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在和作家交谈时总喜欢问：你写的故事是真人真事吗？你最近出版的那本小说是你的自传吗？这些人中间的一个，可能在办公室里对他的同事说：你知道吗？ 《沧桑恨》里面的女主角，就是那小说家的太太！有些作家也曾强调：我写的那个故事是真的！有些电影在宣传海报上大书：真人真事改编！有人在他的论文里表示：文艺的真善美以真为第一，如果不真，哪儿还有善美可言？虚伪是艺术最大的罪恶。艺术可以隐藏，但是不可说谎。
再看另外一种情形：一位青年朋友参加小说征文竞赛落选，他拿著作品去找一位评审委员，要求指点。那委员说：我不能以评审委员的身份讨论你的作品。三个月后，你再来找我，我愿意表示个人的意见。三个月后，他们又见面了，那曾经身为评审委员的人说：你的小说只是一篇实录，缺乏应有的想像成分。什么是想像的成分呢？小说不是写鸡蛋，而是写鸡蛋中尚未孵出的鸡。有一位影业巨子接受记者访问，谈到电影的题材，他说：我从来不拍观众的生活，我拍观众生活里没有的东西。
文学作品的题材究竟应该是真实的呢，还是虚构的呢？作家若为这个问题所困扰，往往无法构思他的作品。陷入这困扰的人把文艺上的真和科学上的真混为一谈，把小说故事的真和历史记载的真等量齐观。我们说过，语文这一工具不很精确，一笔写不出两个真字，同一个真字却有不同的意义。为了表达得清楚一些，我们只好说文学作家所追求的乃是文学上的真，这个真字别有解释。然而什么又是文学上的真呢？
文学创作在材料细节上必须求真。材料从生活中来，那生活是作者真实的经历。作者用惊人的精细与准确写他亲见的男女老幼、鸟兽虫鱼。在画史上出现过两牛相斗时，牛的尾巴是竖立起来还是紧贴在臀后之类的讨论，文学作家也是同样一丝不苟。在某些作品里，作家描写人物的病情，后世的医生读了可以诊断出病因，作家描写狼的习性，使动物学家叹服。现代有一位作家描写泪珠如何从戴了假睫毛的眼眶里滚出来，精确到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一位作家描写两个贼如何合作行窃，他写得太逼真了，引起警察的兴趣。
多数人认为真就是不假，就是确有其事，可以查验，可以举证。材料细节上的真正是如此。有人写农家生活，有一句等香蕉熟透了再摘，这是不真，因为瓜果不可生摘这一定律有它的例外，如果不信，可以下乡查问。月亮的形状有上弦、下弦之分，有一位作家独出心裁写出中弦月一词，这是不真，读者要求他把中弦月的模样画出来看看，他无法答覆。古代有一位诗人在作品里提到菊花落下来的花瓣可以做高人雅士的粮食，有人纠正他：菊花的花瓣向花心收缩，抱香而死，并不像牡丹芍药落英缤纷。好莱坞有一部影片，描写一个人如何凭他的智勇对付一伙逃犯，剧情设计最重要的一幕是：这人故意带着一把手枪让逃犯的首领搜去，盗首有枪在手，扬扬得意，却不知枪内弹匣早经取出，他因有恃无恐，一时大意，终于失败。一位军中作家看了这部片子之后说：这一幕设计未免失真，一把空枪和一把实弹的枪重量不同，一旦抓枪在手立刻可以分辨出来，那个盗首应该有玩枪的经验。
文学上的真还有作者思想情感的真。如果一个作家，用他的作品，想使读者相信一些东西，那作家自己是否先相信了呢？如果一个作家，用他的作品，想使读者受到感动，那作家是否自己先感动了呢？一个作家，是否确如他在作品中所写，爱他所爱的、恨他所恨的、领悟了他所领悟的呢？试以孔融让梨为例，孔融取小梨而让大梨，究竟是友爱出于天性，莫之至而至呢，还是在家规礼教的压力下困而行之？他让梨之后觉得天伦之乐比梨更甜，还是内心充满了委屈？如果日后孔融要把让梨写成文学作品，在理论上有如下四种可能：
一、当时的心情以让梨为乐，作品中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这种心情；
二、当时的心情以让梨为委屈，作品中也恰当地表现了委屈；
三、当时的心情以让梨为苦，文章中却说是快乐；
四、当时的心情不以让梨为苦，文章中却说自己嫉妒，不甘心。
在上面假设的四种可能中，第一和第二为真，值得我们向往；第三和第四为不真，值得我们警惕。特别是第四种可能最要不得，颇有人以为文学中的真就是丑陋，就是黑暗面，否则就是美化粉饰。文学创作求真，诚然把题材范围扩大了，把本来要掩饰隐讳的一面表现出来，可是也不必因此把善良美好的一面挤出去。倘若为了标榜真实而故意自居下流，那未免作贱自己，当然也失去真实。
有人说：上帝给我们语言文字就是要我们掩饰自己真正的企图。说这句话的人只能写宣言，写报告，写外交照会，不能写诗、写散文。文学，至少狭义的文学，是诚于中、形于外，辞欲巧而情欲信。装腔作势，言不由衷，是作家的堕落，也是文学的末路。为什么作品中的思想感情要真？因为作品中的人生，是人生从外面进入作家内心，再从作家内心借文字媒介转化到外面来，作品的世界是作家内心的世界，作品中的人生是经过作家的心灵过滤、营造、照明、放大之后的人生，文学技巧的功用只是把它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过与不及都是破坏。既然如此，假定表现技巧没有问题，作品之是否可观可取，要看作家的心灵把人生处理成什么样子。伟大的作品所以难得，正是因为伟大的心灵和伟大的文学天才难得集于一身。退而求其次，能窥见、体会、了解那伟大的心灵，而文才又足以将之表现出来的人也不多。我们切记倘若内涵不够，文学技巧不能补救。否则空话大话人人会说，岂不提笔都是经典之作？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还有一种是读者感觉上的真。作者的材料细节真，情感也真，但表达的效果究竟如何，要以广大的读者为试金石。世上未必有此事，作者这样写了，读者从此以为有；世上从未有此人，作者这样写了，读者也从此以为有，文学的真才建立起来。当年我为一家月刊主持信箱，有人投书问世上是否有鬼。我说，爱好文学的人应该是有鬼论者，这些人能够对世上并不存在的事物坚信不疑，试想有人读到黛玉吐血自己也吐血，有人读到维特自杀自己也自杀，岂不都是活见鬼？用行话来说，这是作家制造幻觉并迫使他人接受其幻觉，要有这个效果才算文学。有一文友陷入恋爱，那位小姐起初对他也颇有好感，后来忽然疏远冷淡，使那位文友非常苦恼。我找机会与小姐一谈，探问原由，她说读到他写的一部小说，书中男人欺骗女人感情的手段层出不穷，这人太可怕。我说那是小说而已，她仍然摇头，似有余悸。第二天我向那位文友恭喜，对他说：你的女朋友虽然去了，临行却给你一张作家及格证明书。
说来奇怪，读者的感觉十分敏锐，并不容易敷衍、欺瞒。有人也许这么想过：我不诚实，读者怎么会知道？天南地北，彼此互不相识，仅凭文字接触，真真假假他怎么甄别？凭什么怀疑？却不知偏偏读者能试出水的温凉、味的浓淡来。有人说得好，作家是读者的良心，这颗心循环好不好，跳动正常不正常，读者当然心里有数，比春江水暖鸭先知还要明白，两者的微妙之处，也许恋爱可以比拟。像音乐一样，文学也是一种心声，音乐演奏家志在高山，知音立即听出乐声中有高山，志在流水，立刻从乐声中发现流水，演奏者看见一只猫要抓老鼠，音乐批评家立刻听出乐声中有杀机。语文比音乐具体，表露出来的更多，伪装极难。但如真情流露，文情并茂，也很容易得到知己。
一般人所关心的真，是指事实经过是否确实如此，曹雪芹是否即为贾宝玉，随园是否即为大观园。作家所追求的真，是利用真实的材料细节，表现内心真正的思想情感，使读者觉得真实。一般人所追求的目的，在作家恰恰是手段，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上半句一定不真，无论他穿西装或长衫都无袖可挥，诗人所谓挥袖，只是无沾无碍的胸怀、潇潇洒洒的态度而已。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长松下有多少世人可看？要看，还得找车水马龙的地方，但是长安街头岂有长松？没有长松又如何突出诗人独立不阿的形象？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我们确知诗人不曾这么做，我们只是感染了诗人的豪气与信心。西洋人说耶稣死在白杨木做成的十字架上，白杨知道自己有罪，它的叶子永远无风自抖。如果你观察一下，就知道白杨的叶柄一端圆形而另一端呈方形，方圆交界处十分细弱，以致树叶索索颤动。这才是无风自抖的真相。但是，人类有一种永恒的罪恶感，如果白杨发抖的传说能把这种罪恶感表现出来，如果读者能从白杨发抖发觉这种罪恶感，植物学家的意见自可搁置不理。
文学作品中的材料细节要真，但作品的整体不必真，有时也不能真。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而可与人言无二三。就文学创作而论，这种无法向人倾吐的情感反而最值得写。这时，作家多半要将真事隐去，把一把辛酸泪安置在满纸荒唐言里。 《红楼梦》无论是写亡国之痛还是败家之痛，都是假语，曹子建的洛神其实是甄后，李义山那些含糊暧昧的诗，无论有了几种解释，总不外难言之隐。李后主挥泪对宫娥引起后人责难，怪他不以泪眼对宗庙社稷，不想想他有表现的自由没有？能在上文最是仓皇辞庙日用一个庙字已经很不错了。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作家利用假作真时真还假这道符以求畅所欲言，读者旨在分享人生经验，接受情感洗礼，并不计较事件的真假。劳动批评家逐字逐句加以考证的，只是一小部分作品，大多数还不是不求人解，人亦终不解算了！但是，只要那作品的材料细节真实，只要那作品表现了真实的思想情感，只要读者觉得真实，作品照样有价值，照样可以传下去。
抗战后期我有一个同营当兵的好友，他当年做中学生时在火车上挨了日本兵两个耳光，油然而兴敌忾之心。他曾经想把这份情感写成文章，迟迟不能下笔。起初，他觉得事件真相不足以见出内心的屈辱，想改成日本兵戴着手套打人才显得粗暴傲慢。接着他把那个日本兵想像成管理营妓的家伙，并非一个正式的战士。这样虽然与事实不符，但是与他内心的感情吻合。这件事使我们想起作家即使写实，也往往并非忠实的记录事件的原貌，而依照创作的需要有增删损益，此谓理想化。理想化的意思是，有时候，把真实的生活经验写出来并不能产生最佳的文学效果，作家得按文学创作的理想改动一下。即使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地方夜半不敲钟，即使白日依山尽的地方没有山，诗句仍然可以那样写。
当美国的嬉皮运动闹得如火如荼时，在台北的美国记者猜测嬉皮何时蔓延到中国。这时台北发生了一件事，可以为理想化做注脚。台北某报有一位记者到派出所打听有什么新闻，值班警员告诉他一天平安无事，不过是在防空洞里发现了两个十三、四岁的小孩。这位记者正愁当天没有稿子可写，决定把这件小事渲染一下。在他笔下，这两个孩子是从家里逃出来的。为什么逃？因为他们恨自己的学校，恨自己的家庭。他们在防空洞里住了多久？三星期，至少要三个星期才值得注意。怎么生活？他们向人乞讨一点钱买馒头充饥，在附近的公用龙头喝自来水。他们怎么洗澡？不洗。怎么换衣服？不换。那么身上脏透了？是的，当他们在派出所里出现时，警员都捂着鼻子。你看，这就是理想化的过程示范。第二天新闻见报，全台轰动：这不是嬉皮吗？中国到底出现了嬉皮！事后弄明白了，大家都怪那位记者不该这样写。用这个方法写新闻不可以，写文学作品却是天经地义！
散文有许多情景经过理想化，小说有许多事件经过理想化。小说、戏剧的人物是塑造出来的，塑是把材料一点一点加上去（雕是把材料一点一点减下来）。鲁宾逊的故事有蓝本，但是情节简单，不比《鲁宾逊漂流记》丰富动人，后者经过理想化，一点一点加上许多材料。我曾发现《旋风》里的主要人物方祥千是诸城名士王翔千的化身，偶然和《旋风》的作者姜贵先生谈及，他说方祥千的材料有一部分来自王翔千，还有一些材料是从其他人身上取来加到方祥千身上去的。理想化颇像制作集锦照片，华山一座峰，黄山一棵松，加上庐山一片云，合成一张图画。小说情节大都不能避免理想化，所以现在的历史家不再说小说可以佐史了，不再说读托尔斯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俄国历史，不再说读大仲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法国历史了。
理想化还没有完全离开事实，荒谬法就不然了。荒谬是完全虚构，事实毫无可能。海岸上支起锅灶来煮石头，煮着煮着，锅里的水沸腾了。再煮一会儿，大海也沸腾了，龙王爷冒出水面求饶了。哪里有这种事？有一个人失踪了，他被一群神秘的大汉掳走，那些人强迫他在沙地里自己挖坑居住，一宿过后，坑沿的沙子坍下去，把沙坑淤浅了，他只好一大早起身再挖，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哪里有这回事？没有这样的事，可是这些材料都做成了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真，在谜底，不在谜面，只要知性的层面合理，感性的层面可以荒谬。煮海的故事显示人怎样渴望控制自然。当你看见码头工人用起重机吊起货柜时，你会觉得煮海有些意思。当你听说将来科学家要移走一座山只须按一下电钮时，你会觉得煮海等于事实。沙坑的故事象征人怎样努力开拓自己生存的空间同时又不免作茧自缚。你天天准备联考，是挖你的沙坑，我在这里写专栏按期交稿，也是挖我的沙坑，《明道文艺》按期出版也是挖沙坑，每个人一息尚存就得不停地挖，谁停下来谁就要被沙子淹没。这些表面荒谬的故事背面有个普遍的真理在，由理生情，也就有人类的真情在。
有些文学家所以偏爱荒谬，是因为它的含义往往比一般合乎情理的故事更丰富。一个小提琴家在台上弹奏，一曲未完忽然Ａ弦断了，这位小提琴家不动声色立刻换了一支曲子，这支曲子从头到尾不用Ａ弦。这是一个故事。两军作战，其中一方的司令部忽然为敌人攻占，司令也阵亡了，这受挫的一方立刻推举新的统帅继续抵抗，结果打了胜仗。这又是一个故事。一个出色的运动员跌断了双腿，瘫痪了，他坐在轮椅上改习绘画，又成为出色的画家。这是第三个故事。你无法把这三个故事化成一个，除非荒谬。如果从神话取材，写一个天将被对方一刀砍掉了头颅，他的肚子上立刻长出眼睛耳朵来，手执武器继续作战。这不是把以上三个故事都包括在内了吗？这个看来荒唐不经的故事不是也有它的真实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