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达菲先生住在伽波里索街上，他希望尽可能住得离他所属的城市越远越好，因为其他的都柏林郊区在他看来都很庸俗、现代和矫情。他住在一间幽暗的老房子里，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那间废弃的酿酒厂，往上则可以看见沿着小河而立的都柏林城市。他的房间没铺地毯，四壁高墙，上头连一幅画也没有。房子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是他亲手挑的：一张黑色的铁架床，一个黑色的脸盆架，四张藤椅，一个挂衣架，一个煤桶，一个壁炉罩子和生火的铁具，和一张方桌，上头放着一个带有斜面盖子和抽屉的写字台。他以几块白木板架在墙壁的凹槽之间，充作书架。床上铺着白色的被单，床脚摆着一张黑红相间的地毯。脸盆架上挂着一面有把手的小镜子。白天的时候，屋内唯一的装饰品是壁炉台上一盏有白色灯罩的台灯。白色书架上的书，由下往上，按照书本的厚薄依序排开。 《华兹华斯全集》放在书架最下层的一端，一本以布面装订的笔记本《梅诺斯教义问答》，摆在书架最上层的一端【注一】。书桌上随时摆著书写用的文具。桌面上放着一份霍夫曼的《麦克．克拉玛》【注二】剧本译稿，剧中的舞台指示是用紫色笔写的，还有一些纸片用铜质大头针订成一小叠。他常在纸片上抄录一些句子，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叠纸最上面一张抄的竟然是<抗忧郁剂>的成药广告词。一掀开斜桌板，一股淡淡的香气就由里头散发出来这种香味来自柏木做的新铅笔、胶水，或是一颗被遗忘在抽屉的过熟苹果。
【注一】《梅诺斯教义问答》是爱尔兰天主教教义的标准范本。位于都柏林西边十五哩处的梅诺斯，正是爱尔兰宗教中心皇家圣派翠克学院的所在地。
【注二】霍夫曼（１８６２︱１９４６）是德国自然主义派剧作家，擅长处理父子冲突的剧情。他在一九一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麦克．克拉玛》是他在一九〇〇年发表的大作。乔伊斯对此剧赞赏有加，据说他曾尝试将其翻译为英文。
达菲先生痛恨任何造成精神上或肉体上失序的事物。中世纪的医师恐怕会说他患有忧郁症。岁月的故事，带着都柏林街道的棕色调性，全写在他的脸上。干涩的黑发，长在一颗又长又大的头上；黄褐色的胡须，遮不住那张不讨喜的嘴巴。因颧骨的关系，他的脸孔看起来很严峻，但他的目光倒不那么严峻。只是他用那对黄褐色眉毛下的眼睛，打量着世界的模样，给人一种感觉，仿佛他随时都准备好要去接纳他人的忏悔，但却总是大失所望。他对自己也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总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行为。他有一个怪僻，就是常用写自传般的方式来检视自我，因此他常在心中以第三人称、过去式，书写一个句子来描写自己。他对乞丐从不施舍，而且总是拿着一根坚硬的榛木杖，脚步坚定地走着。
多年来，他一直在贝格街上的一家私人银行担任出纳员。每天早上，他都从伽波里索搭电车来此上班。中午，他就到唐柏克餐厅吃午餐喝一瓶淡啤酒，和吃一小碟的葛粉饼干。四点钟一到，他就下班了。他会到乔治街上的一家餐馆用晚餐。在那里，他可以远离都柏林社交圈的那些纨袴子弟，而且此地餐饮价格也比较公道实在。晚上的时光，他大都坐在房东太太的钢琴前，或是在都柏林的郊区中闲逛。他喜爱莫札特的音乐，所以也会去歌剧院或音乐厅：这是他生活中唯一的消遣了。
他既无友伴，也无知己；不上教堂，也不信教。他独来独往，过着自己的精神生活，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才去拜访亲戚，或是在他们辞世时，才到墓园去送他们一程。为了不伤传统礼俗，他才奉行这两项社会责任，但除此之外，他对现代市民社会的一切规范，皆嗤之以鼻。他也曾幻想，在某些情况下，他会去抢自己上班的那家银行，但是这种情况从未出现，所以日子也就一成不变地过下去就像一则缺少冒险行动的故事。
有一天晚上，他在罗汤塔剧院看戏，碰巧坐在两位女士旁边。剧院里，稀落的观众和冷清的气氛，令人感伤地预告了这出戏的失败。坐在他身旁的女士环顾近乎空荡的剧院，喟然叹道：
今晚的剧院真冷清！要面对空荡的座位唱歌，真是难为啊！
听到这两句话，他认为对方有意和他交谈。他有点讶异，因为对方表现得一点都不做作。他们交谈的同时，他就一面把她的模样牢记在心。当他知道坐在女士旁的年轻女孩是她的女儿时，他判断她的年纪只比自己少一岁左右。她的脸孔，过去一定很漂亮，现在看起来也还很聪慧。这是一张五官鲜明的瓜子脸。深蓝瞳眼，目光坚定。在她凝视的时候，给人一种高傲的感觉，但其凝视的瞳孔随之刻意迷失于虹彩之中，因而转瞬之间，流露出一种极端敏感的气质来。她的瞳孔很快就恢复镇定，这种半遮半掩的揭示也归因于她的理性自制。她那身羊皮外套包裹下的丰盈胸部，明确传达出一种宁死不屈的傲气。
几星期之后，他们又在爱尔福．泰瑞丝【注一】的音乐会上碰面。在她女儿不注意的时候，他就趁机亲近她。有一两次，她委婉提到她的丈夫，但是语气中并没有警告的意味。她叫做希尼可太太。她丈夫的远祖来自雷格宏【注二】。她的丈夫是一艘来往于都柏林和荷兰之间的商船船长；他们育有一个孩子。
【注一】位于史蒂芬公园的东南角。现在是爱尔兰国家音乐厅的所在地。
【注二】雷格宏（Ｌｅｇｈｏｒｎ）位于义大利西岸的大港口。
第三次与她巧遇时，他鼓足勇气，约她见面。她应约而来。这开启了往后频繁的约会；他们总是选择在晚上见面，在最僻静的地方一起散步。然而，达菲先生厌恶这种偷偷摸摸的约会，但又觉得他们只能暗地里来往，于是提议邀他到她家里作客。希尼可船长以为这是因他女儿之故，所以竭诚欢迎他来拜访。希尼可船长承认自己无法从太太那儿得到欢乐，因此从不怀疑有人会对她妻子产生兴趣。因为她丈夫经常不在，女儿也常外出教钢琴，达菲先生就有很多机会和她相处。他们两人从未如此冒险过，所以也不觉这有何不妥之处。渐渐地，他的思想和她的便结合在一起，难分彼此了。他借书给她读，提供她不同的见解，也和她分享知性的生活。她什么都听他的。
有时候为了回应他的理论，她也会举自己生活中的实例来相互印证。带着近乎母性的关怀，她鼓励他尽量放开心胸。她成了他告白的对象。他告诉她说，有一阵子，他参加爱尔兰社会主义党的聚会。在油灯暗淡的阁楼里，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群保守的工人之间，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后来这个党分成三个派别，各有自己的领袖和开会的阁楼，他就停止去参加聚会了。他说，工人们讨论的议题太温和；但他们对薪资问题的兴趣又太强烈。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而且，他们因为学不来有闲阶级凡事精准规划的本能，所以就特别憎恨这种能力。他告诉她说，再等几百年，都柏林都不可能爆发社会革命。
她问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他带着轻蔑的口吻反问她，为什么要写呢？要去和那些喜欢卖弄文采，那些不能连续思考六十秒钟的人，一较高下呢？为什么要把自己交给那些庸俗的中产阶级来评判呢？而那些人听由警察裁定道德标准，任由剧场经理决定艺术良窳。
他经常造访她在都柏林郊外的小别墅；两个人常在那儿共度良夜。伴随着两人的思想逐渐交织在一起，他们的话题也愈来愈私密。有她作伴，他就像外来植物般，受到沃土的滋养。有好几次，夜幕降临后，她还不点灯。那静谧漆黑的房间，那四下无人的独处，和那犹袅绕在耳际的音乐，将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契合的感觉叫他欣喜若狂，这种感觉调和了他原本有棱有角的个性，提升了他的精神生活。有时候，他惊觉自己在倾听自己的声音。他相信，有一天他在她心中的地位，会提升到天使一般的高；但是在他逐步点燃伴侣的热情时，他听到一种诡异非人但又千真万确是自己的声音，呼唤着他，必须坚持自己灵魂里那无可救药的孤独。那声音说：我们不能放弃自己，我们要作自己。有一天晚上，希尼可太太兴奋之余，于是激动地牵着他的手，贴到她的脸颊上。这种亲昵的交往终于结束了。
达菲先生吓坏了。她误解了他所说的话；幻想破灭。整整一个礼拜，他都没去看她，后来他写信约她见面。但他希望他们最后的见面，不要受到先前尴尬的感情告白影响，所以就约在公园大门外的一间小蛋糕店里碰面。时值深秋，他们不顾寒意在公园的小径上，来来回回，几乎走了三小时。他们同意分手。他说，人与人的结合，必然以悲剧收场。离开公园的时候，他们一路静默无语，走向车站。在那儿，希尼可太太神情激动，颤抖不已。达菲先生恐怕她又再次崩溃，于是匆匆告别后，即迅速离开。几天后，他收到一个包裹，内有他的书籍和乐谱。
流水四年，一晃即过。达菲先生恢复他过去一成不变的生活。他房间的摆设依然反映着他内心的井然秩序。乐谱架的下层堆满了一些新购的乐谱；书架上则摆着两本尼采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欢愉的智慧》。他不常在书桌上的那叠便条纸上写字。和希尼可太太分手后两个月，他在纸条上写了下面这句话：男人与男人之间不可能有爱情，因为他们不能有性生活；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可能有友情，因为他们必须有性生活。他不再去听音乐会，以免碰到她。他爸爸过世了，银行里比他年纪还小的同事退休了，但他还是每天早上搭车进城，每天傍晚到乔治街上吃简单的晚餐，边吃甜点边看晚报，之后才从城里步行回家。
一天晚上，正当要把一口包心菜夹腌牛肉塞进嘴巴的时候，他的手突然停住了。两眼盯着看斜靠在玻璃杯的晚报，上头有一则报导。他把那一口食物放回盘子里，然后一字不漏地看这一则报导。他喝一口水，把盘子推到一旁，把报纸对折，放在眼前两手肘之间，然后一遍又一遍的读着这则报导。包心菜流出的油脂，已经凝成了一层白霜，淤积在盘子里。有一名女侍走过来问他，是不是今晚的菜烧得不合口味。他回答道，调理得很好，于是勉强又吃了几口。然后，就付了钱，走出去。
他在十一月的暮霭苍茫中快步疾行，那枝坚硬榛木手杖规律地敲打着地面，那份浅黄色的《都柏林晚报》，从他紧身双排扣外套的边袋上露了一角出来。从公园大门到伽波里索这条人烟稀少的路上，他放慢脚步而行。手杖敲地的声音不再那么响亮了；他的呼吸紊乱，近似叹息，凝固在寒冷的空气中。一回到家，他立即走进卧室，把报纸拿出来，就着窗边微弱的光线，重读一遍那则新闻报导。他轻声地读着报导，就像一位神父，蠕动双唇，读着<分离>的祈祷文。这则报导内容如下：
一桩惨案：
一位妇人在希尼阅兵广场车祸致死
今天，市立都柏林医院的副验尸官（代理验尸官乐夫瑞先生出任务）对艾蜜丽．希尼可夫人的遗体进行调查。这位女士，年四十三，昨天傍晚在希尼阅兵广场车站丧生。有证据显示，死者在企图跨越铁轨的时候，被由京斯顿十点整开出的慢车迎面撞上，因头部和右侧身体受重伤，不治死亡。
火车司机，詹姆斯．蓝浓说，他已经在铁路公司服务满十五年了。月台守卫的哨音响起后，他就开动火车。一两秒钟之后，他听到有人大喊大叫，便将火车停了下来。火车当时的速度很缓慢。
火车月台的搬运工皮．杜恩说，火车启动的时候，他看到一位女士正要跨越铁轨。于是跑过去向她大叫，但是在他到达之前，她已经被火车头前的保险杆撞倒在地。
一位陪审员你看到那个女人跌倒吗？
证人有。
柯罗利警官出庭作证说，他到达现场时，发现死者躺在月台上，显然已经没有呼吸了。他找人把尸体搬到候车室，等待救护车来载。
五十七Ｅ区的巡官证实了这种说法无误。
市立都柏林医院的助理住院外科医师哈尔品说，死者的两根下排肋骨骨折，右肩严重挫伤。跌倒时，头部右半边受到撞伤。对常人而言，这样的伤害应还不至于造成死亡。根据他的说法，死亡的可能原因是休克和心脏突然停止跳动。
彼得森．芬利先生代表铁路公司，对这件意外事件，深表遗憾。该公司向来采取一切可能的预警措施，防止民众不走天桥，任意跨越铁道。因此在每一个车站都立有告示牌，同时在所有的铁路平交道也都装有专利设计的弹簧门。死者习惯在深夜穿越月台与月台之间的铁道。因此，根据其他所有的情况判断，他不认为铁路公司应负任何责任。
住在希尼阅兵广场李欧村附近的死者丈夫，希尼可船长，也出面作证。他说，死者是她的妻子。事故发生的时候，他不在都柏林，他在当天早上才从鹿特丹赶回来。他们结缡二十二年，婚姻生活一向幸福美满，但大约两年前，他的妻子开始染上酗酒的恶习。
玛丽．希尼可小姐说，最近他母亲经常在深夜出去买酒。她作证说，她试着和母亲理性沟通，也劝她去参加戒酒班。她在事故发生后一小时，才回到家。
陪审团根据医事报告做出裁决，无罪开释蓝浓先生。
助理验尸官说，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意外，并对希尼可船长和他女儿，表达最深的关怀之意。他敦促铁路公司要采取更严密的措施，以防止未来再发生类似的事故。所有相关的人员皆无罪。
达菲先生从报上抬起头来，注视着窗外那死气沉沉的夜色。小河静静地躺在废弃的酿酒场旁。卢肯路上，不时有灯火从房子里亮起来。怎么会是这种结局呢？有关她死亡的报导，令他作呕，因为他想起了曾经对她说过的那些他认为很神圣的事情。记者用陈腔滥调的修辞、空泛的怜悯之调和小心翼翼的遣词用字，来避开对这则寻常死亡细节之报导，这种做法叫他反胃。她不但作践自己，也同时作践了他。她犯了最丑陋的罪行，令他觉得又可悲又可恶！她居然是他灵魂的伴侣！他想到那些步履摇晃的可怜人，提着空瓶罐，等待酒吧服务人员将其斟满。我的天啊！怎么会是这种下场！显然，她的生活失序、漫无目标、沦为习惯的奴隶，是现代文明所培养出来的行尸走肉。她竟然沉沦到这个地步！他对她的感受，有没有可能只是自欺欺人？他想起那天晚上她情不自禁的情形；他以前所未有的严苛态度来解释这件事。如今，他不费力就说服自己同意了自己当时的行为。
随着灯火逐渐隐没，往事的记忆也开始浮现。他想起了她曾经抚摸他的手。这个一度叫他反胃的震撼，现在又逼得他神经紧绷。他匆匆穿上外套，戴上帽子，走了出去。门外的冷空气当面袭来，从外套的袖口钻了进去。经过伽波里索桥边的酒馆时，他就进去点了一杯热的水果酒。
店主人很殷勤地招呼他，但也没敢和他谈话。店里面有五、六个工人，正在估算某位住在基尔戴郡的名人的家产。不说话的当儿，他们就举起一品脱的大酒杯喝上一口，再抽口烟。他们朝地板吐痰，有时候就用他们笨重的靴子，把地板上的木屑推到痰上盖起来。达菲先生坐在凳子上，朝他们看，但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隔了不久，他们就离开酒馆。他再点了一杯水果酒。这一杯他喝了很久。酒馆里非常安静。酒馆主人趴在柜台上看《先锋报》，还不断地打呵欠。三不五时，还可以听见电车咻咻地在冷清的马路上奔走。
他坐在那里，回味着与她在一起的那段日子。两个不同的影像此刻在他的脑海中交替浮现。这时，他才知觉到她已经死了，不复存在了，已经成为记忆了。他开始觉得浑身不对劲。他扪心自问，对这件悲剧，他又能怎样？他不能和她继续玩这自欺欺人的闹剧；他没有办法和她公开一起生活。他已经尽力了。这怎能怪他呢？虽然她已经走了，但是他可以体会，漫漫长夜，独守空闺，她是多么地孤单寂寞！他自己也会同样孤单寂寞地生活下去，直到死亡，消失，最后变成一则回忆了如果还有人记得他的话。
他离开酒馆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夜色寒凉苍茫。他从公园的第一个门进去，在光秃秃的树下，缓步而行。他又回到四年前他们一起散步的僻静小巷。黑暗中，仿佛她就站在身边。他不时感觉到，她的声音环绕在耳际，她牵着他的手。他停下脚步来倾听。为什么他要从她的生活中抽离出来呢？为什么他要置她于死地呢？他感到自己的道德良心，碎落满地。
当他走到马家林山丘上时，他停了下来，顺着河流，眺望都柏林城市，在这寒冷的夜晚，灯火犹炙热多情地燃烧着。他沿着山坡看下去，在山脚的地方，在公园城墙的暗处，他看到有些人影躺在那儿。这些用金钱交易的、偷偷摸摸的爱情，在在都使他感到断念绝望。他反思着自己严谨的生活态度；他觉得自己是被逐出生命飨宴的浪子。有一个人曾经爱过他，而他却摧毁了她的生命与幸福。他宣判她寡廉鲜耻，叫她羞愧而死。他知道躺在围墙下边的人影，正看着他，希望他赶快离开。没有人欢迎他，他是被逐出生命飨宴的浪子。他把眼睛转到灰色带着微光的小河，看着它蜿蜒流向都柏林。在河的另一边，他看见一列货车，正由国王桥车站蜿蜒驶了出来，就像是一只一头火红的昆虫，在黑暗中顽强戮力地爬行着。它慢慢地驶出他的视线范围；但在他的耳际，犹可听见火车费力爬行的机械声响，不断地重复着她名字的三个音节。
他掉头走回去，但火车引擎的节奏声依然在耳边响着。他开始怀疑这些脑海里的声音是否真实存在。他停在一棵树下，等到耳际的节奏声音消失。黑暗中，他再也感觉不到她在身边，或她的声音袅绕在耳际。他再听了几分钟，直到什么都听不到为止：今夜，真的是一片寂静。他再听一次：一片寂静。他觉得他真的是孤独的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