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批评里，中国存在着一个牢不可破的诗谶观念，认为许多诗人未来的命运，往往不经意地在诗中先透露出预兆了。
像宋代的王曾，布衣时曾写<早梅诗>，呈给宰相吕蒙正看，吕一读到雪中未问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就对王曾说：你这辈子已经由上天安排好了，先中状元，后做宰相！因为诗里说，早梅从不考虑自己结成梅子，做成梅酱，不考虑餐桌上调羹的琐细家务事，只管第一个蹦出来，先在百花未开时，头一个开！诗中眼界极高，冠绝群伦，吕蒙正才作了他命运的预言，后来果然如吕所说。
清代的张丹叔在少年时，曾咏风筝，写天边任尔风云变，握定丝纶总不惊，握定了丝纶，任它风云诡谲，处变不惊，此种沉着镇定的心胸，当时见者决断他必成大器，后来果然官至广西巡抚。
另一位宋伯言，少年时咏风筝，写敢谓君恩如纸薄，独怜妾命似蓬飘叹穷怨命，低俗得很，后来一直做候补职位，到七十几岁，也没补上什么官，大家就说诗里早就自写前程景况了。
同样的道理，像女诗人金沅咏霜叶道：自感多情犹恋树，人怜薄命意同花，就有人事后聪明，说她不永于年，早兆之于诗。另一个女诗人吴茂椿的妻子张氏，咏秋夜道：无情欲恨风如剪，剪碎梧桐叶叶声，自然也有诗评家替她盖棺论定：音多凄怆，盖夭亡之兆。男士如李象鹄写飞絮一生成薄命，落花三月负春心，他年少出了名，但年未三十而死，诗评家自然会指出：自谶其短折。
这种在诗句中呈现命运先兆的说法，普遍见于各诗话，几乎成为一种惯性的联想。当然，性格是命运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部分。一样的话题，传述者不同，神情韵味都不同，可见文字中自有性格，所以从文句书札中识别各人的情性气宇，亦有可能。
但如果相信文字近乎谶语，少年人正常生气蓬勃发散，不可以老成收敛，春行冬令，就会早凋，于是写作时趋吉避凶，故意说些乐观通达的意思。又认为说大话就会成大器，故意装腔作态，专爱在诗里比赛说大话，此种观念成了风尚，那已成大业的人都说过大话，不成大业的人也说过大话，前者留传而后者不传，于是倒果为因，以为诗句是先兆了。
再则此种风尚扭曲了诗人的本意，乃是向命运的一种谄媚，现实势利的一种谄媚。明代的倪元璐将这种风尚叫做避酸迎福，故意写官腔官调的台阁规模，避开郊寒岛瘦的苦吟句意，叫做避酸；故意写丰肥华贵的生活排场，准备迎接理想的高官厚禄，叫做迎福。倪氏结论说这种人于官愈近，于诗愈远，是假诗人，怎会有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