记忆甚至包括（作为伤害的一部分）对被迫参加恐怖的宗教仪式的生动描述，这些仪式涉及一些怪异而可怕的活动，如杀死并食用婴儿。这些记忆通常都是在进行大量的精神疗法时被恢复的如通常是在催眠状态下，或者是读过一本生动的、具有高度启发性的自助书籍后产生的。
无需冗言，性骚扰的确存在于某些家庭中间这种伤害的后果是悲惨的。因而，所有关于这方面的披露都必须予以非常认真的对待。同时，大多数对人类记忆进行过系统研究的认知科学家确信，大多数的此类报导都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他们辩论到，正如桑德拉．巴恩斯和查克．巴雷特一样，在员警和律师的帮助下，回忆起了从未发生过的事故；正如伊莉莎白．洛夫特斯实验中的被试人一样，回忆起了在大学城购物中心走失几小时所经历的痛苦。似乎许多人都可以被引导着回忆一些可怕的事情，如童年时的性骚扰，甚至那些根本没有发生过的详细的恐怖的宗教仪式。
根据对记忆的本质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的观点，长时间地对痛苦事件进行重复会使人对此难以忘记；但他们断言，这种事情极少发生，而且也并不是记忆典型的工作方式。相反，他们认为，大多数关于伤害的记忆很可能是由治疗师本人，以一种类似于洛夫特斯实验中的方式，无意中植入患者的记忆的当然，他们并无恶意，只是想真心实意地帮助患者。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假设一位治疗师坚信某些恐惧或性格特点（如自尊心低、一个人独处时怕黑、害怕失控）是遭受性伤害表现出来的症状。
如果一位带有上述特点的顾客走进他或她的办公室。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本着最美好的意愿，可能很含蓄地指出患者可能经历了上述这些事件。然后治疗师可能会请患者尽量回忆这类事情。
当患者开始挖掘这种可能性时，治疗师无意中表现出越来越浓的兴趣甚至有些兴奋。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可能开始构建一系列相关的记忆，尽管他们全都是错误的。
同样，研究记忆的科学家批评了自助类书籍试图引导人们从童年生活中挖掘黑暗秘密的书籍因为这些书籍的作者完全低估了他们的建议的力量，并无意中引导人们去恢复那些对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的记忆。例如，有一本畅销自助手册，实际上在鼓励人们花费时间尽量重建他们的童年经历，还列出了一张单子，上面记录了可能与伤害相关的各种可能性。下面是这张单子的一部分；在书中，它是以下面的方式介绍给读者的：
有伤害行为的家庭存在共性。你可能没有经历过所有这些伤害，但你可能经历过其中几项：
．我为我的家庭感到耻辱。
．有些事情我不想谈。
．我家总是有很多秘密。
．我家里有很多美好的事情，也有许多不美好的事情。
．至少我的父母中有一个人曾经吸毒或酗酒。
．我过去经常被羞辱，被打击。
．我的许多基本需要都没有人关注。
．家里混乱不堪，充满了未知因素。
．大人经常说话不算数。
．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被伤害，但当我听说性骚扰及其后果时，我觉得似乎一切都很熟悉。
正如你所看到的，名单上的某些项目对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适用的但是否我们都经历过含有性骚扰成分的什么事情呢？另外，约翰．基尔斯多姆最近指出，没有科学证据表明：童年遭受性骚扰与上述校验表上的任何一项内容有明确的联系。成千上万的成年人都断言他们在童年遭受了性骚扰，从而压抑了对伤害的记忆，读了这本书后，似乎想起了这些伤害。我们能从这样的情形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一方面，我们希望对上述的每件事情都认真对待。如果确有其事发生，它的确是不幸的，我们的心灵也会感受到经历过这些痛苦的人们的痛苦。但如果记忆是错误的，我们该怎么办呢？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人们是否应该面对涉嫌有罪的家庭成员，并对其提起诉讼呢？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这样做了许多家庭因此支离破碎。正如你所想像的，当人们在三十年后被控涉嫌犯有上述罪行时，通常他们很难证明自己的清白。
勿庸置疑，这个现象是当代心理学中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问题。长久以来，一些职业心理学家只看到这些情况的表面意义。但根据他们对记忆的研究，大多数的认知心理学家都认为，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伤害的确存在，指控被怀疑的家庭成员犯有严重罪行是错误的。除了我们提到的科学研究，研究者指出，那些日常生活中的证据表明，许多被恢复的被伤害的记忆在被加以认真研究时，往往是错误百出或无法成立。例如，在一些案例中，几个睡在案发房间的孩子们发誓，这些事件根本没有发生；偶尔，当一系列事件涉嫌发生时，嫌疑犯身在几百英里之外（如在服兵役）；在许多案例中，产生这种记忆的人在多年以后逐渐意识到这些事件实际上从未发生过，并撤回了指控。
有时，在应该有清楚的证据的地方却总是没有证据。例如，如上所述，一些人恢复了他们关于被迫参加一系列可怕的宗教仪式的记忆，在这些仪式中，他们杀害并食用婴儿，并将遗骸埋掉。其中的一些记忆对尸体的埋葬地点有精确的描述。但执法人员经全面、系统的搜查从未成功地找到过一块儿骨骸也无人报告过与其情况符合的绑架案来支持这些叙述的准确性。
许多问题亟待解答。对我个人来说，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受害者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在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发生记忆错误是一回事儿，如小时候在购物中心走失，但是恢复受到性骚扰的记忆会使人承受巨大的痛苦。如果这些事情实际上没有发生，为什么会有人愿意相信它们发生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肯定的答案。但我却有一个可供研究的案例，它也许典型，也许不典型。此例涉及我的一位密友，一位聪慧异常、世故练达的中年妇女。我称之为马德琳。下面是她记述的事实：
我处于生命的低谷，感觉很糟，没有安全感。我的婚姻刚刚破裂，在与男人打交道方面，我面临着许多困难。我的职业生涯也有过几次严重的触礁。我的自尊在一段时间变得非常低沉。我强烈地感到我的生活失去了控制没有沿着它应该前进的方向前行。我随便抓起一本自助手册，开始阅读关于具有功能障碍的家庭具体地说，是关于那些在儿时遭受性骚扰的人的性格特征以及存在性骚扰问题的家庭的特点。仿佛心中划过一丝光亮，我感到如释重负。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是《噢，我终于找到为什么这么倒楣的原因了！ 》书中说道，如果我记不起具体情形，那大概意味着我压抑了对恐怖的记忆。我觉得自己像个侦探，对童年的生活想得越多，越觉得许多事情都像性骚扰。几个星期以来，我在各种情感中徘徊。我感到了对父亲的愤怒、感到了耻辱、感到了伤害但也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我现在明白了那种解脱是因为，如果我把自己的不幸归结于小时候，我就不用为自己作为成年人的失败而负责了。
幸运的是，我从未因此与父母对抗，因为我逐渐意识到记忆可能是不可靠的我开始产生新的记忆，在这些记忆中，事件的细节与先前不同。两套记忆不可能都是对的。同样，由于诸多原因，我逐渐意识到我记住的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过。然而，要放弃一个能够解释为什么我每天都如此悲伤与痛苦的想法是异常困难的。况且，这样一个想法是如此显而易见，并已得到认同。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非常脆弱，生活得一团糟。如果我公开了我的记忆，我可能已经对我的家庭和我本人造成了无法言说的伤害。至今，我还感到非常愤怒但不是冲着我的父母，而是冲着那本该死的书。
人类的认知有多保守
假设你在一间黑屋子里看一幅类似照片的图形。画面模糊不清以至于无法辨别出画的是什么。焦距不断调整，直到图形变得只有一点模糊，这时来让你猜出画的是什么。如果你与参加这个实验的大多数实验者一样，你有二十五％的可能性是正确的。但假设一上来就让你看这幅稍微有些模糊的照片，而不是让你慢慢地调焦，你猜中的概率会更大还是会更小呢？猛一看起来，似乎你的准确率会下降，因为你看照片的时间更短。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即使你看照片的时间更短，如果不让你逐渐聚焦，大约有七十五％的时候你会猜中准确率提高了三倍。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这个实验的结果解释了什么是确认偏见（confirmation bias）人们对最初的假设和观念具有寻求确认的倾向。当画面非常模糊时，大多数人会猜测它可能是什么看起来像冰淇淋卷；不，是一匹后腿抬起的马；不，是埃菲尔铁塔。我们有一种坚持最初的猜测的倾向；然后这些猜测会干扰我们解释这幅稍微有些模糊的图画的能力。
大量证据都表明，确认偏见是人类思维普遍具有的倾向。例如，在马克．斯奈德和威廉．斯旺的实验中，女大学生被告知，她们将要见到的人要么是个性格外向的人（开朗、热情、友好），要么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沉默寡言、冷漠、孤僻）。然后让她们准备了一套向此人提问的问题，以便了解他或她。她们最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总的来说，被试人在寻求验证她们最初的假设。那些假设自己会遇到一个性格外向的人的被试更有可能会问一些确认她们最初的假设的问题：你会怎样活跃晚会的气氛？ ，在哪种情况下你最爱说话？而那些假设自己会遇到一个性格内向的人的被试更有可能问这样的问题：在哪种情况下你希望自己能更开朗？ ，在嘈杂的晚会上，什么事让你最不开心？请注意，如果对方诚心回答，被试人对于此人的假设很可能得到确认。也就是说，如果他或她回答了第一套问题，那么一个既非外向又非内向的人看起来像外向的人；如果他或她回答了第二套问题，那么一个既非外向又非内向的人看起来像内向的人。
我们不仅具有确认假设的倾向，还经常对这些假设充满自信。巴鲁克．菲什霍夫称为后见之明偏见（hindsight bias）的概念（或我早就知道效应）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你可能会记得我们在第一章中谈到，一旦我们知道了某一事件的结果，就具有认为自己早已预见到此事的强烈倾向。在菲什霍夫的实验中，被试人的任务是指出在同一事件中存在四种可能性，哪一个真会发生。一些被试人被告知，这四个可能性中有一个确已发生了，但请他们估计一下，如果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正确答案，他们会选择哪一种结果。实验结果表明，被试人无法忽略这条资讯；他们大多过高估计了他们对正确答案的先见之明。换言之，即使被试人不知道实验的答案，一旦把答案告诉他们，他们就会认为他们早就知道这个答案，而且他们的记忆没有改变。
对假设的确认偏见与后见之明偏见为人类认知趋于保守这一命题提供了支援。即我们尽可能保持已确立的事物保持我们早已存在的知识、观念、态度和假设。贯穿此书，我们已经看到的关于认知保守主义的例子不胜枚举：获得的第一资讯几乎总是最有影响的资讯；信手拈来的类型在形成判断时被滥用；代表性和态度性启发方法有时被误用；刻板印象歪曲了资讯的加工以达到巩固刻板印象的效果；记忆被用来重建以符合现在的观点。
在一篇煽动性的文章中，安东尼．格林沃德认为，认知保守主义至少还有一个优点：它允许我们把社会看做一个统一而稳定的世界。假设图书馆每次收到一些与以前的分类不相符合的新书时，图书管理员就会重新计数并重新对图书馆里的书进行分类。编号为hm二百五十一的书（社会心理学书籍）突然变成了编号为ap五十七s的书，而编号为bfs的所有书籍（心理学）被分成eas和dbs两类书。可能要花费图书管理员几年的时间对书籍进行重新分类。当你去图书馆做关于社会认知的期末论文时，你可能会发现几乎不可能找到你需要的书和文章；图书馆把你搞得晕头转向。为了使图书馆正常稳定地运行，对现有的目录系统稍加调整，尽可能让新书符合原有的系统是合理的。同样，为了使我们的大脑正常稳定地工作，实行认知保守主义并适当调整我们的认知分类也是非常合理的。
然而，贯穿全章，我们看到实行认知上的保守主义需要付出的代价。对不适用的分类的错误运用可以使人歪曲事实或遗漏重要信息。对启发式方法的错误应用能够导致错误的决策。如果面对新的、有分歧的资讯时，不能更新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将会导致对现实世界的歪曲。这些后果不仅仅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还能在社会问题中显示他们的存在，如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偏见以及那些简单而愚蠢的想法。
我们能采取何种方式以避免认知保守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呢？这里有四个经验法则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第一，警惕那些企图替你创建事物分类及定义的人。有许多方式可能为人或事下定义或进行分类。问一问你自己，为什么要建议使用这种特殊的分类方法？第二，尽量使用更多的方法来对人或事进行分类。从多个角度来看待人或事，我们不能只依赖于一种分类方法因为我们有可能会错误运用该方法，并歪曲资料使之符合我们原先持有的观点。第三、尽量从独特的视角来看待人或重大事件；虽然他们是一个特殊群体的成员，他们同时也是许多群体的成员，有他们独特的态度。个体化有助于防止对某种刻板化印象或启发式方法的滥用。第四，在印象形成的过程中，考虑一下你失误的可能性你已经将受害者投入了本章所描述的一种或几种认知偏见中。在下一章中，为了自我辩护，我们将继续探索认知保守主义，并将目光投向其他方法，以使自己远离歪曲的思维所产生的可怕后果。
态度和信念是如何引导人们的行为的
在前面几节中，我们了解到信念和态度影响认识社会的方式。这里，有一个合理的问题需要回答：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否可以用态度来预测将来的行为？例如，假设我喜欢吃香草冰淇淋，但你不喜欢。在吃香草冰淇淋的问题上，你我是否会有不同的行为呢？直觉告诉我们，是的。大多数人都会预测我会买很多香草冰淇淋而不会选择其他口味的冰淇淋；另一方面，你几乎不会买香草味的冰淇淋。对于一些简单的喜好，如香草冰淇淋，情况通常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以为事情总是这样，那就有可能犯很大的错误。长期研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直觉是错误的。
让我们进一步来认识这个问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理查．拉皮埃尔进行了一个研究态度︱行为关系的经典实验。与现在相比，那时的美国对有色人种的偏见更不加遮拦、更明目张胆。生活在美国的亚裔人、西班牙裔人或非洲裔人被禁止进入公厕、使用盥洗室和餐厅以及住宿。一九三三年，拉皮埃尔接触了一百二十八个饭店和餐馆的经营者，通过问他们你会接受中国人作为你们的顾客吗？来评定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九十％的人问答道，不！ 。然而，当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真的出现时，拉皮埃尔发现只有一处拒绝向他们提供住宿或其他服务。经营者对于中国人的态度没有预测到他们的实际行为。
拉皮埃尔的发现并不是侥幸之举。无独有偶，艾伦．威克在一九六九年综合了四十余次对态度︱行为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次学术回顾。这些研究涉及信念和观念的广泛领域，如工作满意度、种族歧视、消费者偏好以及政治信仰。威克发现，只有极少的证据支持态度能预见行为的假设。正如他所说的：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态度与行为无关或较少相关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态度与行为较多相关的可能性。
头脑中的态度︱行为关系
如何将这些研究成果与直觉（即人的态度与他或她的行为密切相关）整合到一起呢？有一个办法就是下结论：态度与行为之间不存在一致性。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我们仅仅凭想像认为，人们的行为与其信念和态度保持一致。有一些证据支持这个命题。在前两章中，我们看到了社会环境在导致从众行为中所展示的力量。就像拉皮埃尔实验中的旅店主人，当面对是否愿意接纳中国人的调查时，毫无疑问他是在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的情况下说不的；然而，一旦这对年轻的中国夫妇真的来到旅店，他们也面对着应接纳他们住宿的相反压力（避免吵架）。大概他们只是向最近的压力投降。大概我们只不过是一群向任何离我们最近的社会压力屈服的生灵而已。
支援态度︱行为一致性观念都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之中这一假设的是一个常见的倾向，即把个体行为产生的原因归结于个体的特点，如性格特征和态度，而不是归结于环境本身的力量。例如，为什么小约翰尼没有完成家庭作业？的答案总是因为他太笨了或太懒了，而忽视了环境因素的存在，如人满为患的学校或极差的学习环境。换言之，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了解到的，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发生在某人身上，大多数人都假定这件事是与他或她这种人相一致的，我们愿意相信因果报应。爱德华．琼斯及其同事把这种将某个行为归因于个体性格的倾向称为相应推论（correspondent inference）。个体行为可用与个体态度或行为相似的特性加以解释。比如，萨姆把葡萄酒洒到地毯上是因为他太笨拙了（而不是因为一时走神），以及埃米打了泰德，因为她是个不友好的人。 （而不是因为她一时发脾气。）
爱德华．琼斯和维克托．哈里斯的实验表明，这种推论可能是很普遍的。在这个实验中，被试人朗读一些由选修政治学课的学生写的、要么支持要么反对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文章。半数的被试人被告知，这些文章的作者是自由选择写作立场的，而另外半数被试人被告知，这些文章的作者是被强迫的，而且还不得不尽全力写好。然后让被试人来猜测作者对卡斯特罗的真实态度。当被试人认为作者可以自由选择立场时，他们假定这些文章的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态度：那些在文章中支持卡斯特罗的作者被认为是卡斯特罗的支持者，那些在文章中反对卡斯特罗的作者被认为是卡斯特罗的反对者。令人震惊的是，当被试人认为作者是被迫完成指定的作业时，实验者获得的结果与上面完全一样。换言之，那些被迫写文章支持卡斯特罗的人被认为是卡斯特罗的支持者，那些被迫写文章反对卡斯特罗的人被认为是卡斯特罗的反对者。在做出推论时，被试人没有足够重视环境给作者在采取立场时施加的压力，并假定这些作者的行为是他们坚定信念的结果。
在这个实验中，态度︱行为的关系仅存在于观察者的思想中。
态度何时能预测行为
仅仅因为态度不总是能够预测信念并不意味着态度不能够预测行为。科学家的作用就是尽可能确定事物在哪种情况下更有可能发生或更不可能发生。罗塞尔．法齐奥指出，增加可能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人们是否会根据态度而采取行动：可接近性。态度的可接近性（attitude accessibility）指事物与你对其评价之间的联系的强度。例如，如果我说蛇，许多人会立即反应到，糟了，危险。如果我说雷诺瓦的绘画，许多人会马上反应到，美极了。我们都知道这些我们即刻就会想起的人，噢，不，不是那个怪人。或者恰恰相反，哇！多棒的一个人啊！这些都是具有高度可接近性的态度。
并不是所有的态度和信念都具有高度的可接近性。例如，我们对波多黎各政体或对广告的价值有自己的看法，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些看法不会很轻易地进入我们的大脑。有时，我们缺乏真实的态度，即缺乏储存在记忆中的对事物的评价。然而，如果问到我们，我们可能会冒出一个看法。调查的研究人员发现，回答者能够对莫须有的事情发表他们的看法，如根本不存在的法案或对根本不存在的国家施以外援。在后面这两个例子中，我们的不太容易接近的态度和非态度都不太可能指导我们的行为。
态度的可接近性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的呢？根据法齐奥的观点，态度被用来解释和有选择地感知事物，并理解复杂的环境。我们已经了解到态度是如何影响认知的处理的；态度起到了影响我们对环境进行阐释、解释、推理和判断的启发式方法的作用。但是任一态度都仅是众多能够被用来解释环境的因素之一。
例如，为了理解复杂的环境，我们可能使用环境的客观特征，或者他人的看法，或者我们对于此类环境的一般看法。当一个态度具有高度的可接近性时，它更有可能成为为我们所用的界定环境的主要因素。在这些环境中，我们将根据态度来决定行为。
大量证据支持了高度可接近的态度能够指导行为这一命题。态度可接近性的一个测量标准是个体能够提供的对于事物和问题可估价的反应的速度。利用这个简单的量度，罗塞尔．法齐奥和卡罗尔．威廉能够对谁会在一九八四年的竞选中投票选举罗奈尔得．雷根或沃尔特．蒙代尔做出精确的预测。大约在竞选前五个月，法齐奥和威廉携带一部微电脑在当地一家购物中心里向过路人提问，请他们谈谈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包括对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评价。电脑记录下他们在回答对总统候选人看法时的速度，这就是他们对态度的可接近性的量度。后来，法齐奥和威廉接触了被试人，并询问他们对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看法。竞选过后，他们询问了被试人，投票选举了哪位候选人。结果显示，那些在竞选前五个月具有高度可接近态度（回答迅速）的被试人更有可能投票选举他们喜爱的候选人。他们看待总统辩论的方式也与他们的态度一致。
从另一个角度看来，法齐奥及其同事实际上是通过让被试人反覆表达自己的观点或通过给被试人提供与态度的对象直接接触的机会，操纵了态度的可接近性。他们一致发现，以这种方式变得可以接近的态度，比不可接近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更能预测将来的行为。
法齐奥关于态度可接近性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对拉皮埃尔在研究旅店主人时遇到的态度︱行为关系缺乏现象的几种解释。问题出在我们不知道每个旅店主人对中国人的态度的可接近性是怎样的。而且，他们在回答问卷时的态度与中国夫妇实际到来时的态度是不同的。例如，只在调查表的某一栏里提到中国人，会唤起旅馆主人一般性的偏见，而一对有教养的年轻中国夫妇的到来可能会引发相反的念头和感受。而且，即使存有偏见的态度具有高度的可接近性，后来影响了对问题的看法，但是不能保证旅店主人愿意或可能根据这些看法行事。其他客人的在场可能会使旅店主人害怕当众吵架。对旅店主人来说，这也许是头一遭儿，他们无所适从。这些因素限制了一个人根据自己的信念行事的程度。
凭感觉行事
这是态度和信念影响行为的又一种方式。信念能够逐渐创造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保罗．赫尔的实验对这种方式进行了阐述。通过单词猜谜游戏，赫尔利用前面章节所述的先入效应，有意对被试人增加了概念敌意的可接近性。具体来说，被试人被要求在字母矩阵中找出隐含的人名。对于半数被试人来说，这些隐含的人名与敌意有关查理斯．曼森、阿道夫．希特勒、霍梅尼、杜拉库拉（一四三一年︱一四七六年罗马尼亚南部一地区瓦拉几亚的君主。对罪犯、战俘和奥斯曼人实行刺刑，并以此为乐）。而让其他被试人寻找并发现了一些相应温和的人名彼得．潘、约翰．保罗教皇、雪丽．坦普尔和圣诞老人。然后要求被试人阅读一段关于一个叫唐纳德的人的不明确的描述。唐纳德的行为既可被视为敌意也可被视为温和，要求被试人评价唐的行为的敌意程度。与早先针对对比效应的探讨一致，我们预测到，不同的猜字游戏能够影响人们对唐纳德的判断。与希特勒和曼森相比，几乎每个人看起来都是温和的包括唐纳德；与教皇和圣诞老人相比，几乎每个人都有敌意包括唐纳德。这就是赫尔的发现。与受到温和的先入效应影响的被试人相比，受到富有敌意的先入效应影响的被试人认为唐纳德的敌意程度要轻一些。
但是赫尔实验并没有到此为止。后来，被试人和他们认为是唐纳德的人玩一个讨价还价的游戏。在游戏里，参加人被要求在两个策略中选择其一竞争或合作。赫尔发现，当被试人期待的游戏伙伴是敌意的唐纳德时，他们会选择高度竞争的方式；当被试人期待的游戏伙伴是温和的唐纳德时，他们会选择更合作的方式。有趣的是，那些幼稚地扮演唐纳德的被试人也感受到了竞争气氛；他们对对手的敌意水准的评价与他或她做游戏的方式是一致的。总的来说，相对微妙的前后关系可以影响人们的态度和期待，反过来也会影响行为和下一轮的感知。
＊读者应该注意该实验与前面讨论的希金斯实验的主要区别。在希金斯的实验中，研究者受到了负面因素的先入效应的影响，影响了观察者以更加负面的方式看待后来并不明确的刺激（像唐纳德），因为这正是受到先入效应影响的人们寻求的东西。在赫尔的实验中，研究者先将敌意样本（如希特勒）置于先入地位，这样就产生了对比效应：与极端敌意的人相比，一个倾向不明显的人（像唐纳德）就像一头玩具熊。
概要：那么我们能够从关于态度︱行为的大量实验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对态度行为的研究强调了我们在本书中经常遇到的原理：微妙的环境变数经常成为行为的决定因素。第二，大多数人都容易忽视环境在解释人们行为时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倾向于用个性因素及个人态度来解释他人的行为。换言之，大多数人假定，人们的态度能够预测其行为，而且在解释他人行为时，我们过分应用了这一理论。即使态度︱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我们也会如此认为。
存在于社会解释中的三种可能的偏见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试图解释各种活动和事件：为什么萨达姆．侯赛因的行为如此古怪？为什么屋子那边的有魅力的人忽视了我？为什么最近的论文作业我写得很差，你写得很好呢？为什么在我耶诞节度假期间，妈妈没做我最爱吃的饭菜？我们的解释通常都是理性而准确的。但他们易受偏见和不准确因素的干扰。在研究如何解释社会生活时，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了三种影响我们的归因与解释的一般性偏见：基本归因错误、行为者︱观察者偏见、自我偏见。
基本归因错误
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是指人在描述和解释社会行为的原因时，具有高估个人或内因作用而低估情景作用的普遍倾向。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倾向的一个例子相应推论。即，当解释为什么萨姆持有某种政治立场或者采取某种行为时，我们倾向于使用个人因素（他坚信这个立场；他很懒）而不是情景因素（他是被迫采取这个立场的；他那天很累）。这会使我们相信，动机与行为的一致性应该比现实生活中更多。
另一个关于基本归因错误的例子是甘特．比尔．布劳尔所做的实验。在实验中，被试人观看了对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著名的服从权威实验的个人表现的翻版。我们还记得在斯坦利的实验中，米尔．格拉姆创建了一个让人高度服从的情景，即让人对一个学习者执行高强度的电击。像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的大多数被试人一样，在比尔．布劳尔的翻版实验中的被试人也表现出高度的服从性，发出了强度最大的电击。在演示完这个实验的翻版之后，比尔．布劳尔请被试人估计一下米尔．格拉姆的被试人中有多少人会在这种情景中采取服从的态度。结果显示，被试人普遍低估了实际的服从程度。具体来说，比尔．布劳尔的被试人估计仅有十％至二十％的处于这种情景下的人会发出最大强度四百五十伏特的电击。而实际上，正如你所回忆的，米尔．格拉姆发现六十五％的被试人发出了最大强度的电击。换言之，比尔．布劳尔的被试人假定此人的行为脱离常规因为他的行为反映出与常人不同的个人特点（如此人特别有进攻性或者特别容易服从。）他们没有把此人的行为归因于能使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做的情景作用。
作为观察者，我们经常疏于发现每个个体都扮演着许多的社会角色，而我们可能仅观察到其中的一面。因此，在解释个体行为时，很容易忽视社会角色的重要性。例如，我认识一位心理学教授，下面我将称他门什博士。学生们崇拜门什博士。当他们谈论他的教学水准时，他们会随意使用诸如热情、爱护、关心学生、平易近人、有魅力、睿智、友善等字眼。但是，门什博士的同行对他却有不同的印象，尤其是那些曾经和坐在观众席里的他进行过学术对话的人。像学生们一样，他们也认为门什博士睿智，但同时也认为他咄咄逼人、挑剔、强硬、爱争论、刻薄。
谁的印象是正确的呢？是他的学生，还是他的同行？他真是一个强硬的人，在学生面前表现的热情和关爱是为了做戏？或者，他真是一个热情、有爱心的人，而在其他心理学家面前的表现是为了做出强硬的样子？这些皆非。真实的情况是，我的朋友有各种各样的行为。一些社会角色会从某一频谱中抽出某种行为，而另一些社会角色会从另一个频谱抽出另一种行为。学生只看到了门什博士的一面作为教师的一面。他是个非常优秀的教师，优秀教师的职责是挖掘每个学生身上最好的一面；通常这需要热情和关爱。对于这个角色而言，学生对他的评价是准确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所裨益的同行，有时角色要求对抗性行为。为了发现真理，优秀的专业人员经常强烈地质疑一个观点，以验证其正确程度。通常这会导致尖锐的、咄咄逼人的、毫不留情的批评。因而，门什博士的同行同样准确地描述了他们所看到的门什博士的行为。然而，当学生和同行假定他们观察到的行为完全出于个人因素时，他们都犯有基本归因错误；相反，他的行为主要是根据他所认识到的社会角色的要求做出的，这并不是说个人因素与此无关。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门什博士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的广泛性。但假定他抑或是个强硬的人，抑或是个热情的人，就忽视了社会角色的作用。
李．罗斯、德蕾莎．阿玛拜尔、朱丽亚．斯坦梅茨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实验，阐述了在解释行为方面社会角色的影响如何遭到低估。他们设立了一种智力问答活动，随机地把被试人分配到两种角色中的一个：（一）提问者。他的任务是准备难题；（二）答题者。他的任务是回答提问者的问题。一位观察者观看了这场智力问答活动，然后估计提问者和答题者的知识水准。尽量把自己设想成观察者。你会看见什么呢？那么，除非你很认真，你会看到一个非常聪明、博学的人和一个相当愚蠢的人。
但让我们再仔细地来看看这个问题。请注意观察这两个角色是如何束缚参加者的行为的。提问者很可能会问一些相当难的问题，如在哪个垒球场，巴比鲁斯在最后时刻打出了本垒打和汤玛斯．杰弗逊是哪天逝世的。仅仅通过问这些问题，提问者看起来很聪明。另一方面，答题者面临着回答这些难题的局面，而且很可能会答不上来其中的一些问题，这使他或她看起来有点笨。这就是罗斯及其同事所发现的结果。观察者感到提问者远比答题者博学。但是，因为每个人的角色都是随机分配的，所以，实际上所有的提问者比所有的答题者聪明是几乎不可能的。
更有趣的是，观察者知道游戏的参加者是随机分配的。但是他们没能考虑到这些社会角色在形成对智力测验参加者的判断时所起的作用，并落入了把他们所见的个人特点归于原因的陷阱。
如果这种基本归因错误的对象仅限于大学教授和智力测验参加者，那么这个问题可能不太值得如此重视。然而，它的影响是深远的。想一想大多数美国人对于一个在超市使用食品券的人的普遍反应：她很懒；如果她再努力点儿，她会找到工作的。或者想一想对于被控有罪的夜贼的刻画：他是个坏人；只有懦夫才会干这种事。两种描述似乎完全准确，但很有可能它们意味着基本归因错误在起作用。虽然这里不是展开讨论贫穷与犯罪问题所包含的情景因素的合适场所，但我们要知道，除了个人因素，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能够解释一个人贫穷或犯罪的原因，如缺乏就业机会、文盲、经济衰退、在社区中缺乏正面的行为榜样、生长于问题家庭。
我并不想暗示，一个罪犯不应该因他或她的行为被追究责任。罪犯必须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也必须被追究责任。但是只考虑个人因素而不考虑情景因素，我们将会支持截然不同的有关贫穷、犯罪等社会问题的政策。
例如，这个罪犯是个恶魔的归因将会产生这样的政策，即花费更多的钱来建造更大更坚固的监狱，判处罪犯更长的刑期。了解犯罪主要是由失业、缺乏行为榜样、文盲等原因造成的，将会产生这样的政策，即增加预算修建更好的学校，配备更好的老师，对在贫困地区投资的企业减免税收。请不要误解我。我并不是说个人因素不存在，如懒惰、笨拙、品行不端。他们确实存在。我只想指出，当行为原因很有可能是情景因素所致时，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太容易把问题归因于个人因素。至少，根据我们对于基本归因错误的了解，应该警惕把原因归因于个人因素的可能性，因为它并不总是正确的。我们应该严肃地对待小说家萨缪尔．巴特勒的看法：但是看在上帝的面上，让我走吧。
行为者观察者偏见
社会判断的另一个一般性偏见是行为者︱观察者偏见（actor-observator bias），即行为者将自身行为归因于情景因素，而观察者总是把同样的行为归因于行为者稳定的性格特点。例如，在我看来，我常去海滩是因为天气很好，而你常去海滩是因为你是个海滩流浪者。政治领袖经常把英明的行动和重大的失误描述成在当时的情形下是不可避免的，而公民们很可能把上述两种情况视为领袖个人特点的结果。请回忆一下在第二章中探讨的基蒂．吉诺维斯谋杀案。在纽约州吉诺维斯女士当着三十八个目击者被谋杀后，目击者声称，当时的情形很不明确，很难知道该怎么做；报纸记者将其称为路人冷漠症。换言之，我把疑虑好的一面留给自己；我用情景原因来解释自己的虚伪。但我不会把疑虑好的一面留给你；当我解释你的行为时，就犯了基本归因错误。
大量证据证明，行为者︱观察者偏见带有普遍性。研究表明，（一）在解释智力测验的成功和失败时，大学生更有可能以能力来解释其他人在测验上的不好的表现，而以题目难来解释他们自己不好的表现；（二）自愿参加心理学研究的大学生把他们参加实验归因于研究的重要性，而观察者认为他们参加实验是反映了个人愿意参加任何研究的倾向；（三）当观察同伴的行为时，大学生匆忙得出结论，这个人将来还会继续从事类似活动（暗指此人具有这种特点），然而行为者认为他们自己将来的行为可能会与之相反；（四）学生将好友在女朋友和专业问题上的选择归因于好友自身的特点；而将自己在女友和专业问题上的选择归因于女友和专业的特点；（五）人们更多地把个人特点归因于他人而不是自己。
行为者︱观察者偏见的原因是什么呢？迈克尔．斯托姆斯认为，它与人们注意的指向有关。行为者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周边环境和过去的历史上；他或她可能对导致行为的因素以及他或她对这一行为的感受了若指掌。另一方面，观察者的注意力几乎总是集中在行为者身上，可能没有意识到导致行为者产生这种行为的历史因素或环境因素。
在斯托姆斯的实验中，两个被试人参与了一段对话，同时也有两个人在一旁观察；每位观察者接到指令来监控其中一位谈话者。谈话完毕，要求谈话者和观察者指出，友好、善谈、紧张、控制等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个性特点，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情境。正如你可能想像到的，谈话者更容易将其行为归因于情境，而观察者更容易将谈话者的行为归因于个性特征。这并不让人吃惊，因为它符合我们对行为者︱观察者偏见的认识。然而，这个实验玩了个有趣的新花样。让一些被试人从实验中他们所处的角度来看这段对话的录影带（也就是说，让行为者看另一个人的录影，让观察者看行为者的录影。）而让另一些被试人从对方的角度来看这段录影（也就是说，让行为者看自己的录影，让观察者看另一个人的录影。）当观察角度与原来相同时，行为者︱观察者偏见与原来相同；当观察角度相反时，其偏见亦相反。从观察者的角度看到了自己的录影的行为者更容易以个性因素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而从行为者的角度认识问题的观察者更容易以情境因素解释行为者的行为。行为者︱观察者偏见常常产生误会与冲突。假如萨姆和苏珊约会时迟到了，他（行为者）可能会把迟到的原因归结于一路上都是红灯，而苏珊（观察者）会认为萨姆对她失去了兴趣。这些不同的观点和归因方式反过来会成为将来行为的基础，可能会使对抗和冲突情绪升级。
斯托姆斯的实验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将可能的冲突消灭于萌芽状态：换位思考。其中一个策略是提升通情能力，通过角色扮演，从他人的角度来认识问题。另一个策略是应用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文化交流活动，让一个国家的人们到另一个国家生活。两种策略都会改变已有的用于归因的观点和资讯。在第八章里，我们将介绍一个卓有成效的技巧敏感度训练，通过获知他人是如何认识和感知世界的资讯，提高人们相互理解的能力。
自我偏见
现在让我们转移注意力去看一看，当我们最重要的社会认知自我被牵扯进来时，我们的社会认知是如何工作的。你会回忆起我们在以前的章节所论述的自我设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主要的目标是保持和加强关于自我的认识。在威廉．詹姆斯看来，对于我们的社会和精神自我来说，情况尤其如此。正如詹姆斯所说：
社会自我远远高于精神自我，我们必须更关心我们的荣誉、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健康的皮肤或财富。精神自我是如此宝贵，一个人宁愿放弃朋友、美誉、财富和生活本身，也不愿失去它。
作为动机的主要源泉，我们认识自我的方式极大地影响了我们所有的社会认知。我们将会在下一章中详细地讨论自我形成的过程。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自我影响社会认知的两个一般方式自我中心思想与自我保护偏见。
自我中心思想
自我中心思想（egocentric thought）指，一个人容易认为自己更接近于事件的中心，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大多数人在回忆往事时，仿佛他们是当时的主角，处于控制和影响事物进程和他人行为的位置。
还有很多自我中心思想的例子。可能最有趣的例子之一，是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的研究。他认为，大国领导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他们不理性地认为，某国的某个行为要么是对他们以往决策做出的反应，要么是在试探他们的反应。换言之，这些大国领导人认为，外交事务围绕他们在运转。例如，在二战期间，希特勒将英国不轰炸德国城市归结为英国对德军克制行为的回报，而没有归结为英国飞机匮乏这一事实。
大国领导人经常认为，他们的行为阻碍了敌人的恶意企图，而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恶意行为的策划或由于某些原因这些行为已经流产。例如在尼克森执政期间，政府官员预计在尼克森访问中国期间会有大量的北越人策划的攻击行动，并宣称他们已经通过大面积轰炸预防了这一事件的发生。战后发现，北越人根本没有策划这样的行动。在最近的历史上，唐纳德．雷根将前苏联突然间的分崩离析归结于他所奉行的扩充军备的计划，而没有归结于困扰苏联多年的经济和体制问题。杰维斯得出一个令人胆寒的结论：认为自己是其他国家行为的原因的想法导致了相信别国蓄意破坏的信念的加强即，个人可以通过惩罚和惩罚的威胁来防止将来某些事件的发生。总的来说这是错误的。
无需冗言，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事件的人不只包括世界领导。这也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普遍现象。埃伦．兰格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展示了控制幻觉的力量。在这项研究中，被试人买了一些彩票，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手法是：一些被试人自己选择了彩票，而另一些被试人拿到的是实验者分配给他们的彩票。后来，给被试人机会让他们把彩票卖给实验者。兰格发现，自己选择彩票的人的开价是那些分到彩票的人的四倍。这个实验中的被试人处于这样的一种幻觉中，即选择彩票的行为可以影响中奖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因为他们选择了这些号码，所以手中的彩票更有价值。当然，我们都知道，中奖与否只与概率有关；没有一个号码的中奖概率比其他任何一个号码高无论是谁选择了他。但是由自我中心的思考方式造成的控制幻觉的作用十分强大，所以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许多州在发行彩票时都允许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号码。
认为自己是宇宙中心的想法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每天发生在美国报纸上的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虽然许多美国人都以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引以为荣，但只有不到十％的日报开辟了定期的科学专栏。相比之下，超过九十％的报纸开辟了每日的星象占卜专栏以出生时星辰所在方位来预测未来的一种方法。这是怎么回事呢？报纸上的占星术的惯用手法被称为巴纳姆声明以马戏演员P．巴纳姆命名。他曾经说道，每分钟都会有一个婴儿降生。巴纳姆声明是一个由几乎对每个人都适用的声明构成的个性描述。例如，假如我研究你的星象图并告诉你：你在非熟悉的社会环境中非常保守。你认为生活是乐观和悲观的混合物。你思想开放，然而一旦情势所需，你能够立场坚定。你会认为我是个极富才华的占星家吗？想一想就会知道，这种描述几乎适用于每个人。但是，因为我们具有自我中心思考的倾向，几乎每个人都相信这些话说到了我们心坎上；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会禁不住想到，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同样的感觉。因而，报纸上的占星术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栏目。另外，正如彼得．格利克、黛博拉．戈特斯曼、杰佛瑞．乔顿表明的，如果巴纳姆声明既可信又正确，甚至那些一开始怀疑占星术的人也会摇摆不定。也就是说，当提供给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一个关于自己的虚构的星象描述，而且这个描述是普遍适用的（巴纳姆声明），同时这个描述措词以取悦于人的方式出现，那么这些人会逐渐减少他们的怀疑，增加他们对占星术的信心。
在另一个旨在测试人们对巴纳姆声明的可信度的实验里，理查德．佩蒂和蒂莫西先让被试人参加一个虚构的个性测试，然后提供给他们一份伪造的个性回馈和结果。半数的被试人收到了内容肯定的巴纳姆声明，把他们描述成思想开放（如，你可能从很多角度理解一个问题。）而另外半数被试人收到的巴纳姆声明，把他们描述成思想封闭（如，一旦你拿定主意，就坚持到底。）虽然这份个性回馈是伪造的，几乎所有被试人都相信这是对他们个性的准确描述。还有，佩蒂和布罗克发现，被试人的新发现的个性影响了他们后来的行为。具体而言，思想开放和思想封闭的被试人被要求列出他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