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你以前勤研经学，现在又勤写文艺小品，两者像宫商异调，如何在胸中调和呢？
不问没事，问了就得想一想。自古以来，四书五经，经字就有尊崇圣洁的意味，在科举时代，成了猎取功名富贵的必读书，考场的时文墨卷，限定在经书里绕圈子，经书带着励志的色彩，凡想有富贵功利的业绩，实现金屋白马的梦想，都得读经书。
而文艺小品，常与卧花酌月联想在一块，且乐当下，不图将来。与小说一样，属于闲逸阶层排闷消遣用的，带着养真的趣味，很少教人积极进取。因此，经学与文学好像离得很远，经书与小品小说，仿佛是两个世界。
在明代求学的戒条里写着：毋看《水浒传》及笑资戏文，诸凡无益之书。 （见冯从吾《冯少墟集》）《水浒传》列为禁书，小品文戏曲都是无益书。好像经书是排斥玩赏文学似的。
但在明末清初，有位刘继庄独具慧眼，他认为小说小品与四书五经，同样是基于人性的需要而形成：无知无识的村野鄙夫，都喜欢唱歌看戏，听到乐谱就打拍子，这就是人类天性中的《诗经》和《乐经》；略识之无的老少男女，都喜欢听说书、看小说，爱善人、憎坏蛋，这就是天性中的《书经》与《春秋》；野蛮人与文明人，几乎都喜欢卜求幸运或敬重神明，这就是天性中的《易经》与三礼。
刘氏的说法，让我们想到经书与文艺的冰炭冲突，是后人的功利思想所造成，二者原本同出于人类天性的喜爱，并不是南辕北辙的。圣人教人读六经，也是顺着人性来诱导，温柔敦厚，诗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六经乃是生活指南，目的在美化人的气质，和西方人所说：历史使人聪明，诗歌使人机敏，数学使人周密，自然科学使人深刻，逻辑学修辞学使人善辩，伦理学使人庄重。 （培根语）道理多相契合，六经与现代知识都绝少冲突，怎会与小说小品文不调和？
当然，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主张宗经以后，科举考试又强化经学在文学中的主干地位，直到明代的董其昌，仍主张写文章要有个根本，根本就是六经。认为诸葛亮的<出师表>，是从《书经》里化出来的；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是从《诗经》里化出来的，而且对明末人离开六经，搬取秦汉诸子的哲思境界，写进小品文中，都认为是钓奇速成的无本之文。从他的角度看，说明代的小品文，是有意对经学的反抗也是可以的。
但今日写小品文，仍像明代人那样带点禅心仙骨，放情烟霞，也何妨。若不想怨月悲花，便去畅谈都会捷运生活，也何妨。文章的根本早已超轶群经诸子，作者可以横经倒史，睥睨前哲，作者也可以汇合中外，出入古今，经学只成了吐纳万花中的几朵，而灵芬甘蜜的酿造，不会由于经学的钻研而妨碍作者写灵性小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