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一九五七）
（一）第一个四年奔波在城固重庆与平津之间（一九四五｜一九四八）
这四年，是日寇享受到原子弹，投降前后的四年，亦是我国，国共两党你死我活，惨烈内战的四年。
结果共产党胜利，席卷大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定都北京；国民党则败退台湾，以海峡一水之隔，形成分裂敌对之局面。
数十年以来，因受美国、日本诸国的操纵与阻碍，至今祖国仍未能统一，令人深叹中国之大不幸，徒唤奈何。
不过，我个人却安然无恙，反而苦中求乐，在祖国美丽的土地上，由城固而重庆。再由天津而北平，度过四年愉快的教书生涯。共军进入北平的前两日，我即由北平经天津，乘一小危轮，险遭不测，而逃难到台湾。
<城固一年任教文治中学>
在一九四四年六月间，我在西北大学毕业之后，昔日同窗好友，个个劳燕分飞，各奔前程。九卿、金铮与玉昌等赶往陪都的重庆去了，我则决定在城固多逗留一年，接了文治中学的聘书。
在城固县内的文治中学，是由西大地质地理系的郁士元教授所创办的。他自兼校长。校内教务、训育与总务等职务，多由西大的毕业生担任。各级教师全职者不足时，即由西大高年级同学兼代之。
在我看来，这个文治中学很像是西北大学的一个附属中学，是该校毕业生一个实习教学的好处所，亦是一般青年人，在进入社会之前一个难能可贵的磨练机会。
在这个时候，文治中学办理得有声有色，名噪一时。四周临县与乡镇来投考的学生日益增多，以致学校不堪收容。郁校长随即又将小西门外之一座大庙改建，作为一分校，由地质地理系刚毕业的张兴仁同学担任一分校长。掌理一分校之一切事务，并约请我协助之。
兴仁，年岁较长，作事稳健，计划周到，尤以待人敦厚、豁达平实为贵。不久，我就由瓮宅迁入分校中，占有一间尚有神像的大房间，穆肃安静，是我读书、准备教学的一个好处所。我俩尚有一个年青勤朴的小工友，晨昏为我们服务，烧茶送水。
我们将这一个新成立的分校，办理得有声有色，很为成功。颇得各界好评。除按时上课下课外，早晚升旗降旗，晚间还齐唱抗战歌曲，好像又回到了我在国立一中的情景。回味无穷。
尚记得，在严冬的夜晚，当学生们入寝之后，大地一片寂静，我与兴仁则坐在办公室内的小凳上，围着一个燃着木炭的火盆，喝着清茶聊天，谈古论今，自由自在。二人情投意和。颇有相识恨晚之感。今日闭目沉思，兴仁的音容，依然清晰的留在我的脑海里，不知他现处何方。只有暗自为他祝福了。
<城固的国立一中>
约在一九四四年底，日寇蠢动，侵犯豫西。母校国立一中陷于危境，被迫仓促间迁来城固。正好占据刚刚迁往甘肃兰州的西师附中留下来的校舍。
我在城固，喜迎杨校长、王师信直、吴师冶民等。他们看到我这个五年来未见的爱徒，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做起教师来，其高兴之情，不言而喻。
前面曾经谈到，在第二学期开始时，我又受吴老师之命，兼任一中两班高二的化学课程，每周十二节，加上我在文治的十六节，每周共二十八节课。
该时我勇气十足，充满活力。夜间在庙内，有神像陪伴我准备功课；白天则奔跑在小西门外分校，城内校本部与东门外教场坝国立一中，三处之间，我却一点不以为苦，反而精神百倍，高兴万分。如此，我就可以小有积蓄，作为一年之后，赶赴重庆一游之旅费矣。
<重庆半载胜利降临>
在一九四五年六月间，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读书四载，教学一年的城固。经汉中过褒城，转赴陪都重庆。
当我到达褒城时，同乡好友，谷国栋先生已不知去向。听说他因好酒、爱赌，生意破产，早已将饭馆卖掉，携带妻子他往矣。想起两年前，他约我来访时，其事业与婚姻两好的美景，曾几何时，竟已人去楼空，怎不令人感伤，为其惋惜耳。
由褒城到四川省之广元，我搭上了一个美国大兵的十轮大军车，与他并肩而行。一路上与他交谈不断，来练习我的英语会话。
当我们正在开车行进中，他忽然将车子停下来，取出一支长枪，让我大吃一惊。不意他却面向天空，大叫一声Birds！立即枪声连响，但都没有击中。他则向我叹息不止。这一个美国年轻大兵的顽皮举动，令我终生难以忘记。可惜我没有记下他的姓名与住址来。
由广元到重庆这一段路程，我改乘公共汽车。约再行一日即到达重庆，我国抗战时的神经中枢，名闻全世界的中国陪都。心中既为到达目的地而高兴，却又感到万分的空虚与无依，不知今后将何去何为。
下公车后，背着我那一卷极为简单的行李，赶去坐轮渡过嘉陵江，直奔南岸弹子石的精益中学。见到了在该校任教的九卿与金铮二人。分别整整一年，今日又重逢，大家都兴奋异常，喜极而几乎都要流下泪来。
当日又见到了我昔日同班好友王玉昌。他在该校担任训育主任。继而他们又介绍我认识了该校校长余鉴明与其夫人陆淑明女士。听说他们两人在重庆政学界交际非常广泛，又常在话剧舞台上担任主角，是一对有名的金童玉女。在我的印象里，二人的确是一对郎才女貌型的人物，令人羡赞不已。
到达重庆这个山城后，我曾畅游上清寺、两路口、青木关与北碚等地，是当时国府各机构的所地。这些地方都在上上下下的一条大道的两旁，其间有公共汽车慢慢地爬上爬下。我在这些政府机构中都有相知或间接介绍的友人，接待居住，与在城固时各校间同学互访的情境相似，一点也没有陌生与孤单的感觉。
有一次，与一位同学在国府组织部食堂吃饭时，看到一位年轻英俊，惹人注意的人进来，与大家一同站立在桌前进餐。他讲话的声音非常了亮，谈笑声不断。友人即低声对我说，他就是我们过去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令我惊奇不已。该时他已被调派为组织部长，教育部长则改由朱家骅先生担任。
当我的盟兄好友萧树滋见到我时，更是特别高兴。对我亦照顾甚殷。该时他正在教育部任职。数日之后，他忽然对我说，教育部已经下令派他去距离青木关（教育部所在地）不远处的山中，一个名叫歇马场的小镇上，去主办一个中学进修班，收容由各地逃到重庆来的中学生。希望我去帮忙担任教职，并兼任训育主任。如此就决定了我到重庆之后的工作。我在一中时的同班同学杨秀禄已由西北师院教育系毕业，亦被萧兄网罗，出任总务主任之职。
不久，我们就在山上的歇马场一个大庙内开班上课了。学生仅有一百多人，但仍在陆续不断地增加中。教职员有十余位。萧兄经常来往于青木关与歇马场之间，与教育部直接接洽校务。经费很充足，一切进展都很顺利。
教职员们有一间小食堂，大家轮流管理，吃得很舒适愉快。众人在山中就好像与世隔绝，过着隐居的生活似的。我则天天在教课之余，与年青的学生们一块儿打篮球，或与采购食物、果菜的同事，一齐越过山岭，去附近的集市上看热闹，探民情，乐在其中。
我们居住在山上的歇马场，距离山下的青木关，约有二十余里。萧兄上下山，都坐由二人抬着的滑竿，这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在山城的陪都，是很普遍的。
这两位抬竿的人，足着草鞋，在高低不平的乱石小路上，行走如飞，快速异常。两人口中则似唱歌一般，互告路形的变化，与应注意的步伐，看来十分有趣，又感到有一点害怕。
我也曾在此逍遥自在的日子里下山数次，与友人一同去各处旅途，但不坐滑竿，全是步行。不由得令我想起在西大四年级时，每周与九卿步行数十里，越小丘、渡小河，去上元观乐育中学任教的情景，与此时非常相似。
最令我难以忘记的一次下山旅游，是在北碚的一日夜。当时我们去洗温泉、吃三六九的白菜猪肉锅贴、住宿一家小旅舍。
就在这个时候，平地一声雷，美国的两枚原子弹，前后落在日本的广岛与长崎，震憾了世人。不久，日本鬼子即于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的抗日战争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前往平津开办中学进修班>
陪都的国府当局，在全国人民热烈的庆祝声中，立即陷于复原与接收的紧急状态。同时国共两党的明争暗斗亦立即浮上台面，由冷战升级为死伤惨重的热战矣。回想起来，那个突然降临的胜利，究竟是喜是忧、是祸是福，实难定矣。
教育部的主要工作，是派员前去接收沦陷区内的学校；收容救济流浪的青年学子，成立进修班。树滋以主办重庆歇马场之中学进修班成绩卓著，驾轻就熟，就被指派前往天津市，成立天津之中学进修班。
树滋立即乘飞机前往北平转天津去上任。行前并安排我与同事吴君颉颖陪同其未婚妻王淑勤小姐，搬往机场附近之旅舍中，等候机位，随后前往。
我们三人每天轮流去机场询问机位。约一周之后，才坐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飞机，离开了我才来数月的陪都重庆。
同时，树滋兄另约有赵联卿、李庆春、张效梦等旧日同学与同事，乘船顺长江东行，经上海直奔天津。在重庆精益中学的余鉴明夫妇，与我的两位好友李九卿与王玉昌则奉派前往河北省保定，去接办一间保定进修班。
我们三人由重庆直飞北平。坐的是一架螺旋浆的军机。在宽大的通仓内，所有人都席地而坐，既没有安全带亦没有把手。故而，在飞机左右摇动时，我们也就随之起舞。大家都是初次坐飞机，有一点紧张，也有一点忐忑不安之感。只有静静地坐着，细听外面飞机的嗡嗡声。
飞行大约四个多小时，就到了北平上空。隔窗往下一望，尽是一片白色，别无他物。下机之后，地面上竟是一尺多厚的雪。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如此美丽的雪景，更庆幸平安地到达了故都北平。树滋早已安排好，有专人来接待我们。立即进入汽车直奔天津。
这间新接收的中学大门口，已经挂起了一个教育部天津中学进修班的大木牌。许多工作人员正忙着收容流浪学生，为他们登记注册，分配班次。
很奇怪，不知为何，我们到此才一个多月，教育部忽然来电，命令我们这一群，刚由重庆来的全班人马，与在北平者对调之。我们当然很高兴能去故都北平工作。大家就立即重整行装，赶往北平上任。
在天津短短的忙迫期间，除办理一般的校务外，有两件事是我亲临所见所闻，感触极深，值得在此记录下来。
<第一件事：可恨又可怕的日本人>
在我到达学校时，首先见到的，是一群带领妻子儿女的日本人，说来深深感到愧疚！抗战八年以来，天天喊着打杀日本鬼子，但是，我却始终未曾见过一个日本人。
今日看到的则是一群丧家之犬似的日本人，正在等候着遣返回日本岛国，在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一个纸牌，上面写着每人的姓名与其他资料，当他们见到我时，即向我行九十度的敬礼，站在一旁，低头不语。
他们这种态度与举动，令我既恨又惊，感触万端。我了解他们心中在想什么。他们是不服的、是不把我们中国人视为胜利者的！他们这种服从命令，忍辱负重的表现反而令我震惊不已。
我曾再三地对我的学生们讲，日本人仍然是我们可怕的敌人，他们将来还会侵略我们的，想想看，你们现在应该如何准备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呢？一定要努力读书、奋发自强、更要培养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明是非、辩善恶，始能胜任愉快。
<第二件事：政府实行宪政举行选举的一场闹剧>
政府为了遵行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言，按照军政、训政、宪政三步骤建国的方针，就立即进入宪政阶段。全国进行选举立法委员与国民代表。
这一项主宰国家命运的大事，适逢我在天津时展开。全国沸腾，热闹非凡。此举在此时此刻、紧急紊乱中举行。在训政尚未完成之前举行，是否合宜，是否有违国父的旨意，我不懂政治，不敢断言，但却目睹到选举的一片乱象，与一个令人望而兴叹的可笑闹剧。
<胜利之后国府定都的问题>
在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之后，复原定都何处的问题，甚嚣尘上，争论不休。一为仍以南京为首都；另一则主张定都北平。结果采取了前者。政府还都南京，并定北平为陪都。此时我们这一群刚由重庆来到北平工作的人，好像是从战时的陪都，又来到了平时的陪都，大家谈来，都不免莞尔一粲。
<回家接母亲的一幕>
当我由天津到达北平时，哥哥士英早从定县来到北平等候着我。弟兄分别八年之久，今日重逢，欢乐之情不言而喻。唯我思念母亲之心万分殷切，恨不得立即返回定县的家中。
在北平停留两日，将学校中事稍做安排之后，即与哥哥一同乘车南下，直奔老家。路过保定时，顺便探望了好友九卿与玉昌，不意他二人，竟坚持与我们同行，去拜望我的母亲大人。盛情难却，就一齐乘火车到达定县我的老家中。
当我见到母亲时，不由得立即跪倒在她的膝前。喜极而泣，眼泪汪汪地流下来，记得母亲亦满眼含泪，却笑容满面，高兴万分。她双手抚着我的脸，好好的看了一会儿，就忙着去招呼远来的贵宾。我却依然跪在地上良久，泪流不止。看到母亲体健如昔，快乐的样子，我内心的欣慰则可想而知矣。
家中的房舍保持得很好，整齐异常。前院出租的小医院，已经改作哥哥经营商店的办公室。九卿与玉昌两位好友在前院住宿一夜，并参观了我们定县雄伟的城墙、城楼与料敌塔。
母亲、嫂嫂与妹子等，就忙着包水饺、做甜点，招待九卿与玉昌。在餐后，大家坐在大院中枣树荫凉下，闲话家常。母亲的问话最多，显示出她老人家的特别喜悦。母亲还命令她的小孙儿，启宏，表演了一套少林拳，以娱佳宾。之后我与哥哥就送二位返保定去了。今日想来，在抗战时的同班同学，亲如弟兄一般的情谊，实为难能可贵。
哥哥与嫂嫂现有三男一女。女名俊香，男者依序名为老道、和尚（启生）与喇嘛（启宏）。这都是我的母亲为孙儿们起的名字。因为长孙生下来时多病，如此即受到神的保佑，长命百岁。妹子心宽，已出嫁，妹夫名王元英，现有一子，名珠江。就住在后院的四合院中，这是母亲最最高兴喜悦的一点。
到家数日以来，四邻远近亲朋好友，都前来看我，为我母亲道喜致贺。我亦曾前往三义庙街姥姥家，与二姑奶奶家拜望，感谢他们在我幼年时对我的爱护。所到之处都是夸奖与欢笑声，很有一点古时衣锦还乡的意味，令我难以消受。
此时我最盼望的就是将母亲接往北平，与我同住。重温儿时旧梦，可稍尽孝心。唯母亲则坚持不肯立即启程，打算先将家中事，好好安排一下，再前往北平。我也以为，晚几天能让母亲安心，才最为重要。
我在家中停留了四天，饱尝天伦乐，又吃到母亲亲手做的美食。疙瘩汤比在读定县初中作通学生时的，更为好吃。因为北平学校中的事极待料理，我就依依不舍地暂时离开了家人，返回北平。
孰知此后不久，国共两党内战，愈演愈烈。平汉铁路时通时断，危机四伏。未能将母亲及时接出来。不到两年，战事急转直下，共军大胜，国军惨败。在共军进入北平的前两日，我就赶往天津，乘一危轮，冒险前往台湾矣。
万没想到这一次返家，未能将母亲接来北平同住，竟是与母亲大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永诀矣！令我一生来受尽子欲养而亲不在的痛苦。
我是在一九四八年底离开北平，直到三十四年之后，一九八二年方能回家，为母亲扫墓。该时北平早已改名为北京矣。
<在北平安居乐业执教的两年>
回忆我在北平的两年，虽然未能如愿将母亲接出来同住，再次亲聆母训，但仍能书信往来问安，盼望着战事停止时，仍能如愿以偿，速接母亲来平同住。
该时，美国曾派大员马歇尔前来北平，参与调停。与国共两党代表举行会谈，即当时所谓之三人小组。还记得，在北平大街上，时常看到一辆惹人注目的黑色轿车，前面一左一右，插着一面美国国旗与一面五星上将的旗帜，据说那就是马歇尔的座车。可惜他空费心思，功败垂成，致使国共内战火上加油，百姓遭殃，倍受痛苦。
在此期间，共军虽然占据了大部分的乡村，并随时能够切断交通要道，采取以乡围城、以面包点的战略，但是国军兵力雄厚，装备新颖，仍能确保诸大城市之安全。故而，人民依然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如常。
这也是我一生来最感轻松愉悦的一段宝贵时光（上图，著者在北平，时年廿七）。我曾走遍了北平市内的大街小巷，游遍了四郊的名胜古迹。诸如故宫、天坛、北海与中南海，颐和园、万里长城与十三陵。亦尝遍了故都的各种美味佳肴。东来顺的涮羊肉、东安市场的糖葫芦、西城的烤鸭与糖炒粟子，夏日夜晚街上小摊上的青脆萝卜、各种冷饮，味美价廉，皆为一时之选。
我更曾聆听过长安大戏院内超级名伶梅兰芳与金少山的霸王别姬；在西安市场内听到过侯宝林的相声，皆为人生难得一见的剧坛绝响。
在游走北平天桥时，观赏到卖艺人间各种惊险万端的杂耍、做唱，令人惊奇叫绝。现在想来，件件依然印象深刻。
（二）第二个四年习陶瓷在台北（一九四九｜一九五二）
<由天津到台湾基隆港口的惊险一幕>
在一九四八年底，国共两党战事已近尾声。我坐火车到天津，匆忙间挤上一艘小轮船，名美信轮，直奔台湾的基隆港。船舱内挤满了人，夜间睡觉时，一个挨着一个，好似罐头里面并排的沙丁鱼一般。
因为过份超重，小轮行得很慢。在经过台湾海峡时，风速加大，船在水上剧烈摇动，险些沉向海底。船上的大人与小孩们，呕吐声与哭叫声混在一起，不绝于耳，其情悲惨至极。我个人一向坐车有晕车的毛病（自己开车时则无），这一次挤在这个小轮中，晕情刺心，痛苦至极。很想跳下海去，一了百了。
大家如此苦撑，数日之后，始到达基隆港口。下船时有点重生一次的滋味。不过数日之后，听说美信小轮，在第二次由天津开往基隆时，因超载过重，又遇巨风，竟遭半途沉没的恶运，令人震惊不已！我不由得自叹，仅数日之差，我又幸运地躲过生死一劫。
离开北平与天津时，正是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严冬。到达基隆时，则是阳光普照，温暖似春的季节，不由得，又令我想到祖国的锦绣河山，纵横于寒温热三个地带，多么雄伟而壮观啊。在整个地球之上，近两百个国家之中，只有中美两个国家，有此上天赐予的土地。
我们应该如何爱待她、保护她，进而帮助她为国人服务呢？至少，我们千万不能再内战连连，处处烽火，去伤害她了。
我站立在基隆港口，看到那些缷货的大汉们，赤足光背，肩扛重物，行走如飞的情景，顿然间令我精神一振，将刚才在轮船上的的昏晕惊恐的苦痛，丢在脑后。挺起胸膛来，坐上公车赶赴台北，重温我在抗战时独自奔往重庆的奋斗勇气，接受这一个新环境的挑战。
<在台北我作了陶瓷工程师>
在台北奔走数日之后，即由友人介绍我进入了台湾陶业公司之技术室工作。职衔为一副工程师。我很高兴改行进入工业界，这也是我主修化学的初衷。不过在我大学毕业之后，能有机会作几年教师，培养一些守时认真负责等教师必备的习性，亦是一件很理想的事，对我未来工作与研究是很有俾益的。
这个陶业公司隶属台湾省最大的工矿总公司，乃其十大分公司之一。厂房分布全省，各地员工共有万人以上。它的四层办公大楼，位于台北市火车站附近之南阳街口，交通十分便利，上下班则有交通车接送之。
这个分公司有二十五个红砖工厂，遍布全省各地，为本省建筑用砖之主要供应者。另有三个陶瓷耐火工厂，分别设于台湾北部之北投镇，中部之苖栗镇与南部之高雄市。
北投的工厂设备最齐全，规模亦最大。为台湾一般家庭瓷器餐具及工业用耐火（砖）材料之主要制造者。用户则多为属于工矿总公司之下的其他分公司，如钢铁公司、铝业公司、化工公司、肥料公司与糖业公司。此外台湾公卖局的制瓶工厂，亦是北投厂的一个重要顾客。陶业公司之技术室，占据办公大楼之第二层，有职员二十多名。设主任一人，组长三人。掌管各工厂之技术改进、新进产品之研制，与解决生产上之技术问题等。
在开始工作时，我首先出差去参观或视察诸红砖工厂。观看其制造过程，所用土质原料以及砖窑之构造等等。每到一处住宿二三日，学到不少新知识。我是以学习不耻下问的态度，向所有职员与工人请益的。他们对我这一个上级派来的工程师竟如此谦虚和气，大出意外，对我反而特别礼遇与尊敬。
每次返回公司，我都将心得与建议写进报告中，呈给技术室翁主任。这位翁主任，是一位老先生，日语讲得很好。据云他在陶瓷工业界小有名气。他上下班，不坐我们大众的交通车，而是有一辆人力三轮车专供他一人使用，只有分公司的总经理，汪申先生有一个司机与一辆轿车。
令我最感兴趣的，则是继续出差到三间陶瓷耐火材料工厂。过去参观的许多红砖厂，操作与设备都十分简单，是与这三间工厂不能相提并论的。对我而言，厂内一切都是初次见的。我需要从头学起。除掉虚心、诚恳地向各厂的工程师们请教外，在夜间则加紧阅读中英文有关陶瓷制造之书籍、杂志。我曾拜托在美国的友人，为我买到一本当时最负盛名，有关耐火材料的书。 Refractory Materials作者为A。 B。 Searles英国人，一九五二年第三版，伦敦出版，九百余页。另外，他还为我购来数册美国出版的Ceramics杂志，都是些陶瓷界新产品的文章与新闻报导。
出差到各工厂时，我细心观察各部门之设备，不同的窑房与制造的过程。回到台北公司时，我就与书本上之理论与技术相互对照之，继续写报告与建议给翁主任。在这一段时光内，我奔波在台北公司与北投及高雄等工厂，日夜学习用功，兼程并进，学到很多实际上与理论上的知识，感到兴奋又愉快。心想这陶瓷工作与研究，将是我今生主要的事功矣。
<我作为技术室实验组的组长>
我这样埋首苦干二年多之后，对工作环境渐渐熟悉，行政与人事方面亦能应对裕如。对陶瓷一行，却越发感到兴趣。并将美国陶瓷杂志上的新闻与新产品等，翻译为中文，传阅给技术室的同仁。如此亦可增加我的翻译能力，可谓一举两得，彼此受益。
我对各工厂之制造过程，常提出改善的方法与计划，更建议试制各种新产品。引起了翁主任的共鸣，与其对我的器重。不久他就与汪申总经理商榷，在技术室内增添一个实验组，专理各工厂制造方面之改进，与研制新产品，并任命我为主办工程师，兼任组长。这个职衔与任务，给予我很大的方便与权力，我就可以尽力而为，来发展我的抱负矣。
我的组长办公室，虽然仍在台北公司内，但是我却常到约有十余里外的北投工厂。在该厂陶瓷部门，结交了两位由大陆景德镇来的工程师，刘晨与周绍文。他们对配料、制坯、烧窑等工作都有实际经验。另一位吴让农工程师，是北平艺专毕业的，很有美术与设计的才能，制石膏模与手拉坏则是他的特长。在耐火材料部门方面，我曾获得该厂工务课长于锡奎工程师的合作与协助。他是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的，瘦小的身材，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甚得全厂员工的敬重。记得该时的厂长为宋光梁先生，他是一个守时守份，忠厚诚恳而好学不倦的老先生。
<研发两种新产品>
在两年之内，大家齐心合力，共同研议，经过多次反覆的实验、无数次失败的教训与改进，最后，获得两项成功的新产品，并得到陶业公司与工矿总公司的特别嘉奖。
第一项是卫生瓷器，以抽水马桶为主。当时，台湾所有的卫生瓷器，全是由日本与欧美进口的，价格昂贵无比。我们的新产品在台湾尚属首见，虽不敢言美，但却实用而价廉。不久量产之后，有供不应求之势。每次一窑数十件，坐在厂内等候的商人很多，一出窑，即被抢一空，全厂员工喜气盈门，名声大振。我们这些催生的工程师们，更是兴高采烈，相互庆祝，传为佳话。
第二项新产品是酸性耐火砖。这是台湾烟酒公卖局制瓶工厂窑房内所需的一种耐火砖，主要材料为SiO2， 其配方与烧制方法多参照A。 B。 Searles书中资料。
言及此，我曾得识一位制瓶厂的田增英工程师，由于酸性耐火砖在制备与应用方面的技术问题，我们常在一起商榷研究，故而变为好朋友。以后我俩又曾分别留学匹兹堡，更曾同在西屋电气公司陶瓷研究室工作，结为至交，此乃后话。还记得两间工厂员工曾有一次篮球友谊赛，我为陶瓷厂的队长，田君则为制瓶厂的领队。还留下一张五十多年前的小照（上图，与田增英合照，穿西装者），今日重见之，感念无限。
（三）第三个四年准备留学在北投（一九五三｜一九五七）
<留学动机与难关>
自从来到台湾，由教育界转入工业界，在陶瓷方面工作数年之后，我就在此领域中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常在深夜沉思默想，我国的瓷器，自古以来即名闻于世，乃我国之一大发明，并将瓷器译为（China）之名，这是何等荣誉之事呀！但是时至今日，我国在工业与科技陶瓷方面，却远远落后他人，实感汗颜，有愧于祖先。今后我应该加倍努力学习，立志作一个推进我国陶瓷工业的研究员。
在这个时候，台湾政府当局为了发展经济，培养科技人才，每年除掉考选少数公费留学生之外，还举办自费留学考试。参与者众多，每年都有不少出国深造者，这种风气也自然地勾起了我的一个幻想，设法出国留学。到美国去学习陶瓷！
不过回头一想，这是极不可能的。第一，十几年前学到的一些化学方面的知识，现在差不多全已忘光。何况十余年来，在化学方面更有革命性的发展，对我则是完全陌生的。第二，在英文方面，说听读写，自感都不够水准。第三，可能是最大的问题，要有至少两千四百元美金，存在银行作为押金，始能签证赴美留学。我的手中则是分文皆无。是故左思右想的结论，在我来说，留学不只是幻想，而且是痴人说梦话。
但是为了安慰自己，我又想到，我在中学与大学时，都是名列前茅的好学生，现在也握有大学四年优异的成绩单，为何不去努力争取呢？难关自然重重，不过亦应一步一步地去克服呀！走一步说一步好了，你不去试，那会有机会呢？
想到这里，竟然又兴奋起来。决定从今日起，要向留学一梦，自修奋斗之。立即想到第一步该做的事，应该是补习化学与英语。
<自请调往北投工厂>
为了自修读书，我需要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工作，更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在这个扰攘喧哗的大楼中，是绝对不行的。经过多日来的思考，最后想到一个可行的办法，自动请调，去北投工厂作一个顾问工程师，主持一个实验室，专做研究与改善产品的工作。
想到就做到，我立即将请调签呈送给技术室的翁主任。这是一个极为冠冕堂皇的惊人之举！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人都盼望着，去到公司内工作，高高在上嘛！谁肯调到乡下的工厂中，去受罪呢？更何况我在公司已有实验组长的职位，并且深受上级的赏识哩！
但是他们那里知道我的葫芦内装的是什么药呢！在我一再诚恳的请求下，就得到了翁主任的许可与上级的批准，调我前往北投工厂，主持研究工作。
不久我将公司实验室内的仪器与书籍，连同我组长的大型办公桌，全都搬进北投工厂中。如愿以偿地，过起一面工作，一面读书自修的生活来。
暇时尚可多与工厂内苦难的工人们接触，厂内主事者，若有重要会议时，都会请我以顾问之身份参与之，如有人员来厂参观或视察时，则多由我相助接待。
<自修化学与英语>
第一步开始要做的，就是补修各类化学课程，与训练英语会话。这将是我最近二、三年内主要的自修科目。这不仅是为了准备参与留学考试，更是，如果能够留学时，在美国读研究院的基础。
首先，我买来台湾大学化学系现用的四本教科书：有机、无机与物理化学，另一本则为电子仪器分析化学。随即开始一节一节、一章一章地细嚼慢咽，读将起来。其中许多新知与难题，常常令我苦思，终日不得其解。唯在最后获得解答时，则又兴奋至极。好像又回到过去在西北大学读书时的情境。
在英语会话方面，每天早晨，在上班之前，我收听美国之音，赵丽莲老太太的空中教学一小时。主要是借以改正我的发音与音调，得益良多。这位美国老太太，对台湾学习英语的人，贡献至大，是台湾最敬仰的一位师尊。
同时，工厂中新来了一位年龄较长的方铭工程师。他是工厂内刘、周二位工程师在景德镇一同工作的师兄。他高高的块头，诚恳朴实，爱好运动。到工厂后，立即加入了我们工厂的篮球队。我二人也立即变成了好朋友。天天在下班后，一起打篮球为乐。
方工程师亦很热衷学习英语。不久，他打听到在北投有一位美国牧师，在住处讲授圣经。他就约我一同去参加。一面可听圣经上的故事，另一面则可练习英语会话。
这位女牧师Mrs。 Larson，高大的身材，年约五十余。对人很和气，但十分严肃。讲道教学，十分认真。我俩每周去一次，每次约两小时。对我在英语上的听与讲，大有帮助。
数年之后，在我赴美留学之前，去向她致谢辞行时，她送我一本小型圣经，并且在内页为我题字。她还给我一封介绍信，到美国时去会见一位牧师。她深知我是一个苦学的贫寒人。其关怀之盛情，令我终生难忘。
在我搬来北投工厂之后不久，我由台北租来一架老旧的打字机。暇时即练习打字，以便日后申请美国学校之入校许可与奖学金时，填写表格之需。我这一个准备留学的事，不愿任何人知道，尽力保密，以免失败时受人耻笑。
<通过自费留学考试>
在最近十年来作教师时，天天测试他人，我却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一次为了梦想留学，竟与一群刚由大学毕业的青年人，一齐进入考场应试，感慨良多，哭笑不得。
记得，那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因为日夜忙着读书，过分疲劳，染有一点感冒，虽然穿着一件很厚的大衣，仍然感到冷得打颤。如此经过一整天的考试，回到北投工厂时，立即睡倒在床上，小病了数日之久。
数周之后，当报纸上登载出国留学考试的名单时，许多人看到有我的名字时，都大吃一惊。尤其是在台湾国立一中与西北大学的昔日同学好友。都来向我致贺问询，我的心内，却是喜中带忧，深知前途茫茫，难关仍多，能否成行，仍是未知之数耳！
<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一仟二百美元之助教奖学金>
在六十年代，台湾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一般人若想留学美国，在经济方面是负担不起的。同时美国政府为了防范留学者到美国之后，生活不能自给，而影响社会治安，故而，规定留学者必需备有押金两仟四百美元，存在台湾银行内，始能申请签证，进入美国。
这一笔钱在当时计算合新台币近十万元。在一般人的眼中，乃天文数字，很少人能够拿出来的。是故，想来美国留学的人，除掉借贷之外，就只有向美国的大学申请奖学金一途。当然啦！大富翁的子女们则为例外。
很早以前在台北，我认识一位冯宝国小姐，她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能言善道，性情爽直，英语一级棒。那时她在一间德国洋行做事。她有一个在美国读书的男朋友，秦鼎新，也是我很熟悉的友人。现在她人在美国匹兹堡，已与鼎新结婚。鼎新刚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得电机博士学位，来匹兹堡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工学院（Carnig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做教授。宝国在结婚后，仍继续在匹大读书，攻读分析化学博士学位。
宝国是一个热心帮助朋友的人，对我留学一事帮忙很大。经她将我大学四年的成绩单与申请入学的表格，送至匹大化学系。经过审查，数周之后，我在北投，就接到匹大的来信。除掉入校许可外，并且给予一仟二百美元的助教奖学金。这一封信对我的鼓舞甚大，心想我的幻梦成真又接近了一步。
<第二个美金一仟二百元的难关>
我在工厂的薪水只能维持生活，毫无积蓄，更是连一块美金都没有的。现在虽然有了一仟二百美元的奖学金，但是另外的一仟二百元美金如何去筹措呢？这一难题曾令我日夜费思，寝食难安达两月之久。
有一天，在台北遇到西北大学同学韩正本。他问起我留学之事，我则告以苦情。正本立即慨然对我言道：我的哥哥韩祖铭，你在西大时打篮球的好朋友，现在美国得博士后，在一家矿业公司做事，你可与他去信求助。 ，正本学弟非常热心，立即将祖铭在美国的通讯处写给我。
祖铭与我是同期考入西大理学院的。他读的是地质地理系。在校时吃饭、上课、住宿，我们常在一起。他虽然不善打篮球，却对篮球十分有兴趣，是我们理学院篮球队的啦啦队队长。
当他接到我的信时，数日之后他就寄来一张六百美元的支票。是他担保，以很低利息由银行借来的。可借一年之久。这真是曾共患难的好友雪中送炭，令我感激不尽。以后我到美国，数十年以来，我二人书信不断，并且数次互访，成为莫逆之交。
唯所缺的最后六百元美金，仍然令我头痛不止。不过这六百元美元，只要能存入台湾银行，得一银行证明，两个月之后即可取出。有此银行之证明，就可去美国大使馆，申请留学签证矣。
我还记得，这六百美元折合新台币两万四千元，是向一位友人家借到黄金四两，言明两个月后奉还。将其售出，得两万元新台币。其余四千元则是从北投工厂一位包办粘土的老板处，以八分月息借来的，所幸仅借两个月而已。
回想起这一段筹借一千二百元美金的往事，令我感触万千，终生难以忘怀。钱，我常戏称之为铜臭，但是有时没有这些铜臭，许多紧要的事则办不成矣。人生就是如此，徒唤奈何耳。
<留学美国之签证考试>
留学一梦至此，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矣。不过，这最后去美国大使馆签证的一关，亦曾令我心有顾虑，忐忑不安，生怕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该时由台湾申请去美国留学是很不容易的。他们是怕留学的人，一进入美国就不出来了。尤其是对一般贫穷国家的人民为然，多有刁难，条件严苛。
第一天，先去参与笔试。老美给一个题目，写一篇作文。我记得很易应付。第二天则为口试。是一个黑人，他看到我这个文质彬彬的年长学者，对我非常尊敬的样子，两人亲切地小谈片刻。他就在我的护照上盖章签字。这大概是因为像我这把年岁的人，去留学读书，恐怕不多的缘故吧！
回忆中写这准备留学在北投一节，信手拈来，轻松快捷，仅数页而已，但是却化费了我四年之久的时光。所谓事在人为，诚然哉！但亦靠天意耳。
（四）北投工厂内的几件小插曲
我在一九四八年底，由北平经天津到台湾。复于一九五七年的夏天，离台赴美国。前后整整八年的时光，是在宝岛度过。
前四年虽然在台北居住，名义上在公司内上班，但主要工作，却是出差到北投工厂。
在后四年我则迁居在北投上班。在北投工厂日夜与工人们相处，他们都以郝工程师称呼我，在办公室内的同事们，则坚持称我郝组长。
我对厂内近二百名员工的姓名，都可以立即叫出来。大家亲切如一家人。故而，如言八年在台湾，不如说八年在北投，更为洽当耳。在这八年艰苦的日子里，可以讲述的故事不可以数计。在五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将记忆犹新者，略述数则如下：
<我与工人情深义重>
我与工厂的工人们，在极为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天天一同工作。朝夕相聚，情似家人。在我的心目中，这个工厂就好像是一间学校。开始时，我到这里来是作学生，向他们求教、学习有关制造陶瓷的方法与技艺。后来好像我又变成了这间学校的教师，来指导他们，如何改进制造的方法与解决困难问题。真的，我对他们，就像在城固、重庆、天津与北平时，对待我的学生一样。所不同者，则是他们不称呼我郝老师，而叫我郝工程师耳。
在那个时候，大家的薪资都很低，仅能维持起码的生活而已。但是他们却过着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的日子。每逢过年过节，或时俗《拜拜》的时候，就会大开宴席，大鱼大肉，请来客人庆祝之。他们每家都会来请我们这些工程师们去参加，视为一大荣幸。及时，更是每人热情地互相敬酒，大声猜拳，热闹非凡。
年轻的周绍文工程师最爱喝酒，并且每次必醉。醉后之苦情曾令我惊心。我是从来不饮酒、不吸烟的。只以茶水代谢之。久而久之，他们都已深知，也就不再来以先饮为敬，而逼迫我矣。不过，他们那种坦诚的真情友谊，却是令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工厂的贫困情境>
在那个年代（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台湾是一个极度贫困的海岛，水电不足、交通闭塞、国民教育只有六年。人民的生活十分艰苦。是故工厂内的女工与童工甚为普遍。他们来工厂工作时，都是身着短衣短裤，赤足木屐。有的女工，身后还背着一个待乳的婴儿。她们的工资比男孩还要低，大半是以件数计算的。
他们在如此艰辛的情境中，却都能安分守己，努力工作，没有一点儿抱怨的心情。在上班或下班的时候，我能听到的则是在马路上的笑声与木屐声，这些可爱可敬的工人们，勤俭诚朴，过着极为快乐的日子。反而令我羡慕不已。许多工人的面貌与说话的声调，至今我仍能分辨出来。
当我在实验室内读书自修，感到疲累的时候，我常常去工厂中巡视一番，所有正在制坯、注模与打砖的工人们见到我，都会笑脸相迎，叫一声郝工程师好。我也会立刻叫出他们的姓名来，问长道短，小谈片刻。我还常常去逗一逗她们的小孩，或看一看她们身旁正在熟睡着的婴儿。今日想来，台湾已经出现经济奇迹，跻身富国之林，此种情境早已成为历史，不会再有的了。但却令我依然怀念不已。
<工厂内一件可怕的惨剧>
谈起这件惨剧，虽然已是五十余年前的事了，依然令我胆战心惊，余悸犹存。
事情是这样的：工厂内有一位老工人，名叫周阿三。在粉碎部工作已有二十多年之久。他工作十分勤奋，天天总是第一位来到工厂的。他负责管理三个大型粉碎机。这种压碎硬性矿石与旧耐火砖的笨重机器，是常会出毛病的。他总是在灰尘飞扬、铁磨夹缝中穿来钻去，进行修复。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总要勤告他，多加小心，进入辗磨之前，必定先关掉电闸，一定要将口罩戴上。我对这位不善言谈的老工人，特别敬重。
他有一个收养的孤儿名周枝木，也在我们实验室中作工友。两父子感情不很好。老周管教甚严，常见他在工厂内，追赶着叫骂他的儿子。
有一天，大概是老周艺高人胆大吧，一不小心竟被偌大的铁辗当场压死，血流满地，惨不忍睹。立即震撼了整个工厂。我曾亲去现场察看。观之不觉泪下。
工厂根本没有保安的设施与保安的规则，更没有保险的条例。如此，从公丧命，公司方面大概对其家属会有一点抚恤金吧。详情不记得了。
在老周出殡的那一天，我曾先到他那矮小的住屋中看过一次。简陋地似无一物，谈来可悲可怜，令我心酸。出殡时，除掉他那许多一齐工作的伙伴们之外，工厂内管理人员只有我一人。穿着整齐地跟在灵后，含泪送至埋葬处。人情冷暖，怎不令我感触万千呢。
<我作了一次月下老人>
另有一件事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一件大好喜事，我很成功地做了一次月下老人。
在前面曾经谈过，死去的老周有一个收养的孤儿周枝木，在我实验室中作工友。他帮助我的技术员做些杂务工作。他年方十五岁，聪明伶俐，敦厚诚实。我曾一再劝告他，晚间去台北补习班进修，读中学或职校，学有一技之长，将来会有一个好的前途。他听从我的话，就每晚去台北上课读书。有问题时，就来请教于我。我成了他的一个家庭教师。这也是我过去数年以来养成的教书习惯了。
同时在工厂粉碎部有一个与他同龄的女工，名黄番草。帮助该部主管作些记录与传达公文的工作。这位女工作事勤快，有条理，长得亦秀丽，颇有一点葡萄牙遗传的影子。许是由于台湾曾有一度被葡国占领过。她也常到我实验室来送公文，有时也为我做些工作。
有一天周枝木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道出他的一件心事与悲情来。事关他与黄番草恋爱事。当黄女家中父母知道之后，就严禁二人再来往，主因是枝木为一孤儿，老周死后家中毫无所有之故。
当我将实情仔细调查之后，就将黄女叫到我的办公室内，询问她的意见。因为他们在工厂中对我特别敬重，知道我对他们最关心爱护。她就坦然告诉我对枝水亦甚钟情，爱慕有加。之后我就将他二人同时叫到办公室来，当面告诫枝木，应该集中精神，努力去自修，读完中学教育，将来一定会扬眉吐气，前途无量的。黄女则应坚决与家中双亲禀告实情，婉言请求交友与未来婚姻之自由。不过两人此后应互相勉励，保持纯洁的友谊，不要作出让人耻笑的行为。
我更进一步言道：你二人都在工厂工作，常能见面叙谈，正是你们俩最应享受的美好时光呀。两人都很听话，高兴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之后周生读书的成绩，则大有进步。
在我决定赴美留学，将要离开台湾的时候，有一天他二人一同来见我，很高兴的对我说，两人已得家长的同意与许可，可以先订婚了，并且请我主持他们的订婚仪式，以示纪念。
在那一个小型茶会中，除掉他们的亲友外，有不少他们年青的伙伴们前来参加。人人都很高兴。我在讲话中，除掉赞扬二人合作的精神，祝贺外，更极为严肃的说了一大套道理。说现在二人千万不要急于结婚，一定要枝木学成就业，能养家自立时，才结婚生子。订婚后结婚前，应该是青年人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盼二人能充分享受。番草的双亲第一次见到我，一再谢我对他二人的关注与教导，尤其是督促周生去读书的一节，是他们最为感激的一件事。
十七年之后，在一九七四年，我由美国初次返台访问时，台湾的进步发展，创造经济奇迹的名声，早已传遍全世界矣。当我看到枝木与番草二人时，他们早已结婚有，二女一子。并且自立门户，创办了一间专制青瓷工艺品的小工厂，生意兴隆，大发财源。成品多销售到东南亚。枝木开车请我到他们的工厂中参观。给我的名片上，竟然是两间公司的董事长矣。看到这一对年轻夫妇的美好家庭，我不但特别高兴，更有一点骄傲。
<别矣宝岛>
一九五七年八月的一个大热天，我在松山机场离开台湾的时候，为我送行的人很多，有国立一中与西北大学昔日同窗，有陶业公司与北投工厂的同事员工。
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年近四十岁的穷光蛋，竟然能够冲破种种难关，前往美国留学读书，是很不容易的。他们更心知肚明，我这一去，困难重重，前途未卜，许多知己的好友都不免为我操一把冷汗。不过在当时，大家都兴高采烈祝我留学成功，早日归来兮。
当我在机场看到正本时，我几乎激动的流下泪来。不自主的对送行的朋友们，大声说道，若无正本与祖铭两弟兄之仗义担当，代为借款，我的留学梦是不会实现的。
当飞机升起仍在台湾上空盘旋时，我低头隔窗下望，看着整个的宝岛，好像是一片绿叶在海水上漂动，美丽极了。心想，我曾在这里度过八个年头，前四年在台北学陶瓷，后四年则在北投半工半读准备留学，现在走上了去美国的路，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呀。飞机渐渐离开宝岛，上升钻入云层之内，我则闭目沉思，想起母亲来。我此时远离祖国与她，不知母亲如果知晓时，是何心情。我唯有祈求上苍，保佑我那苦命的母亲啊。别矣宝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