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探子

终于，我们在周四到达了甘迺迪中心。原先安排的计划是有人先把我们带着参观一圈。但由于新闻界急于报导，我们于是先开了个公开会议。 首先，我们看了一些照片，上面显示当太空梭还在发射架上的时候，它的侧面已经有一小股黑烟冒出。整个发射场有一百多架摄影机，从各个角度同时拍摄。其中两架正对着冒黑烟的地方，却都神秘地失灵了，因此没拍下任何镜头。不过，从其他的侧面摄影机记录上，我们可以看到黑烟从临时连接部冒了四五次。黑烟不是燃烧的产物，而是由于内部升压被挤出来的东西。 在那之后的一分钟左右，黑烟不冒了，大概是O︱环密封圈胀起来发生效用了。然后，黑烟很快又出现了。 我们讨论了一下到底有多少东西会漏出来。黑烟大约有六尺长，三四尺宽。但计算漏出了多少东西是很困难的事，因为一来它取决于颗粒的大小，二来从侧面的照片上我们无法准确估计黑烟的纵深方向有多少。

为了给个最低估算，我假设一定量的物质发散出最大程度的黑烟。结果，我惊奇地发现，只要有一立方英寸的东西漏出就会造成那么大的黑烟。 我们又看了以前各次发射的记录，黑烟从来没有出现过。 一个叫查理．史蒂芬森的人又介绍了发射前的低温情况。他是负责除冰的小组长。查理说，在发射的前夜，气温降到了摄氏零下四度，可他们在发射架的几个地方居然测到了摄氏零下十四度，他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午饭时，一个记者问我对测出的低温怎么看。我说大概是液氢、液氧被灌入推进器时把周围材料进一步降温了吧。这位先生以为我讲的是什么重要机密，赶紧拿去发表。但他又不写我的名字，而是说：这些解释来自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那一定是不会错的了。

下午，管遥控测试的人给我们讲了不少发射最后一分钟的情况。数以百计的指标同时被监控着，全部显示正常。液氧罐的压力在火焰出现几秒钟后急剧下降，一侧的平衡舵受了很大的压力，这是因为火焰从另一侧冲出造成的；液氢罐爆炸时，压力的下降导致主引擎自动关闭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异常。 那天的会一直开到晚上七点钟，所以参观只好推到下一天，我们便直接去用晚餐了。 吃饭的时候，我正好坐在艾尔．科尔旁边。他刚刚加入调查团，目的是帮着罗杰斯做组织工作。先前，他在白宫的财政管理部，据说在那儿做得很出色。罗杰斯不停地说，我们能把他挖过来真是幸运之极。 科尔有航空系的博士学位，还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做过博士后，履历颇佳，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幽默地开自己的玩笑，说他最后一次诚实的工作是在伯克莱做的空气动力学实验（以后便到华盛顿工作了）。我觉得他很有意思。

可我和他交谈还不到五分钟，他就很气愤地说我侮辱了他，而他从来没有被如此无礼地对待过。他还讲他到这个委员会来可不是受气的，也不再想和我有什么瓜葛。 我这个人总是忘记自己做的傻事，现在也记不清究竟说了什么又蠢又不得体的话，更没想到他的反应那么激烈。 在那之后的十分钟气氛很紧张，我连忙道歉并试图引出别的话题。过了一会儿，我们又恢复对话了。虽然我们一直没有成为特别好的朋友，倒也相安无事。 周五早上，又有一次公开会议，是听取摩腾公司和NASA关于起飞前夜的报告。那天的报告人总是躲躲闪闪，所以每个问题都要慢慢地挤出答案，而且你必须问到点子上。 委员会的同仁头脑非常清醒。比如，苏特问，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批准起飞的具体标准究竟是什么？然后他还有一连串切中要害的问题。结果，我们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具体标准。科弗特和沃克也同样一语中的，其他人也差不多。我倒有些思路跟不上他们了。

随后，摩腾公司的代表开始自相矛盾，含糊不清起来。罗杰斯和莱德问摩腾公司的经理梅逊和伦德有多少工程师直到最后都坚持反对起飞。 我们没有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梅逊说。 那么，是只有一二个人反对呢，还是相当多的人反对？ 我想，大概有五六个工程师认为起飞不安全。但是，我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说发射一定会失败呀。 这么说，赞成和反对的人数大约是一半对一半？ 大概是的。 我觉得梅逊和伦德在诡辩。但我只会问直截了当的问题，于是我说：先生们，你们能否按专业权威的水准，从高到低，给我列出四位工程师的名字？ 罗杰．波斯乔力，阿尼．汤姆逊是数一数二的；然后嘛，杰克．坎普，呃还有杰锐．勃恩吧 我转过身问正好在会场的罗杰．波斯乔力，你当时同意起飞吗？

不，我是投反对票的。 我又问阿尼．汤姆逊同样的问题。 他说：不，我没有同意起飞。 我又问，那么，杰克．坎普呢？ 伦德说：今天他没来，但我问过他，他说按当时的数据，他会同意的。 第四位先生的意见呢？ 我不知道杰锐．勃恩的想法。 所以，我耐不住了，在四个工程师里，一个观点不明，一个赞成，两个最有权威的投了反对票。如此看来，方才他们声称的一半对一半完全是扯淡，更不用说投反对票的人是最有资历的。 午后，我们去参观甘迺迪发射中心。这并不如我以前预想的那么糟；相反，倒是相当的有趣，时间不够，我们没法观看助推火箭的装配。在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去看了收集起来的太空梭残骸。 对这种集体参观我实在是受够了，于是我没有继续后边的参观项目，而是跑到查理．史蒂芬森办公室去看更多的照片资料。在那儿我还发现了更多关于低温的数据。那些人都非常合作，愿意让我和他们一起研究。所以在等了十天以后，我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工作环境。

那天的晚餐时，我告诉罗杰斯，周末我想继续留在这儿做调查。 嗯，费曼博士，最好是和大家一起回华盛顿。不过，最后还是你做决定，你有充分的行事自由。 那我就决定留下来。 周六，我去找那位实际操作温度测量的工作人员。他是个很友好的人，叫戴维斯。在他的记录本里，每个温度记录都同时标有确切的测量时间，而且有照片为证，从那里还可以看到他爬上爬下发射架花的时间。他测量温度包括了空气、火箭表面、地面、冰面、冷冻液，等等，非常细致周到。 按NASA曾做过的一个理论推测，在发射台周边的温度应该比测到的均一，而且比测到的应该要高不少。于是有人猜想辐射会有影响，还有人注意到戴维斯读到的冷冻液温度是摄氏零下十四度，比照片上的低不少。而且，在这个温度下，冷冻液早该结冰了。

我们查看了测温组用的温度计。从说明书上看，要得到准确的读数，就必须先让温度计在被测物体上待二十分钟以达到平衡。但戴维斯他们则是从盒子里拿出温度计后马上测温度。于是，我们要验证当时的读数误差是否可以被再现。 周一，我打电话给做温度计的公司，你好，我叫费曼，现在调查太空梭失事的委员会里工作。我想问一些关于你们公司的红外测温仪的情况 我可以给您打回去吗？ 当然。 过了一会儿，他打回来，很抱歉，这些是技术保密的资料，我无可奉告。 我猛然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是他们一定被吓住了，以为我们要归罪于他们公司的产品。我连忙说：先生，你们的测温计和事故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这儿的人使用的方法和说明书上讲的不一样，所以我想找出误差，以便知道当天的真正温度。为了这个目的，我想了解一些细节。

那人这才放了心，变得很合作。在他的建议下，我让测温组的人做了个实验：在一个摄氏四度的房间里放块巨大的冰，这样可以保证冰的表面是摄氏零度。然后让他们从摄氏二十一度的地方拿来测温计，每隔三十秒测一次温度。这样可以决定各个时间点的温度误差是多少。 由于戴维斯的所有数据都仔细地标有时间，因此我们很容易地纠正了以前的读数偏差。结果显示，实际的温度与理论推导值非常接近，合乎道理。 在那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解释了关于温度测量的整个情况，告诉他们诺贝尔奖得主上次的解释完全是错误的。 我写了份报告给科尔，让他转交其他委员。 随后，我又开始研究另一个可能导致事故的原因每次发射，在推进器掉到海里时，冲力作用于火箭体，使它变形而不再是完美的圆形。在甘迺迪中心，打捞回来的火箭体被拆下来，运到犹他州的摩腾公司去加满推进剂，然后再运回在佛罗里达州的甘迺迪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推进剂的火箭体非常沉重，因此当它们被横躺着运来运去时，底部会被压得变形。虽然变形只有十几分之一英寸，但它已经足以让高压热气从密封不严的连接部冲出因为O︱环密封圈只有四分之一英寸厚，只能被压缩二百分之一英寸。

我想做一些计算，试图决定变形究竟有多少，出现在哪儿，会不会正好在后来出现泄露的地方。 NASA送来了关于变形的资料。他们的数据全是根据每隔六十度测量一次直径而得，因此根本不能说明问题：三个同等的读数并不能排除变形的出现。比如，你可以像下边的图示那样，让所测的直径全部一样，但作出的图形却不是圆形。 我小的时候在博物馆见过一个魔术，用的是同样的原理：一堆奇形怪状的齿轮带动一根连杆。只要齿轮的直径都相同，连杆的另一端依然会平稳地来回跑，乍一看会觉得不可思议，细一想却合乎道理。 所以，NASA的资料没什么用。 （三个相同直径并不意味着一个圆形，如附图五） 在那几天里，正如我在家信中预言的那样，在华盛顿的委员会接连不断地发来指令，查一下温度测量，查一下图解，查。它们加起来是很长的，一张单子哩！不过，当它们到我手里时，我的工作早完成了。

其中一条指令是要我查一张神秘的纸条。据说，甘迺迪中心的装配线上发现过不知谁写的冲将上去的纸条。人们怀疑它代表了某种不负责的催促。因此他们让我找到那张纸条。 到那时，我已经了解NASA有多少千万张纸！我想那一定是个花招，意在让我陷入无关紧要的细节。我决定不理会它。 其实，我秘密地在调查另一件事。 有人传说NASA之所以急忙赶着发射，是为了凑雷根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根据那种说法，白宫早已安排了戏剧性的场面：当总统讲演到一半时，在太空梭上的麦考利夫会向他打招呼，你好哇，情况怎么样？很好！等等。这样效果一定非常引人入胜。 我觉得这讲法听上去蛮有道理，可能性不小。可是，有没有证据呢？调查这种事可不是我的本行。我当时琢磨：首先，要和总统讲话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其次，要和太空梭上的太空人通话也不是抄起电话就能打的。这么想来，人们一定要通过相当复杂的程序才能把总统和太空人互相接通。于是我一头扎到最基层的技术人员中，调查当时是否有人在安排那件事。 开始，我问了很多技术性的问题，他们给我介绍天线、频率、无线电系统、电脑系统，等等。 我问：你要想给另一个地方发消息，比如马歇尔城吧，该怎么进行？ 他们说：我们只是个中转站，所有的东西都自动传到休士顿。那儿的人才管往哪儿发送、连接，我们不管。 于是在甘迺迪中心我没发现任何证据。其实我心里很不安，因为那些人对我非常友好直率，而我却在拐弯抹角地刺探。我不喜欢这样，可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到了休士顿，我大概也只好如此行事。 周一，赫兹来到佛罗里达帮我忙（后来他告诉我，他是被派来监督我的，好让我别太出格。），他带来了一张单子，上边写着需要调查的项目。 这么多事情，我们何不分头进行？他说。 于是，他挑了其中一些对他比较容易的，剩下的其实我都做得差不多了。赫兹又一次暗示那张写有冲将上去字样的条子很可能来自组装火箭的人。可我还是觉得它并不重要，所以没去理它，而是跑去见想约我谈的兰巴斯先生。 兰巴斯职位很高，在组装助推火箭的部门是个头目。 他告诉我他的烦恼，从前，工作人员都很尽职，现在可不一样了。他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他们拆卸从海里打捞上来的助推火箭。助推火箭由几个部分组成，用一百八十个大金属钉固定。这些钉子有二英寸长，一．五英寸宽。拆卸火箭是有严格的程序的。但有一次工人们别出心裁，把火箭斜吊起来再施加压力。这样压力达到一万一千磅就很容易把钉子拆下来。其实这主意并不坏，但有一次压力计失灵，他们一再加压，超过了预定值，但压力计显示的还是达不到一万一千磅，他们正奇怪的时候，一个钉子被压断了。 兰巴斯严厉地批评了不照章办事的人。 他举的第二个例子发生在组装火箭的过程中。按规定程序，组装应该自下而上一截一截地进行，当一个部分由于变形而不能完好地插入前一截时，工人们应该先把它吊起来让它恢复原形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如果这一招不灵，那就只好动用复形机了。方法是把组件的一端固定住，另一端用液压千斤顶加压，让组件恢复圆形。这时，压强按规定不许超过一千二百ＰＳＩ。有一次，工人看到一千二百ＰＳＩ的压强还没有让组件复形，便抡起扳子再加压，直到一千三百五十ＰＳＩ。兰巴斯说，这是又一例工人违反规章的情况。 我本来就想找装配线的工人聊聊，因为我从小就对那些工人充满敬意。于是，我约他们第二天下午来谈话。 第二天，我走进会议室，看见长桌子边坐了足有三四十人，每个人都拉长了脸，神情严肃，等着和调查委员谈话哩。 我自己被吓住了以前我从来没意识到作为调查委员具有这么大的权威。他们以为我要审查他们的错误，因此忧心忡忡。 我赶紧说：我没什么其他事儿，就只是来和组装火箭的人聊聊。你们没必要因为我来就全停下工作来开会，我只是找几个有关的人随便谈谈而已。 大多数人站起来回去忙他们自己的工作。六七个人还是留在那儿，他们都是管组装的，其中包括工头和一个管理人员。 开始，他们还是有顾虑，说话谨慎小心，不完全敞开。 我说：有一点我弄不懂当你们量了三个直径，得数相同时，组件就真的互相咬合得很严密吗？我怎么老觉得即使那样，也会有其他的凸起、凹陷，最后使得组件不能完全吻合呢？ 是呀，是呀！他们说，有这样的凸起，我们叫它作奶头的 组里唯一的女工说：嘿，这和我可没什么关系！于是大家都大笑起来。 这些凸起凹陷是常有的，他们接着说，我们向上边反映了好多次，可从来没回音！ 一谈起具体工作，气氛马上融洽活泼起来了，对他们而言，我只是个懂技术的普通人。他们的戒心完全消除，我从理论的角度问了许多问题，他们也开诚布公地与我谈了许多他们的想法和建议。 比如，在用复形机时，固定和加压的两头必须严格地正对面。整个大圆柱有一百八十个孔，于是他们必须确认两端正好相隔九十个孔。数孔这工作听上去容易，做起来却麻烦得很，因为他们要爬到很高的地方，而且姿势很不顺手，所以这道工序又难又费时。 他们想出了个好办法，即用四种颜色每隔九十度标记一下。这样，他们就可以省很多力气，因为他们最多只要数二十二孔就够了。比如，固定的那头距其中一个颜色是顺时针第九个，那么只要找到对面的颜色标记，也顺时针数九个便是该加压的地方。 他们的工头说他在两年前就写了个报告，可至今还没进展。上边的回答是做这件事太贵了。 我大惑不解，画四个小标记会太贵？ 他们大笑起来，说：不是画标记太贵，而是公文费太贵因为工作手册也必须重新写过。 工人们还有其他的观察和建议。比如，他们担心在组装组件时，掉下来的金属碎屑会黏到密封圈上并磨损它；还有，他们甚至提出了一些建议重新设计O︱环密封圈。那些建议并不成熟，但重要的是，工人们一直在勤于思考。我感到他们并不纪律涣散；相反，他们很敬业，只是上边从来不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在这种没有鼓励的环境下，他们能做到这样就很不容易了。 然后，工人们又问那位管理人员，我们对一件事很不满为什么当调查委员会来看火箭组装演示的时候，操作的是经理们而不是我们呢？ 那位经理说：我们担心你们被吓住而不愿意做演示。 谁说的！工人们说，我们的工作做得很漂亮，很想给调查委员们露一手呢！ 会后，那位经理把我请到咖啡厅，那时工人们正好不在。他对我说：真没想到他们还真的对工作那么投入！ 过了一会儿，我又和工人谈起加压超过一千二百ＰＳＩ的事。他们给我看工作记录。那工作记录虽然不是经过签字盖章的文件，却也是非常认真仔细写下的。 我问：听说压力最高时曾达到一千三百五十ＰＳＩ 对，他说，我们在另一端拧紧螺丝。 这是规章里允许的吗？ 是呀，工作手册里讲的。 他打开工作手册，指给我看，先以液压千斤顶加压，如仍不足以让组件恢复原形，则应拧紧另一端的螺丝以获得更大压力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但它没有说明这样的做法会使总压力超过一千二百ＰＳＩ，我看多半是写手册的人没想到这一层。 他们的记录上还写，在拧紧螺丝时，须小心谨慎，慢慢加压和手册的讲法一样。 我说：兰巴斯告诉我，他听到你们加压超过一千二百ＰＳＩ时，大大地批评了你们。 没有哇，从来没有他有什么道理批评我们呢？ 后来我们推测，大概是兰巴斯的批评一级一级往下传；到了某一级时，人们突然意识到工人们的做法完全是按章行事。于是人们就不再往下传了，但也没有把情况反馈给兰巴斯，而是不声不响地把这件事了结了。 吃饭的时候，他们谈了审核的程序，每一道工序都有一张表，上边有专门签章的地方，一处是由经理签名，一处是为品质审核部的，一处是给制造商的，特别重要的还要由NASN再盖一个章。 他接着说：我们总是量一次，做一次复形；再量一次，再做一次复形如此重复，直到完成。然后我们就冲将上去 我猛然被提醒了，你这冲将上去是什么意思？听上去像骑兵团打仗似的。 不是的，这只是我们的口头禅。每回我们成功地完成了一步要接着往下走时，我们就说冲将上去 你有没有把它写下来过？ 有啊。 给我看看你是怎么写的。 他翻开记录本，找到了几处。我查了之后确实觉得那是非常自然的讲法，一点都不含有乱冲乱上的意思。 周一和周二，当我在甘迺迪中心到处探访的时候，罗杰斯在国会出席听证会。国会正在考虑是否要进行独立于总统特别委员会之外的调查。 南卡罗莱那州议员郝凌斯给了罗杰斯不少难堪，罗杰斯先生，我很担心你们是否有足够的人力，到底有几个检察员在工作？ 罗杰斯说：我们没有像警察那样的调查员。我们查阅文件，搞懂它们，组织听证会，与目击者交谈这是我们的工作方法。我向你保证，人力是够的。 这正是我要讲的！郝凌斯说，以我从前的调查工作经验，我会让四五个技术专家泡在那里，和工人同吃同住。这样在饭桌混个三星期，得到的信息会多得你都不相信！你们不应该只是坐在那儿，读别人送上来的文件！ 我们并没有坐着读文件，罗杰斯说，我们召集很多人开会，一起问很多问题，而不是让侦探跑下去一个一个地盘问。 我知道，郝凌斯说，但我还是认为没有探子什么事也查不出。我也在几个总统特别调查委员会任过职，这些委员会的通病就是它们获得的信息都是别人送的，他们总是不愿意深入调查背后的东西。最后记者和其他人只好自己再来调查或猜测，就像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调查甘迺迪被刺案呢！ 罗杰斯镇静地答道：议员先生，我很感谢你的提醒。你得知如下的情况一定会高兴：我们的一个委员他是个诺贝尔奖得主，现在就在佛罗里达，做着你刚才说的那些事。 （罗杰斯不知道的是，他说那些话的时候，我正好在和工程师们吃饭哩。） 郝凌斯说：我一点儿也不怀疑那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能力，从新闻上我读到很多他的发现和评论。委员会的能力，是信得过的，只是要做好的调查就一定要有好的调查员。你们已经发现了很多有用的情况，所以看来工作是无可挑剔的。 所以，我还是真的救了罗杰斯一把呢！他与郝凌斯唇枪舌剑而没败下阵来，是多亏了我没听从他返回华盛顿的命令，而是留在了下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