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人，不免要为两个问题烦恼：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自古以来，人们都在忙着解决这两个问题。
人，茫茫然来到世界上，完全不知道那两个问题的答案，灵魂在成为肉身之前并没有进过先修班、讲习会，他们也许事先并不知道要做人，没有谁征求他们的意见，每个人都毫无准备，勉为其难。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出生后的第一个声音是痛哭。
哭是情绪的发泄，不是问题的解决。他必须长大，擦干眼泪，认真地生活。他要寻求那两个问题的答案，有人找了一辈子，到老年才有结果，有人老早就找到了，可是后来又觉得需要修正。为什么活着是原则，怎样活是技术，原则决定技术，技术也影响原则。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用尽心智，长期努力，去搜集一切资料。这是每一个人的终身大事。
有一个方法是观察同类，模仿学习。人怎样模仿他的父母，童年时期怎样模仿他的玩伴，青年时期怎样模仿他的朋友，不但专家作过有系统的研究，我们也有自己切身的经验。这种模仿到了老年也未必停止，因为老年人有老年人独有的问题，在未老之前没有见过这种案例，现在要看看别的老年人怎么做，可以说，人生就是一连串问题出现和解决，人在社会上所寻求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使用这种方法的理由。有同样问题的人不免要互相接近、观摩，甚至竞争，在问题相同的一小群人中间，早一步解决了问题的先进者常是别人的老师。
另一个方法是读书，书是记录、保存人类经验的一种东西，对于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有丰富的答案，乡下不读书的人，常说读过书的人比较聪明，那就是说读书人吸收前人的经验，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多。从前的人说：读了《易经》会算卦，读了《诗经》会说话。我曾加以推广，说读了《水浒》会打架，读了《红楼》会说话。也有人说读了《三国》会做官，读了《红楼》会吃穿。有人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过读了《红楼梦》想出家，读了《正气歌》想自杀。这些话未免太简单，但是透露了重要的消息。
有人说秀才迂腐，不懂得怎样生活。这是因为秀才读经读史，经史中有的是做大事的人怎样度过大关节，而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这种机会。土木事变，英宗被俘，于谦断然决定先立皇帝后与敌谈判，此事何等了得！然而一般人平常只想知道他种的紫罗兰为什么不开花，如果一旦歹徒绑架了他的儿子，他不能先声明脱离父子关系后报案。依从前人的看法，读闲书可以增加小聪明，闲书涉及一般生活的细节，例如怎样防偷，怎样防骗，怎样得到上司的信任之类，小说即是前人心目中的闲书之一。
古书是记录古人的经验，现在时代不同，有老问题也有新问题，解决老问题也许得用新方法，我在《我们现代人》里举了很多例子。秀才之所以迂腐，有时候是因为他想用古代的方法解决现代人的问题，那方法在古代有效，到现代则未必。孩子逃学是一个老问题，当年孟母以断机纠正孟子，收到效果；武训的办法是向逃学的学生下跪。这些方法恐怕都太古典了。有一个学教育的朋友说，他在教育学家的著作里找到许多矫治逃学的方法，但是没有一个方法绝对灵验，我们还得找寻新的方法。人生有些问题从前有，现在有，将来仍然有，不能像消灭疟疾一样使它绝迹，人除了袭用旧方法还得发明新方法。
一如我们在以前各章所述，大部分文学作品描写人内在的心思、外在的行为，人受到外界刺激所产生的反应，人如何应付挑战，接受挫折，追求希望，表示快乐。文学作品也表现：那人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用这样的手段去达到那样一个目的？他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他的成败对我们读者有什么意义？这样的作品无异对人怎么活和为什么活提出答案：怎么活是题材，为什么活是主题。作家把人生经验制成标本，陈列展览，供人欣赏批评，给人警诫或指引。作家取之于人生，又还之于人生，和广大的读者发生密切的关系，有重要的贡献。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观察作品的价值，初级的作品写出某一个人的问题，中级的作品写出某一群人的问题，高级的作品可能写出全人类的问题。
如果你想写小说或剧本，你最好先找到一个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做核心题材，如果你找到一个新问题，或解决老问题的新方法，你就能写出新颖的作品。如果你找出当代共有的问题，你的解决方法能够代表当代人的意向，你就可能写出杰出的作品。所谓解决方法并不是说成功地解决了问题，而是说试过，努力过，即使失败也好。这样的作品一经出现，它就使读者想起来有这么一个问题，使一些读者想用它的方法解决同样的问题，使许多人衡量那个方法是不是很适当，这就是作品在艺术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
作品影响人们的行为，最容易从细节小处看出来。一位日本作家写过一篇散文，其中提到火车乘客怎样预占座位，他说大家在月台上排队登车，有人估量等到自己上车时已无位子可坐，就悄悄地走上前去，靠近车窗，预先把自己的草帽塞进去放在座位上。那些比他先上车的人看见座位有个草帽，以为那是更早到一步的人留下的标志，就让那个座位空着，这样，草帽的主人尽管姗姗而至，却可以拿起帽子入座。这篇文章经人在中国翻译发表之后，有些中国人知道了这个方法，立刻仿照办理，别人不赞成这个办法，也无可奈何。
后来有一个中国人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上了火车以后，发现车厢已经客满，可是还有一个位子空着，上面放着一顶草帽。他知道这是后面有人取巧，就把那顶草帽拿起来，朝着车厢另一面的窗外用力一掷，毫不客气地坐下，不久，他看见有一个人走进车厢，东张西望，在他身旁逡巡不去，欲言又止，样子十分可笑。他料定此君就是草帽的主人，此君自知理亏，不敢争座，也不敢追问帽子的下落，只好怏怏的站在那儿，此文一出，传十传百，多少人都用这个办法对付预占座位的人，竟把这一种取巧的行为革除了。
电视里面的暴力场面，是否会诱发社会上的暴力犯罪，一度颇有争论。正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电视剧演出两个男童研究怎样不打破扑满而能把里面的硬币取出来。那个年龄较大的男童到洗澡间去找父亲刮脸用的刀片，他把薄薄的刀片插进扑满的投币孔，把扑满侧过来轻轻摇动，使扑满中的硬币落在刀片上，再把刀片轻轻拉出来。这确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五天以后，台北市的外科医生突然忙碌起来，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求诊，症状一律是刀片割破了孩子的手。
经常参加开会的人可能有如下的经验。会场摆着长桌，大家面对面坐着，你对面的人忽然要作笔记，然而发现自己没有带笔，就伸手向你借，你把你的钢笔借给他，散会时，他忘了这是你的笔，你也忘了有笔出借，第二天，你忽然发觉钢笔不见了，丢到哪儿去了？再也想不起来。他也忽然发觉衣袋上插着一枝钢笔，这是谁家之物？也毫无线索。失笔的人和得笔的人都觉得惘然怅然。怎么办呢？有人想出法子来，他说，当有人向你借笔的时候，你把笔帽取下来握在手里，只把笔身借给他，这样显得分外周到，等他写完了，会散了，他想把笔插进自己的衣袋上，他会找不到笔帽。笔帽在哪里？在你手中，他会想起这是你的笔。我怎么知道这个办法？因为我读到一篇文章，自从那篇文章发表以后，我在会席上留心观察有笔出借的人，他们大都把笔帽和笔身分开了。
有一位朋友慷慨好客，入不敷出，欠了不少债。他知道借钱给他的人都缺钱用，周转困难。他为如何还债发愁，中宵失眠，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排遣，看见一个小故事：
某甲知道自己在明天上午必须把一笔款送到银行里，存进某乙的帐户，否则某乙势将信用破产，后果严重。可是某甲没有钱，他欠某乙的钱还不出来，左想右想了一夜，他忽然想通了：我何必睡不着觉？我干脆上床睡觉，明夜让某乙去失眠好了！于是他上床呼呼大睡。
我的朋友看到这里恍然大悟，如释重负，也立即倒头便睡。
以上每一个例子都包含一个问题和一个解决的方法，而背后又有作者对人生的态度。首先，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要用预置草帽的办法占领座位？在车上站着或坐着究竟有何区别？为什么要为了自己的一点儿方便破坏依次就座的公平原则？作家应该给他的人物一个理由：也许，老老实实排队的人都是傻瓜，我才不干哪！事实证明他有理，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作者对社会秩序的失望。
也许你可以写，那人用草帽占座位是为了他怀孕的太太。我们也许要问：满车乘客难道没有一个人肯把座位让给孕妇？很不幸，那丈夫的经验正是如此有些东西本来应该属于你，但是往往要你自己设计巧取才可以得到，不能依赖别人的风度。倘若如此写，可以看出作者对人际关系的失望。
但是有人会识破预占座位的狡计，把帽子掷出窗外，使那人既失去座位也损失帽子。我们可以问，为何不把帽子拿在手中，等帽子的主人走进车厢，对之好言相劝？我们知道这种解决有失精彩，也知道作者要无言地表示：不合理的行为往往引发不合理的行为，对付不合理最好的方式，也许是报之同样的不合理。这又涉及对人生的态度。
也许以上两个情节可以合并。一个人为了妻子怀孕，预占座位；另一人不同分说把座位据为己有；等到发现最后上来的孕妇再起身让座，结果，预占座位是多余的，惩罚预占座位的人也是多余的。人生远比某些人想像的要复杂得多，所以人与人之间常有误会，这又是一种态度。
由此可见态度和方法（原则和技术）的关系并不单纯：很可能：一、态度是对的，方法是错的；二、态度是错的，方法是对的；三、态度和方法都对；四、态度和方法都错。其中态度和方法都对一类作品常被人誉为纯正。但读者会问：纯正作品里的好方法是不是实际有效的方法？如果作者的想法是希望我照着做，它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如果好方法不切实际，经不起实践，则读者宁愿接受一个坏方法。纯正作品的影响力往往难以令人如意，原因在此。
在理论上，作品最好含有又好又有效的方法。这话大概没有问题。但是不如意事常居八九，倘若不能两全其美，作家怎么办？作家通常并不是读者的智囊，当人生当中缺少一个好方法时，通常不是由他发明。他该把那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搁置呢，还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计任何方法？读者是应该忍受问题存在，还是宁可在问题解决以后忍受其后遗症与副作用？何去何从？常常引起有关人士的辩论。
作家们对此颇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指出，作品对问题的解决乃是艺术上的解决，并非事实上的解决，文学艺术是非功利的、非实用的。如果一篇小说的结局是主角杀人，并非意味着事实上有此需要，而是如此安排有更好的艺术效果。 《老虎与美人》里面，国王为了惩戒正在恋爱中的一个青年，迫使他在虎柙之前冒险，那不过是要在悚栗震撼中显示命运的诡秘莫测，而非表示国王所用的办法可以推广。另外有些人认为把人类的错误、愚蠢揭露出来，使世人知所警诫，也是文学的一种功能如果一篇小说的结局是杀人，其效果也许是使读者心中消弭杀机。
这些话当然很对，不过容我指出，作家的用意本来可能是警世，但有时亦往往适得其反，刘伶醉死，何足为训？但世上岂乏追慕大人先生之风的酒徒？多年前有一神偷，不知作了多少案子，后来忽然悔改信教，到处演讲教人如何防贼。他的演讲很有独家之秘，但据说，有许多小偷追随听讲，从中吸取经验，改进自己的技术。坏人的进步总是比较快些。有人告诉我，他已搜集了二十种考试作弊的方法，皆有奇效而鲜为人知，他要用每一种作弊的方法作题材写一个短篇，然后结集成书。他辩称这是把弊端公开，使监考工作严密公正。我问，这如何能使学生不买这本书，只有监考的先生买这本书？我追问：你写这本书时心目中潜在的顾客究竟是学生还是教师？他不能答覆。
保存人生经验是文化大事，有些经验尤其是情感方面的经验，要靠文学作品保持传递。历来有一种主张，如果某些经验足以助人为恶，作家就应该把那经验隐瞒起来。但是，站在作家这一方面看，隐瞒、粉饰、涂改人生经验，可能要伪造人生，结果不免贬低文学的地位，使作品的素质下降，作家总是持文学本位的。再者，每一作家都会设想：我个人牺牲文学上的目标，别人是否也一样？如果只有我一人牺牲让步，徒然逊人一筹，于社会人心何补？作家总是持个人本位的。
我想，作家必须守住他的岗位，即使受人误解，受人恶意批评，也在所不辞。但是，倘若作家从人生中汲取的是浊水，倒入人生之中仍是浊水，终非伟大的作家。我们希望他能以艺术造诣、人格修养、思想境界蒸馏那水，过滤那水，变浊为清，再还给湖海江河，他提高了人生，也提高了文学。作家表现人生，并不是像从山上搬一块石头那样展示给读者，而是像蚕吐丝那样出自胸中，人生先进入作家的心灵，再化为物质媒介，然后这媒介再进入读者的心灵，即使人生龌龊，只要作家的心胸不是龌龊的，作品就不会龌龊，只要作品不龌龊，读者的心灵就不会龌龊，至少不会增加龌龊，其间绝未伪造，只是升华，绝非隐瞒，只是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