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教陶渊明诗文的先生，正在解说脱出尘网的快乐、卸下职务的愉悦，说三径既荒，而松菊犹存，荒径也可爱，松菊更是美。讲着讲着，有位学生忍不住举手发问说：如果人人卸下职务不干，唱一声归去来，那么世界上的事谁去做呢？
学生的话，自然有理，但教师也有他的看法，他说：佛陀把人世看做火宅，叫人最好出家，你也会担心：如果人人出家，人类不是绝种了吗？事实上，三千年来佛教传遍了全世界，人口反由几千万增加为六十亿。据专家占计，至下世纪末，人口将狂增至二千亿以上。所以佛陀尽管强调出家的好处，人会绝种的担心未必就发生；陶渊明尽管将桃花源、五柳先生写得美极，千年来红尘里依旧热闹滚滚，西方人说把叫化子扶上马，他就永远不想下来，其实何必叫化子，让做官的上了马，一任再任，个个意犹未尽，谁肯下马凉快呢？所以世间的职事，并不会没人做的。
依我看，师生两者是站在不同的层次上对话，陶渊明说的是一种审美的经验，而质疑者提出的是一种现实功利的经验。功利世界中的是非、穷达、美丑、大小，并不同于审美观照下的高尚恬美，审美是必须超越现实利害的，如将它们混在一起，用功利去衡量审美，才发生如此的疑问。
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例如溜冰吧，学习溜冰的过程，有人摔伤腿骨，有人跌掉门牙，最起码也得人仰马翻，来几次狗吃屎的仆跌，在现实是不好受的。屡次的摔倒，不断地勤练，到了有一天在冰上滑行自如，再来回想这段学习的过程，那时与现实有了些距离，用超脱现实利害的眼光来回顾，顺利与平稳，反而淡而无味，受伤与流血，反而最有谈兴。因为现实中的痛感，这时已转变为审美中的快感，现实中愈痛苦，审美中便愈快慰，痛苦经验一旦成为遥远的客观地观照的对象时，不幸事件涌生出来的可能全是美感了。
大文豪萧伯纳是否善于溜冰？我不知道。他是以更客观的审美态度，将生活中的痛感导引向艺术中的痛感，领悟出人生的大道理，他说：不出点洋相，就学不会溜冰，人生的冰可滑着呢！把人的一生看成一大片冰原，人人在上面无助地滑溜，一切技巧全凭自己去摸索体会，一切伤痛全凭自己去领略承当，若没有几回四脚朝天的撞仆经验，还叫什么人生呢？在他审美的观照下，摔跤也正是人生美景了。
再举一个艺术世界中的例子，例如《水浒传》吧，有人将文学看作达到政教目的之工具，所以批评写潘金莲是诲淫，写宋江是诲盗，更有认为少年郎不适宜看《水浒》的。有人将文学看作行善积德的工具，所以认为施耐庵家里三代遗传哑巴，是造物者对他的惩罚。这些人都抱着现实功利的想法。
宋江等三十六个淮南强盗，在河朔一带横行，杀人放火，在现实世界是一种丑、一种痛，但到了龚圣予替他们作赞，周密将它写入《癸辛杂志》，就站在面对历史故事的怀古心情去看他们，将宋江等人摆在一段现实距离之外，丑中有了美感，痛中有了快感。至元人将宋江事迹演为《水浒传》，已完全跳出社会现实利害的批判，不从政治教育的立场出发，只着重在文艺性格的刻画，在审美世界中，强盗竟产生了英雄式的崇高感。
审美与现实，各有不同的天地。明朝末年，宦官阉党，把东林讲学的君子如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等，一个个套上《水浒传》的外号，叫什么智多星、花和尚、豹子头，称为点将录，指为造反的山东妖贼，想一一杀掉。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也利用宋江曾被张叔夜击败投降的史实，来打倒林彪，将审美的快感又回到现实斗争的痛丑里去，将现实与审美搞混，这种现实的罪过不是审美的文艺本身该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