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沈葆桢，都是清代名声极好的朝廷大员，但两人绝交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起因是由于曾国藩在围剿长毛匪徒时，军情紧急，缺饷缺粮，而附近的沈葆桢却把江西漕银扣克住，所有厘捐都不接济曾分文，曾认为他只顾自己的安危，不顾国家全局，对湘军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曾国藩认定沉是在出卖他，所以记恨在心，坚决绝交。
直到洪杨之乱已经剿灭，曾依然对沈不理不睬，沉几度写信去道歉，曾也不回答。这时有位名叫陈右铭的才子，听说两人有难解的心结，就去拜见曾国藩，对他说：
我一路上坐船到江南来，中途遇到了巨风，舟子们虽然各自努力撑船，但场面紧张时，掌舵的在狂风里骂撑篙的，撑篙的在暴雨里骂打桨的，这些舟子们本是父子兄弟，但情绪一激动，出口就是责备，好像不能相互容忍，过了一回，风停了，船也泊在港湾了，他们买酒买肉来互相慰劳，又恢复了平日一家人的情谊。
陈右铭叙述路途所见，作了一个结论说：真过分呀！这些卑贱的小民，每天喜怒无常，变化得这么快呀！
曾国藩觉得陈的结论不太对，开示他道：在狂风暴雨里互相叫骂，那是大家害怕船会翻覆呀，这些责骂，并不是为了私心，而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等到船停妥了，疾风急雨也过去了，就在一块饮酒作乐，这不是很正常吗？你为什么笑他们喜怒无常呢？
这时陈右铭把手一拍，嗨了一声，乘机说：那么你和沈葆桢之间的争执，不也是大家害怕两江一带全部翻覆给太平军吗？现在两江一带既已平定，但是两位的意气顽强，不肯和解，难道你们的见识，还比不上卑贱的船伕吗？
曾国藩听后，忍不住哈哈大笑，拉着陈右铭的手说：来来来，我现在马上写一封信，托你带去给沈葆桢。从此曾沉两人恢复了朋友的情谊。
从这寓言可以明白，任何一个团体中，少不得遇上困难，会意见相左，产生磨擦，各人都自以为站在正确的一边，而纠责对方，即使语气粗鲁，全属峻急的命令式，以致结仇不理，但自信是为了团体好，并不是为自己的私心。
照舟子寓言的讲法，风雨飘摇时，掌舵的责骂撑篙的，撑篙的责骂打桨的，人人是团体中的一分子，人人都有权责骂别人，这景象仍属常态，因为人一遇紧张，性命堪虞，即使是父子兄弟，弟弟也会对哥哥骂，儿子也会对爸爸吼，为求万全，少不得逾越礼分，严厉地责怪对方。所谓责怪，用意在看紧对方，力保全体，提高警戒，严禁疏忽，不容有丝毫闪失，责怪真正是起于团体的爱，所以说这是鄙俗野夫们的爱之深责之切，乃是人情的常理。
但这寓言的重点不在强调困难时刻的相互叫骂，而在强调风雨过后的相互慰藉，真的是为了大家好，各人尽完了全力，就会把相互的责难抛诸云霄之外，不会记恨在心，冤冤相报的。
放眼今天国内各党派门阀的金权贵族们，是否比得上鄙俗野夫的胸襟呢？在这惊涛骇浪的历史时刻，你咬我，我咬你，排挤异己，无有宁日，今天吵完了，明天却不见复合欢庆，裂痕扩大了，没人在珍惜风雨同舟的情谊。
真不知我们是否有雨过天晴的一日？不同党派、不同潮流是否有买酒买肉共同欢庆的一日？各种责骂如果真是起于对团体的爱，应该有恢复嬉嬉然像一家父子的一日呀？为什么心结愈缠愈紧呢？
想想唐太宗能从敌党中选拔人才来用，得其死力，而成就大业，后来太宗昭陵的陪葬诸臣中，十之八九当年都在敌党阵营的，敌党都能吸收，才略何等高大？而我们同党反成水火，智慧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