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皆错。不用说也知道。我在哪里漏了什么、忘了什么细节。不管怎样，百密总有一疏。即便如此，我还是硬撑下去。心里想着该怎么装无辜。问些问题，装糊涂。我感觉脸在灼烧，嘴角无法控制地抽搐；但我还是设法不要崩溃。我告诉自己：稍微慌乱其实并不要紧。警察会让正常人紧张。只有真正的罪犯才会在被捕时泰然自若、轻松愉快。开车到派出所的路上，卡姆斯基鲜少说话。
有什么问题吗？我问他，同时听见自己些微刺耳沙哑的嗓音。我猛咳一声、清清喉咙。你还想问我什么吗？
有人想跟你谈谈。
谁？我问道。
你待会儿就知道了。
是我认识的人吗？
卡姆斯基顿了一下，仿佛试着拿定主意。你待会儿就知道了。他最终还是重覆这句老话。
我绞尽脑汁地思考，根本没察觉司机把车停进警局后头的车位；他们领我走过柏油碎石路，进入后门，穿过狭长的回廊，来到一个房间，然后留我独自一人来回踱步。我两个小时前才离开这里，但这里似乎变了样。没人给我茶水。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同一间房。这间感觉比较暗。我努力静下心来。但是不能太过镇定。我的防卫心千万不能太重。这不全然是项坏消息。不是的。假如警方单纯想要将我绳之以法，大可立刻逮捕我。也会警告我。刚才不就是这样吗？
卡姆斯基拿着卡带式录音机进来。他身后跟着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他身材魁梧，一头白发好像刚梳过，而且梳得太用力，紧贴着他的头盖骨。卡姆斯基比了个手势，要我坐在桌前。他们两个把椅子拉到我对面，然后坐下。卡姆斯基把录音机放在桌上，注视了它一会儿，却没把它打开。我想要介绍我的同事比尔．波普给你认识。他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道。我摸着口袋里的螺丝扳手。
波普探长今天从雪菲尔赶来。
我紧握双拳，又舒展手指，听见自己的指关节劈啪作响。我试图表现出惊恐却又不要太过惊恐的模样。我感觉自己的五官扭曲成一种表情，可是不知道外人眼中的我是什么德性。
发生了什么事吗？我问道。有蜜蜂在我头盖骨里面飞。嗡嗡嗡。
波普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笔记本，将它翻开。他戴上一副无框眼镜，低头凝视本子。大卫．麦克．吉佛。他说。
我是，我说，怎么了吗？
你以前住在多尼尔戈路十四号？
对。发生了什么事吗？
你最后一次出现在那里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晓得。我说。那是我讲话的声音吗？没错。五、六个月前吧。
现在谁住在那里？
应该是我妈。
波普皱眉蹙额。应该？
我有一阵子没跟家里联络了。
为什么？
我耸耸肩。我来到伦敦，想要有个崭新的开始。
这是为了什么？
我沉默片刻，试图想像一个搞不清楚状况的人会作何反应。不好意思，我说，现在是怎样？发生了什么事吗？
波普不断啪嗒啪嗒按压手中握的笔。怎么这么问？应该有事发生吗？
拜托，我刻意用一种苦恼困惑的口吻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为什么要离开雪菲尔？波普问我。
听着，这一切是我欲言又止。别搞砸啊，达维。撑着点。我一直怀抱来伦敦的梦想。我在伦敦找到一份工作，觉得也是时候转移阵地了。能不能请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你吓到我了。我试着对他挤出笑容。可是我做不到。我脸上的肌肤跟厚纸板一样僵硬。
波普阖上笔记本，往椅背一躺。
在多尼尔戈路的住户要求之下，两天前警方强行进入房舍，在屋里发现一具尸体。
这就是了。这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时刻。这一刻我已经想很久了。是我妈？我问。
死者在那里陈尸了一段期间。几个月有了。不过我们设法透过这个嘛，我们已经证实死者就是玛丽．吉佛。
我感觉他们盯着我瞧。他们落在我脸上的目光好似艳阳般灼热。
死了？我说，发生了什么事？她怎么会我是说，怎么没有人发现呢？
我哭不出来，却还是用力揉眼睛，咕哝着晦涩难懂的话。我一度把脸埋进掌心，回避他们的目光，给自己一点时间思考。然后又抬起头。两位探员无动于衷地盯着我。
我很抱歉，我说，我应该跟她保持联络的。可是我连电话都没打。离家以后，我就再也没回去探望她。可是我怎么也料不到我怎么都无法想像我又用力揉了揉双眼，发出几声啜泣。
警方跟邻居谈过，波普说，他们提到她的儿子，并且表示好一阵子没见到你。跟她。
她身体不好，我说，行动不便。
她被发现陈尸在床上。
床上，我麻木地覆述，她以前常躺在床上。
没人知道你去哪儿了，波普说，但是后来你的名字突然跃于电脑萤幕。可以想见我们有多惊讶吧。我想，我最好还是亲自过来见你一下。
我早该料到了，我说，你们确定吗？我的母亲？我妈，她真的死了？
我们得问你更进一步的问题，波普说，我必须事先警告你，就提出控诉的案件来说，你所说的话可做为呈堂证供。你也有权请律师。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安排律师。这样你听懂了吗？
不，我缓缓地说，仿佛受到极度的惊吓，我不懂。有人犯案吗？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考量这个可能性。
有人到家里行窃吗？她没有她被人攻击了吗？
你明白我的警告吗？你想不想请律师？
这个问题我老早就仔细想过了，我也知道自己要怎么说。律师？做什么用？
这就看你了。卡姆斯基说。
我妈死了，我说，我好爱她。我不该抛下她一个人的。你们问什么，我都愿意回答。我一定全力配合。
卡姆斯基打开录音机，宣布日期、时间、地点、在场的警官、我的全名，以及我已得知自己的权利，并且同意在没有律师陪同的情况下接受侦讯。他们开始发问，但是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我得知的消息却比他们更多。我作答时刻意模棱两可、支吾其词。毕竟我是个刚刚得知母亲往生的儿子，尽管悲不自胜，依旧试图尽力帮忙。假如我精确描述我的行踪、动机、来伦敦前的那几个星期做了什么、我为什么不回家也不跟家里联络，诸如此类问题的每项细节，那反而会引人猜疑。
逐渐明朗的是，在过去几周的高温下，尸体已然腐烂到难以确认身分，也不可能寻得其他的重要线索。我可以想像一连串的先后次序。首先招惹苍蝇，接着生蛆，多到有如整张地毯都被热水煮沸、爬遍每样东西。显然警方没有任何证据，只是把我叫来警局盘问，试探我的反应。
我好难过，我抓到适当时几，丢出这么一句，我还以为她的朋友会照顾她。真不晓得她受了什么罪。
她朋友多吗？波普问我。
有一些吧，我说，她生病之后朋友就渐行渐远。
她病得有多重？
虽然不晓得她生了什么病，但我觉得她有时过得很痛苦，我眼神呆滞地说，我知道她试图对我隐瞒病情。可是她真的好勇敢。也许她太过努力了。
我想要继续耍笨。我知道这么做就对了。但我就是忍不住。我非得知道不可。我一直等到问题看似告一段落。
我不懂，我说，为什么要同时劳驾你们两位？
我必须考量所有的可能性。卡姆斯基说。
我妈被人发现陈尸床上。在雪菲尔老家。你这什么意思，可能性？
我真受不了这个案子了。卡姆斯基说。
这是我自己的错。我越过了那扇门。我决定动怒的时候到了。你这什么意思，这个他妈的案子？我说，什么案子？你们才刚通知我妈的死讯。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你不是已经逮捕他妈的迈尔斯了吗？想问什么尽管问。我不在乎。但是不要耍着我玩。
讲太多脏字了。这不是达维的风格。听起来倒像是角色扮演。我嘶哑地啜泣一声，设法弥补。
冷静下来，波普以较为抚慰人心的口吻说，跟我们聊聊你的母亲。你跟她亲不亲？
他们试图刺探我的心理，最后却无疾而终。我有办法让他们无聊到举白旗投降。我抽了抽鼻涕，讲起话来结结巴巴。我漫无目的地兜圈子。不掉泪地啜泣几声。再玩几次把头埋在掌心的招数。最后对话中止，卡姆斯基望着波普，点了点头，身子一斜，关掉卡带式录音机。他们两人似乎都为浪费时间而生闷气。
请节哀。波普说。
我没吭声。我正在回忆那几个月对我妈郁积的怒火，在我脑袋中形成嗡嗡作响的噪音。只要拿枕头捂住她的脸，噪音就会消逝。就是这么轻而易举，仿佛我只是任由她沉睡罢了。波普拾起笔记本，将它放入夹克口袋。
关于死因的审讯，会有人跟你联络，他说，你应该会希望安排葬礼。另外还有房子的事要处理。
房子。它一直都在那里等着我。
吉佛先生，你听到了吗？
这有点教人措手不及，我说，我正在努力消化这件事。当一个孤儿。还有这一切。
我轮流注视他们两人。我的说词他们似乎照单全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