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周成过台湾》黑水沟悲情的解读
站在周边的立场说话
在台湾民间传奇里，有一些男女悲情故事，譬如<周成过台湾>、<林投姊>、<阿柳>等。在过去，这些故事可说是家喻户晓，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不仅从老一辈的记忆中逐渐隐退，似乎也难以再引起新生代的兴趣与认同。
笔者花了两个下午到光华商场旧书摊，搜寻《台湾四大奇案》这本载有周成和林投姊故事的旧书，它已杳如黄鹤，而只能从中央图书馆台北分馆借到的一本《台湾民间传奇》（泰华堂出版社，六十四年版）里找到改写过的故事。
在灯下，翻阅着发黄的书页，仿佛回到二十多年前在台中旧屋木床捧读《台湾四大奇案》的我，这些以台湾早期移民为题材的悲情故事，像黑水沟的潮汐，去而复返，拍击着我的心灵之岸。二十多年前，我的心灵一如柔软的沙滩，只能啜饮这些故事表层的泡沫，它们也近乎无声无息地带走了我少年青稚的脚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走过江湖夜雨，昔日对这些故事的单纯理解已像无心的白云，幻成苍狗；如今我只能决然地以心灵中冷硬的岩壁，迎向这些最接近自己的民间传奇。在一阵冲撞后，它们终于解体、翻碎成片片激溅的浪花。水深波澜阔，暗夜里，我仿佛听到一股古老的、不安奔涌着的潮骚，以及另一种微弱、但却不同的生命鼓声。
以大陆为中心的话，台湾在地理和文化上都是它的周边；以《水浒传》、《红楼梦》为古典小说中心的话，这些民间传奇是它的周边；以新批评为文学评论中心的话，生物学和心理学是它的周边；以学院派学者为中心的话，笔者自亦是它的周边。
但中心与周边当是相对的，本文乃尝试以周边的立场来解读<周成过台湾>等民间传奇中的悲情。
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结构
在解读这些悲情故事之前，笔者拟先大致交待一下它们的情节：<周成过台湾>大意是说，泉州人氏周成因三餐不得温饱，而向人借贷盘缠，告别父母及怀孕的妻子月里，渡海来台，在艋舺和同乡周元做杂货生意。不久，即因迷恋蓬莱仙馆的妓女郭面仔，终至床头金尽，悔恨交加，准备投海自尽。
在海边，他巧遇亦来寻死的王根，两人同病相怜，在一番倾诉后，重燃生机。于是在王根父亲的支援下，两人东山再起，到台北开设茶行。生意兴隆，日进斗金之后，周成又和面仔重拾旧欢，并将她迎娶进门，已将海峡对岸的父母及妻子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泉州的父母及妻子，自周成离乡后全无他的音讯，生活更加艰苦。
一日周元返乡，带来周成炙手可热，但已别娶娼妓的消息，病重的老父遂含恨而终，老母亦自缢而死，月里则在乡人义助下，带着孩子渡海寻夫。
她一路行乞，总算来到周成的茶行，但周成已不认糟糠之妻，幸亏王根仗义收留，郭面仔却以一碗毒汤毒死月里，并要周成与她联手灭尸。中秋前夕，月里的阴魂突然附在周成身上，他发疯似地以鱼刀刺死面仔及恶仆戆头，留下一封遗书给王根，即自杀身亡。王根念旧抚孤，周成和月里的儿子周大石遂在台湾落地生根，成为富商。
<林投姊>则是说在赤崁城西南，寡妇李招娘靠亡夫遗产抚养三名幼子，她和丈夫生前好友周亚思日久生情，在亚思立誓若把你遗弃，愿受天罚后，她把身体和财产都交给了他。
周亚思以此钱财搜购樟脑运到香港，获利即回汕头老家，别娶新妻；李招娘痴痴等待，全无音讯，生活陷入绝境，在两个孩子相继冻饿而死后，走投无路的她终于在雨夜里扼死幼子，自己上吊于林投树。
此后，附近常有女鬼出没，以冥币买肉粽，作祟于路人；乡人遂募钱盖庙，供奉香火，尊她为林投姊。
一日，有个来自汕头的算命先生入庙避雨，李招娘的冤魂现身相求；算命先生为她刻个神主牌，放在雨伞里，让她的冤魂随他渡过黑水沟，来到汕头。于周亚思次子弥月之日，李招娘冤魂在周亚思家里现身，亚思大惊失色，精神失常，喃喃自责，拿起菜刀毙死自己的妻子和两名幼子，然后自杀。
<阿柳>的大意是说，嘉义小桃红妓院的名妓宝凤，某个冬夜陪客回来，见因饥寒交迫而倒在门口的阿柳，询问之下，知是泉州同乡，即义助他，供其饭食，并介绍他在妓院里打杂帮工。一年后，宝凤感激阿柳的体贴知趣，终于以身相许，并拿出私蓄赎身，和阿柳结成正式夫妻。
婚后，两人开了家茶行，生活富裕，不到两年，当宝凤已有五、六个月身孕时，阿柳却动了思乡之念，想结束茶行，返回泉州。他说明年桃花开时，一定来接你们母子，但宝凤痴等四度桃花开，仍不见丈夫的影子，于是带着幼子渡海寻夫。
原来阿柳在回到泉州后，嫌宝凤是个烟花女子，而入赘金家，宝凤母子遍寻不着，沦为乞丐，夜宿破庙；阿柳的妻子银花探知她是丈夫前妻，竟以下毒之饭菜送到破庙毒死宝凤母子。阿柳在知情后良心不安，而在银花三十五岁生日那天精神失常，宝凤的冤魂附在他身上，扼死银花，然后拿着菜刀毙死自己。
古老而不安奔涌的潮骚
这三个故事，乍看之下，可以说了无新意，其中的见异思迁、始乱终弃、痴情女子负心汉、冤魂复仇等，都是大家所熟知的陈腐窠臼。
如果我们抹去故事中的台湾地名和渡海背景，那它们和大陆乃至世界各地所流传的男女悲情故事，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两样。但共相中仍有着一些殊相，本节先谈共相：
文学在反映人生、反省人性，超越时空而反覆出现的文学主题，往往是人类存在中亘古弥新的冲突、想望与恐惧等的投影。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显然是在反映人类存在中的某个悲痛真相。
根据美国国立社会研究中心（US Nation Center for Social Studies，一九七四）的调查，丈夫遗弃妻子儿女的比例约为妻子遗弃丈夫儿女的二十倍；数据不必举太多，因为大部分的调查都显示，男人比女人有较多的外遇、杂交、见异思迁、始乱终弃的倾向。文学当然不必回答为什么世间多痴情女子与负心汉，但文学评论若要探讨其中的人性意涵，似乎就要触及这个问题。
此时，文学中心主义者最常援引的是他们的知识同盟文化决定论者的论调，认为这是男权社会下的不义产物，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占优势的一方有较多的性机会与性特权，所以较容易负心。这当然有几分真实性，但却忽略了生命本身的驱力问题，文化与权力是不会让周成对蓬莱仙馆的郭面仔色授魂与的，而它才是驱使周成走上负心之路的原动力，生命驱力乃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
医学告诉我们，雄性素（Androgen，即男性荷尔蒙）和性欲有密切关系，男人血液中奔流的雄性素浓度远高于女人，这是他们在性刺激下容易骚动的主因。
社会生物学则告诉我们，生物体以遗传基因（DNA）为原始驱力，DNA盲目地想制造更多的DNA，两性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生殖策略，负责生育的雌性，她需要的是一个体贴、可靠的性伴侣，而非众多的性对象，这样才能使她的DNA散播（调查显示，只有一个男伴的女人，其子孙数要多于有很多男伴的女人）；反之，雄性最大的生殖成功却是到处播种，让更多雌性生出更多含有自己DNA的后代。
对文学中心主义者而言，这种周边论调听来实在刺耳，但在将它打为男性沙文主义的方便神话之前，我们不妨到同性恋此一性的周边领域去寻求启示。男对男、女对女的同性恋是一种纯粹的、没有两性妥协的性行为型态，它们反映的是男性及女性个别性行为型态的原貌。在这个周边领域里，我们看到的是，男性同性恋者的外遇、杂交，见异思迁、始乱终弃更是远多于女性同性恋者。在性爱方面，男人不只对女人负心，对男人是更加负心。
将男人的负心说成是来自雄性素的骚动、DNA的欲求，绝非想替男人脱罪，而是想更逼近人做为一种生物的悲剧性根源。从十几万年前就深埋在人体内的古老DNA和它所制造的雄性素，是不理会人世变迁的，它们仍不时盲目而执拗地驱策它的主人去履行丛林的法则，结果终至带来生命的不安与悲痛。
文化与权力结构只是文明人在白天的想法，只是支配人类意识心灵的温柔暴君，人唯有在生命暗夜的颤栗中，始能隐约体会到生物学才是他的残酷命运。此一雄性素的骚动、DNA的欲求像一股古老而不安奔涌着的潮骚，投影于古往今来大多数的人类社会，也重现在早年渡海来台的男女身上。
要渡过黑水沟的惊涛骇浪，在当年是一种生命的冒险，若非饱受生存煎熬或有强韧求生意志的人，是难以办到的；但他们面对的不只是黑水沟的波澜，还有自己心海中的潮骚，这是生命中的双重考验。
对生命悲痛真相的过度陈述
人虽受制于生物学命运，但人也是能对此种命运提出批判、甚至谋求改造的生物。因此，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不只是在反映人类存在的悲痛真相而已，它们通常也对此一悲痛真相提出了反省、批判与改造的意图。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有很多变型，仔细比较这些变型间的异同，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各有反省、批判的重点，同时也有着中心与周边的立场冲突。
义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G. Puccini）的《蝴蝶夫人》，就是个痴情女子负心汉的名剧，它描述的是据说发生在日本明治时代长崎的一个故事：生性轻浮的美国海军中尉平克顿爱上了艺妓蝴蝶，两人结为连理，在过了一段甜蜜的生活后，蝴蝶夫人有了身孕，而平克顿却奉召必须返国，他向蝴蝶夫人说：当知更鸟筑巢的季节，我就会回来与妳重聚。但知更鸟筑巢了两三次，却全无平克顿的音讯。蝴蝶夫人痴痴等待，最后，平克顿终于随着军舰重返长崎，但身边却多了个金发妻子。蝴蝶夫人仿佛晴天霹雳，悲痛地以短剑刺入自己的胸膛，而将无辜的儿子留给平克顿。
普契尼说：《蝴蝶夫人》充满了生命与真理。在剧中，他以细腻的手法对蝴蝶夫人的痴情与平克顿的负心做了入木三分的刻划，而赚人热泪。
这是笔者所知最符合生命悲痛真相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但若站在东方民族的立场来看，这似乎也是一个白人中心主义的故事。
当然，普契尼可能并非有意要以白人立场来描述这个故事，在《蝴蝶夫人》之前，他已写过几出以西方为背景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歌剧，《蝴蝶夫人》首演失败，有一个原因就是和过去的戏雷同。普契尼是以西方的悲剧概念来撰写《蝴蝶夫人》的，我们若以这个概念来衡量前述的三个台湾民间传奇，它们显然是比《蝴蝴夫人》差了一大截，故事中的月里、李招娘和宝凤，在死后都不干休，冤魂又重返人间，毁灭负心的男人；这似乎是一种过度陈述，它冲淡了原本具有的悲剧意涵。
过去有不少人指出，这种画蛇添足式的过度陈述，是使中国缺少真正悲剧（西方概念里的悲剧）的原因之一。但这是西方文学中心主义）者的论调。
其实，若换个立场，我们即会发现，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也做了某种过度陈述，他的这类歌剧对女性的痴情、如何饱受折磨而又坚忍其心着墨甚多。
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这正泄露了他施虐于女性的幽微心态，而这种心意乃是十八世纪以降，欧洲浪漫奇情（或悲情）故事的历史传统，让女性甘心就死也许只是其施虐于女性心意的外显。中国的悲情故事似乎没有这种传统，最少它不会花很多篇幅去过渡陈迷女性那无悔的痛苦。
在这方面，<周成过台湾>等承袭的是中国的传统，女性的反扑才是这个传统的主要关注。被遗弃的痴情女性，若不是像这三个台湾民间传奇般，以冤魂复仇的方式毁灭负心男子，就是像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般，需对负心男子加以惩罚，始得破镜重圆。
女性的反扑与施虐于女性这两种不同的心意，使得<周成过台湾>等和《蝴蝶夫人》有着结构上的不同，它们在美学结构上容或有天壤之别，但要说《蝴蝶夫人》施虐于女性的结构是悲剧，而《周成过台湾>等女性反扑的结构是画蛇添足，则是难以服人的。
早年的台湾大地，并没有孕育那种悲剧的土壤。冒着生命危险渡过黑水沟的移民者，怎么会有以悲剧施虐于女性的雅兴呢？他们需要的是男人禁不住心中那股古老的、奔涌不安的潮骚而负心时，被痴情女子所毁灭的警惕。
中国负心故事的城／乡差别
<周成过台湾>等虽属于中国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的传统，但仍有一些差别。以下笔者拟以<王魁负桂英>这个故事为例，说明中国传统的中心本质，然后再和台湾故事的周边特性做个比较：
<王魁负桂英>原来的故事是说，宋朝山东济宁人王魁（王俊民）会试不第，耻于归乡，在莱阳闻妓女桂英貌美而访之，桂英爱王魁之才，托以终身，两人恩爱异常。后以试期迫近，王魁又欲上京，桂英深恐他得官弃己，相约至海神庙互誓情爱不变。王魁上京后，科场得意，高中状元，宰相韩琦欲以女妻之，王魁遂负桂英，不受其寄来书信。桂英愤而自杀，死后鬼魂即上京活捉王魁，后数日王魁遂死。
这个故事的架构和<周成过台湾>等非常类似，但后来却被改写成不同的故事。
譬如在《焚香记》里，当王魁中了状元，宰相欲以女妻之时，王魁以已有聘妻辞之，宰相也不再相强。王魁思念桂英，托人送信至莱阳，请桂英来徐州任所，但信却被爱恋桂英的金员外拦截，窃改内容为王魁已入赘宰相家，故与桂英解约。桂英接信，愤而自杀，其魂在冥界诉王魁背誓，海神遣鬼卒与桂英共拘王魁之魂来对质，结果恶人奸谋之真相大白，桂英死而复生，有情人终又成眷属。
男人负心的故事变成了男人被误解的故事，郑培凯先生在评中共一九八五年百花奖最佳故事片人生时，也提到<王魁负桂英>的原貌与改写。
他说：强调负心与强调不负心两派的社会区别，有助于我们了解负心故事反映的社会意识，因为这里的关键似乎就是城乡差别。谴责负心的类型，一般先出自民间，由乡愚口中说出，便是雷劈或活捉。到了文人的笔下，负心汉便彬彬君子起来，情节出现各种跌宕变化，戏剧冲突也由角色性格的内在变化（负心）转为外在的环境所迫（如困于相府或有人造谣，引生误会）。
这种社会道德意识的城乡差别，固然反映了士大夫与乡愚对社会处境的认识有精粗之分，也反映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所遭到的命运有别。乡愚大约是要被人负的，因此，咬牙切齿，与负心汉不共戴天；有着生花妙笔的文士，极可能就会经历蔡伯喈或王魁的成功之道，是有机会来负人的，所以希望大家冷静点，为负心找社会根源，有意无意间为之开脱。 （引自《当代》杂志第四期郑培凯<痴心女子负心汉影片人生所反映的社会道德>一文）。
这种城乡差别确实有它的见地，<周成过台湾>、<林投姊>、<阿柳>三个故事都只是民间传奇，并没有经过文人生花妙笔的润饰，所以保留了对负心汉咬牙切齿、不共戴天的道德意识。但这在理解台湾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时，仍有所不足。
大陆的这类故事，不管是<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或<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它们的主角在地理上都是由周边向中心移动的，而其社经地位也是由下阶向上阶移动的（也可以说是由周边向中心移动）。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趋中心的单向移动。但台湾的这类故事却有着由中心向周边移动的明显痕迹（从大陆渡海来台谋生而不是上京赶考）这种逆向行驶所孕育出来的悲情故事，虽然难免会假借大传统的架构，但也应该有它们独特的纹理，除了城／乡差别外，更有着中心／周边差别。
黑水沟悲情的中心／周边差别
<周成过台湾>这个故事，最能让我们体认这种中心／周边差别，他在大陆的泉州三餐不得温饱，而渡过黑水沟，来到台湾的艋舺，后来发达了，向上阶的社经地位移动，但他别娶的不是宰相的女儿，而是蓬莱仙馆的妓女，这种在地理上由中心向周边移动的现象，重现于他的负心行为上（由小家碧玉的妻子朝向周边的妓女），而为中国传统的悲情故事带来了某个层面上的逆转。
<阿柳>的故事刚好可以和<周成过台湾>做个对比，本来也是由中心渡向周边的阿柳，在台湾落难，得到妓女宝凤的义助，两人结为夫妻，但当阿柳重返泉州，又由周边回归中心时，他就开始嫌弃宝凤只是个烟花女子，而入赘金员外家，表现出典型的中国趋中心式负心行为。
<林投姊>里的周亚思，在回到汕头后，遗弃在台湾的寡妇李招娘，别娶黄花闺女，循的也是同一个模式。
在负心之后，三名男子虽然都得到了被毁灭的报应，但还是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周成和元配月里所生的儿子周大石，得到存活的机会，王根抚孤，周大石在台湾落地生根，成为富商。而回到大陆的阿柳和周亚思，他们的子女虽然无辜，却被冤魂残酷地赶尽杀绝。
这种结局，幽微地反映了中心／周边差别，台湾虽是大陆的周边，但这些悲情故事是产生于台湾民间，它很自然地站在周边立场说话。
负心男子应该天诛地灭，但对出中心向周边移动的负心汉，却网开一面，让他的DNA在周边得到散播；至于由周边向中心移动的负心汉，则情无可宥，连后代都必须受池鱼之殃。这种对负心汉的不同待遇跟前述的城乡差别大概是来自同样的心理动因吧！
如果我们从分析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可以说是人世间男女关系的一种原型（Archetype），反覆出现的原型故事，会在族群里激发相似的心理反应，发挥相似的文化功能，在中国这个大族群里，此类故事常被过度陈述成具有教化功能的道德寓言，以发挥她所重视的文化功能。
但中国幅员广阔，在大族群里又有很多小族群，他们各有彼此差别甚至相互冲突的立场，亦各有其所重视的次文化功能。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不出这种冲突，譬如台湾早期的民间传奇或轶闻，有很多几乎是照抄自明清两朝的通俗文学作品，只是改个地名换个人名而已；但<周成过台湾>等这三个悲情故事（<阿柳>故事里，阿柳对宝凤的体贴是抄自《今古奇观》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却因为负心的事实是发生在为黑水沟所阻隔的大陆与台湾两地。此时，它就表现出叫台湾为主体的心理反应，而强调它所重视的次文化功能。
虽然这种反应和强调是微弱的，在故事发生的清朝中末叶，还看不出有脱中心化的迹象，但确是值得吾人深思的一个伏笔。
当然，这三个故事还有另一个中心／周边范畴，那就是男／女问题。在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里，女人是一种周边存在，但做为周边存在的女人，在这些故事里也有其邪恶而令人惧怖的一面。
当痴情女子渡海寻夫时，下手毁灭她的并非丈夫，而是丈夫别要娶的女人，而痴情女子在死亡后，立刻摇身变成恐怖的复仇女神，继之以更残酷的毁灭行动；罪过由男人所挑起，但血腥行动却由女人来承担。
编出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的都是男人，他们把女人描绘成男人的最佳损友，这到底在反映什么心态？因它与本文主线较无关系，而且笔者是个男人，自觉并非讨论这个问题的适当人选，只好将它留待高明去解读。
微弱但却不同的生命鼓声
笔者一开始就表示，是要站在周边的立场来解读台湾的这三个悲情故事的，我是有意循着中心／周边、文学／生物学、西方／中国、大陆／台湾这个顺序在下阶匍匐前进的，目的是想要打破中心／周边僵硬的主从关系。
我自知在某些中心主义者的眼中，我已对某些理论做了过度陈述，也对<周成过台湾>等做了过度阅读；但衣沾不足惜，我不过是想为以台湾为立足点的文学观略尽棉薄，在文学评论上响应立足台湾、心存中国、放眼世界的号召罢了！
因为历史的因由，台湾和大陆一直有着周边和中心的纠葛，但中心和周边是相对的，当中共一直想以周边的地位来限制、排挤我们时，政府也一直在国际上争取我们自己的中心地位。
在开放探亲后，这种中心／周边的纠葛也像几百年前一样，重现在四十多年前随政府渡海来台的外省籍人士身上，当他们重返故乡时，已被中共当局视为是来自周边的台胞；而黑水沟悲情的现代版是：当年在大陆娶妻的外省籍男子，到台湾后又别娶他人，留在大陆的痴情女子虽未渡海寻夫，却一状告过来，这边的法院在初判时做出大陆的元配才是妻子，台湾的妻子只是同居人的判决。结果让在台湾的外省人和本省人都产生敌忾同仇的心理反应，期期以为不可，认为这是大陆中心主义的法律认知。
我想如果请台湾和大陆的文人分别编写这种现代版的李表哥过台湾故事，大概也会有不同的结局安排吧！
中心与周边的差别是一直存在的，而其僵硬的隶属关系是人类悲痛的根源之一，尝试将周边提升到与中心平等的地位，并不是要贬损或摧毁做为主体的中心（政治实体、文化理念及男权），而是像解构主义大师德希达（J. Derrida）所说的：我从没有说过主体应被消灭，而是应被解构将它重新安置。这对先后渡过黑水沟来到台湾的汉民族而言，应该是具有特别的意义吧！我们不仅要有立足台湾的政治观、经济观，也要有立足台湾的文学观与文化观。
（原载台湾春秋，一九八九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