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大检阅
经过二百多位不同学科专家学者的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预定的第一至第八个专题的结题工作大致已完成。由于八个主题的结果是根据不同角度、不同材料、不同方法和路线多层次建构而成，因此需要对各项成果进行一系列分析研究，并进行整合、匹配，才能建立起整个夏商周三代的总体年代学架构。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二日，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了金文历谱、武王伐纣天象、甲骨年祀和仲康日食四个重要专题的大型联合研讨会，对相关问题进行整体讨论、分析、研究和整合。
自一九九九年五月中旬起，各主题、专题成果大致上得以汇总，以李学勤为首的工程首席科学家，一面进行成果整合，一面着手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阶段成果报告︱简稿》（以下称《简稿》）的起草工作。为使《简稿》尽可能全面而又简明扼要地反映工程的研究主题、方法和成果，工程特别成立了《简稿》起草小组负责《简稿》的起草任务。
为了整合西周和商代后期年代学成果，工程首席科学家在组织用两套思路反覆推排金文历谱的同时，又对武王伐纣天象计算进行复核，并组织了由商末三五周祀谱推寻与商代历日的对应关系等重点攻关。为了解决夏商考古研究的缺环，并建立起完整的西周考古年代序列，工程又新增设周原西周文化分期与研究等专题，使整个工程下设的专题，由原来的卅六个增强到四十四个。而加速器质谱法测试过程对设备调试的研究，特别是骨质样品制备专题对甲骨样品的碳样纯化问题的研究，也伴随着工程成果整合的过程，不断加以改进和深化。由于不同学科成果的交叉、匹配，以及碳十四定年资料与考古资讯的拟合等一系列难点的解决，西周至商后期1七个年代支点才得以标定，夏商周年代架构才得以更坚实地建立起来。
就在工程对成果的研究整合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之时，以彭林为首的《简稿》起草小组，在对各课题、专题的结题报告以及总体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其论点、论据及其结论进行归纳、提炼的基础上，对工程整合的新成果及时加以吸收，从而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阶段成果报告︱简稿》的定稿。
一九九九年八月，工程召开专家组会议，就以上《简稿》进行审议。在长达七天的讨论中，专家们对《简稿》的部分内容和观点提出了修改意见。随后，工程首席科学家与起草小组对稿本进行了仔细的推敲和修改，进一步形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阶段成果报告︱简稿》（征求意见稿）。此稿就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研究途径、实施情况，以及各课题、专题的研究成果等，作了简要而较全面的介绍，并附有《夏商周年表》。 《年表》中所列的几个大的年代支点是：夏的始年为西元前二○七○年、商的始年为西元前一六○○年、盘庚迁殷之年为西元前一三○○年、武王克商之年为西元前一○四六年。在这个大的架构之内，还有商后期与西周各列王的年数。
在成果正式对外公布之前，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的指示精神，由中国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科技史学会暨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联合举办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学术报告会，这次来自全国不同学科的一流学者聚会北京，既是学术界一次难得的中秋大团圆，也是对工程成果的一次空前检阅。
面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与会的二百多位专家学者给予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他们认为，这些成果体现和代表了当今年代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工程所采取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学术探索，在自身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对相关学科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工程成果所体现的众多专家、学者相互合作的群体精神和团队精神，将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产生深刻的影响。
会上，来自三个学会的负责人金冲及、柯俊、徐苹芳分别代表报告会的主办单位发表了讲话。除三个学会的负责人发言外，与会学者分成历史组、考古组、科技组等三个组，对工程成果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在肯定工程成果的同时，学者们也对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毫无保留地提出了改进意见。
参加这次学术成果大检阅的近六○位考古学家，讨论极其热烈，有的学者与学者之间因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如在谈到有关夏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关系问题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安志敏和来自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杨宝成教授，相继发表了如下类似的观点：河南龙山文化和夏文化在考古学上应该是两个文化，两者的文化面貌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很多曾在河南工作过的同志比较一致的看法。如果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文化，如何解释文化上的这种突变呢？因此，不能仅仅根据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年代和二里头一期的年代接近，就把它们看成同一个文化的早、晚阶段，在考古学上是不好的。
上述观点遭到了曾长期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芝荃的反驳，赵芝荃说，工程将夏文化的上限提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段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河南龙山文化和夏文化虽然是两个文化，但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这个观点工程一定要坚持下去。但赵芝荃同时认为，河南的禹州瓦店遗址具有较多的特殊性，早期夏文化应该到其他遗址如新寨遗址中去寻找。来自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许顺湛也认为二里头文化不能代表整个夏文化，早期夏文化要到河南龙山晚期去寻找，但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有若干个类型，如王湾类型、煤山类型等，这些类型和二里头文化之间都有断层，因此工程需要慎重考虑。
针对工程把登封王城岗遗址看成是禹都阳城的观点，许顺湛表示不敢苟同，其原因是王城岗遗址的规模太小，总共才一万平方公尺左右，有人戏称为羊圈，同时期的龙山城比它大得多。前些时候在河南密县发现了一个古城堡约十六、七万平方公尺，城墙有几十公尺高，且这个城堡保存得很好。如果王城岗是所谓禹所居的阳城，令人怀疑的是，为什么禹不在大的城堡里去统治别人，而是跑到一个戏称羊圈的地方去呢？所以，工程需对这个问题慎重考虑。针对许顺湛的质疑，来自北京大学的部分学者反驳道：这座城堡在同时代出现的城堡中的确不能算大，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这正是先秦古籍中禹居阳城的所在地，而且恰恰就在其东不远处，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阳城城址。过去安金槐首倡王城岗龙山城堡禹都阳城说，不少人以该城面积太小、时代过早而加以否定。不过细细研究有关文献记载，说的都是禹居阳城、禹都阳城、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还没有一处是说禹筑阳城。因此我们不能排除禹受舜禅之前，阳城已经存在的可能。如果允许这种推测，那么将王城岗古城使用期的晚期遗存作为最早的夏文化，便不无道理。
这次为时三天的学术会议，标志着学术界对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进行了一次大检阅的同时，也体现出与会专家对工程寄予殷切期望，对成果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无疑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科学与文明的里程碑
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学术报告会结束后，工程办公室对有关会议的发言资料做了全面的搜集和整理，除在大会和分组讨论会上七十余名学者的发言外，还搜集、整理了学者们会后提交的近四十份书面意见。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工程召开了专家组组长会议，对搜集到的意见作了归类和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方案。对一些考古问题如：商后期日月蚀的推算问题、金文历谱的一些问题等，应尽可能参考并吸取正确内容以改进工程成果。对涉及不同学科存在的学术观点分歧，有的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统一的意见。如关于夏文化的分歧，对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遗址历史名称的分歧，以及西周金文月相的分歧等，这些方面应采取兼听的态度，尽可能了解各方面的看法。但在报告中只能根据工程的研究成果采取一种意见。同时《简稿》限于篇幅，只能以结论为主，对于其他不可能作详细的说明，修订后的《简稿》应在这方面尽可能地加以改进。
就以上归纳和研究的方案，工程首席科学家采取了如下具体的改进措施：
一、进一步加强常规碳十四和甲骨定年工作，具体落实所补充的测试内容，并根据进展情况作进一步研究。
二、对周王年所依据的七个支点的论证，进一步组织讨论，切磋研究主要分歧。
三、进一步加强对若干考古遗址的发掘和研究。
四、在认真梳理、研究报告会中学者们的意见的同时，组织更强大的人员班底，对《简稿》进行全面修改，以达到尽可能完善的目标。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廿六日，工程四位首席科学家就以上制定的具体措施向科技部邓楠等领导人员作了汇报。鉴于有些碳十四定年资料还需要继续测试，李学勤代表专家组提出将工程的验收推迟到二○○○年第一季度完成，这个请求得到了科技部的同意和支持。
继这次汇报会之后，根据预定的方案，工程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已有成果进行了充实和修改。如针对报告会中，考古学家俞伟超、林法等学者提出的沣西H18灰坑的地层关系、碳十四定年资料与武王克商范围的界定等问题，工程专门召开专家组会议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并责成碳十四定年专家对商后期和西周初期的测定资料全部重新进行检查、排比、拟合。最后认为原《简稿》中有些表达方式和碳十四定年资料不够精确即需要重新修改。如《简稿》所陈述的T1第四层与H18的交界，可作为商周间的界标一说，确实是把两者之间的一条横线当成了分界，这种说法自然就不够科学，事实也并不如此。较准确的表达方式应该是：作为先周文化晚期，即商代末期典型单位的H18和作为灭商后，西周初期文化典型单位的T1第四层，为从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层依据，武王克商之年应包含在这一年代范围内。后来工程按这种说法对《简稿》进行了修改。在碳十四定年资料的一系列工作中，对沣西H18灰坑所出一组数据，在一九九八年用树轮校正曲线重新进行高精度扭摆匹配，得到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为西元前一○五○至前一○一○年。而加速器质谱仪法的定年数据则为西元前一○六○至前九九五年。从这两组数据来看，跟《简稿》中所提的公元前一○五○至前一○二○年稍有差异。
当然，要确定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以及商周的分界，正如报告会中考古学家俞伟超所言，沣西H18是个重要材料，但不是决定性和唯一的材料。工程专家组经过深入探讨后认为，与推定武王克商年范围有较直接关系的考古遗址样品系列，除上述沣西H18的系列外，还有商后期的殷墟系列、西周的琉璃河系列和天马︱曲村系列。经过对这些遗址系列样品五十多个资料的重新检查、树轮校正和拟合匹配，所得资料（见本书第九章）与沣西H18定年结果对比研究，再结合其他方面的材料，最后得出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为西元前一○五○至前一○二○年。
在工程对《简稿》进行修改、充实的过程中，首席专家在这期间除安排碳十四定年继续工作外，还根据工程需要，安排了一些新的考古发掘，如安阳洹北商城的探测与发掘、河南密县的新寨遗址和陕西周原遗址等。特别是对于金文历谱的问题，根据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进行了新的研究和新的调整。参加工程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以及天文历法专家达成了相当一致的意见。而其他若干问题，也在陆续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中得到了解决。
二○○○年四月廿四日，夏商周断代工程召开专家组扩大会议，就最新修订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至二○○○阶段成果报告︱简稿》（下称《简稿》）进行了全面讨论。会后，工程首席科学家又对《简稿》的具体细节再度作了修订，使《简稿》更加完善。
二○○○年五月十一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召开会议，邓楠、陈佳洱、韦钰、张文彬、江蓝生、刘恕、钱文藻（代表路甬祥）等领导小组成员，以及工程特别顾问李铁映、宋健等，共同听取了工程专家组的汇报。与会的领导人员对工程所进行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夏商周三代年代学成果的意见，充分给予肯定和高度评价。
二○○○年九月十五日，由科技部组织的国家九五科技攻关计画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验收会正式召开，验收专家组由十五人组成，分别是：
组长：
陈佳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院士。
副组长：
钱文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研究员。
刘庆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成员：
柯俊，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院士。
方守贤，中国科学院高能所研究员、院士。
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教授。
张岂之，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詹子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石兴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郑振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卢央，南京大学天文系教授。
杜升云，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教授。
蒋嵩生，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研究员。
陈传宏，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副司长、副研究员。
谢焕忠，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
根据国家规定的科学研究专案验收会一系列议程，验收专家组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成果进行反覆审议后一致通过。验收专家组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预定的研究目标已经达到，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夏商周年表》，是我国古代历史自西周晚期共和元年以前，迄今最有科学依据的年表，是现阶段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
二○○○年十一月九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在北京对外正式公布，作为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有如下十二项：
（一）在我国历史时代定年中，采用系列考古样品碳十四定年的方法，使误差缩小，获得成功，在断代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碳十四定年样品的制备品质稳定，骨质样品的提纯方法可靠。常规法测试精度达到千分之三；加速器质谱仪法测试精度达到千分之五，并首次对系列的有字卜骨进行加速器质谱仪法定年。
（三）沣西H18的发现与定年，为商周分界确定了范围。琉璃河H108成周卜甲的发现与定年，琉璃河M1193、晋侯墓地M8的研究与定年，晋侯苏钟的研究，以及有关遗址的分期和系统定年等，为建立西周年代学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四）以严格的考古类型学方法，排定四要素俱全的西周青铜器顺序，为金文历谱研究奠定基础。透过对吴虎鼎等关键青铜器的断代研究，推定西周诸王年代，并证明共和以下历谱可信。
（五）对一九九七年三月九日新疆北部的日全蚀进行观测，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黎明时的大蚀分日蚀会形成天再旦现象，并确认懿王元年天再旦时间在西元前八九九年四月廿一日。
（六）根据天文推算、文献和金文历日研究、考古与碳十四定年的综合研究，选定西元前一○四六年为武王克商年。
（七）采用黄组周祭卜辞三系统说，排定商王帝辛的祀谱，经与商末历日比对研究，推定帝辛年代。
（八）排除三焰食日为日蚀的可能性。结合甲骨分期研究与宾组卜辞五次月蚀的证认，推定了商王武丁的年代。
（九）安阳洹北商城遗址的发现，在商文化考古学上有重大意义。
（十）确认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为夏商分界的界标。
（十一）对仲康日蚀的已有研究成果做出总结，并进行新的研究和推算。
（十二）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研究途径上做出探索，并累积了一定经验。
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推定的三代年表如下：
夏朝各王依序为：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癸；期间为西元前二○七○年至西元前一六○○年。
商代前期各王依序为：汤、太丁、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迁殷前）；期间为西元前一六○○至西元前一三○○年。
商代后期各王依序为：
盘庚（迁殷后）、小辛、小乙，三王在位期间共五十年，西元前一三○○年至西元前一二五一年；
武丁在位期间计五十九年，西元前一二五○年至西元前一一九二年；
祖庚、祖甲、廪辛、康丁四王在位期间共4四年，西元前一一九一年至西元前一一四八年；
武乙在位期间计三十五年，西元前一一四七年至西元前一一一三年；
文丁在位期间计十一年，西元前一一一二年至西元前一一○二年；
帝乙在位期间计廿六年，西元前一一○一年至西元前一○七六年；
帝辛（纣）在位期间计卅年，西元前一○七五年至西元前一○四六年。
西周各王依序为：
武王在位期间计四年，西元前一○四六至西元前一○四三年；
成王在位期间计廿二年，西元前一○四二至西元前一○二一年；
康王在位期间计廿五年，西元前一○二○至西元前九九六年；
昭王在位期间计十九年，西元前九九五至西元前九七七年；
穆王在位期间计五十五（共王当年改元）年，西元前九七六至西元前九二二年；
共王在位期间计廿三年，西元前九二二至西元前九○○年；
懿王在位期间计八年，西元前八九九至西元前八九二年；
孝王在位期间计六年，西元前八九一至西元前八八六年；
夷王在位期间计八年，西元前八八五至西元前八七八年；
厉王在位期间计卅七（共和当年改元）年，西元前八七七至西元前八四一年；
共和在位期间计十四年，西元前八四一至西元前八二八年；
宣王在位期间计四十六年，西元前八二七至西元前七八二年；
幽王在位期间计一十一年，西元前七八一至西元前七七一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中国西元前八四一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了三代年代学的框架，其中包括四五九年的西周（共和前）和商后期年表。工程定夏代始年约为西元前二○七○年；夏商分界约为西元前一六○○年；盘庚迁殷约为西元前一三○○年；商周分界为西元前一○四六年。同时排出西周十王具体在位年数和商代后期从盘庚到帝辛（纣）的十二王大致的在位之年。历史的迷雾终于得以廓清，遗留千古的学术悬案得以破译。自此，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确切纪年向前延伸了一二二○年。
世纪回声
夏商周断代工程自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正式启动，至二○○○年十一月九日对外公布成果，前后共经历了四年多的时间。在这样一个或许有些短暂的时间界限内，要对二千多年来瑕瑜互见、纷繁复杂的前贤研究成果，给予全面综合评估，本身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取得超越历代鸿学硕儒的研究成果，破解延续二千余年的学术悬案，参与工程的二百多位专家学者所承载的学术重压和现实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受工程研究途径、方法和重大意义的启发，北京大学以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闻风而动，于一九九六年三月，率先成立了北京大学•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和学术顾问小组。校长吴树青对此作出了全力以赴做好工作，发挥北大多学科的优势，在这项国家重大工程中，作出无愧于北大的贡献的批示，以实际行动支援工程的进展。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校方还通过关心、参与工程，推动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为目标的学科建设，并在全校范围内形成了读史爱国的气氛。工程启动的消息传出后，山西大学专门设立了与工程对应、配合的研究项目。四川大学、山东大学等多家高校和科学研究单位，纷纷提出请求，希望能参与工程，为三代年代学的研究助一臂之力。国内学术界巨擘，如著名历史学家吴泽、杨向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临照、钱伟长、彭桓武、何泽慧、柯俊、王绶琯等学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工程表达了诚挚的祝贺与期待。已是九十高龄的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院士，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和进展，以及研究成果，给予极大的赞赏和鼓励。
毫无疑问，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解决了一批历史纪年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廓清了遗留千古的学术迷雾，填补了中国古代纪年中最令人迷茫的一段空白。这项成果在弥补了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领域一个缺憾的同时，也将二千多年来历代鸿学硕儒对三代纪年探寻的理想和求索的火种得以延续，并了却了逝者难以释怀的遗愿。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扇当代学者开启古老文明的窗，是一声当今人类投给历史的呼唤，是一种新的关切和拥抱中国的开始。它将作为一盏文化的灯火，在未来的漫漫征程中，映照出一条科学的、远航的路，使更多的有识之士，兴二反三、触类旁通，在历史的长河中溯流而上，去作更加高深的研究，缔造更丰硕的成果，追索与探寻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源头，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
当然，由于时间、研究条件和科技水准等诸方面的局限，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达到的只是当前最好的成果，不敢相信这是最后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