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时而艰难时而平坦，但即使在清晨也都是漫天尘埃。下面是种有橡树和核桃树的山岭，遥远的下方是海，在另一边则是积雪的山峦。
我们从隘口下来，经过树木蓊郁的乡野。路旁堆着装木炭的袋子，从树林中我们可以看到烧炭者的茅屋。这是星期天，从高处的隘道直通而下是起伏不定的山路，我们一路跋涉，经过了矮树林与村落。
村落外有葡萄园，园地的泥土呈棕黄色，葡萄藤粗大而浓密。房屋是白色的，街上的行人穿着星期天的服装，在那里玩木球。靠着房屋的外墙处，有的种植梨树，梨树像大烛台那样映在墙壁上。梨树经过喷雾器喷洒过，在墙上留有喷洒物的深绿金属光泽。村落附近有小的开垦地，那里也种植葡萄，再往前便是森林。
在史匹兹亚上方距离两万公尺的村落里，广场上有一群人，一个年轻人提着一只手提箱，走向一辆汽车，要求我们让他上车，带他到史匹兹亚去。
那边两处都已被占领，我说。我们有部双座四轮福特汽车。
我只坐到那里的外边。
你不会坐得舒服的。
没有关系，我一定要到史匹兹亚去。
我们可以带他吗？我问古伊。
他像是一定要离开这里，古伊说。那个年轻人从车窗递进一个包裹。
帮我放好这个，他说。我们把他的手提箱放在车后，放在我们的手提箱上面。他跟大家握手解释说，对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来说，他已习惯不舒服的旅途，他爬上车子左面的踏板，右手臂从开着的车窗，向里边紧紧挽住。
你们可以起程了，他说。群众挥手，他那只空着的手向他们挥动。
他说什么？古伊问我。
他说我们可以起程了。
他是个好人吗？古伊说。
路沿着河流，河流对岸是山岭。太阳蒸发了草上的霜，阳光很明亮，空气很冷，风从窗口吹进来。
你怎么知道他喜欢攀在车外？古伊向上望着路。他车旁的视线给那位客人阻挡住了。那个年轻人在车旁悬攀着身子，就像船的船首。他把外衣领子向上翻起，而将帽子向下压低，他的鼻子在风中显得很冷。
也许他已受够了，古伊说。那边是轮胎最颠簸的地方。
如果我们不走了，他会离开的，我说。他不想弄脏他的外衣。
好吧，我也不在意他了，古伊说。除非他要换边，我们再停车。
树林过去了，道路离开了河流向上行；汽车的冷却器愈来愈烫；那个年轻人显得焦虑不安，疑惑地望着那冒着蒸气的脏水；引擎在隆隆响着。古伊的两只脚在掣动板和油门板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动着，最后缩回放平。引擎牵动的情形停止了，静止下来后冷却器里发出搅拌的大泡沫来。我们停在史匹兹亚与海上方最后的山脊路上。道路急行下转，很勉强地弯了个圈子。我们的客人当车子转弯时，身子便向外悬挂着，几乎将车身上部也悬空倾轧起来。
你不能叫他不这样，我对古伊说。他已知道控制自己。
这就是所谓伟大的义大利式理性。
这是最伟大的义大利式理性。
我们绕过一个弧形弯道，辗过浓重的尘土，把灰尘飞扬散落在橄榄树上。史匹兹亚就沿着海岸展现在眼前。路在镇外已呈平坦。我们的客人把他的头伸进车窗里来。
我要下车了。
停车，我对古伊说。
我们在路边慢下来。那个年轻人下了车，走到车后，解下他的手提箱。
我在这里下车，以免你们因让旅客搭便车而遭到麻烦，他说。我的包裹。
我把他的包裹递给他。他把手伸到口袋里去。
我该给你们多少钱？
不要钱。
为什么不要钱？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
那么，谢了，那位年轻人说，他不是说谢谢您，或非常感激您，或万分感激您，他都没有表达一个人在义大利交一份时间表或答覆问路时礼貌上应有的感谢词。年轻人表达的只是最不成敬意的谢了。而且当古伊开动汽车时，他在后面投以怀疑的眼光。我向他挥挥手。他很神气地在那儿没有任何回报的手势。我们驱车进入了史匹兹亚。
这就是年轻人在义大利要长途跋涉的样子，我对古伊说。
嗯，古伊说。他与我们共同越过了两万公尺的路程呢。
★在史匹兹亚用餐
我们进入史匹兹亚，在那儿寻找用餐的地方。街道宽广，房子高而呈黄色。我们的车子跟着电车进入市中心。房子墙壁上贴着用范本印刷的墨索里尼那暴凸着眼珠的肖像，并附有手写的万岁，万万岁的文字，还有用黑漆画的一个双线的Ｖ字形标志，墙下有油漆滴落的痕迹。另外还有叉道南行通往海港。这天是个阳光明丽的日子，大家都外出去度星期假日。街上铺的石块似已洗净，一块块显露出潮石的尘土，我们靠近砌石边走，以闪开电车。
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吃点简单的东西吧，古伊说。
我们在对面两块招牌下停下来，我们先站在对街，我买了一份报纸。两家旅馆并列相邻。站在门口的一个女人向我们其中一个微笑，我们越过街道走进店里去。
里面很暗，房间后部有三个年轻的女孩跟一个老妇人坐在桌边。我们对面，另外一张桌边坐着一个水手。他坐在那里既不吃什么，也没有喝什么。再往后是一个穿蓝色礼服的青年在桌子上写东西。他的头发梳整得很光亮，衣着入时，脸面光泽照人。
从门口透来光亮，靠窗的地方有蔬菜、水果、牛排、排骨等食物展示着。当我们看菜单的时候，招呼我们的那个女孩把一只手臂绕着古伊的脖子。一共只有三个女孩，她们轮流到门口去守望。房间后部桌边的老妇对她说话，而后三个女孩又跟她一起坐着。
除了到厨房去之外，室内没有其他的门。厨房那边的门挂着一块布幔。为我们点菜的那个女孩从厨房过来，带着细通心粉。她把细通心粉放在桌子上，还带来一瓶红酒，而后在桌边坐下来。
噢，我对古伊说。你想找个地方简单吃吃。
这可不简单，而是相当复杂了。
你说什么？女孩问。你们是德国人吗？
德国南方人，我说。德南人是温文儒雅而可爱的人。
我不了解，她说。
这地方在耍什么花招？古伊问。难道是我叫她把手臂绕在我的脖子上吗？
当然，我说。墨索里尼已经取消妓院，这是一家餐馆。
女孩穿着连衣裙，她身子向前依靠在桌子上，把两只手放在胸脯上媚笑着。她一边笑，一边很和善的转身向着我们。那和善的一边脸像经过了不少沧桑，使得鼻子像涂上热蜡那么平滑。但是她的鼻子并非如同蜡质那么光滑，只是很平滑、很冷、很厚实罢了。
你喜欢我吗？她对古伊说。
他非常欣赏你，我说。但是他不会说义大利语。
我会说德语，她说，一边拍着古伊的头发。
用你的家乡话跟那位女孩讲话，古伊。
妳出生在什么地方？他问那位女孩。
波赛顿。
你会在这里待一阵吗？
在这个可爱的史匹兹亚小镇上？我问。
告诉她我们一定要离开，古伊说。告诉她我们都病得很重，并且我们都没有钱。
我的朋友是个讨厌女人的人，我说。他是个讨厌女人的旧式德国人。
告诉他我爱他。
我告诉了他。
你能不能闭上你的嘴？我们要离开这儿，古伊说。那位女孩把另一只手臂绕着他的脖子。
告诉他，他是我的人，她说。
我告诉了他。
你不能设法使我们摆脱这儿吗？
你们在争吵，那个女孩说。你们不能相互爱护。
我们是德国人，我很骄傲的说。老式的德南人。
告诉他，他是个英俊的男人，那个女孩说。古伊三十五岁，他因为他的长相时常被误认为是法国的旅行推销员，而引以为傲。
你是个英俊的男人，我说。
谁说的？古伊问。是你还是她？
是她说的，我只是你们的翻译员，这不就是你带我同行的目的？
我很高兴是她说的，古伊说。我并不想让你留在这里。
我不知道。史匹兹亚是个美丽的地方。
史匹兹亚，那位女孩说。你们是在谈论史匹兹亚。
很美的地方，我说。
这是我的国家，她说。史匹兹亚是我的家乡，义大利是我的国家。
她说，义大利是她的国家。
告诉她，这只是看起来像她的国家，古伊说。
你要吃什么餐后点心？我问。
水果，她说。我们有香蕉。
香蕉很好，古伊说。香蕉有皮很好。
啊，他决定吃香蕉，女孩说。她拥抱古伊。
她说什么？他问，仍然把脸向外转开去。
因为你要吃香蕉，她很高兴。
告诉她我不吃香蕉。
这位先生不吃香蕉。
哦，女孩沮丧地说。他不吃香蕉。
告诉她我每天早晨都洗冷水澡。
我听不懂，女孩说。
我们对面的那位阔气的水手没有移动，这里没有一个人注意他。
我们要付帐了，我说。
噢，不，你们要留下来，不要走嘛。
嘿，在桌上写东西的那个俊秀青年人说。随便他们去吧。这两个人没有什么价值。
女孩握着我的手说：你不要留下来？你不叫他留下来？
我们一定要走，我说。我们要到比萨去，如果可能的话，今晚我们要到斐伦兹。我们在那些城市可以消磨这一天。现在还是白天，我们要赶一程。
再多待一会儿才好。
趁白天赶路要紧。
嘿，那个俊秀的年轻人说。不要再跟这两个人多费唇舌。我跟你们说过，这两个人一文不值，我是知道的。
给我帐单，我说。她从那个老妇人那儿把帐单带过来，走回去，坐在桌边。另外一个女孩从厨房进来，她走过房间，站在门口。
不要管这些家伙了，那个面孔严峻的年轻人以厌烦的语调说。进来吃饭吧，他们不值一文。
我们付了帐单起身。所有的女孩子，以及老妇人和那个俊秀的青年人都一起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那个阔气的水手双手抱头坐着，当我们在吃午餐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有个女孩找给我们零钱，那是那个老妇人数给她的，而后又回到她们的桌边去了。我们在桌上留下小费，然后走出去。当我在车子座位上坐定，要发动车子的时候，有个女孩出来站在门口。我们启程了，我向她挥手。她站在那里没有挥手，只是目送我们离去。
★雨后
当我们经过吉诺亚郊区时，雨下得很大。我们的车子在电车及货车后面走得非常慢，泥浆洒向人行道，因此，当行人看到我们时，他们都往门里边跑。在吉诺亚郊外工业区桑比亚达伦纳，有一条二线道的街面，我们在街道中央行驶，以免把泥浆泼到收工回家的人身上。道路左边是地中海，一片惊涛骇浪，海风将浪花的溅沫吹打到汽车上来。当我们经过时，朝义大利走向的河床宽广、多石而干燥，河堤都是土黄色。棕色的河水染黄了海水，向海中延伸，浪愈来愈稀薄，有清流断层面，光线射过黄水和浪头，随风摇曳，而后海风再扫过路面。
一辆大车子越过我们，风驰电掣地掠起一片泥水，溅在我们车子的挡风玻璃和冷却器上。自动雨刷把泥水在玻璃板上刷成胶状的一片。我们停下车来，在西斯萃吃午饭。饭馆里没有暖气，我们仍戴着帽子，穿着外衣。经由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车子。车子已是满身泥浆地停在几条小船停靠的岸边，小船是被风浪挤搁在一起。餐馆里你可以看到自己呼出的热气。
义大利炒面味道不错，义大利酒尝起来有明矾味道，我们把水渗进去喝。然后服务生带来牛排和炸马铃薯。在餐馆的最末端坐着一男一女。男的中年模样，女的还很年轻，肤色黝黑。在我们吃饭的这段时间，她一直把牙齿露在冷湿的空气中，男的则望着摇摇头。他们没有说话，男的在桌下抓住她的手。她面貌秀丽，但是他们的神色似乎显得非常哀伤。他们的身边放着旅行袋。
我们身边有报纸，我大声把中国人在上海抗日的消息念给古伊听。饭后，他跟服务生离开去找一个空房间。我用一块布擦挡风玻璃和车灯，以及贴在玻璃上的证明卡。古伊回来了，我们回到外边停放的汽车上，又启程了。下车后，服务生带他越过大路，进入一间旧房子。房子里的人们显然有些疑神疑鬼，服务生一直跟着古伊，俨然在监视我们有没有偷什么东西。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不是好欺负的铅管工人，他们竟以为我想偷什么东西，古伊说。
我们到达镇上的岬地，狂风急吹车子，几乎把车子掀翻掉。
把我们吹到海里去倒也不错，古伊说。
嗯，我说。大狂风会把雪莱吹入海中，淹死在这儿某处。
下面就是维亚利吉奥了，古伊说。你还记得我们来这个国家的目的吗？
记得，我说。但是我们没有办到。
我们今晚要离开这里。
我们如能通过芬提米格里亚，就可以脱身了。
等着瞧吧。我也不喜欢在夜晚驾车走这条海岸线。这时是午后不久，阳光普照，风吹着蓝色的海，海浪向沙伏那吹去。岬地前是一片黑色，这里是蓝色的海水与棕色的河水交汇之处。在我们前面出现一大团蒸气从海岸线向上腾升。
你还能望见吉诺亚吗？古伊问。
嗯，看得见。
下一个大岬角会挡住视线。
我们还可以望好一段时间呢，我们仍然可以望见那后面的坡托芬诺岬角。
终于，我们望不见吉诺亚了。当我们出了镇界，我反身回顾，只见茫茫一片大海，下面海湾是一线停有渔船的海滩，上面山边是另一个小镇，然后看到岬角在下方海岸线远处。
现在吉诺亚不见了，我对古伊说。
噢，已过了那么久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还不能确定是否已经真的脱身了。
前面有个标志，指示有Ｓ形弯路转弯和梭弗尔塔匹里柯洛沙地名的字样。道路沿着岬地成弧形向前展开，风吹着挡风玻璃嘎嘎发响。岬地下方是海边的平坦地。风吹干了泥浆，轮子扬起尘土。在平坦的路上，我们面前经过一个骑脚踏车的法西斯党员，他背上的枪套里有一把左轮。他骑行在路中央，我们的车子向外拐。当我们经过时，他仰望着我们。前面横着条铁路，我们向铁路驶去的时候，栅门放下来了。
我们在那儿等着，那个骑脚踏车的法西斯党员赶上来了。火车经过后，古伊发动引擎。
等一等，那个骑脚踏车的在车后大叫。你们的车号很讲，字迹看不清楚。
我带着破布下车。号码是在午餐时擦拭干净的。
你可以把车号念得出来，我说。
你以为是那样吗？
念嘛。
我没有办法念出来，车号脏了。
我用破布擦拭号码。
怎么样？
罚二十五里拉。
什么？我说。你可以看清楚号码的，只是因为道路的关系弄脏了一点。
你不喜欢义大利的道路，是吗？
路很脏嘛。
那么，罚五十里拉。他在路上吐了口痰，接着说，你们的车子脏，你们的人也很脏。
好吧，那么开张罚单给我们，签上你的名字。
他掏出一本簿子，是双联单的收据簿，而且是打孔式的。一联给受罚者，另一联是存根。然而并无复写纸写上受罚者那一联的内容。
给我五十里拉。
他用擦不掉的硬铅笔写，撕下联单交给我。我念着联单上的内容。
你写的是二十五里拉嘛。
写错了，他说，一边将二十五里拉改为五十里拉。
哦，你存根的那一联也应该改为五十里拉呀。
他做出一个义大利式的美妙笑容，然后在存根上写了一下，而不让我看见他写些什么。
走吧，他说。别让我再看到你们的号码牌脏兮兮的。
天黑前我们驱车了两小时，那天晚上我们投宿在曼桐。这个地方似乎非常可喜，干净而美丽。我们又从芬提米格里亚驶往比萨和佛罗伦斯，越过洛玛格纳到里米尼，回转经过佛里、伊默拉、坡洛格纳、巴玛、匹亚森萨和吉诺亚等地，再回到芬提米格里亚。全部的旅程仅仅十天。自然，在这样短的旅程中，我们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国家或这个国家的人民所发生的种种状况究竟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