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草堂春睡到汉贼不两立试析孔明心态与诸葛亮人格

文化的孔明与历史的孔明 年前，笔者曾在政论杂志上，看到有人以孔明心态这样的一个类比来臧否政治人物。这个类比显然是来自《三国演义》，在《三国演义》里，孔明草堂春睡，要等刘备三顾茅庐后，他才道出天下三分策，出山驱驰。所谓孔明心态指的大概是一个人，摆出看破红尘的清高姿态，需要对方执礼甚恭，三敦四请，他才勉为其难地出山，以济困解厄的一种心态。 除了孔明心态外，还有很多类比和谚语也都与孔明有关，譬如赛诸葛、小诸葛、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等：甚至连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种政治见解，也是来自孔明。这些类比与见解的被广泛使用，都说明了孔明不仅是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更是一个超越历史的象征人物。孔明心态里的孔明、赛诸葛里的诸葛，前后《出师表》里的臣亮言，代表的其实是汉族文化里的一个人物原型（archetpye），是此一文化圈内某些共通意向或理念的表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人世的舞台和时间的洪流里，不知浮沉过多少英雄人物，虽然是非成败转头空，但这些英雄人物和他们的是非成败却积累而成历史。在几度夕阳红之后，后世的人只能透过历史记载和小说戏曲去重新认识这些英雄人物。 在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对历史与人物似乎有一些共同的主观意念、某些个既定的结构。它们像文化的筛孔，特别易于过滤、涵摄符合此一心灵模式的历史枝节和人物特征，然后以想像力填补其不足，再造历史与人物。这种再造往往是不自觉的，甚至可以说是来自亘古的召唤，唯有透过此一再造，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才有显影的机会。 一个原型性人物假借自历史，但必然也会脱离历史。当我们想根据历史记载和小说戏曲去辨认孔明的形貌、思想、人格乃至心态时，就会发现事实上有两个孔明存在着：一是陈寿《三国志》里的孔明，笔者称之为塑造历史的孔明；一是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孔明，笔者称之为文化塑造的孔明。

时至今日，塑造历史的孔明已日渐模糊，但文化塑造的孔明却仍然鲜活地活在广大汉民族的心目中。这不只是因为《三国演义》的流通量大于《三国志》，更是因为《三国演义》里的孔明，较契合汉民族的心灵。 《三国演义》是《三国志》的再造，它笔下的孔明，真实性只有三分，虚构性反倒占了七分。历来有不少人比较《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爬梳出其中两个孔明的异同，但却少有人指出这种异同代表什么意义。本文不想重蹈前人旧辙，而拟兵分二路：一路从《三国演义》来探讨文化的孔明，及其所代表之原型的象征意义，这主要是想呈现文化与历史的纠葛，汉族心灵的曲折及特色。另一路则从《三国志》等史实来剖析历史的孔明，特别是他的人格型态与政治见解，希望能对台湾目前的环境及去路有所启迪。

主公与军师的文化型构 《三国演义》里的孔明，主要是在代表汉族文化里的两种人物原型：一是军师，一是高人。赛诸葛是足智多谋的军师象征，而孔明心态其实也就是一种高人心态。在历史上，军师与高人当是二而为一的，虽然高人不一定是军师，但军师一定是高人。 在中国历代的开国演义小说里，都有军师此一原型性人物，兴周的姜子牙、创汉的张良、开唐的徐茂公、佐明的刘伯温等，可以说都是这种原型人物的周期性再显。当徐庶向刘备推荐孔明时说：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注：即吕尚、姜尚、姜子牙），汉得张良也。孔明正是这样的一个军师。 在演义小说里，当天下大乱时，一定会有主公与军师的最佳拍档出现，而这个最佳拍档通常有着如下的结构：

主公是行王道的，他正心诚意、吊民伐罪，有着儒家的色彩；而军师是行天道的，他神机妙算、足智多谋，有着道家的色彩。我们可以利用结构主义的观点，由具体而抽象，列出如下的二元对比： 刘备：孔明 主公：军师 儒家：道家 王道：天道 常：变 阳：阴 在汉族的文化社会里，儒家是阳、是正（正位）、是常（常规的能力），而道家则是阴、是副（副位）、是变（变化、超常的能力）。虽然这是一种二元思想，但阳与阴却不是对立，反而是互补的。在抽象的层面上，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的补偿；而在实质的层面上，军师则是主公的辅佐，刘备和孔明的关系是如鱼得水。这种形式的结合反映了汉族文化里的一个核心观念阴阳相济，深入人心的阴阳相济观，亦重现在王天下此一历史伟业中。

《三国演义》里的孔明，正符合这种文化架构里的军师原型，我们甚至可以说，罗贯中是听从汉民族集体潜意识心灵的召唤，根据既有的文化理念去塑造孔明的。而历来为演义小说的作者诸君，也都无视于历史事实，便把姜尚、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编派成同路人。 这种来自文化的情结，即使时至今日仍会不时发作。当李登辉担住总统后，即有记者问他背后是否有什么高人指点？好奇的国人也都拉长耳朵来听。李登辉说指点他的高人是上帝和蒋经国，这个答案虽然四平八稳，但听者都难有满足感，因为他这种回答并不符合汉族文化的深层结构。 本质先于存在的军师形貌 罗贯中有意把孔明描绘成一个具有道家思想和言行举止的军师： 在第三十七回，刘备和关羽、张飞访孔明不遇，但见草堂中门上书一联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第三次往访，草堂春睡足的孔明总算出来相见，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第三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的借东风故事里，孔明向周瑜说：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于是周瑜派人在南屏山建一七星坛，孔明于甲子吉辰，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来到坛前，焚书于炉，注水于盂，仰天暗祝。 在第九十五回的空城计里，司马懿兵临西城，孔明大开城门，由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他自己则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左童手捧宝剑，右童手执尘尾，计退司马懿的十五万大军。 在平剧及其他地方戏里，孔明都是穿八卦道袍的，更是十足的道家仙长扮相。 儒家是常，道家是变，做为主公的刘备只有常规的能力，而身为军师的孔明则必须有超常规的能力，除了足智多谋外，还要有神机妙算。在《三国演义》里，孔明的神机妙算多得不胜枚举，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功业主要是来自这种神机妙算。第四十六回的借箭、四十九回的借东风、五十五回的锦囊妙计、八十四回的八阵图等均属之。

在借箭故事里，孔明向鲁肃透露：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这意思似乎在说，孔明的神机妙算有一部分是来自他渊博的知识。但当刘备赴东吴成亲时，孔明给随行的赵云三个锦囊，要他在三个特定时刻拆开来看，内有神出鬼没之计，自能逢凶化吉；以及在入川时，孔明事先在鱼腹浦以石块布下八阵图，后来刘备伐吴兵败，吴将陆逊乘胜追击，大军竟受阻于此一八阵图，而化解了蜀汉的危机；这些神机妙算都都是超乎知识的，他这种能力让刘备赞赏：先生神算，世所罕及，也让周瑜、司马懿叹息：吾不如孔明！ 孔明最惊人的神机妙算是在刘备三顾茅庐时，他所定下的天下三分策，以后历史的发展，几乎完全照他的分析进行，丝毫不爽。这种功力绝非时下的趋势报告所可比拟，它们代表的是一个层次完全不同的天机参透。

《三国演义》里的这些精采描述，当然都是正史里所没有的。在正史里，刘备虽三顾茅庐，对孔明什为礼遇，但初始并未重用，在赤壁战后，才以亮为军师中郎将，而所谓军师中郎将并不等于军师，它的职责是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要等到刘备平定益州后，才以孔明为军师将军，这时距离三顾茅庐已经七年。但在《三国演义》里，刘备却在初识孔明后没几个月，就将大军交给他指挥，而有<博望坡军师初用兵>、<诸葛亮火烧新野>等情节。 这固然是在神化孔明，但都也反映了汉族文化中本质先于存在的思维倾向。孔明的足智多谋与神机妙算是他的一种本质（军师的本质），是不必经由磨练与考验就具备的，任何外在的考验都只是在彰显他这种本质的存在。从某个角度来看，廿七岁时的孔明固然已与五十四岁时的孔明一样高明与睿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也表示孔明并未有他个人的成长。

这种思维倾向很容易造成一个文化的停滞与闭塞。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高人心态 当孔明被塑造成一个具有道家思想而又能参透天机的人物时，自然就给人仙风道骨、看破红尘、潇洒自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观感。这样的一个人物，在成为军师之前，必然已是个高人，孔明的草堂春睡与姜太公的渭水垂钓异曲同工，都是在凸显高人淡泊而又潇洒的人格面。我们看《封神榜》里文王渭水访贤臣一节，发现它与《三国演义》里的刘备三顾茅庐，在结构上有很多类似之处。当然，这可能是来自作者间的互相抄袭，但也可能是出于一种古老仪式的回响。主公屈尊降贵去求访要辅佐他的军师，而且受到一些刁难，事实上就跟另一件阴阳相济的大事结婚一样，在传统的结婚礼俗里，新郎是阳、是正，新娘是阴、是副，一家之长要得到他的贤内助，也是要屈尊降贵地登门迎娶，并在过程中受到一些小小的刁难。这种模式似乎是来自一种幽微的心理需求。

刘备确实曾对孔明三顾茅庐，孔明在《出师表》里自承：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但三顾似乎是次数多了一点，在《三国演义》里，刘备二访孔明未遇，第三次前往时，斋戒三日，薰沐更衣，到了庄门内，孔明昼寝未醒，刘备拱立阶下一两个时辰，孔明方醒，始整衣冠出迎。这种文学描述固然是在夸大刘备的诚与孔明的高，但也产生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孔明心态的问题。 本节先分析文化孔明的心态。我们说孔明心态是指摆出看破红尘的清高姿态，需要对方执礼甚恭，三敦四请，他才勉强为其难地出山，以济困解厄的一种心态，这是文化上的定义。这种心态其实是国人非常熟悉的，还有一种与此类似的，我们可称之为终南山心态，那是指唐朝名士喜欢隐居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又不时放出风声，以方便求才若渴的有司登门拜访，然后恭敬不如从命地入朝为官的一种作风。此一以退为进，忸怩作态的行为模式，是汉族文化的独特产物，孔明心态难免也有这种文化成份，但它却比终南山心态要来得复杂而高明，终南山心态是假高人心态，而孔明心态则是真高人心态。 《三国演义》里的孔明，既是一个足智多谋、能洞悉过去未来的一位高人，那么他必然也知道辅佐刘备创建蜀汉乃是应天承命，是他宿命中的事业，因为一切的一切，都已在他的神机妙算中；而他的草堂春睡，其实只是不欲泄露天机的表面文章。罗贯中虽没有这样描述，但却容易让人产生这种联想。一个能事先就提供锦囊妙计、摆好八阵图的高人，怎么会不知道刘备会对他三顾茅庐呢？ 这种联想让人觉得孔明的隆中高卧，乃是一种装出来的姿态，虽非忸怩作态，但却是一种掩饰。而政论杂志的以孔明心态来臧否政治人物，也就含有善意揶揄与责备贤者的味道。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的孔明有的可能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 法与法统的迷恋者 历史的孔明与文化的孔明不只判然有别，简直是南辕北辙。在正史里，刘备既缺乏儒家色彩，孔明也少有道家思想，历史的孔明是一个赏罚严正、循名责实的法家之徒。他曾将自己手抄的《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鞱》四书送给皇子刘禅，其中除《六鞱》是兵书外，其余都是法家的经典之作。 <蜀志>里说，孔明初治蜀时，益州承刘璋暗弱之后，士大夫多挟其财势，凌侮小民，亮一切裁之以法，法正以用法太严相谏，孔明说：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法，为政之要，于斯著矣。 在第一次北伐时，马谡违背调度，致有街亭之失，孔明挥泪斩了视如己子的马谡，大家以为可惜，孔明流涕道：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后废法，何用讨贼耶！ 由这两则记载，我们多少可以知道，历史的孔明基本上是一个法家的信仰者与实践者，而他的这种信仰与实践多少又给人一种缺乏弹性的感觉，特别是在蜀中已严重缺少将材，他却挥泪斩了马谡这件事上。孔明似乎是个法的迷恋者。 若后废法，何用讨贼耶！这句话里的法，还有法统的意思。在《出师表》里，他对刘禅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他欲讨伐的是取东汉而代之的魏，欲兴复的是早已失去民心的汉。孔明和姜子牙、张良、刘伯温等军师最大的不同点是。后者是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政权，而孔明却是想维系一个已经名存实亡的法统。 在政权交替时，总是会有法统的问题出现。蜀汉在三国中国势最弱，而刘备刚好是汉王的后裔，蜀汉坚持正统的名份当然有其苦衷，但天下岂永远是姓刘的？这种坚持实亦含有迷恋的成份。在《后出师表》里，有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样的句子，它虽然可能是伪作，但却相当传神地表达了孔明基本的政治立场。 刘备临死之时，托孤于孔明，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禅事实上是个昏君，而孔明一直对他忠心不二，《出师表》里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劳，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忠义之情，跃然纸上，读来确实令人落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曹丕再有才德，仍是他欲讨伐的贼寇，即使刘禅再昏庸，仍是他欲事奉的明主，这多少也是对法统的一种迷恋吧？ 我们假设一种情况：如果当初三顾茅庐的不是刘备，而是曹操，孔明会不会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呢？笔者认为不会，因为它不符合孔明的政治立场。 一个迷恋法的人，并不见得会迷恋法统，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孔明的人格型态（personlity type）。 一个拘谨、戒慎的英雄 做为历史真实人物的孔明，与做为文化原型人物的孔明，在性格上有着很大的差距。 《三国演义》里的孔明，羽扇纶巾，有着从容、潇洒的人格型态；但《三国志》里的孔明，却夙夜忧劳，有着谨慎、甚至拘谨的基本特质。他在《出师表》里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固然是在反映刘备的知人之明，但也可以说是孔明的自我表白。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孔明的评语是：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成之干，优于将略、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种说法跟《三国演义》里足智多谋、用兵如神的孔明，简直是南辕北辙，历来也有不少人说陈寿是以成败论英雄，但笔者认为陈寿的话应是可信的，因为拙于奇谋与应变力正是一个谨慎人格者应有的行为反应模式。我们很难想像一个谨慎的人会屡出奇兵与险计的。 在第一次北伐时，魏延建议率精兵五千出子午谷，奇袭长安，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孔明却认为此非万全之计，太过冒险，而未予采纳，这正是他应有的作风。至于挥泪斩马谡所表现出来的拘泥于法，也有几分是他的拘谨性格所使然。 孔明身为丞相，却事必躬亲，连会计帐册都自己查核（躬校簿书），当时杨颙就曾进谏：为治有礼，上下不可相侵。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瘦神困，终无一成。今明公为治，乃躬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孔明虽感谢他的忠言规劝，但还是无法完全改变他这种习性。笔者以为，孔明之所以要事必躬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非想大权独揽，同样是出于谨慎这个根深蒂固的性格问题。 如果我们能承认，谨慎乃至拘谨，是孔明人格的核心样貌，那么就较能理解他的政治立场，迷恋法统可以说是此一拘谨的投射。 他的这种性格，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的孔明何以会让刘备三顾茅庐？ 《出师表》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孔明在南阳时与徐庶等人交往，常自比管仲、乐毅，有人因此说既然自比管、乐，又为什么说不求闻达呢？这显然是在说谎或者面冷心热。但若从他基本的人格而来考虑，一个拘谨、戒慎的人，通常也不是豪迈、主动的人，自比管、乐是心中炽热的理想，可惜心热脚软，孔明无法像豪迈不拘的李白一样上万言书，大剌剌地说生平愿识韩荆州般，向他的刘荆州毛遂自荐。用现在术语来说，就是孔明不会自我推销，难以主动站出来，积极开拓自己的人生，而只能被动地等待刘备的慧眼来认识他这个拘谨的英雄。 这也是笔者认为，在三顾茅庐这件历史公案里，孔明所具有的真正心态。 汉与贼，时势与英雄 陈寿在《三国志》里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利，开诚心，布公道循名责实，不齿虚伪，邦域之内至于终，咸畏而爱之，刑法虽峻无有怨者。以其用心乎，而劝戒明也。 这样的褒语来自敌国之臣的史笔，殊属难能可贵。孔明的确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贤明宰相，也留给后人无限的景仰与怀念，民间百姓透过《三国演义》去认识文化的孔明，这个孔明有着接近神的思想与性格，乃是三国时代的第一号英雄人物。他的无法匡复汉室，还于旧都，完全是碍于天意。在六出祈山后，司马懿受困于上方谷，孔明夜观天象，悲愤地发现自己的将星欲坠，阳寿将终，而以祈禳之法，谨书尺素，上告穹苍，伏望天慈，俯垂鉴听，增加他一纪之寿，则他必能克复故物，永延汉祀，非敢妄祈，实由情切，但最后魏延踢倒了延命灯，孔明不得不弃剑而叹，吐血而死。 读者读到此处，不掩卷太息者几希！虽然大家明知这个文化的孔明乖离历史，是虚幻的，但大家还是喜欢这样的一个孔明和他的英雄悲剧。这种英雄悲剧固然彰显了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但其实也反映了一个文化执拗地放纵它的奇想时，尴尬收场的困境：像孔明这样一个不世出的能人异士，怎么无法匡复汉室呢？答案只有一个：荒谬的天意。但这也是一个荒谬的答案。这个荒谬的答案，在不知不觉间影响了后人对政治和政治人物的看法。 历史的孔明确实是个难得的贤相，但要走出文化的迷雾，我们必须硬起心肠以较现代的眼光来透视他的思想与人格。从以上对他思想与人格的分析，笔者认为，孔明虽是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但基本上，是一个时势造出来的英雄，而非像曹操般属创造时势的英雄。这个英雄，用现代术语来说，是个体制内改革者、右派的保守主义者，而他的坚持法统与汉贼不两立立场，正是他这种思想与人格的总结。外在的环境与内在的心性，决定了他的格局和命运。 时代在变，观念也在变。我们以前也曾坚持汉贼不两立的立场，但现在却也开始积极创造时势。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实有必要给予孔明一个新的时代评价。 （原载台湾春秋，一九八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