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墓地的分期与年代测定
西周自武王克殷到幽王，共经历了十一世十二王。因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已经给出了自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以下的纪年，这就为西周年代学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基准点，所以工程涉及的西周年代学研究范围为：
1武王↓2成王↓3康王↓4昭王↓5穆王↓6共王↓7懿王↓6孝王（共王弟）↓8夷王（懿王子）↓9厉王↓共和元年↓10宣王↓11幽王
西周年代学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定年，建立年代学框架，同时构建金文（青铜器铭文）历谱并对有关天文材料进行计算，排出列王年代。这个专题由知名考古学家张长寿负责。
张长寿，一九二九年生于上海，一九四八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一九五○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一九五二年毕业。一九五六年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长期致力于陕西丰镐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从一九五○年代中期到一九九○年代中期近四十年间，他和考古所丰镐发掘队的胡谦盈等考古学家，一起在陕西长安县丰河两岸，揭露了大面积的居住遗址和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发掘了数以千计的墓葬和多处青铜器窖藏。他也曾先后参与、主持编写了《沣西发掘报告》和《张家坡西周墓地》两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由于张长寿在丰镐遗址从事田野考古发掘近四十年的资历，以及他在西周文化分期和年代学断代研究的学术成就，因此被聘为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这一专题的总负责人；同时，由于他在西周青铜器研究上的深厚造诣，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他还与王世民、陈公柔两位青铜器研究专家，承担了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专题的研究工作。
前文已述，作为早期晋都的天马︱曲村遗址，由于自汉以来史学家已不知具体地望，乃至以讹传讹，穿凿附会，致使这座曾显赫一时的古代都邑在地下埋没长达二千余年无人知晓。正由于这个缘故，在一九八六年考古人员正式发掘之前，该遗址从未被盗掘，成为全国已发现的西周、春秋国都遗址中唯一幸存者。但自一九八六年之后，该遗址引起了盗墓贼和贪婪者的注意，从此，盗墓狂潮席卷而来，成百上千人携带雷管、炸药和探铲，嘴里喊着要致富，靠挖墓，一天一个万元户的口号，成群结队地涌入遗址，大肆进行盗掘活动。几年之间，遗址内的重要墓葬十之七八均被盗掘，墓内随葬器物被洗劫一空。大批西周和汉代文物源源不断地被走私盗运到香港、台湾、日本和西方国家，致使文化遗产惨遭浩劫，学术上蒙受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鉴于事态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在征得国家文物局的同意下，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手对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自一九九二年四月开始，六月结束，发掘清理了被严重盗掘的两座大型西周晋国诸侯一级的贵族墓葬和一座小型汉墓。同时在两座大型墓葬附近区域进行了钻探调查，并发现了三对规模相当的大型墓葬。由此断定，此处是一处由数座大型墓葬组成的晋国高级贵族的墓地。
就在这次抢救性发掘工作结束不久，墓地的另一座大墓又传出被盗掘的噩耗，且从墓中盗出的数十件青铜器已走私至香港等地，面对这种严重局势，在中国国务院的直接指示下，山西省政府及文物主管部门明令天马︱曲村所在地的县加强墓地的保卫工作。同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组成考古队，于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六日至次年元月十一日对天马︱曲村遗址墓地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共探明西周时期甲字型大墓七组，车马坑二座。限于时间的紧迫，考古人员只发掘清理了其中五组十座大墓以及已经暴露出的八座祭祀坑和六座汉墓，出土了数千件陶、玉、铜器等珍贵文物。在发掘清理的十组大墓中，从墓葬排列、规格及随葬器物来看，当为晋侯及其夫人合葬之墓，分别为晋侯五座，晋侯夫人五座。尽管这次抢救性发掘带有清理劫余的性质，但仍有重大突破，这是十余年来考古人员在天马︱曲村遗址发掘收获最大的一次，不仅进一步确证该遗址为早期晋都，而且从不同的方面修正和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和缺憾。这是晋国考古乃至整个周代考古的空前发现。
继一九九二年底的发掘之后，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又联合对天马︱曲村墓地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至一九九五年初，整个墓地除附属车马坑之外，晋侯及晋侯夫人墓已全部揭露。这些大型墓葬的发掘，让世人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掩没二千多年的珍贵文物的同时，也使人们透过迷蒙的烟尘，感悟和洞悉西周晋国的历史风云。
自姬叔虞封唐后，他在位的年限大体与周成王相始终。叔虞死后，他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改称晋国。据《史记•晋世家》载：
晋侯子宁族，是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为成侯。成侯子福，是为厉侯。厉侯之子宜臼，是为靖侯。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
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次年，靖侯卒，子厘侯司徒立。
厘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厘侯十八年，厘侯卒，子献侯籍立。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王立。
从文献记载看，晋国的历史自穆侯之前，似无大事发生，但自穆侯之世，一个潜在的政治危机已悄悄深入晋国的权力中心。
晋穆侯在位二十七年（前八一二至前七八五年）。穆侯四年（前八○八年），娶姜氏为夫人。七年（前八○五年）他率兵从周王室之师共讨条戎、奔戎，这是晋国历史上可考的第一次对外用兵的记载。古本《竹书纪年》说：王师及晋穆侯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既然王师败逃，晋师也必然败逃。
就在这之后不久，穆侯夫人生下长子，穆侯因战败不悦，故取名曰仇。穆侯十年（前八○二年），他又出师与戎狄战于千亩，并取得了胜利。恰巧这年其夫人又生下了次子，穆侯因此战成功，遂命之名曰成师，似取能成其众之意。晋大夫师服不无忧虑的说：国君给儿子命名，太稀奇了！因为命名是用来制定义法，以义法来产生礼节，用礼节来完成政治，用政治来匡正人民，政治上取得了成效，才会使人民服从。相反，如果变更了礼节和义法，那么国家将会发生祸乱。相爱的配偶叫妃，相怨的配偶叫仇，这是古人命名的方法。如今给太子取名叫仇，而把少子取名为成，这是祸乱的预兆。太子将来一定会被废黜的啊！师服接着说：太子叫仇，仇的意思就是雠；少子叫成师，这个大号就是成就事业之意。名，是自己起的；世界万物，是自己定的。现在嫡庶之名相反相逆，此后晋国能不发生内乱吗？ 。师服不幸言中，穆侯在二十七年（前七八五年）寂然死去后，晋国就出现了内乱。晋国的嫡长继承制第一次被打破了，不过这次内乱不是发生在太子仇和少子成师之间，而是在穆侯之弟殇叔和太子仇之间爆发。
穆侯死后，太子仇（晋文侯）没能继位做上国君，而被穆侯之弟殇叔以弟继兄成为晋国的统治者，这表明了殇叔在穆侯生前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实权，具有相当大的势力。
太子仇不得继位，遂避难出奔他国。过了四年，他于西元前七八一年率领家徒私属卷土重来，成功地杀了叔父殇叔，夺回了政权，是为晋文侯。这次内乱在当时对晋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不算太深。但是，这次事件却在晋国敲响了奴隶制社会的主要支柱宗法制丧钟的第一声，开创了晋国后来长期内战的先河。
晋文侯在位三十五年（西元前七八○至前七四六年），他在晋国历史上是一位杰出的君主。在他统治晋国时，西周王朝已濒临亡国前夕。西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荒淫无道，废掉了太子宜臼，欲立庶子伯服，宜臼奔逃至申。申侯一气之下，联合鄫、犬戎等攻下镐京，杀死幽王和伯服，拥立太子宜臼为平王。此时犬戎进据泾渭，侵扰京师。战火后的镐京残破不堪，周王室难以在关中立国，决定东徙成周。这时晋文侯率晋军入陕，与郑武公、秦襄公合力勤王，稳定了东周初年的局势。
周平王嘉文侯之功，作《文侯之命》，这篇文诰至今被保存在《尚书》中。
平王在文诰中盛赞了自己的开国先祖文王和武王功德光明伟大，他们的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公卿大夫能够辅佐、指导、服事自己的君主。平王认为自己年轻不能胜任，又缺少德才兼备的人来帮助自己。赞扬晋文侯是促成他安于王位的人。勉励文侯能像文、武时代的贤哲那样勤事王室，继承其列祖列宗之余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平王赐他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这些弓矢车马是征伐不庭之臣的象征，晋文侯不负所望，在西元前七六○年，晋文侯又执杀了非正统的携王。结束了周王室达十年之久的二王并立局面，晋文侯俨然像周初的周公旦一样，成为再造周命的功臣。
通观西周历史，晋国共历十一侯，据《史记•晋世家》，西周至春秋初晋侯世系为：
1唐叔虞↓2晋侯燮↓3武侯宁族↓4成侯服人↓5厉侯福↓6靖侯宜臼↓7厘侯司徒↓8献侯籍（苏）↓9穆费王↓9殇叔（穆侯弟）↓10文侯仇（穆侯子）
晋文侯仇执掌国政时，相当于周幽王与周平王时期，晚年已入东周。文侯死后，晋国内战迭起，之后继位的昭侯、哀侯、小子侯、侯缗等诸侯王，或被杀，或被掳，几乎没有建造陵墓的可能。再之后的晋武公及其以后诸公，死后或皆葬曲沃，或葬别处，故天马︱曲村墓地能够入葬的只有文侯仇之前的诸位侯王。
从已发掘的情况看，整个天马︱曲村墓地东西约一百五十公尺，南北约一百卅公尺，共发现八组十七座晋侯及夫人墓。参加晋侯墓地发掘的刘绪、罗新等考古人员，根据出土器物特征以及青铜器铭文中所见部分晋侯名字的考释，结合各地已知周代墓葬资料，总结出若干从早到晚演变的规律，并以晋侯墓地各组墓葬与之比较，发表了对晋侯墓各组序列的排比意见，很显然，这所见的八组十七座墓，分属于八代晋侯及其夫人，其中包括一位晋侯有两位夫人的墓葬。同样明显的是，同西周晋国所存在的十一位侯相比，又缺少三位侯王的墓葬。故此，自从晋侯墓地发掘资料公布之后，围绕晋侯墓地的墓位安排和墓主到底是谁的推定问题，学术界又展开了长期的争论。
鉴于晋侯墓葬的发现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专门设立了晋侯墓地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并由晋侯墓地发掘的主持者、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教授负责研究任务。
李伯谦，一九三七年生于河南荥阳，一九五六年考入北京大学，入北大之前，他怀着当作家的梦想，在第一志愿上填报了中文系，意想不到的是，却被第二志愿历史系录取。当他于这年的九月入校后，在历史系召开的迎接新生会上，老师们在介绍各组的专业时，他才知道历史系还有一个考古组。但这个考古组具体学什么，做什么，目标是什么，他并不清楚。按当时系里的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在一起学习共同科目。二年级开始时，历史系所属的中国史、世界史、考古三个组开始独立门户，每个专业的教研室都派出精明强干的教员到学生中作动员报告，并尽可能地将品学兼优的学生吸引到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来。当时考古教研室派出作动员报告的是吕遵谔教授，吕教授滔滔不绝的演讲口才和现身说法打动了许多学生的心。他极具鼓动性和诱惑力地说：考古组的学生除了学习考古学之外，同时也要学习中国史和世界史，不仅要掌握书本知识，还要学会照相、绘图、发掘等一套方法。学历史的搞不了考古，学考古的却可以搞历史，而文献历史学和考古学是历史科学这辆车的两个轮子，只要到了考古专业，既学历史，又学考古，两个轮子就转起来了。一旦轮子转起来，祖国的名山大川甚至国外的许多地方，都可以去跑一跑、转一转了吕先生的一席话激起了许多学生对考古学的兴趣与向往，尽管大家当时对考古这一门学问还一无所知，因有了吕先生的一番鼓动，许多同学觉得考古一定是件很好玩的事情，便纷纷要求进考古组，李伯谦也怀揣着同样的心理，走进了考古组的门户。
跨入考古专业大门的李伯谦可谓时运不佳，还没上过几节考古课，全国性的反右运动已四面开花，宁静的北京大学校园内也闹腾得到了难以安下一张书桌的地步。在这样一个喧嚣的环境和浓重的政治氛围之下，他随波逐流地过了一年之后，才真正认识了考古学的意义和自己一生将要奋斗的方向和目标。
那是一九五九年春天，李伯谦和北大考古系两个班五十多人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陕西省华县泉护村外考古实习。在一个叫元君庙的仰韶文化的墓地，李伯谦和其他同学在老师的直接辅导下，按照课堂上讲的田野考古发掘操作规程拉线布方，层层下挖，当大家第一次发现了距今七千多年的仰韶文化合葬墓时，心中的惊喜难以言表，而思想的闸门也由此打开：这么多人为什么都埋在一个墓穴里？所看到的骨架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墓葬的年代分期、分布规律、相互关系和它们所属的社会发展阶段又是如何？等等不同的问题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和一个个墓穴的揭露从脑海中泛起。要解答这些问题，不仅要揣摩实物资料，而且还要查阅文献，既要读实物这本书，又要读书本的书。与大多数同学一样，这次田野考古实习，使李伯谦深刻地认识到，考古学固然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也是一门最新的学科，因为它随时都会有新的材料发现。考古学是属于发现者的科学，只要走出书房就会有所发现。自此之后，考古对李伯谦的诱惑越来越大，而他对考古的兴趣也越来越浓，能在考古学领域做出一番事业，成为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矢志不移的方向。
一九六一年李伯谦毕业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学生不好分配，他就留在系里作为储备，后来正式分配到了考古教研室任教员。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他虽然不像分配到各省的同学有那么多做实际考古工作的机会，但留校之后，他带学生实习，先后参加过北京昌平雪山、房山董家林、河南安阳殷墟、偃师二里头、安阳大寒、江西吴城、青海柳湾、甘肃连城、湖北黄陂盘龙城、江陵荆南寺、河北涞水渐村、河南夏邑清凉山、山西曲沃曲村等几十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重要遗址的发掘，还跑遍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各地，调查过上百个遗址。藉由这些发掘和调查，不仅培养了一批批学生，他本人也累积了一批又一批新材料，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学术上的新课题。对李伯谦而言，每一遗址，就好比一座矿藏，每进行一次发掘和调查，都会有新的东西出土，有如发现新的矿石。培养学生是老师的天职，而研究发掘调查的资料，解决考古学提出的新问题，同样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李伯谦，在自己克尽职守努力去做一名合格教师的同时，也丝毫未敢忘记做一名合格的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几十年来，围绕在发掘调查与考古教学提出来的新问题，他不断在思考，也不断在回答。对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李伯谦真正接触夏文化研究这个主题是从一九六三年秋天带学生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遗址发掘工地实习才开始的。李伯谦和同学们与考古所的几位老师都住在二里头村南的四角楼，专为学生实习开的发掘工地就在四角楼村东。自一九六一年毕业留校任教后，这是李伯谦第三次带实习。考古发掘的程式虽说比较熟悉，但参加发掘与探索夏文化有关的遗址还是首次，所以他一天到晚和同学们一样蹲在探方里，一方面辅导学生，动手教他们如何划分地层、如何找灰坑的边、如何记发掘日记、填写发掘纪录等。一方面又单独琢磨学术问题如：发掘出来的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特点？它和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岗商文化究竟有何不同？李伯谦在琢磨的同时，经常向考古所的发掘人员请教，从而学到了不少知识，受到了不少启发。二里头遗址的实习生活使李伯谦终生难忘，他日后在二里头文化上的研究成果，应当说是与这次参加实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自一九五九年二里头遗址发掘以来，围绕着二里头文化的族属问题，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讨论，提出了种种推测。著名考古学家田昌五于一九八一年提出了二里头文化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的夏文化这一观点。一九八六年李伯谦在撰写《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一文时，也提出了与田昌五同样的论断，但他和田文不同之处是，更多著眼于从考古学上对二里头文化的材料进行分析。李伯谦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有一个过程。最初他是赞同二里头遗址为西亳，二里头语文化是早商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之说的，后来邹衡相继提出了郑州商城亳都说、二里头文化夏文化说，经过认真思考，李伯谦认为邹先生作出的论断论据有力，论证充分，非常有说服力。一九八三年发现了偃师商城，考古材料表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基本同时，这就为邹衡的论断增加了新的论据，既然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是基本同时的早商都邑，那么早于它的二里头文化当然只能是夏文化了。从此，李伯谦接受了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观点，但与邹衡的观点有些不同的是，对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是否最早的夏文化人存有疑虑。这是因为：
第一，测定的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在西元前一九○○年左右，与据文献记载推定的夏王朝始年最晚一说，西元前廿一世纪要晚约百年；测定的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的总年数约为三百年左右，与文献记载的夏积年最少一说，四百三十一年要少一百多年。两个数据都与文献记载相差很多。
第二，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文化（王湾类型）分布地域基本重合，时间上紧相衔接，但文化面貌却明显有别。根据文献记载，夏王朝的建立不是异族入侵所致，而是部落联盟的首长禹，破坏禅让制度传位自己的儿子启实现的，是在本族内发生的事情，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夏王朝的建立似乎不应在物质文化上引发如此大的变化。
李伯谦带着这些问题反覆琢磨、反覆思考，觉得还是应该从考古材料与文献史料中去寻找答案。正当他苦闷彷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先秦文献中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少康中兴等记载和《考古》一九六五年五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中二里头类型应该是在继承中原的河南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了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些因素而发展成的论断，像是两块石头在他脑海中突然碰撞，爆出了耀眼的火花。二里头文化中存在相当数量来自被认为是东方夷人文化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的事实，和文献中代夏的后羿又称夷羿，其居地又恰在山东龙山文化范围之内的记载两相结合，使他顿悟到两者绝非巧合，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之所以与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有别，之所以出现东方夷人文化因素，不正是夏初夷、夏两族冲突的结果和反映吗？所以，李伯谦认为，作出二里头文化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之后的夏文化的论断，既可解释二里头文化中为什么会含有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又可解释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的总积年，为什么少于文献记载的夏积年，只有三百来年的原因。
当李伯谦接手工程晋侯墓地的分期这一专题之后，他便清醒楚地认识到，晋侯墓地各组墓怎样排序和其年代范围如何，是正确推定各墓墓主的前提。早在一九九四年，考古人员在发掘编号为M93的一组大墓时，曾发现M93打破了西周晚期的灰坑，这表明该墓年代的上限不能早于西周晚期。至于其他各组，均未发现墓葬与文化层、文化层与墓葬或墓葬之间相互叠压打破的现象。因此，不可能从地层关系上确定八组十七座墓的早晚序列，只有借助其他有关遗迹现象和墓中随葬品的组合与形制另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李伯谦在主持晋侯墓地分期专题的研究期间，跟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在吸收了晋侯墓地的发掘者刘绪、罗新及其他考古人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对各组墓随葬的器物进行标型学研究，以理清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从八组墓葬所出土的陶鬲排比来看，虽然这些鬲并不同型，但可以看出其先后演化次序，并大致可以排出墓葬的顺序。另外，有的墓虽因被盗，出土的铜器已不完全，但同类同型器物排列起来，也可以明显看出其变化的轨迹。至于墓葬的年代范围，可以透过与已知年代的墓葬的对比来确定。
既然晋侯墓地的年代范围已限定在西周中期偏早至东周初年，八组墓的先后排序已明晰无误，根据铜器铭文中晋侯名讳的考释并与《史记•晋世家》及一些先秦典籍有关记载做比较研究以推定八个晋侯墓的墓主，自然便顺理成章了。各组墓主依次是：
第一组：M9、M13 晋武侯宁族及其夫人。
第二组：M6、M7 晋成侯服人及其夫人。
第三组：M33、M32 晋厉侯福及夫人。
第四组：M91、M92 晋靖侯宜臼及夫人。
第五组：M1、M2 晋厘侯司徒及夫人。
第六组：M8、M31 晋献侯籍（苏）及夫人。
第七组：M64、M62、M63 晋穆侯费王及夫人。
第八组：M93、M102 晋文侯仇及夫人。
对以上八组墓葬，定年专家用加速器质谱仪法做了测定，其年代数据和《史记•晋世家》所记的晋侯年代对比如下表：
晋侯墓地加速器质谱仪定年数据：
第一组：《晋世家》对应的侯为武侯、年代未载；未发现所出金文侯名；采人骨样品二件，拟合后日历年代为西元前九三五至八五五年。
第二组：《晋世家》对应的侯为成侯、年代未载；未发现所出金文侯名；（原书漏植样品）。拟合后日历年代为西元前九一○至八四五年。
第三组：《晋世家》对应的侯为厉侯、年代未载；所出金文侯名为僰马；采人骨、陪葬骨样品二件，拟合后日历年代为西元前八八○至八三一年。
第四组：《晋世家》对应的侯为靖侯、年代为西元前八八五至八四一；所出金文侯名为喜父；（原书漏植样品）。拟合后日历年代为西元前八六○至八一六年。
第五组：《晋世家》对应的侯为厘侯、年代为西元前八四○至八二三；所出金文侯名为对；（原书漏植样品）。拟合后日历年代为西元前八三四至八○四年。
第六组：《晋世家》对应的侯为献侯、年代为西元前八二二至八一二；所出金文侯名为苏（颐，以斤代页）；采人骨、木炭、兽骨样品五件，拟合后日历年代为西元前八一四至七九四年。
第七组：《晋世家》对应的侯为穆侯、年代为西元前八一一至七八五；所出金文侯名为邦父；采人骨、木炭、兽骨样品三件，拟合后日历年代为西元前八○四至七八四年。
第八组：《晋世家》对应的侯为文侯（或殇叔）、年代为西元前七八四至七八一（殇叔）或西元前七八○至七四六（文侯）；未发现所出金文侯名；采兽骨样品三件，拟合后日历年代为西元前七八九至七六八年。
据《史记•晋世家》载：靖侯以来，年纪可推。依《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靖侯十八年即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卒，上推十七年，则靖侯元年应为西元前八五八年，其父厉侯卒年当为西元前八五九年。将《史记》纪年与测定年代相对照，可以看出基本不出测定的年代范围。这就再次证明，以上对晋侯墓地墓主及其与西周列王王世对应关系的推定是正确的。晋侯年表的建立无疑对西周列王年表的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
青铜器透露的秘密
在工程中，与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相关的学科，除了考古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外，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青铜器的分期和金文历谱的研究，这个方法是其他主题所没有的，也是这个主题的一次创新尝试。
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重要分支，研究青铜器在中国已有很久的历史传统，早在秦汉已开始萌芽，此后渐成一种专门独立的学问。自宋以来的刘敞、吕大临、薛尚功、阮元、吴大澂等，都是研究这门学问的大家。尤其是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被学界公认为是青铜器著录的典范。这部完成于一○九二年的《考古图》，其成就正如现代考古学家李济所言：用最准确的方法，最简单的文字，以最客观的态度，处理一批最容易动人感情的材料。从他开始，很成功地用图像摹绘代替文字描写，所测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宽度、长度，连容量与重量都记录下了。注意的范围，已由器物的本身扩大到它们的流传经过及原在地位。考订的方面，除款式外，兼及器物的形制及文饰。这部流传后世并备受推崇的《考古图》，其成就的确是了不起的，它标志着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搜集、研究的一个高峰。但是，古代的研究也有其历史的局限与方法上的不足。由于流传的大批青铜器，绝大多数是偶然发现或者发掘所出，没有明确的出土记载，只能一件一件孤立地研究。同时，古代的金石学家始终是因袭旧惯，研究中大多偏重金文，无文字的器物往往被误以为缺少价值而遭到弃置。尤为严重的是，对原始资料审订的工作及取得手续，这八百年来的古器物学家没有充分地注意。 （李济语）。同时，他们对铜器形制、纹饰和铭文都缺乏全面考察，因此就年代的推定而言，多不可靠。所以，当金石学走到清末民初的时候已是日暮途穷，需要新的方向了。
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积郁了八百年多年的死结终于打开了。特别是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迅速发展，各地陆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尤其是青铜器窑藏的发现和从窑藏中出土丰富多彩的青铜器群，为青铜器研究开拓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作为周人发祥地的周原，长期以来就以成批出土西周青铜器而闻名于世。自汉之后的二千多年来，周原一带不断有青铜器出土。闻名于世的大丰簋以及被誉为海内三大奇宝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等重器鸿宝，就出土于古老的周原大地。它们或出自于墓葬、或出自于窑藏，仅一九五○年后在陕西省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就达三千余件。特别是陕西省扶风、岐山之间周原遗址的西周青铜器窑藏，更是埋藏丰富，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如一九六一年在齐家村东壕附近发现的一处编号为60F齐家J4的青铜器窑藏，出土了三件无盖，上有周我父铭文的铜簋。时隔十三年之后，又在这个窑穴的南边卅公尺处发现了另一处青铜器窑藏，出土铜器七件，极为巧合的是，其中三件上镌周我父的铭文的簋盖，在形制、纹饰上都和J4出土的镌刻周我父的簋完全对应。由此可见它们是同时铸造的原器物，并属于同一人所有，只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被分埋在了两处。再如一九七四年在周原的强家村、一九七五年在董家村、白家村南等地的发现中，多有长铭重器，成组成套，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尤其一九七六年发现的扶风县庄白一号窑藏，出土铜器的数量多达一百零三件。铜器的年代范围遍布于周朝早、中、晚三期，大多属于一个姓微的氏族所有。铜器铭文在卅字以上的有廿余件，其中一件著名的史墙盘铭文达二百多字。这批铜器被埋藏在一个长方形竖井状坑中，从表面看窑坑挖得有些草率，四角颇不规整，但坑内的青铜器却放置得相当整齐，看来当年这批铜器的主人在埋藏器物时，还是颇为从容和精心的。
从已发现、发掘的西周青铜器本身的特点看，不但数量较商代更多，而且在青铜器铸造业上的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更高的水准。由于一九五○后发现的铜器窑藏和墓葬，多数经过科学发掘和清理，并按照考古学的严格要求，对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和铸造工艺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考察，同时对窑藏、墓葬发现的位置、年代以及这些窑藏与周围其他各种遗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层位纪录与对比研究等，为历史年代学的断代发挥了重大作用。
率先利用铜器铭文对青铜器进行断代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写的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中，采撷两周铜器三百余件，其中西周王臣之器一百六十二件，东周诸侯器一百六十一件。该书首次将现代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应用于青铜器之中，根据器铭本身可以表明某王世的器物作为标准器或尺度，以其中的人名、事迹以至器物本身的造型、花纹、铭文字体等特征，去判断别的器物，从而把许多本身并未标明某一王世的铜器归结在某一王世之下。郭沫若推定西周等时代具铭文青铜器的断代方法，不但对器物时代鉴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使青铜器铭文进一步具备和增强了科学价值，从而奠定了青铜器断代的基础。继郭沫若之后，有许多学者对西周铜器进行了断代研究，其中陈梦家、唐兰、郭宝钧等学者，在这一领域分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正因为青铜器的断代具有如此重要的科学价值，故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酝酿之时，就专门设立了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这一专题，并预定了研究目标：以西周青铜器中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者为主，就其形制、纹饰作考古学的分期断代研究，为改进西周历谱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
目标中所谓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的铜器，是指铭文中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其研究任务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对这些四要素俱全的铜器进行比较准确的分期断代，从而使历谱研究能够建立在科学而坚实的基础之上，避免过去那种不顾铜器年代妄加推算的混乱情况。这一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负责。
王世民，江苏徐州人，一九五六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在文革爆发前的近十年间，在作为考古所副所长、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学术秘书的同时，还参加由著名甲骨学家、青铜器断代专家陈梦家主持的《殷周金文集成》的编撰筹备事宜。一九六三年，陈梦家的右派帽子被摘掉，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由他主持的《殷周金文集成》的编撰一事重新上马，王世民即协助陈梦家作筹备工作。这项工作稍有点眉目时，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陈梦家身为知名知识份子，躲过了反右一劫，却未能逃脱文革的厄运，不久即被活活整死，《集成》一事再度搁浅。
陈梦家，原籍浙江上虞，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二日出生于客居南京的一个牧师家庭。自幼聪颖好学，十六岁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廿岁出版《梦家诗集》，接着又陆续出版了《陈梦家作诗在前线》、《铁马集》等诗作，并成为新月诗派的后起之秀。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之时，陈梦家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于第二天就和三位同学一道，从南京奔赴上海近郊的南翔前线，加入淞沪抗战的队伍之中。在血与火交织的抗日前线，陈梦家以诗人特有的激情和爱国情怀，写出了一篇篇闪光的诗作，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义愤，热情讴歌了中国军民抗战御敌、挽民族大厦于狂澜的豪迈气概，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精神斗志。一九三二年陈梦家随著名爱国学者、诗人闻一多赴青岛，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助教。在此期间，开始对古文字研究发生兴趣。自一九三四年开始，陈梦家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为以容庚教授为导师的古文字学研究生，一九三六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从此走上了专治古文字和古史的道路。
一九三七年，北平沦陷，清华南迁，成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陈梦家与许多知识份子一起，由北平南迁昆明，在新组建的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主要讲授中国文字学、《尚书》等课程，并从事古代宗教、礼俗方面的研究。一九四四年九月，陈梦家以客座教授的身分应邀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讲学，一年之后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不驻校专题研究员，主要考察、研究流散美国各地的中国青铜器。在美期间的三年里，他先后造访了上百处公私藏家，亲手摩挲千余种铜器，摄取图形图片，打制铭文拓本，对各种情况作了详细考察和记录，并于一九四七年编成《美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英文稿）。一九六二年，此书的中文稿改为《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外，陈梦家还曾远涉英、法、瑞典、荷兰等四国首都以及加拿大多伦多，收集当地所藏中国青铜器资料。在他不辞劳苦地奔波和努力下，共有两千多件国外所见青铜器资料被收集起来，成为国内外青铜器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一九四七年秋，陈梦家离开美国回到北平后，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继续讲授中国文字学等课程。一九五二年秋调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协助夏鼐副所长主持考古学书刊的编辑出版工作。自此开始，陈梦家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高峰时期，在短短的几年间，他精心收集四万多片甲骨拓本，进行全面的综合整理，并对董作宾的贞人说和甲骨分期断代五期说以及十项标准作了补充和修正，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尤其是他于一九五六年出版七十余万字的《殷墟卜辞综述》一书，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甲骨文自一八九九年发现至一九五六年，近五十七年的研究成果，并在充分总结、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研究甲骨学的精深造诣，对甲骨文出土及其研究的经过、方法和内容等，特别是分期断代研究方面进行了科学论述，综合叙述了卜辞中的各方面内容，在许多方面较前人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并为甲骨学的普及和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这部自甲骨文发现以来，甲骨学研究领域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甲骨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潜心研究甲骨学的同时，陈梦家又以早年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西周金文讲稿为基础，撰写另一部巨著《西周铜器断代》。他认为，年代是历史的尺度，而先秦史的研究，尤须对此先有明确的规定，然后史事才可能有所依附。但不幸的是两千年以来，这些年代都在不定之中。学者们所标定的先秦年代，都是根据不什可靠的材料，拟构而成的。其中共和以前，年代尤为渺茫。今日要定这一段的年代，所凭借的主要材料有二：一是战国以来的书籍记录；一是古器物铭文。前者则以晋代出土的魏国《竹书纪年》最为可贵。其他书籍所记，或失之过晚，不用则可惜，用之则不能尽信。后者则因近代古物学的发达，颇可补文献之不足，证文献之可据。此两种材料若能慎审使用，加以精密考证，先秦年代的疑问，也许可以略略发现一丝曙光。
由于怀着这样的信念和理想，陈梦家才不惜才力，对西周青铜器作进一步断代研究。在书中，陈梦家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针对西周的年历问题指出：西周年历的重拟，应该有步骤的做去。首先做铜器断代的工作，从花纹、形制和出土地寻求某组某群铜器外在的联系，再从铭文内容寻求其内部的联系；其次有了若干组、群可以断代的铜器，就其所记年月的推求各王在位的最低年数，从一个王朝的几组铜器排比其年月日的历组；最后由各朝历组的排比而得西周历法的大概面貌（历法可以小小变异的），将前后相连接的铜器历法组串接起来，在串接过程中可以参考文献记载的王朝年数。在这样的治学思想和方法的指导下，陈梦家在陕西省进行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时，尽可能的彻底清理已有铜器资料，密切关注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不仅深入分析器铭内部的多方面联系，而且更注重铭文字形和书体、器物形制和文饰的相互比较，力主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作出判断。这一切，对西周铜器研究进一步走上考古类型学的科学轨道，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是陈梦家在学术研究和人生道路上最为春风得意的两年。在此期间，他的长篇巨著《西周铜器断代》部分手稿开始在《考古学报》上连载，并引起学术界的瞩目。其早些时候的《尚书通论》、《西周年代考》和《六国纪年》等著作，也在这个时期正式出版或再版。与此同时，他还着手将过去精心收集的海外所见铜器资料，汇编为《中国铜器综录》，并很快完成了美国、北欧和加拿大三部分册。意想不到的是，正当陈梦家处于事业的顶峰时期并忘我劳作之时，灾难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一九五七年夏，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开始了不明不白的蒙冤之旅。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的《西周铜器断代》被迫停止连载，而已编成的《中国铜器综录》分册，自然也断了出版的希望。陈梦家从人生与事业的顶峰一下滑入低谷，在精神上蒙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创伤。尽管如此，他还是强忍着精神上的痛苦，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研究。
一九六三年，经过了六个寒冬的煎熬，陈梦家终于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政治生活，在阳光初露的春天里，遵照考古所的计画要求，他开始主持筹备《殷周金文集成》的编纂工作，同时继续撰写《西周铜器断代》一书。令人扼腕的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梦家虽躲过了反右一劫，却逃不脱文化大革命的厄运，他再也无法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和人格的污辱，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含冤自戕，年仅五十五岁。而由他所主持编纂和撰写的《殷周金文集成》与《西周铜器断代》两书也随之搁浅。
文革结束后，随着新的科学春天的到来，《殷周金文集成》又被提上了议程。由于陈梦家已撒手西归，这项工作改由夏鼐主持，王世民作为主要助手之一，倾力投入到搜集资料、考释、研究与编撰之中。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这套书的前几部自一九八四年开始编撰完成，并陆续出版，至一九九四年，《殷周金文集成》共十八部全部得以出版。这套历时近四十年，凝聚了两代考古学家心血和智彗结晶的辉煌巨著，共收集自宋代著录至廿世纪九○年代初一千多年间有铭文的青铜器一万二千多件，对青铜器的断代研究，具有开创性的划时代意义和影响。
王世民和考古所的张长寿、陈公柔等青铜器专家，在参加编撰《西周金文集成》的同时，遵照夏鼐的指示，也开始了对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的整理工作。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手稿，曾于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在《考古学报》上连载过，部分内容后随着政治形势的骤变而中断。王世民等将陈氏已发表和未发表的遗稿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再后来，王世民作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五百册）其中一个分类《中国青铜器全集》（十六册）的编委，主持了西周部分（二册）的编撰工作，将西周青铜器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正因为有了上述经历和学识，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关于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的专题任务就落到了他的肩上。
因为有了以前几十年青铜器研究的经历，在这个工程专案的研究中，王世民和其他两位专家都清楚地认识到，过去由于历史的局限，研究者在考订西周有铭铜器的年代时，虽已注意到器形和纹饰的比较分析，却长期缺乏典型墓地的分期成果作为参照，而对西周墓葬出土铜器的研究，也往往与传世有铭铜器对比不够。因而，这次研究在迫切需要广泛收集已有的西周铜器典型资料的同时，还需认真进行考古类型学的排比分析，在重新考察西周铜器主要器类发展谱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的相对年代。
按照以上研究思路，王世民等三位学者，将收集的西周铜器典型资料分为五个部分：
西周高级贵族大墓发掘出土的铜器；
保存情况较好的西周青铜器窖藏；
传世品中的成组铜器；
零星出土和传世品中的标准器；
其他有重要铭文的铜器，特别是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
在研究过程中，王世民等学者根据上述五个方面铜器的图像资料，选取比较常见的如鼎、鬲、簋、盨、尊等十一种器类共三百五十二件标本，逐类按其形制进行详细的分型、分式，之后再根据形制和纹饰的差异，将各型器物分为若干式样。最后，逐件说明标本形制和纹饰的特点，如出土地点、现藏处所、尺寸、铭文内容及与其他器物的关连情况等等，并判断它们的大体年代。与此同时，还要对西周铜器上常见的几种变化较多的主体纹饰，例如鸟纹、兽面纹、窃曲纹等进行系统研究。通过排比分析，探讨几种铜器纹饰的演变规律，判明它们的主要流行时间，在不同时期的纹样特点、装饰部位以及与其他纹饰的搭配关系等等。最后，根据各类器物形制和纹饰的详细对比，铭文内容的多方面联系，特别是铭文一致和作器者相同的同组关系，以及年代明确的墓葬的同坑关系，综合起来考察他们的谱系。当这些缜密而繁琐的工作完成之后，王世民等学者将西周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各期相当的王世为：
早期：武、成、康、昭
中期：穆、恭、懿、孝、夷
晚期：厉、宣、幽
由于将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置于整个谱系架构中加以考察，这样所判定的年代就较为客观合理。
在已发现、发掘的西周青铜器中，年、月、日、纪时词语和日名干支四要素俱全的共约六十件，其中有器形图像的约五十一件。经过对诸器的出土情况、形制、纹饰等综合研究，并与其他相关青铜器做分期断代，得出如下结论：
西周时期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分期断代表
庚嬴鼎：西周早期后段，相当康王前后
二十七年卫簋：西周中期前段，相当穆王前后
鲜簋：西周中期前段，相当穆王时期
三年卫簋：西周中期前段，相当共王前后
五年卫簋：西周中期前段，相当共王前后
九年卫簋：西周中期前段，相当共王前后
走簋：西周中期前段，相当共王前后
十五年趞曹簋：西周中期前段，相当共王时期
休盘：西周中期前段，相当共王前后
狮虎簋：西周中期后段，相当懿王前后
师遽簋盖：西周中期后段，相当懿王前后
无㠱簋：西周中期后段，相当懿王前后
吴方彞盖：西周中期后段，相当懿王前后
趩尊：西周中期后段，相当孝王前后
王臣簋：西周中期后段，相当孝王前后
五年（病，以兴代丙）盨：西周中期后段，相当孝王前后
宰兽簋：西周中期后段，相当孝王前后
谏簋：西周中期后段，相当孝王前后
齐生鲁方彞盖：西周中期后段，相当孝王前后
大师虘簋：西周中期后段，相当孝王前后
十三年（病，以兴代丙）壶：西周中期后段，相当孝王前后
元年师（旌，以史代生）簋：西周中期后段，相当夷王前后
郑季盨：西周中期后段，相当夷王前后
散伯车父鼎：西周中期后段，相当夷王前后
五年师（旌，以史代生）簋：西周中期后段，相当夷王前后
番匊生壶：西周中晚期间，相当夷厉前后
伯（穷，以见代躬）父盨：西周中晚期间，相当夷厉前后
牧簋：西周中晚期间，相当夷厉前后
师（状，以（誉，以臼代与）代爿）簋：西周中晚期间，相当夷厉前后
逆钟：西周中晚期间，相当夷厉前后
元年师兑簋：西周晚期前段，相当厉王前后
三年师兑簋：西周晚期前段，相当厉王前后
（郑，以䙴代奠）簋：西周晚期前段，相当厉王前后
柞钟：西周晚期前段，相当厉王前后
颂鼎、壶、簋：西周晚期前段，相当厉王前后
师（厘，以又代里）簋：西周晚期前段，相当厉王前后
大簋盖：西周晚期前段，相当厉王前后
大鼎：西周晚期前段，相当厉王前后
伯克壶：西周晚期前段，相当厉王前后
克钟、镈：西周晚期前段，相当厉王前后
克盨：西周晚期前段，相当厉王前后
伊簋：西周晚期前段，相当厉王前后
㝨盘：西周晚期前段，相当厉王前后
（舛，以鬲代夕）攸从鼎：西周晚期前段，相当厉王前后
晋侯苏钟：西周晚期前段，相当厉王时期
此鼎、簋：西周晚期后段，相当宣王前后
（起，以马代巳）鼎：西周晚期后段，相当宣王前后
兮甲鼎：西周晚期后段，相当宣王时期
虢季子白盘：西周晚期后段，相当宣王时期
吴虎鼎：西周晚期后段，相当宣王时期
善夫山鼎：西周晚期后段，相当宣王前后
需要说明的是，青铜器断代研究成果，只是排出了西周王年的总体框架，并不能解决全部具体的西周王年。但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此基础上，依据青铜器和一条天象记录，结合文献，采取从后往前的方式，来推定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数。所依据的材料分别是：
西周晚期：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晋侯苏钟与厉王三十三年。
西周中期：天再旦与懿王元年；虎簋盖与穆王三十年；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
西周早期：静方鼎与古本《竹书记年》昭王之年；《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
依据工程专家的设想，只要在以上材料中建立起以上七个支点，整个西周王年便可大致排出。
一、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
一九九二年，长安县徐家寨村出土了一件铜鼎。徐家寨村位于县城南约二公里的申店乡，此处西为神禾原，东为少陵原，潏河从南而来，在徐家寨村南折而西流。这一年，长安县在此处进行黑河引水工程，就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包括吴虎鼎在内的一堆青铜器被隆隆的推土机推出。由于工地环境复杂，人员混乱，因此当吴虎鼎等青铜器从泥水里推出时，被现场的民工哄抢一空。长安县文管会得到此一消息后，立即派人赶往工地展开调查，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吴虎鼎等一大部分出土的青铜器被追回。由于出土地点被破坏，文管会的工作人员已无法知道具体的埋藏情况了。
据长安县文管会穆晓军后来发表的文章称：所出吴虎鼎为立耳，小平沿，半球形深腹，蹄足，口沿下饰窃曲纹带。窃曲纹为变形夔凤纹，中间有目，下衬一道弦纹。腹底三足间有三组弦纹，每组两道。此鼎通高四十一厘米、口径四十厘米、耳高七•九厘米、耳宽九•五厘米、足高十八厘米、足径四厘米、壁厚○•五厘米、总重十五•四公斤。
吴虎鼎被追回后，一直放在县文管会的库房内收藏。直到一九九七年清查库房文物，工作人员对此鼎进行剔除土锈时，才发现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铭文。铭文镌刻在鼎腹的内壁，共十六行，每行十至十二字，共计一百六十四字。由于一足脱裂，造成了几个字残缺不全。经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及其他专家释读后，发现其铭文的内容是：
唯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道入右吴虎，王命善夫丰生、司空雍毅，申剌王命。
从吴虎鼎的器形、纹饰看，具有明显的西周晚期特征。据李学勤考释，铭文中的吴虎非吴氏，吴当读为虞衡之虞，是官名。铭文中周康宫夷宫当为夷王之庙。而铭文中的剌王当为厉王，由此可知这是一件目前最为明确无误的宣王时铜器。历日中的惟十有八年即宣王十八年。学术界一般认为宣王时已有确切纪年，宣王十八年即西元前八一○年。由于有了宣王纪年的准确定点，将此器与其他青铜器关联校正，在证明《史记》纪年可信的同时、可以将此鼎铭文中记载的日历作西周晚期年代的一个重要支点。
二、晋侯苏钟与善夫山鼎
一九九二年秋，山西省天马︱曲村晋侯墓地M8号墓遭到了盗掘。盗墓贼将墓室东南角用炸药爆破成一个竖井状的坑道后，顺坑道下挖至椁室东南角的底部，然后再向西横穿一个圆洞直接棺椁的足端。正当盗墓贼顺洞而入并疯狂地在墓中劫掠器物时，被当地村民发现，由于村民的制止和报警，盗墓贼携带部分珍贵文物仓惶逃离。
鉴于该墓葬已惨遭洗劫和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组成考古队，对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量。就在这次清理中，在椁室的东南角出土了两件青铜编钟。编钟呈灰褐泛黄绿色，基本无锈蚀，形制为甬钟。两件甬钟的正面钲部分别镌刻铭文，其中一件有铭文七字，为：年无疆，子子孙孙。另一件有铭文四字，为：永宝兹钟。从出土的情形看，这两件甬钟显然还有同伴，并和它的同伴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编钟系列，后来这套编钟的其他几件已被盗墓贼席卷而去了。
正当考古人员为编钟的流失悲愤不已、扼腕叹息之时，中国文物史上又一个罕见的奇迹出现了。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上海博物馆在香港古玩市场，将从天马︱曲村遗址8号大墓中被盗走的编钟全部抢救回归。让这个奇迹得以出现的，就是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
自一九八○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勾结海外走私团伙，大肆走私盗卖出土文物，致使大批国宝流失海外。一九九二年，马承源因公务去香港办事，由于职业的习惯，便经常趁工作的空隙到香港古玩市场游览。也就在这看似轻松的游览中，他发现许多中国大陆出土的珍贵文物在此明码标价地出售，这让他感到极其痛心和内疚。自此，他暗下决心，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想办法尽己所能地将这些流失的国之重宝抢救回祖国。在回大陆时，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在香港的许多朋友，并请他们留意古玩市场的动向。
一九九三年，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打电话给马承源，告知香港古玩市场有人正在出售一批刻有文字的青铜编钟，大小共十四件，他一时还弄不清楚是真品还是赝品。马承源闻迅，让张光裕教授设法搞到编钟的照片和编钟铭文的拓片传真过来察看。张光裕教授不负所望，想尽办法将所需一切搞到手，并传往上海博物馆。凭借几十年文物工作之经验，马承源一看照片和铭文拓片，便知这批编钟是货真价实的国宝级文物。为慎重起见，马承源又将编钟的照片和铭文拓片拿给上海文物部门的几位鉴定专家反覆察看，并确定为珍贵文物后，立即请示上海市政府领导人，以博物馆的名义出资将编钟购回。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批准。因一九九三年的香港仍未回归祖国，办理去香港的签证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马承源电告张光裕教授，请他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卖方进行价格谈判。由于对方当时尚未意识到这套编钟的真正价值，又急于出手，故双方的谈判较为顺利，最后以一百万港币成交。据行家估计，如果卖方当时弄清了铭文的内容，这个价格只能购买其中的一件，甚至连一件也买不到。
编钟到手后，张光裕教授将其一件件包裹好，然后乘飞机直接送到上海博物馆，流失的国宝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张光裕教授和马承源馆长立下了汗马功劳。
十四件编钟落居上海博物馆时，仍保持出土时的原貌，钟体上的文字绝大部分被一层土锈所掩盖。经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和科学考古实验室清理剔除之后，铭文全部显露。因这十四件编钟明显分属两类器型。第一类为大钟，第二类为中小型钟，两类钟的纹饰和特有的旋、干等皆不相同。由于有以上的差别，而且不了解原有的排列顺序，因而马承源等研究者对铭文就有种种的探测，或以为铭文不全，所缺尚多；或以为铭文并不按钟的大小次序镌刻，也有人认为全铭为一篇铭辞等等。马承源等研究人员在反覆研究、释读各种文字后，按照文辞的先后排出编钟序列，然后检验各种的音阶是否和谐。检验结果发现，第一类八件大钟为一组，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具有两列八度音。第二类六件钟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只是最后缺少相协的尾音。很显然，同第一组相比，第二组缺少最后二件编钟。在这样一个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马承源想到了山西天马︱曲村M8号大墓中那残存的两件编钟，经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考古研究所联系，并参看相关的发掘资料，发现残存的两件小编钟，形制和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编钟第二组相同，大小和铭文完全可以排比联缀起来。因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十四件编钟的文字都是刻凿的，两件小编钟的铭文也是刻凿的，由此可证是同一编之物。西周青铜钟铭文以利器刻凿，以此为首例。若将天马︱曲村墓地出土的两件编钟连在一起，正好也是八件一组。后来上海博物馆请音乐专家对两件小钟进行测音试验，发现其音阶与同组的另六件钟相协，这就更加证明两组十六件编钟同为天马︱曲村M8号大墓中出土。按郑玄注《周礼•春官•小胥》载：半为堵，全为肆。一肆为两列八度音，是基本单位，二肆十六件为一虡，是西周晚期制度，可见天马︱曲村M8号大墓出土的编钟为一虡之数。
由于马承源、张光裕等人的共同努力，使这批极其珍贵的文物不致失散和流入异域，这批编钟的抢救回归，在创造了文物收藏史上的一个奇迹的同时，也为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西周王年的研究中提供了重要依据。
根据天马︱曲村M8号大墓出土的材料推断，这座墓的墓主是晋侯苏，而此墓所出编钟的铭文中也有晋侯苏的记载，故编钟被称为晋侯苏钟。两组十六件编钟共刻铭文三百卅五字，这是建国以来出土青铜器中最长的一篇铭文。自马承源最先将前编钟的材料公布于世并作了详细考释论述之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特别是编钟铭文中所记的七个历日和五个记时词语，在已著录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前所未见，这无疑将使西周月相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编钟的历日和记时语为：
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
二月既望癸卯
二月既死霸壬寅
三月方生霸
六月初吉戊寅
丁亥
庚寅
由于晋侯苏钟铭文的珍异和重要性，故在引起学术界强烈关注的同时，也对铭文所涉及的许多疑难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
根据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记载：
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厘侯司徒。
厘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十八年，厘侯卒，子献侯籍立。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王立。
穆侯四年，娶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
从《史记》看，晋国的历代侯中，没有一位叫苏的人。但《世平》及史学家谯周皆称晋献侯籍为苏。据李学勤等专家考证，籍和苏相通，故司马迁所载的晋献侯籍就是编钟铭文中的晋侯苏。
晋侯苏编钟铭文中有唯王卅又三年的字样，通观整个西周晚期在位超过卅三年的，只有周厉王和周宣王，但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周宣王十六年时，晋献侯苏已死亡，由此可见编钟铭文所说卅三年，绝非在周宣王时，只可能在厉王时代。按照李学勤的推断，铭文中的晋侯苏系他即位后追谥，编钟的一部分原是他随厉王出征作战的胜利品，因此后来将之配成了全套，作为纪念。因俘获的钟不会有铸好的文字，于是后来加以镌刻，称号也依刻字时的身分而改变了。
由于编钟及其铭文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而学者们的看法又大多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经过专家们多次集思广益的研究和讨论，终于推定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应为厉王时期的年数。为了检验这个推定的正确性，定年专家对天马︱曲村M8墓中的木炭样品进行常规性年代测定，其年代为西元前八一六至前八○○年（见下图）。为慎重考虑，定年专家又用加速器质谱计对M8墓中的木炭和祭牲样品定年，其年代分别为西元前八一四至前七九六年、西元前八一○至前七九四年（前表：晋侯墓地加速器质谱仪定年数据）。与两种定年方法所得资料一致。 《史记•晋世家》所载晋侯籍（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西元前八一二年）与定年结果相合。
既然编钟铭文三十三年已定为厉王时期，根据《史记》记载，由于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文献记载中明确的历史纪年始自共和元年，即西元前八四一年。那么厉王的在位之年又是多少呢？按《史记•周本纪》载，厉王在位共卅七年，而《史记•卫世家》和今本《竹书纪年》又说厉王在位均不足卅年。文献上的牴牾与矛盾，用晋侯苏钟来加以校正，可知厉王在位应超过卅三年。
尽管晋侯苏钟否定了厉王在位不足卅年的说法，但仍无法肯定司马迁《周本纪》记载的准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题研究者，又设法利用另一件青铜器来做推定，这就是颇负盛名的善夫山鼎。
善夫山鼎是一九六○年代由陕西省干县农民李培干捐献给陕西省博物馆的一件青铜器。据李培干说，此器于一九四九年前在麟游、扶风、永寿交界之地的某条河沟中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其他几件青铜器物。据近年学者吴镇烽考证，这批器物实出土于永寿县好畴河。此鼎高四