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大早电话铃响，我睡意尚未全消，抓起听筒，贴近耳朵，听见今年的第一声春雷。窗外，地平线上，那种把天和地分开的大爆炸。话筒里塞满焦响，没有人语，窗玻璃，楼板，都随着共鸣。电话里是雷声，收音机里是雷声，树梢上是雷声，汽车喇叭里是雷声，世上再无第二个发声器，大地只是一块回音板。
然后，我恢复了听觉。电话里，百里之外，那人问我：听见了没有？又是一年！
听见了！听见了！你听见了没有？我真想转头问你。
我知道，你没有听见，你太远，即使是日蚀，我们也不能同时看见。当世界末日，天使吹号召集世人受最后审判的时候，究竟是你先听见，还是我先听见？
这些话不是太无聊了吗，我是想说，我们也有同时听见春雷的日子。那是在我们干燥的少年时代一个潮湿的早晨，我们因为营养不良而需要一个合唱队，而合唱队需要一个名字。那天，忧郁的天空，在维持了整个冬季的拘谨之后，忽然像决心反叛似的，丢给下界一个霹雳。事先连个闪电也没有，我们都吓了一跳。一个同学说：有了，我们的合唱团就叫春雷。这时，植物油一般的春雨，非常细腻的洒下来，泥土地悄悄的泛黑，我听见你说：我们的合唱团也可以叫春雨。
那时，我在做什么呢？我用手指在膝头写着：春雨，春雨，春雨。我在想，为什么春雷总是那么凶悍、那么不耐烦呢？曳着绿罗裙使所过之处生出芳草来的春神，为什么用这样焦躁的神态露面呢？这恐怕不是春天鸣锣开道，这是冬天大吼一声死了。春雨，春雨，春雨，我把这两个字放在舌尖上跳舞，始终不能把它们吐出来。春雨，春雨，春雨，它们至今还含在我的舌底。
现在我向你要一只歌，我们以春雨之名正式操练的第一首歌，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慷慨之歌，把跋涉当作修炼而从不计算里程的苦行之歌。有人说，这是我们合唱队的队歌。我们带了救亡的火种，这是第一句，也是歌名，我没记错吧？走遍祖国广大的城乡山林，这一句有问题没有？冒着急雨寒雪霜冰，不怕暗夜风沙泥泞，这两句太不工稳，太不浑成，请告诉我，错在那里？四十年来，我似乎一直是这么唱的，也是这样梦的，是那一年那一天开始唱错了？是那一年那一夜开始梦错了？
我记得，歌词是四句一节，全首分成六节，六节唱完了，第一节反复一次，对不对？我们从敌人屠刀下冲出，痛尝够亡国的残害耻辱，遍身被同胞热血染红，满怀牺牲决心、和最大的愤怒。这四句是一节，对不对？这四句，是不是也有些字记错了？原文到底是怎样写的？遍身被同胞热血染红，每逢我看到红蛋，我一定会想起这一句。虽然温习的机会很多，我仍然怀疑我写出来的有讹有误。那般摇荡性灵的歌，使我们唱了发烧、睡了作梦、仔细咀嚼了流泪的歌，到底、到底是用那些字组合起来？
还有，我要问，问那当年教我们唱歌的人，他说：我不能指挥春雷，我可以指挥春雨。说时伸臂展手如翅，我看到他的修长的、白皙的、洁净的手指，这样的手指跟他的身材相貌气性很调和，跟他的音质音色很相称。事后回顾，他选了许多好歌做教材，那些歌有生命，能代表那个时代，使我们在精神贫血的穷山恶水之中也还能有不落人后的地方，使我们的空虚的老境里还有大时代的余音。他是一滴水，来自大海波涛，这一滴水里有春雨之心，波涛之志，我想念这个人。
可是，我们带来救亡的火种却是不见经传的。在音乐课堂上，他说，日军炮轰宛平的那天，他正在北平准备出国。就在这一天，他家的房屋变成一堆瓦砾。就在这一天，他投进一个剧团，深入大巴山区，宣传抗战。群山万壑，地平线迎面竖起，他们以脚趾为钩，与猿猴争路，可是他有那样的手指。他们比历史先来一步，让山中人看生看死，看恩看仇，看敌看我，看血看火，让山中的石块也想脱胎变成炸弹，参天古木恨不得立即倒地成枪，可是他有那样的手指。也就是那手指，把歌声挂在峭壁上，绕在树干上，绣在流泉上，点化鸡鸣狗吠，连风过林梢都是在奔走呼号。
我们带来救亡的火种是他的作品，是他们剧团的团歌。我们把烙痕放在人们心里，这一句歌词中的烙痕就是一出话剧的名字。这一小节四句，每句嵌着一个剧名，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可是其余三句是什么？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一定，句子还好好的放着，不是在我心里，就是在你心里。我找，你也找。
找那些把长街当铜管的日子，找那些把石板路当琴键的日子，找那些唱出一片海洋来、人在小舟中摇荡的日子。找那些音乐把指挥当乐器，指挥把我们当乐器，我们把小城当乐器的日子。
也请你替我找那在我们嗷嗷众口之前用藤棒拨音符的人，我想念他手中的棒和握棒的手。在流亡途中，他指挥我们未晚投宿，鸡鸣看天，一如指挥合唱。小村宁静，家犬凶猛，穷人的狗可怕，因为它们难得吃肉。他用指挥棒替我们打狗，他驱退一只狗如同按下一个休止符。
老师，莫非你指挥过叫化子？我忘不了这句玩笑。
我在大巴山里打狼！我忘不了他的严肃。
打狼！有一次，在进入一个小镇之前，他把一群麻雀似的队伍整理成雁阵，他带领我们用最大的音量唱那支歌，我们要把镇上的妇女儿童引出来看抗战。可是镇上静寂如死，两旁的门窗闭得蚌紧。如果不是头上有天，这里就是隧道。如果不是檐前有雀，这里就是古墓。
忽然，前面的歌声压低了，忽然，只有二分之一的人在唱，忽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在唱，忽然，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歌声。
独唱以细若游丝的一线，吊住七零八落的淅沥，从恐惧的海洋里捞起旋律，重新汇聚澎湃。歌声，情绪，降到谷底又升到谷峰。
就在这时，我看见那只手，走近那只手，看见他用细长的苍白的手指捏住指挥棒，指挥棒向上一挑的时候，我看见电线杆上挂着一个须发成饼面目如粥的人头。
他，文弱的他，疲倦的他，严肃的站在人头底下，站在已干的血迹之上，转动手腕，把我们的视线抓在手中。然后，他挥动手臂，像是从什么地方掏出音乐来，撒在我们头上。他轻轻一指，我们都醒悟了，这才是应该高歌的时候，我们唱得那么响，那么狂，又像是陷入了迷醉。
就是那只手，高举着，挥舞着，守护我们的心灵，守护音乐，于是我们赳赳昂昂的穿过死街。
于是长街又活了，窗户一扇一扇打开，窗框里贴满了妇女儿童的眼睛。
我怀念这只手，这只打狼的手，这只指挥春雷的手。当这只手把他的歌交给我们当作队歌的时候，他的眼神好难形容，当初黄石公把他仅有的一本绝版书交给张良的时候，大概就露出这样的眼神吧。如果张良把那本书弄丢了，如果张良把那本书的内容忘记了，成什么话，成什么话？
我怎可忘记那只手，怎可忘记那首歌。请你仔细想那歌，想我脱漏了那些句子。你要浪漫的想，豪放的想，打开潜意识，释放一切牛鬼蛇神。请你寻觅合唱队的幸存者，问他们还记得多少，断简残篇，一句一句的凑，一字一字的补。
最后，找到他，找到教歌的人，告诉他，他的歌并没有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