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像老年的夫妇偏爱么子一般，许多作家对早年写的作品，都想火葬水葬土葬，好像只有后来的作品才见得了人。早年所写的，就像一张小时穿了开裆裤的照片，千方百计想遮掩，不愿公然见示于人。像梁实秋曾用过羞愧得无地自容的话来形容，钱钟书也对问起少作的朋友警告道：不要做闯进罗帏的春风嘛！揭人私隐，是如此薄情忍心，我会怨你的！
这种悔其少作的作者心情，已有了二千年的历史，汉朝的扬雄在年少时喜欢写赋，足以媲美司马相如，到晚年眼界高了，就批评自己的赋道，那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这种小技，乃是壮夫不为的！
最绝的，是晋朝的殷浩在年少时，曾作一首诗送给桓温，没想到桓温后来一直威胁殷浩说：别惹我！不然我就公布你那首少年的诗！不知那首少作真是如何见不得人？竟变成强拍的裸照一样，捏在别人手里，成为闺女一生的把柄了！
后代学扬雄的人，不知凡几，像清代的孔宪庚，公然宣称把往年写的诗稿，全部丢进江里去水葬，还画了一幅云水诗飘图来到处张扬，龚定庵写诗鼓励他道：从此不挥闲翰墨，男儿当注壁中书！认为年轻写诗是闲翰墨，注壁中的古文经，才是男儿的大事业。
也因此，清代盛行着著书忌早的说法，顾炎武更把以未定之书示人作为著者最大的忌讳，这些说法当然有其理由。但是如果你既有了少作，而把少作视作少年秽迹一样，而期望别人能厚道一些，能佯忘旧事，那就太多余了！少年的作品，虽然有瑕疵，老年的作品，就一定好了吗？况且若没有少年时的砥砺改进，哪会有后来的成就呢？再说，像扬雄少年的赋，在大学国文课上仍能读到，而晚年自以为了不起的《太玄》、《法言》呢？当时就有人预测会拿去遮盖酱缸，至今仍然读者缺缺。所以文章的得失优劣，作者本人也未必料得准。至于像孔宪庚的水葬，更难证明注经训诂，一定会胜于文艺写作。只怕他经也注不透，诗也写不好，所谓水葬，只是一种自我的虐待与逃避，恨自己不成器罢了！
清代大儒焦循就批评这种将旧作悉付诸火的行为，是矜心在作怪，都是由于下于别人又不甘心，想胜别人又不可能，只好用火来烧，真是悲哀。客观些说，作者只要罄尽自己的才智，发自内心的枢机，即使是少年的作品，都代表自己一时忠实的看法，何必讳莫如深？天下的书，本来没一本可以永远定稿，连圣人的话也未必句句都能定于万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