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奇妙的数字

周二下午，我飞回华盛顿，第二天就出席了又一次公开听证会。摩腾公司的一位叫伦德的经理在作证。他在起飞的前夜由工程师被提拔成了经理，于是他改变了立场，否决了工程师们延迟起飞的建议。我问了许多极其尖锐的问题，突然我觉得这气氛像是宗教裁判所。 罗杰斯提醒我们要掌握分寸，因为那些人的前途会因此受很大影响，我们高高在上，他们在下边；我们可以问任何问题，他们却没有还嘴的余地。突然，我觉得心里难过极了，觉得无法继续，便飞回加州调整几天去了。 在加州的几天里，我又到JPL去见杰锐．所罗门和李密蒙。他们正在研究主油箱爆炸前几秒钟出现的火焰。由于JPL有高性能摄影机，所以他们挖出了很多细节。我把这些高清晰度照片带给甘迺迪中心的史蒂芬森以加快分析工作。

一天，有位职员拿着报销单让我签名。单子上写着这样那样的开支。可我发现它们比我的实际支出要少。于是我说：这不是我已经支付的数目。 他说：我知道，但按规定每人每天只能报销七十五美元的食宿。 那你们为什么把我安排在九十美元一天的旅馆，然后只报销七十五美元？ 是啊，我也觉得不对劲，可规定就这么着！ 我想起罗杰斯要把我安排在好一点的旅馆，难道他原来指的是让我自己多出钱吗？ 政府请我们来花几个月的时间协助调查（因此我无法替公司做咨询，已经受了经济损失），就应该有点感谢的意思，而不该在报销上这么抠门。我们没有挣政府钱的意思，可政府也不该让我们亏钱呀！我说：我不签字。 罗杰斯过来保证说他会解决这个问题，我才签字。

他确实做了很大努力，但还是无济于事。我曾经想过要闹到底，可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要是我得了全报销，其他委员也要如此；这看上去还可以，不过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委员会将是唯一得到全报销的，流言很快就会传出去。 在纽约有个讲法，别跟市政厅打官司，意思是别做不可能的事。这回可好，对方比市政厅可厉害多了。七十五美元的报销标准是美国政府的规定！没准儿闹到底也会挺有趣的，可我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已经体力不支了，还是算了吧。 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听说调查委员的工资是每天一千美元，可事实上，政府连我们的费用都没全报销。 在调查开始以后一个月，也就是三月份，我们终于分成小组工作了。艾其森为首的组调查发射前的活动；苏特的小组调查设计程式、加工、成品；库提那领导事故分析组；莱德主管计划与执行。

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库提那组里工作，虽然我也算莱德组的成员，却没在那儿做什么事。 库提那组到阿拉巴马州的马歇尔航太中心进行调查。第一个工作是关于尤利安先生的报告。他是安全检查官，负责决定是否要加引爆摧毁装置。这个装置是为了在火箭失控时自动引爆，让它在空中炸成碎片，这样比整个火箭撞地爆炸要安全得多。 所有的无人驾驶火箭都有这样的装置。尤利安说从数据上看，一百二十七个火箭中有五个失事，大概是四％。由于有人驾驶飞机比无人驾驶飞机安全性要高，他把四％除以四，由此得到一％左右的事故率。这个百分比已经要求安装引爆装置了。 可是，NASA告诉他事故率是十万分之一。 我觉得这数字有点离谱，你刚才说十万分之一？

是的，他们告诉我十万分之一。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每天发射一次，连续三百年不出事故。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胡说八道！ 是啊，尤利安说，我修正了我的算法，考虑了NASA意见，即有人驾驶飞机比无人驾驶飞机安全得多，可我的得数最好才能达到千分之一。因此，我始终坚持引爆装置是应该加上的。 当时，一个新问题又出现了。飞船上的伽利略探针用的是核动力，它如果被引爆则会把放射性物质撒向很大的区域。于是，NASA坚持说十万分之一，尤利安坚持说千分之一。 尤利安还告诉我们他无法与主管人克斯布莱取得连系。每次，他都只能和克斯布莱手下的人见面，却总也见不到克斯布莱本人。因此，他始终未能发现NASA的十万分之一究竟是怎么得到的。有一些细节现在我记不清了，但尤利安似乎是尽了他的一切可能。

我们还观看了NASA的密封圈试验，那是为了彻底弄清温度、压力对密封圈的影响。库提那从不轻易下结论，我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核对数据，直到所有的全都吻合才罢休。 关于飞船最后两秒钟状况的数据多得无法计数。我对它倒并不特别在乎。打个比方，一列火车出轨倾覆了，我们要决定哪节车厢先翻，哪节车厢接着翻，为什么有的向这边倒，有的向那边倒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有点厌烦了。 于是，我在脑子里做游戏：假设还有其他的组件出了故障，比方说，主引擎吧，我怎样才能调查出安全措施的缺乏和信息交流的不足呢？ 我想还是老办法，先找工程师们了解引擎怎么运转，潜在危险是什么，他们以前遇到过什么问题，等等。待到我弄清楚所有这些，再追究是哪个家伙声称事故率是十万分之一的。

当我要求与引擎工程师会谈时，他们说：没问题，明天早上九点钟如何？ 这回他们来了经理莱文赫，三个工程师，还有其他总共八九个人。每人都夹着一厚本资料，标题写着：呈送调查员理查．费曼之汇报一九八六年三月 我说：天哪，你们一定忙碌了一夜吧？ 没有，我们只是把平时的报告合订起来而已。 我说：我只是想和几个人谈谈，要研究的问题那么多，你们不用全待在这儿等着我的。 可这回，他们还是全留下了。 莱文赫先站起来，以NASA通用的方法（一大堆带有子弹头的图表）讲了许多。这些图表和我手里的大厚本上的一模一样。 细节不重要，反正我想了解引擎的全部资料，所以我和以前一样地问了许多傻乎乎的问题。 过了一会儿，莱文赫说：费曼博士，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才讲了一百二十三页中的二十页。

我本来想说：别担心，时间不会太长的。我总是开头很慢，过了一会儿就快得多了。可我转念有了另外的主意，为了加快进程，让我告诉你们我的目标，即调查这儿是否也像助推火箭部门那样，工程师与管理人员互相信息不通。 莱文赫急忙说：不会的，其实我在做经理之前也是工程师。 好，我说，每人发一张纸，请回答这个问题你认为由于引擎故障而导致发射失败的可能性是多少？ 他们把答卷交上来。其中一个人写了九九．四四／％确保无疑，那是象牙牌香皂的电视广告，也就是等于〇．五％。第二个人经过长长的推导和仔细的定义，也给出了大约〇．五％。第三个人写了〇．三三％。 莱文赫的回答是这样的： 无法数量化，安全性由如下因素构成

．以往的经验 ．生产部门的品质管理 ．工程控制 我说：好，四个答案交上来，其中一个含糊其词。我转过头看着莱文赫，你的回答含糊其词。 我不认为如此。 先生，你没有说明你的可信度究竟是多少。你讲的是如何来估算，可我想知道的是经过你的估算，结果是多少！一百％，莱文赫说。工程师们大张着嘴，吃惊地瞪着他；我张大了嘴，瞪着他吃惊。 呃，呃一百％再减去一个误差。 好，没问题。那么这个误差究竟是多少呢？我问。 十的负五次方。他说。这正是尤利安先前告诉我的：十万分之一。 我把其他工程师的答案给他看，说：瞧，在你们经理与工程师之间不仅有不同的意见，而且这个不同相差三百倍！ 莱文赫说：先生，我很愿意把所有的文件送给你，以便你弄清楚那个估算是怎么得到的。

我说：谢谢，让我们回过头来谈引擎吧。果然如我所预计的，进程比以前快得多了。我必须懂得引擎（叶片的形状，如何转动，等等），才能研究可能出现的问题。 顺便提一下，莱文赫后来确实送来了那些报告，里面尽是些模棱两可的空话。诸如，发射成功率要求接近一百％，这究竟是说达到了一百％呢，还是应该达到一百％呢？还有，从历史上看，发射的成功造成了关于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两种方案的两种不同的观念，即数字统计与工程计算的差别在我看来，他们的工程计算和凑数据几乎是同意语。比如，他们把所有引擎叶片的安全系数都订为一个常数，难道这些形状各异、性能不同的叶片全都有一模一样的安全性？整篇文件都在订数据，连每个螺丝都有一个安全参数，十的负七次方。可是，从工程上讲，这么小的可能性已经超出了估算的范围。他们所有的数字都是为了把最终结果凑到十万分之一。

午饭后，工程师们谈及许多问题：氧泵的叶片有裂纹，氢泵的叶片有裂纹，等等。每次太空梭回来，他们都用专门的显微镜检查。 其中一个问题叫做准同步涡流，叶片的磨损程度极大，噪音和震动都很吓人。但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记得总共大约有十来个问题，他们解决了一半。 一般的飞机设计都是自下而上，即以已有的、经过反覆验证的组件为基础。太空梭正相反，它是自上而下的，据说是为了省时间。但这种做法一旦出了问题，就要花很大的力气来克服。 莱文赫现在不作声了，其他的工程师活跃起来。就像在摩腾公司那样，我弄懂了很多，也对他们充满了敬意。他们都非常直率诚实。最后，我们顺利地过完了所有的一百二十页文件。 早先，我从格雷姆那儿听说过四千周的震动。他从NASA的报告上读到四千周的震动在我们的许可范围之内，觉得很奇怪，于是开始追问。当他拿到资料一看，才知道问题严重，因为有些引擎的震动大到了无法使用的地步。格雷姆常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要知道真情就非得亲自深挖下去。 于是，我提起了，这时有时无的高频震动是怎么回事？一眨眼功夫，一叠文件便准备好了，而且正好放进我的文件夹。拿出来一看，全是关于四千周的震动！ 我通常比较保守，不轻易指责别人，不像电影里的那种人跳起来就骂对方腐败撒谎什么的。我愿意让他们按自己的方法做汇报，但我心里对那些花招是警惕十足的。我知道有一些东西，我不问他们是不会告诉我的。 这时，工程师们都兴奋起来了，因为做技术工作的人总是愿意和另一个懂技术的谈具体问题，希望得到建议。他们向我仔细地描述各个细节，很想解决它。 他们老是用一些复杂的专业词，压力引起的速度谐振之类的。 我说：啊，你指的不就是啸鸣吗？ 是啊，倒真是和啸鸣的特征一样。 原来，当气体高速地从一根管道冲出，然后被分向三个出口时，啸鸣就出现了。我们一起讨论了最好的办法。 当我离开那儿的时候，我有和上次在摩腾公司一样的感觉：管理部门再三压低安全标准，而技术人员一直在提出危险的警告。 在回家的飞机上，我用裹黄油的纸做了一个U型管并朝它吹气。很快，我就能吹出啸鸣的声音了。 在加州，我又收集了更多关于引擎的资料，还专门去了制造它的公司。调查委员会成员克威特是那家公司的顾问。加州理工学院的另一位教授也在替他们提供咨询。他懂得很多而且愿意帮忙，给了我许多有用的资料和他的看法。 在JPL有个人刚刚为NASA和国家航空局写了引擎的测试方法与标准的报告。我们谈了整整一天，讨论怎样最合理地估算安全系数。我学了不少新名词，诸如韦布，是一个数学上用来作图的东西；他说NASA的安全指标本来和国家航空局相同，但后来改了许多。 后来我发现，引擎由阿拉巴马的马歇尔中心设计，加州的公司制造，休士顿的人写说明书，佛罗里达的人组装！这样的分散大概在经营上是个天才的主意，可把我却弄得稀里糊涂。在整个三、四月份，我往返穿梭于加州、阿拉巴马、休士顿、佛罗里达和华盛顿之间，常常记不清究竟是在跟哪个部门的人讲话。 在这些独立的调查后，我想应该写一份总结。可当我再次翻开笔记本时，很多东西已经模糊不清了。于是，我写完了以后想再复查一遍。 我跑到马歇尔，告诉他们我想确认的地方。这回，只有上次的三个工程师来见我。技术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其中一个对我说：你还记得上次你让我们把答案写在纸上的那个问题吗？我们觉得它后面藏着别的意思，这不公平。 我说：没错，你说得很对，那个问题是个陷阱，我预计到了答案是什么。 既然如此，我要改一下答案。我无法定量估算。 （这人是上次给出最详细解释的。） 我问：可以，但你是否认为事故率小到十万分之一？ 呃，不呃我不知道我不想回答 另外一个人说：我上次说的是三百分之一，今天我还说是这样。但我不想做进一步的解释。 没问题，你不需要。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