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饮食起居极易解决，国民所得年年升高，囊中富裕，时间也富裕了。
交通便捷，腰缠万贯，跨国来去，眼界识见都富了。
北平的文化国宝，南京的中央典藏，都运集台北，古典书册多，胸罗万卷不难，文学源头太富了。
思想多元化，看法多；生活由苦而乐，历练多；社会结构变迁大，故事多，写作的材料富了。
台湾作家本来多，大陆也可来投稿，十亿人中天才辈出，作者群人力富了。
大报一印就百万份以上，一文既成，旦夕之间，举国捧读，比起白居易只能自己把诗集抄成四份，比起左思写成了<三都赋>，豪贵之家才买得起纸来传抄，就算抄到洛阳纸贵，又哪里是今天报纸文章挨户送到家所可比的？读者既多，享受抒发之乐，乃是一种大富足。
征文悬赏，动辄百万，文章值钱，一字千金，挨饿的杜甫，清贫的曹雪芹，可曾梦见过？奖金真富呵！
在这万缘齐备的富足环境里，就不易有好作品吗？真的要像欧阳修在梅圣兪诗序中所写的，诗文是要穷而后工的吗？其实能不能诞生好作品，并不决定在作家的贫富上，而是决定于天才的创作者精力集不集中上。譬如王贞治的棒球、林海峰的奕技、宋徽宗的瘦金书法、吴道子的画境、御医的医术，都没有必须经历穷困风尘才能成就的道理，为什么诗文就必须呢？且看《书经》的<皋陶谟>，《诗经》的尹吉甫颂，曹家文章占了天下才气一石中的八斗，都出自贵族之手，不经穷困风尘，不是一样迈入诗文巅峰的境界么？可见问题不在贫富上。但是现传的作品为什么多的是杜甫、陶渊明、贾岛、孟郊的穷酸之辞呢？主要是富贵者的心志分散到高爵骏业上去了，分散到公文酬应上去了，多少才人做了大官，最后只留下几册制敕奏议、典章掌故罢了，清朝的李鸿章，明朝的李光元，不就是吗？哪能像穷愁郁塞的诗人，将其雄才伟略、绮情奇气，全神贯注，诗文成了他毕生寄意的所在。所以诗文并不因穷困沦落而工，而是因集中心力坚持长久而工。富裕社会中的人，如果仍懂得舍弃享乐，多经历链，用心观察，集中心志，当然会因条件好而做得更好的，富有什么不好呢？
快从五千年中国贫穷文化中挣脱出来，挣脱穷而后工的诗文模式，创立富而后工的台湾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