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屋公司研发中心工作二十五年以来，除掉读书学习、，进修与研究之外，在我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亦有许多悲欢离合的小故事，有的趣味甚浓，有的则甚晓教育意义。愿择数则，写在这里，以示怀念。
（一）我的网球生涯
我一生来，酷爱运动。故而，在各级学校中，就与体育老师特别亲近熟识。如前所述，小学时的狄今青；初中时的杨乐田；师范高中时的李任佩；与大学时的王耀东；这些师长，都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初到美国时，看到许多公园内，都有美丽的网球场，与打球的人，令我羡慕至极。曾经立刻生了学打网球的念头，唯碍于每日紧张学习，与生活上的压力，迟迟未能如愿。直到一九六四年，进入西屋数年之后，决心全工半读博士学位时，才开始学打网球。得赏宿愿。
从此之后，网球就变为我的主要运动项目。不论是出差、旅游或露营，我的网球拍总是与我同行。
我深深领悟到，网球运动一如乒乓球与羽毛球，较比篮球与足球等另有三大优点：一为安全。受伤的机遇少，因为与对方没有接触。二为不需人多。两人单打、四人双打、一人时亦可练打板墙。第三是最重要的一点，不受年龄的限制。是中年人与老年人最为适宜的运动。以此为诱，我曾劝告许多友人，加入了学打网球的行列。
我在西屋工作学习二十五年，亦积有二十年学打网球的经验，结识了无以数计的球友，更有许多有趣的插曲，堪值回味。今择两则如下：
<我的一群网球小学生>
在我学打网球两年之后，美国各地，忽然兴起了一股网球运动的风尚，到处公园内的网球场上，挤满了打球与等候打球的人群，盛极一时。同时职业网球亦随之萌芽。
在此期间，许多中小学校的学生们，亦兴起网运。家长则以接送奥援鼓励之。在我们研发中心陶瓷组的技术员们，知道我爱打网球，下班后经常带领着同事去打球。他们就求我教他们的子女打网球。我就答应下来。
在每个星期六的清晨，当大批来打球的人尚未涌到之前，他们就将子女送到美仑公园内的网球场上，让我来教导。不过每次在打球之前，我总要先训戒一番，遵守规则，重视礼仪，培养他们好的球品。我深深相信，有好球品，才能有好的人品。
<我们胜利公园网球队，曾获匹城两次冠军>
在美国网球运动蓬勃发展的期间，匹城的高尔夫石油公司（Gulf）曾积极参与赞助。它以大匹城之公园网球场为名，组成了十支球队，每队十余名队员。在每个星期六，分客场与主场，彼此巡回比赛，年终时，则由该公司宣布前三名胜利者。
我的黑人球友波浪（Brown），是一个网球痴迷。比我还要痴迷百倍。他约来十余名好友高手，组织为胜利公园（Schenley Park）球队，参与比赛。大家就推举他为队长。他不独球技好，服务热心，尤善于研拟战略、评估对方实力，颇令大家队员敬服。
我们胜利公园球队第一年即获得冠军。高尔夫石油公司曾举行了一个极为隆重的晚宴舞会，邀请所有十队球员参加，颁发奖盘，以示庆祝。其中一位菲律宾籍的年轻人名克洛的，是我的双打伙伴，常在一起练球。今日想来，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不知好友克洛现在何方，只有默默地祝福予他。
在晚会期间，我虽然不会跳舞，亦没有女伴，但我却是代表冠军队上台致谢词的人，亦曾风光一时。
不久之前，在我整理旧卷宗时，发现一页整齐的打字名单，正是我们胜利公园球队，队员的姓名与电话号码，令我惊喜。是一件值得珍藏的纪念物。
（二）与一日本教授下围棋的故事
在一九六七年，我正在全工半读的时候，道格拉斯教授约请来一位年轻的日本教授，名亚西（Yassi）到化学系做博士后研究。他衣着整齐，道貌岸然，对人执礼甚恭，是一个标准的日本秀才。他来到学校之后，不久化学系内就忽然掀起了一股围棋热潮。每到中午，大家吃中餐的时候，在系内的大厅中，就挤满了人，围着这位日本人，听他的讲解，看他双手摆布着黑子白子的表演。
这围棋一道，可说是所有棋艺中最复杂而难玩的一种。一时之间，是很不容易了解的。加之在这位日本人那种英语十分欠通的情况下，真可谓是哑巴发声，对牛弹琴。
这位年轻的日本教授，自幼酷爱围棋，棋艺十分了得。在日本学术界好手中，颇有一点名气。已列入几级几段的程度。现在来到美国，找不到一个人谈奕对奕，消遣一下，其寂寞之情，可想而知。
后来他听人讲，我会下围棋。某日夜间，他到实验室来见我。很礼貌地先自我介绍。之后即要求我，有时间时能否与他下棋为遣。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个日本人，面对面亲自交谈。不由得，让我想起祖国八年抗战的往事，更想到我在郑州火车站，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与扫射的凄惨情景。现在我怎能坐下来，与这种罪恶万端的日本人，平心静气地，一块儿下围棋呢？
该时，天已黑，夜已深。在整个实验室内，静静地，只有我与他两个人。我忍不住气，就向他大声责骂起来。将抗战时，我国人民遭受到日本军阀杀害的惨景一一道来。愈讲愈怒，愈讲声愈大。
但是，真没有想到，这一个年轻的日本人，竟然恭恭敬敬地站在我的面前，低头不语。当我言罢，他则一再向我行九十度鞠躬，并为二十多年前日本军阀的罪行，向我道歉。事后，我也曾想到：假如那一夜，他要与我争辩起来，我一定会与他大打一架的！
他这一番诚恳的道歉，反而令我感到无奈，怒气立刻消下来。对他言：那是你们过去军阀的罪行，你那时恐怕还是在母亲的怀中吃奶哩。不过这一段历史的教训，我们都不该、亦不能忘记。
从那一天起，我俩就结为朋友，彼此常到各自的住处，一起下围棋。一年之后，他就返回日本。在圣诞节时，还寄给我一个很大而美丽的富士山圣诞卡。
我这位日本朋友，聪慧异常，记忆力特强。在围棋方面，他已进入出神入化的境界。在我俩下棋的时候，他竟能将下在棋盘上的黑子与白子，依序取出来，一面讲解，一面再放回去。令我大开眼界，称奇不已。
（三）为了作家柏杨，与孙观汉先生争论的一幕
孙观汉先生，是早年由匹大化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现在西屋研发中心核能组工作，为一小经理。他经常去台湾，为清华大学筹设原子能研究所效力，多受尊崇。曾被人誉为台湾原子能之父。在他的办公室内，还悬挂着，他与老总统蒋公之合照，显赫一时。
我们这些新进来的研究员们，对这位长者都很尊敬。我曾与他面晤数次，谈论玻璃结构的问题。他曾在很早之前，发表过有关玻璃结构的文章，他又曾托我为他代办一些有关陶瓷材料的事宜。故而我两人甚为熟悉。
约在一九七二年间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孙先生的一张便条，为作家柏杨捐款，听说他在台北因故入狱。我对柏杨一无所知，心想，在我捐钱之前，应该先将柏杨何许人也，了解一下。随即去匹大图书馆中文部，寻找他的著作一观。
啊！不错，柏杨先生果然是一个大作家。书架上有他的著作好大一堆。我就顺手取出两本来，随便看了两三页。令我大失所望。发现他的书，是我最不喜欢看的东西，都是一些偷偷摸摸，不敢露面，而在暗中讥讽与谩骂的文字。
我就很懊恼地，将书留在书桌上。返回西屋办公室，立即打电话给孙先生，将我对作家柏杨的印象，率直一告，并问他，为何为这种人出力捐款。
没想到，孙先生对作家柏杨，却崇拜得五体投地。向我大事宣教起来。对这种事，我是不会屈服的。二人就在电话中，大大地辩论起来，结果则不欢而散。
为了柏杨一人之事，我与孙观汉先生二人，即从此少有交往矣。
（四）得识两位现代哲人，亦师亦友
这两位曾在我国教育界立功立言的哲人。一位是我读西北大学时的校长赖琏（景瑚）先生；另一位，则是该时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先生。
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仅是站立在远远地，分别目睹过他们二位一次而已。我正式与二位先生相识交往，则是我在西屋工作的时候，那该是三十余年以前的事了。
<我的师长赖景瑚先生与其著作>
大约是在一九七六年的一个春天，为了西北大学同学会的事，我第一次前往纽约，去谒见赖校长。该时，他已由服务联合国十三年之后（一九五三｜一九六六年），退休下来，仍寓居纽约。经常往来于纽约与台北之间。
见面时，蒙其与夫人热情接待，师生在异乡首次会面，两人紧紧手拉手，亲切师生情，表露无遗。我首先提起三十年前（一九四二年），他带病骑马去西北大学上任的往事，在那一次他慷慨激昂，义正辞严的演讲，曾令我十分感动，永念不忘。二人相谈甚欢，在告别时，他曾以其夫妇合影一幅相赠，并在背面书写，士明吾弟惠存。爱获学生之亲情。可见一斑。
<赖师的《国际问题论丛》>
我与赖师初次晤面之后不久，我这位文坛耆宿的校长，立即将他所著《国际问题论丛》六巨册（一九六八｜九七五年），一并寄来赠与我。这是他服务联合国十三年之后所发表的。论断精湛，洞察秋毫。让我读来废寝忘食，兴奋至极。最令我折服者，则是在论及任何一国或一件事体时，他都会联想到与我们祖国的利害关系。由之，他常常会有警言与豪语出现，颇具教育性质，意义深遂，引人入胜。赖师的爱国心真强。作为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与三民主义的力行者，诚不虚耳。
<赖师的《漫游散记》与《还乡梦的幻灭》>
随着我们的书信往还，赖师似乎对我这个苦读学成的弟子，情有独钟，倍加爱待。又将他的名著，《漫游散记》与《还乡梦的幻灭》两本书寄来。前者是在联合国服务期间，利用长期的假期，周游世界数次，所写的小品文。读这本书，就好像是在周游世界。又好像是在上历史与地理课似的。不独令我手不释卷，更激起了我学习中文写作的念头。他没有一刻忘记祖国中华。在欣赏他国特殊的文化时，他会及时地描绘出，我们类似而更优美的固有文化来。在看到他国的山川美景时，他又会联想到，我国的锦绣河山。他这种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操，最让我这个曾受抗战教育的学生，引发共鸣。敬佩万分。
第二册《还乡梦的幻灭》其中有三十余篇感时铮言。篇篇精彩有趣。正是我学习写作的好读物。其中一文，<珍珠桥的怀念>是写他二十余岁时，担当中央日报主编的重任。在九一八事件，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淞沪中日开战时，中央政府唯恐日军逼签城下之盟，曾仓卒间避难到河南的洛阳，但他认为中央日报之于首都南京，实和军警一样的重要，决不能一日停刊，否则街头上，一日不见报纸，全城便会立刻混乱起来。他则立下与首都共存亡的决心，继续困守在报馆里，每日按时出版，以安民心，直至淞沪停战协定签字，中央要员还都之后。读到赖师年轻时，这一种勇气十足，视死如归的精神，怎不又令我感动敬仰哩！
赖师的八旬寿照
在一九八零年的元月间，我收到赖师的贺年卡，中附有一张赖师八十寿诞的玉照。看到赖师满面红光，笑容可掬的彩色照片，知道赖师体健如昔，生活愉快，甚感喜悦。心想，我今年已经六十岁，赖师比我整大二十龄。
<赖师的《烟云思往录》>
这本书是赖师的自传，详细地叙述了，他在这一个特殊的世纪里，一个家庭，两个时代的遭遇，与其艰苦奋斗的历程。这也是一般青少年必经之路，是宝贵的经验谈。文词俱佳，美不胜收。
这本书是在一九八零年十一月，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的。他则于一九八一年二月二日就寄来一本给我，书后并附有与我的一封信，是在邵德润先生一页书评边上写的。这是赖师给我的最后一信，其亲切之至情，与谦逊无我的美德，令我感念至深。第一句士明贤弟如晤与最后具名赖琏拜启四字，实感受之有愧耳。
拜读这本赖师的自传之后，我感到无比的骄傲，更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不是吗？在我的后半生中，能有如此一位大学校长、文坛耆宿的哲人，来爱护我、教育我，岂非又是我之得天独厚耳！的确是，人生苦短，好景不常。在看过赖师的来信，读完赖师的回忆录之后，欣喜不已时，却传来赖师在台病重入院的消息。经过两年来的医疗，未见好转，随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与世长辞。闻此恶耗，令我这个多受教益，远在天涯的学生，痛心不已。当我重读，赐我的最后一信时，我不禁潸然泪下。
<我的师长陈立夫先生与其著作>
立夫先生，是我读国立一中与国立西北大学时的教育部部长。为了报答他的功绩，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我的部长老师。他在日寇侵华、国破家亡的危难关头，毅然坚持成立国立中学与国立大学，培训出万千个爱国青年，成为日后重建祖国之主要干部。兹事体大，功不可没。
再者，这位部长和我校长赖先生一样，都是著作等身，身体力行的教育家。他二人的言行与著作，影响我的人生观与处世准则，至为深远。这也是我对二位师尊，特别崇敬的主要原因。
<《四书道贯》与我>
记得是在一九六七年间，我到一个久居美国的老华侨家中作客，他对陈部长的行谊事功，崇敬有加。特别将陈部长客居美国时，所写的一部著作，《四书道贯》叫我看。他并且极力推崇这本书的价值。是发扬祖国传统文化之大成，并且主动地愿意将书借与我，劝我仔细一读。
当我回到住处，读过钱穆与梁敬錞两位大师的序文，与陈部长的自序后，我是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一般。因为我平生以来，酷爱运动，除课堂内的功课之外，很少有时间，阅读我国的国学名著，与四书五经等宝典。至今悔之已晚。有时亦想修补，取来一读，却一知半解，未能澈底了解，反感苦甚！今见此书，陈部长将四书宝典一字一句的讲解，并剖析其来源与立意，清清楚楚，一针见血，令我豁然贯通，明明白白。既感兴奋，又觉惊奇。
该时，我在西屋，正以全工半读攻读博士学位，极为忙碌，但亦决定，每日必仔细阅读三、四页，作为另一种享受。心中感到，好像是陈部长亲自为我上课一般。不久我就托台北友人，代购一本寄来。该书系在一九六六年出版，延到一九七四年时，已复印至十七次。由此可知，陈部长此一大作，对传播祖国传统文化之页献，是如何伟大而深远。
<初次谒见部座>
大概是在一九七三年间，我初次返台访问。该时，陈部长已经由美国回台定居，担任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并兼任孔孟学会理事长，由刘师泛弛协助之。
记得，当我与于书绅学长一同去拜见刘师时，刘师则特别带我们去隔壁办公室，参见陈部长。该时，他虽已七十余龄，满头白发，但精神饱满焕发，言谈铿锵有力。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欣喜万分。我则首先报告，我是抗战时，接受国家贷金，受惠部长与刘师的学生，今日很高兴能有机会亲自当面聆教，致谢。
当他知道，我是匹兹堡大学毕业的学生时，他特别高兴地对我说：那么说来，你我则是前后同学啦。你是我的小学弟了。听后，我们大家都欢笑不已。但这一大一小之间，却有四十五年的距离。他是一九二四年采矿系毕业的，我则是毕业于一九六九年。谈来诚为一大难能的趣事耳。
陈部长当面曾问到我在西屋工作的情况，更询及匹兹堡市现在的变化。我告他说，在我一九五七年，初到匹城时，我曾看到您读书时租居民间的宿舍，但现在早已不见，改建为学校的楼房了。他听后好像亦陷于回忆中，感叹不已。当我们告别时，他嘱我继续努力作研究，以报效祖国为主旨。其诚恳与亲切之情，令我永记难忘。
<陈部长伉俪的书画集>
陈部长除掉在政学界之功勋外，他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书法别具一格，是最为国人所称道的。在我看来，他的书法有两特点：第一。朴实纯厚，美在其中。可与于右任先生之草书相题并论，而各有千秋。第二。他的书法，少见于风花水月的诗篇，多为宣扬祖国的固有文化，鼓励后学子弟之警世名言。
陈部长夫人，孙禄卿女士，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素擅丹青，尤工山水，曾获国际画展水彩冠军，更屡应美国各著名大学邀展，名震一时。今于一九七九年，其子女与友人，为了庆祝陈部长夫妇八秩双寿，特为收集二人之书与画共百幅，编印《陈立夫先生孙禄卿夫人伉俪书画集》一巨册，由王蓝先生主编，并有文坛耆宿余井塘先生集句题字，何浩天先生作跋。这一本设计与印刷，极为精美的书画集，真是难能可贵的一册珍品。我幸得一册在手，视为至宝，经常与来访友人共赏之，绝不外借。
<陈部长之《中医的中和位育原理篇》>
自从会见过陈部长之后，我们彼此在新春期间，常互通音信，致意问候。在一九八六年九月间，我忽然接到陈部长由纽约寄来的一封信，内附他在中医方面的一篇中英文，对照精彩无比的文章，名为<中医的中和位育原理>。由五千年前两本中医书籍《黄帝内经》与《本草纲目》谈起，并以《易经》与《中庸》之理论为指导，将人体与宇宙万象都视为在变动（易）的过程中，于此，中医则以风、寒、暑、湿、燥、火，法诸天象，来分析病象，还要配和四季节气的变化，来处方用药。这一点是与西医很不相同的。
文中，继以<太极图>论阴阳平衡之道。两者若失衡时，就会发生病态，医生则必需利用药物来恢复人体的正常平衡，即所谓之致中和。这是中医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人体内的五脏六腑，也循此调整，相生相克，以达成致中和，万物育然的目的。陈部长即名此为中和位育原理，亦即本文之标题也。
陈部长近数年来，对我国固有传统文化，四书五经等宝典，颇有研究心得。除有《四书道贯》之面世外，今对我国医学，更有进一步的推动。他负责将台北日已没落，唯一存在的中医药学院，改头换面，采取中西合壁的策略，由香港延请教授，自编教材，扩展校务，建立医院，设有病床八百余张，每年毕业学生，竟达七百名之多。
再者，陈部长不独在中医疗病理论上有深入的研究，他对中药的知识，与中药的用法，更有他人不及的心得。他对许多病种的治疗药方，亦有深入的功力。现举一个实例以证之：他曾受友人之托，为我妻平平之继父，周念行先生治疗摄护腺病。首先根据病情开出药方。当服用之后，颇有功效时，他复将药方，依据病情报告，再次增减用药或用量。这一切以书信转告之。他与周老先生从来没有见过面。谈来很巧合，在周老先生去世之后，我在家中书桌内，发现由友人异生先生，转来陈部长的一封信，正是谈及更改药方的一事，我看后特别将它珍存起来。今将它拍照下来。此页，除证明陈部长为友人拟中药方治病外，更可一观其美妙之文彩与书法。该时，陈部长已七十八岁，而周老先生则八十二岁矣。
陈部长对养生之道更有研究，且能持之以恒。是故，他高寿至百岁以上。下面是其十二句养生要点：
养身在动，养心在静，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物熟始食，水沸始饮，多食果菜，少食肉类
头部宜冷，足部宜热，知足常乐，无求常安
<陈部长的《成败之鉴》面世>
这是立夫先生的回忆录。于一九九四年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名为《成败之鉴》，甚为恰当而含意深远。这是一本我国现代史的真实资料。其中有许多珍贵的内幕新闻，更有无数惊奇的插曲，都关系着国家兴亡的走向。读来令人神往。
读这一本书，最令我感佩的一件事，乃是当时国府重视延绪青年教育之国策。完成这一件使命的主办人，不独要得到国府各部会的赞助、获得充分的财力支授，更需要各军区首长的合作与协助，方能为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抗战刚开始的时候，立夫先生是当时负责抗战大计，是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的左右手。但是蒋先生深知此事之不易，又深知其重要性，随即派遣立夫先生出任教育部部长。
今日想来，在那个国破家亡，艰苦万端的时候，能完成这个使命的人，恐怕没有另一位能比立夫先生更为合适的了。立夫先生的教育部长，做得有声有色。许多辣手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不独造就了万千建国学子，更奠定了我国教育制度的规范。在他的回忆录中，几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描述他在教育部长任内所做的事。其功至伟，功在国家。
在一九九八年初，当我将我《漫谈晶体结构学》一书出版事宜完成后，由台返美的前夕，曾去部长的寓所拜见并辞行，兼为祝贺百年寿辰之喜，曾拍照留念至为珍贵。
<两位师长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我这两位亦师亦友的长者，一位曾是担任国家重任的教育部长；另一位，则是崇高位显的大学校长，在我后半生中才能得以相识交往，受益良多。唯在我的观察中，他们二位，不独是志同道和的好朋友，并且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试举数件于此，作对为两师的无限怀念。
一．两位都是在一九零零年出生，都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三民主义的力行者，并且都是在留学美国时，加入国民党，誓以复兴祖国为己任的青年。
二．两位都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性格与坚持。在与当局意见不同时，宁愿辞去高官厚禄，远走高飞，绝不随波逐流，改变初衷。他们二人，一位曾经回到美国，职降八级，去做联合国的公务员；另一位，则返回美国，以养鸡售蛋为生。各得其乐，趣味无穷。他们二位，这一种处世的风格与操守，最令人敬仰。
三．两位都是当代的文坛耆宿，都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出口成章，写作一流。前面提到两位的诸种名著，更是我一读再读的经典。不过二人却都是主攻自然科学的。赖师乃机械硕士，曾在美国各大学执教。立夫先生则为采矿工程师，在匹大毕业之后，曾亲自入矿坑中工作半年之久。
四．两位都有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个性。更同有爱护青年、诲人不倦的情义。我认为，这是伟大人物最难能可贵的一项美德。
我在五十岁之后，始得两位亦师亦友的长者，亲自教诲与指导，得益良多，堪称幸运之极。写至此，思及两位导师皆已仙逝，不禁怅然若失。
（五）研究中心的五十位中国同事
在一九七二年间，西屋公司蓬勃发展，已达高峰。业务鼎盛，营运极佳，尤以建造核子电厂为最，首屈一指，冠盖全球。堪称西屋之盛世年代。
研发中心研究大楼，已由两座增至六座，研究人员连同西屋专利部门，已达三千之众。其中据有博士学位者，已超过四百名。
我们这些研究人员，用费充沛，研究自由，工作兴趣极高。为了检视研究进展情况，经常在三更半夜赶来实验室中，大家兴高彩烈，真像生活在世外桃园中，过着神仙似的日子。
在此期间，研发中心聘来的研究员与工程师，来自世界各地，颇像一个联合国似的。我门中国同事常有迎新聚餐的活动。在平日，大家每月都有一次外出午餐的聚会，尽可以中文畅谈，乐在其中。
不久之前，在我整理旧日的卷宗资料时，发现一页纸上，印有乱七八糟、纵横不同的小字条，上面则是姓名与电话号码。仔细一看，竟是从前我们外出午餐时的名字。数来共有四十四位（还有很多未参加午餐者），令我惊喜不已。这是三十五年前的一张纸，我特别复印于此，表示向他们致意与祝福。
（六）与平平结缡。得知少帅（张学良）的故事
一九七五年间，由在台湾的学长刘行均与于书绅二位介绍，得识在台北士林国中执教的黄平平女士。经过两年余的书信往还，我亦曾返台晤面一次。随于一九七七年六月间，我利用西屋休假三周的时间，去台北公证结婚。旋风式地，即将爱妻接回美国来。结束了我独身的生活。
婚后第一年，我们仍住在西屋研发中心附近的公寓中。天天在我下班后，一起去公园中学打网球，或在晚饭后，同坐在公寓旁边之草坪上，夕阳西下时，学打桥牌。文武兼顾，乐在其中。至今想来，仍如日昨。在第二年（一九七八年），我们就迁入购买的一座新房子来，至今整三十年矣。
婚后，我们常接岳母来美国居住。开车带她去纽约、华盛顿与加拿大等地观光游玩。
平平继父周念行老先生已八十多岁，是一位退休的文职将官，写作好手。对国学与佛教，都极有研究。在我们婚后匆忙中返美时，老先生曾经送给我们一幅，昔日他自己画的山水画，并在上面提诗一首如下：
翘瞻天上双星会，喜见人间鸾凤祷
百年方共重洋渡，愿尔唱随到百头
这是一幅很美的画。画上更有一首如此美好祝贺与训勉的诗，我十分欣赏、爱惜，现在就挂在我们餐厅的墙壁上。周老先生现在虽然已经去世，唯留此画永为怀念。
由我妻所告，得知周老先生与所谓之东北少帅张学良的一段故事。张学良是国府时代奉军的主帅，又是抗日战争之前、西安事变的主角。他一人的行动，影响中国的命运至大。是非功过，难断矣。约在一九五零年左右，国府由大陆退居台湾的时候，张少帅即被软禁在台湾新竹一座有温泉的山中，并派有两位将官，一文一武，与一排士兵，负责看管这位少帅。
当时，那一位文将就是这位周念行先生。他专担任教导少帅的国学与书写等工作。
那时，我妻平平尚仅六、七岁。在学校放假时，常随母亲一同上山去探望继父。故而，经常与少帅及该时少帅的爱人四小姐等，一齐吃饭过活，大家好似一家人似的。平平还将她，尚可记忆的，许多有关少帅与四小姐的故事，告诉我，很有趣味，亦导致我感叹万千。人的命运，实难测耳。
在周老先生去世之后，有一次，我在台北家中收拾书桌内的旧文件时，发现在一个信封中，有少帅亲笔写的一幅字，并在上下款处盖有印鉴。全页词句如下：
仲尼再思，曾子三省
予何人哉，敢忘修整
录邵尧夫语以应
希岳同志嘱书
张学良四十一年井上温泉
我想，这一定是周先生的拟词，少帅的手笔。不过希岳为何人，我却不知。
这是一幅颇有纪念性的字画，即将它带回美国，镶入一个镜框，与周老先生所赠的画并排挂在一起，作为纪念。日后许多友人来到我家，看到这两幅书画时，都感到兴趣，认为是一件难得的纪念品。
（七）中国金属学会参访西屋，巧遇师弟师昌绪
在一九七九年五月间，中国大陆之金属学会代表团来美国访问西屋公司。受到西屋高规格的接待。该团共有十四人，皆为冶金部门之主要主管与研究人员，由一位副部长任团长带领。
到达匹城之后，第一站就到我们研发中心参观访问。他们分为管理与科研两组。参观之后，就分别与我们的接待人员开会讨论，管理与科研的问题，交换意见。
经过一整天的忙碌之后，晚间即由我们材料部门做东，招待双方全体人员，去一家中国餐馆晚宴。当他们进入餐厅时，我们就热烈地鼓掌欢迎。忽然间，我看到进来的一位，很像我读国立一中时的同学，师昌绪。我就立即向前去问他：你是师昌绪吧？他仔细看了我一下，竟立刻答道：你不就是郝士明吗！于是我俩不由得就拥抱在一起，兴奋异常。亦令我的许多老美同事们，震惊不已。
那该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在国立一中刚成立的时候（一九三八年），我与昌绪是同时排着队，走向学校大门的。他比我低一班。他是一个很热心为同学服务的人。开学之后，他被选为全校第一学期的大队长。后来在我毕业前的最后一学期，我亦曾被选为全校的大队长。故而，彼此间都比较熟识。所以一见面，虽然分离已四十余年，仍能彼此叫出姓名来。
当时，许多美国同事甚为惊奇，问我俩怎能相识呢。我就对他们讲：，我俩是在对日抗战期间逃难大后方，读中学时的同学。吃饭、睡觉、上课、读书，天天在一起的。没想到，昌绪忽然加上一句：我们也天天哭（tears）在一起。这一下，不独老美们不解，连我也大吃一惊，不知所以。昌绪则立即问我：士明，你忘记了我们每天吃早餐，喝红薯稀饭之前，先唱一首<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吗？大家不都是泪流满面吗？听后，那种悲痛的情景，立刻又浮上我的心头。我更需要为老美同事们好好地解释一番了。
这一次的晚宴非常隆重。在餐厅前面，摆有两面中美小国旗。开会之前，先唱两国国歌，由小提琴伴奏。首先唱大陆国歌：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
我则兴奋地，高声与他们十四位合唱起来。好像这些来访的贵宾，是由我领导似的。事毕，许多老美同事又很惊奇地来问我：大陆共产党你一天没有参与过，怎么会唱他们的国歌呢？我就从实讲来给他们听：这首歌，是我在抗日战争期间，天天唱的<义勇军进行曲>，用以鼓舞全国人民，誓死与日木鬼子抗战到底。在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建都北京时，即将这首名曲改作为国歌。我并且说，这是一个很合时宜，而十分正确的选择，也是我来到美国之后，时常自唱自听，来作消遣的。
在餐罢分别时，我对昌绪说：能否今晚接你到我家来小聚，畅谈片刻。其乐将何如。他立刻得到他们团长的许可。我就按时在晚间开车，到他们下榻的旅馆，将昌绪接到家中来。平平准备了许多消夜的点心与饮料，款待佳宾。
昌绪是在城固古路坝西北工学院毕业后，于一九四六年，考取公费来美国留学。在圣母院大学（Notre Dame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后，继续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作助理研究教授三年。彼因爱国心切，急于返国效力。经过中美两国间之一波三折商谈之后，终于在一九五五年间，得以与一批留学生，返回祖国。现居沈阳，担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副所长兼教授之职。
在开车送他回旅馆的途中，昌绪忽然很亲切的问我，是否愿其代为打听家中亲属的所在，以便通信联系？这个问题，像一个巨棒似的，打在我的心头上，让我陷于苦思，不敢立即回答。
在我离开大陆之后，两地隔绝，不通音信已三十余载。唯我思念母亲之心，无日或无。计算岁月，母亲大人现在已逾九十高龄，处此大陆天翻地覆、饥俘遍野的乱世期间，母亲现在何处，是生是死，我都不敢去想，现在如知实情，我还无法回国探望，将陷我于苦海中，无以自拔矣。经过一段长考之后，除掉感谢他的盛情之外，还请他暂时不必代为寻亲。等我能够返国一行时，再说。
昌绪爱国心切，责任心尤重。回国后大展所学。在科技与材料方面，贡献至伟。功在国家。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亦曾遭遇到惨酷的迫害，被打得皮开血流，死去活来，他亦曾数次有轻生寻死的念头。谈来令人齿冷。
（八）金科玉律，中美有别？
在一九七九年间，我们陶瓷组聘来一位刚由俄州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毕业的博士生，名海瑞史密斯（Harry Smith），参与研究纳气灯泡的工作。他很喜爱网球，不久，我俩就自然地结为球友，常在一起打球。
海瑞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身材壮大，举止文雅，做事细心诚恳，彬彬有礼。是一个可交的好朋友。唯他在打球方面，因行动不够敏捷，基本动作差，打起球来总是笨笨怪怪的。但是他却兴致高昂，十分投入。常借我的网球书籍与杂志阅读，更虚心向我请教球技。
有一次，为了实验钠气灯泡的事，我开车带他同去纽约附近的西屋灯泡工厂。那一天，秋高气爽，微风拂面，高速公路上行车稀少，我二人就轻松地，高谈阔论起来。
过一会儿，他忽然很郑重的对我说：早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于你，总没有机会，现在正好可以问问你了。我的问题是，你们中国人的子女，不独在学校中，学业成绩优良，名列前茅，而且操行极佳，甚少犯规闹事者。人人都说，这是由于你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使然。今天请你对我好好讲解一下，你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许多美国朋友常会提到的，我也会因人而异，给以大同小异的回答。我深知史密斯这个年轻工程师，笃信宗教，崇拜圣经。复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研究精神。与他谈这个问题恐怕不易，不过也好，我也是一个喜好辩论、穷打猛追、鸡蛋里找骨头的人。是故，我们两个就兴高彩烈地谈论起来。
先从子女上学读书的事情说起。除掉在学校中，尊师重道。尊守规则，在家中，重视家教。严加督导一些老生常谈之外，我二人就进一步，论及思想、宗教与人生观的诸大问题来。自然的，我国的孔孟之道、礼义廉耻的说教，是我主题。他则熟晓圣经，亦深知孔老夫子（Confucius）的哲学。我俩谈来谈去，中西合壁，相得益彰，彼此都欣喜不已。
再往深处讲，我忽然想起仁字的内涵，与我国尊为金科玉律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至高境界。当我将这一个金科玉律道出时，他则忽然大笑起来，打断了我的话语，对我说道：我们美国人，在圣经上，也有一个金科玉律（Golden Rule），己所欲，施于人。如此我二人就以这两个一中一西的金律，仔细地分析与比较起来，很像在实验室内一样，进而演变成一场激烈的辩论。
本来么，这两个金律，在文字上虽然有些不同，但都是正确的。都是教人为善，帮助他人，不要侵犯他人的权利。亦可谓两者目的相同而异途同归耳。不过在进一步比较，两者的利害时，正面是绝对一致，但在反面上，却有了极大的不同。也是我二人争辩不休的主因，这也充分表现出，我俩都有强辩的性格。科技研究员应有的本性。
是他，首先发难，对我们中国的金律，大加责伐。严厉地批评起来。说它是过分消极与保守的，是不肯帮助他人的。相反的，他们在圣经上的金律，则是积极而进取的，主动去帮助他人的，是真爱的表征。
我则言道，我们中国的处世金律，是讲究互助互信，更要互尊、互敬的。世界是多元化的，每个国家的历史环境，风俗习惯都不相同，你以为是对的，他国可能认为是错的。在你的国度里，是美好的，他国则可能视之为洪水猛兽。假如，你要强力介入，本是善意，结果可能冲突起来，费力不讨好，得不偿失。我们中国的金律，不会有这个危险。换言之，中国奠定了这一条金律的先贤们，事先早就预测到这一种危险性。故而采取被动的方式，以互尊互敬为主，绝不能形成侵犯他人权利的祸首。
我这位美国同事，对我的见解并不同意。继而严责我们的金律是，只顾自己，自扫门前雪，根本没有助人为善的意思，只是逃避现实，独善其身而已。是故，你们古老的中国，依然愿意继续古老下去，不愿与外界接触与来往。他乃是意指当时与世隔绝的中国大陆。他这一番无理取闹的言语，令我又气又好笑。我则施展我的辩才，道出了目前两件严重的事体，作为明证，反駮他的辩词。
第一件，就是结束不久的越战。万里之外一个国家的内战与美国何干？你们竟然以讨厌共产制度，而出兵，强力参与战争。还以为是主持正义，帮助弱小民族哩！结果，五万余美国青年战死在异乡，以大败而收场。我以为这也许，可能是你们的金律，己所欲，施于人所引起来的吧！
第二件，在当时一九八零年间，美国中学的学生，吸毒的风气很盛行，令许多家庭父母，引以为忧。我则辩言，这可能是吸毒得乐的学生们，受你们金律的感召，不愿独享其乐，尽力劝说好友，去共享的结果吧！
我们两人一路上的嬉笑言辩，都有点强词夺理，是一时的兴致而已。直到达纽约市中心的时代广场，停车进入旅舍，方结束了这一场金律之争的辩论。一同去吃晚餐。想来好玩亦好笑矣。
写至此，我依然十分思念这位好友。我俩曾朝夕相处，一同工作，一同打球。相处数年之久。该时，他刚结婚不久，婚姻十分美满。正是他事业与家庭双喜临门的大好时光。想来，那已是二十五年前的往事了，不知他现居何处，我只有默默地祝福他与他的家人。
（九）教师罢课与白宫的一封来信
在一九七五至一九八零年间，美国又兴起了组织工会与集体罢工的热潮。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双方相互斗法，争取利益的把戏。人民早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不过由此，却引来一件类似的奇事与奇景。令我震撼不已。
缘因，在我居住的宾州，有许多郡市校区的教师们，为了争取较多薪资，与更好的福利，就向工人学习，如法泡制。先向政府要求组织工会，继而采取罢工（罢课）的战术，以达成目的。真没想到，他们竟然全都成功了。
许多衣着整齐的男女教师们，胸前或背后，都挂着一个大纸牌，上书罢工（On Strike）大字。在校门前面，排队缓步绕圈而行。他们的学生们，因为无课可上，大家就站在旁边观赏之。这种情况有时竟延至二、三个月之久。未达法定的上课日数，需在暑期中补足。
我天天上下班时，看到这种新奇的情景，很为这些教师们悲哀。深感彼等误人子弟，是对神圣教职的一种莫大污辱。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教师是最受世人尊敬的，是一种神圣的职业，亦是一种清贫自赏、崇高无比的工作。这种罢课的无耻现象，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反过来讲，教师们，如果都待遇优厚，变为富翁大亨，则不会受到世人如此的崇敬矣。
由于厌烦这种可悲的现象，我就胡思乱想起来：总应该有方法或有人，可以纠正这种错误吧？某日，我忽然想到雷根总统。他刚竞选成功，还没有上任。他的职权与影响力，应该最大。他若肯出力，设法解决这一件荒唐事，该是他第一件大功绩吧！想到就办，我立即打字一封信，直寄白宫雷根总统，并寄一复印信件，与教育部部长贝尔（Bell）先生。两封信共费我三十分钱而已。
信中主要立意是，请求立即设法，一方面修整教师薪资待遇制度，另一方面，则制止教师成立工会与罢课的举动。并力陈国家的教育，比国防军力还要重要。假如教师罢课如此泛滥下去，让他们予取予求，如愿以偿，今后国家的军人，亦可能依例要求，组织工会，争取增加军人微薄的待遇，进而演出罢军的笑剧矣！
我写这一封信，原是一时气愤的发泄而已，我亦深知，这种信件是不可能让雷根总统或教育部长看到的。不过，将信发出之后，我却感到有点心安理得，好像出了一口大气似的。我在一九八一年元月二日将信寄出的，没想到白宫秘书处，在二月九日雷根总统就职后的第二个月，就回信来（见上图）；教育部长的秘书，亦在二月二十五日回信来，都表示感谢我的建议。这两封信都曾令我大吃一惊，亦深深感到美国民主制度之可爱与可敬耳。
（十）回国为母亲扫墓，一穷二白
在一九八二年间，我忽然接到，过去好友李九卿，由天津寄来的一封信，令我大吃一惊。这是我在一九四八年，离开祖国大陆三十多年以来，收到由大陆寄来的第一封信。九卿是由他的小同乡，也是我们过去国立一中的同学陈复民处，知道了我在美国的住址。复民现在天津大学任教，当他去沈阳参与学术会议时，见到昌绪而得知我在美国西屋公司的情况。
九卿是我在大陆时，十余年来朝夕相聚的好友。他在来信上说，他喜极而泪下，盼望我能早日回国一行。并且立即着手，为我打听家人的消息。
九卿与我的母亲、兄妹等都是很熟悉的。但是在过去数十年以来，祸乱不断，一日三惊。人与人之间，少有往来。为了打听我母亲等家人的住处，竟然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将我妹心宽在天津的住址找到。继而也知道了哥哥士英在定县的住址。哥哥与小妹都立即写信来。在哥哥的来信中，得知母亲早于一九六六年时仙逝矣。
这是我早有的预感而不愿知道的一件天大的心事。从一九七九年，见到昌绪那一天起，三年来，我无时不在为此事愁思默想，泪眼蒙泷。现在得知实情之后，我则大哭不止，悲从心生。立即向西屋，请休假三日，闷坐家中，闭目沉思起来。揣想母亲在临终时的心情。她知道想见我这个儿子，已经绝望，一定仍然是在祈求老天爷，保佑我的平安吧。
不久，我就打听到在美国的中国人，可以用美国护照，回中国大陆探亲或旅游。我妻平平得知后，就催促我，赶快办理返国手续，为母扫墓一行，以解我终日痛苦的心情。经过二个多月的筹划，书信往来，才接到大陆在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决定休假三周，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底，前往祖国大陆。
在此期间，我是归心似箭。时刻在想念着母亲的坟墓。九卿与我的兄妹等，更是天天来信，在盼望着我的归来。尤以九卿兄，盛情激动地在信中说道：我俩今生如能再见上一面，我则是死而无憾矣。真没有想到，他竟一语成谶。在与我相晤后，翌年即病逝天津。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的迫害，恐怕比前述昌绪所受的苦头，更为惨烈。
当我由匹城飞到北京时，九卿、我妹心宽与她的长子珠江、三子连生，即由天津来北京，与我相会。见到时，亲切拥抱，喜极而泣，不在话下。第二天九卿与珠江送我兄妹与连生三人，登上去定县的火车后，即返天津。妹妹在火车中告诉我，母亲与大哥，曾在北京居住多年，并且照顾珠江读清华大学。后来，在一九六五年，被迫在病中，由大哥陪伴下，迁回原籍定县，大受折磨。不幸，在第二年就去世矣。
当到达久违的故乡定县火车站时，见到大哥等一家。又是一阵悲欢莫名的泪流场面。我与心宽、大哥三人，坐上一辆人力平板车，其他人跟在车后就往家行。
真没有想到，他们一家三代五口并没有家呀！大哥一人，在北大街上租到一间六坪大的小草屋，门口屋檐处，搭出两块石棉板，下面有一小火炉，自己生火做饭。其子启生、淑欣夫妇，则在附近亲戚家一间小屋中，屋内只有一床一桌，与四张小凳子。是他一家四口吃饭的地方；其女丽卿，十七岁，在一家布店门市部作售货员，晚间就睡在店内的台上；其儿立成，年方十五岁，实在无处容身，每晚就留在南大街一个小学校里睡觉。当日晚间，他们已为我在大哥床头，搭好一张行军床，他们也曾为我做了一床很厚的新棉被，怕我夜间受凉闹病。我看到这种情景，只有一言不发，泪向心内流。
当日下午，我就请大哥带我去南大街，看一下我们曾经有过的那间三节大院的家。到达之后，又令我痛苦万分。过去这一个美丽的家，已变成了一个乱拆乱盖、破烂不堪的大杂院矣。住有十余家之多，人人都像叫化子一般。
我童年时代，院中的两棵枣树已不见了。我最喜爱的水井，与上面葡萄架也没有了。听说曾有人跳井身亡。故而，把井填平了。这一切可怕的情境，都在三反、五反、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灾难中形成的。家家一样，生活困苦，一贫如洗，令人惨不忍睹。我只能以一穷二白，四字形容之，最为恰当。
第二天清早，哥哥借来一辆旧货车，全家挤在一起，就奔向唐城祖坟，为母亲去扫墓上香。到达之后，啊！那里还有郝家的祖坟呀！那些杨树大道，与两旁的石碑人身石像，都不见了。一座肃穆神圣的大墓园，已荡然无存，变成汪洋一片的麦田矣。
当哥哥将埋葬母亲的地位断定之后，我就立刻跪倒在麦田里，嚎啕大哭起来，不断的喊道：娘呀！您的儿子士明回来了。哥哥与小妹等都是泪流满面，在唏嘘声中，将带来的供品，摆在我的面前，并将各种纸折的金银财宝，与香炷等点燃起来。很久很久之后，在妹妹等拉着我的双臂，在昏迷中醒过来之后，我就闭目坐下来，静静地低头想来：童年时，在清明节，我与小妹跟随母亲前来扫墓时，母亲曾坐在父亲的坟前放声大哭不止，我与小妹则大为惶恐，分别拉着母亲的双臂，哭叫不停。那虽然已是五十余年前的往事，但我依然记忆犹新，如在日昨。现在则是我在母亲坟前，哭啼不已矣。
睡在哥哥身旁，在夜间，他曾对我谈到许多往事。件件都是令人伤心落泪的。他也曾受到惨苦的迫害折磨。现在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但是当他看到我学成业立，身体健壮地归来，却十分高兴。他又带着我在县城内到处游走一番。我过去读书的地方新民高小，与定县初中，都是破烂不堪，一塌糊涂。观之感触万千，痛心不已。哥哥也与九卿兄一样，在第二年就去世了。没想到这次重逢，竟是最后一次面晤。
离别故乡，与哥哥一家人互道珍重泣别之后，我与小妹、甥儿连生三人，就坐上由定县北上去天津的火车。我这位妹子颇有我们母亲的形像与干才。她与在铁路部门工作的丈夫王元英，数十年来奔波在京、津、上海之间，大半时间是各在一方。
妹子一人在天津养三子一女，个个成才，自强不息。她自己则参与上学读书，在工作中努力补习，亦颇有成就。想到我俩在幼年时，小妹聪明伶俐，时常帮助母亲做事，一切都听我这个二哥的话，她是很少言谈的，现在则大不相同矣。她不但能言善道，交际广泛，对其子女更是管教有方，慈中有严，令我暗自敬佩不已。经过数十年的隔绝，我这一次的归来，她数日来陪伴在我的身旁，我看得出来，她心内是万分快乐的。现在一同面对面，静静坐在火车中，她却对我侃侃而谈，道出了她内心中的一段感言，与一件最为高兴的事：二哥呀，您真是咱家中一个最幸运的人啊！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你逃亡到后方去了，还不算什么。在共产党占领平津之前的前两天，你又逃亡离开了大陆，是最难得可贵的了。不然的话，依你这个做副校长与训导主任的性格，在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的期间，你是恐怕活不到今天的。
听她此言，不由令我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在这几天以来，许多友人与教师们，曾向我诉说他们遭红卫兵凄惨迫害的情境，听来令我心冷发直。小妹的话，一点不错，我若留在大陆，是绝对不能忍受那种污辱的，早就死去了。
我们到达天津火车站时，有一大群旧日的同学与好友在等候着欢迎我。九卿夫妇、栋亮、国璋、延年与妹夫王元英等一家，占满了半个站台。最难得的，还有我的恩师李任佩先生，亦亲自前来欢迎我。他已由天津大学体育主任之职退休下来，身体依然十分健壮。他特别高兴见到我这个喜好运动的爱徒，学成归来。
在妹子的家中住了两天。她家只有两间房，小儿连生仍与父母住在一起。他每日晚间是睡在只有两尺高的一个屋顶小空格中。他们生活的艰苦，也可以一穷二白来形容矣。
由天津回到北京，等候机位返美之前，曾去好友李伯时家中一聚。他住在清华大学的宿舍中。当晚介绍我借住在清华大学的外籍学生宿舍内。他一家五口，只有一间房间，他夫妇二人的床头，紧紧地与其老岳母的床头相连，大女儿与小儿子正在读北京大学，就睡在学校里。看到他们生活的苦情，只有再以一穷二白四个字，来形容。
伯时是我定县的小同乡，同住在南门里的南大街上。他曾在日寇投降后，来北平中学进修班一同与我共事两年之久。他是一个智慧型的人才，能书善画，是齐白石的过门弟子。听到他在文化大革命时，劫后余生的苦情，令我惊愤心痛。
约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底，我就如期由北京飞回美国，完成了我为母亲扫墓的心愿。回到家中，虽然对祖国大陆过去的凄惨景象，思来余悸犹存，但心中却安静下来，休息两日之后，即去上班工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