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弹性很大，有时不怎么明确精准，用来订法律、立契约，常常有漏洞可钻。但是这种含混笼统的弹性，用来写诗歌、成文章，则不明确的模棱处，理解头绪不一，反而特别妙绝。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字是感性的文字，不是理性的文字。
譬如康有为在上海，打电报给北京的龙泽厚，电文极其简单明了，仅即来二字，嘱龙即刻来沪。那知龙接读电文，以为康即将来到北京，于是康在上海等，龙在北京等，都不见对方来到。原来这来字康的意思是前来，龙却认为是前往，往与来，来与去，相反的语义，居然是通用的！
又譬如前阵子立委选举，某党由七席增为廿一席，新闻媒体有的写增长二倍，有的写暴涨三倍，说二倍三倍读者几乎都能接受。如果由七席增为十四席，说是一倍也可以，说成两倍也可以，一倍两倍，不同的数字，有时竟也通用！
用最浅白的句子，人人都懂的话，写他说你要来五字，总该明确无误了吧？哪知道只要将每个字的重音强调一下，会变出许多歧义来：
如把他字念得又响又长，他说你要来，意思是：是他说的你要来，我并没有这样说。
把说字念得又响又长，他说你要来，意思是：他是如此说，你究竟来不来不知道。
把你字念得又响又长，他说你要来，意思是：要来的是你，未必是我或他。
把要字念得又响又长，他说你要来，意思是：是你死皮赖脸一定要来。
把来字念得又响又长，他说你要来，意思是：命令式的，你必须来，否则揍你！
这五个字真有弹性，像橡皮糖一样，那一点拉长捏粗，含意全走了样，随着情况语气的不同，这五个字还不止上述五种意思呢！难怪一部《论语》可以这样解，那样解，尽管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到时候这个学派那个学派，各说各话，含义游移不定，人人言之成理。
但此种文字含混模棱的特性，歧义既繁，包容量自大，表现在诗文上，常有意想不到的奇异妙处。
譬如李商隐的诗：一春梦雨常飘瓦，连雅堂在《雅言》里认为梦雨就是闽南语雨毛，即毛毛雨的意思，当然，古书中灵雨其蒙，或是益之以霡霖，这汉蒙、霡霖都是毛毛雨的异写而已，但是将李商隐的诗直接翻译成一春的毛毛雨常在瓦上飘，说得太死，太明白无味了，远不如原文用梦字雨字，黏合二个名词字，产生出繁复的意象，要有趣多了。
清人苏孙瞻善于画画，题山水画道：但见云来往，不知峰是非。这二句诗很堪玩味，云来往，容易懂，峰是非指什么呢？旋见云起云灭，不知是峰非峰？这是非乃指是峰耶？非峰耶？的或隐或现吗？还是双关着：人情往来多，是非就多，谁能往来但管往来，却独立于苍茫之外不生是非？风景之中贯通了逍遥的世故？这峻峭的山峰像一个不染世情的高人？也或许还有其他的想法？正因为意义不确定，随读者领略的深浅为深浅，句子就妙了起来。
女诗人纽素高写的<送春诗>：樱桃梅子撩愁眼，尝尽甜酸过此生。尝尽的甜酸，何啻是樱桃的甜，梅子的酸，只举两端而人生的甜酸苦辣成败利钝全在里面，要怎样翻译这诗句呢？尝樱嚼梅中，有着诉不完的悲欢离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